吳庸：米奇尼克與中國人的“二重唱”
【新世紀特稿2010年9月20日】接觸米奇尼克的種種理念，往往有一種似曾相识的感覺：這不是老朋友嗎？仔细思忖才恍然大悟：原来敝國有過相同或類似的理念。米氏在西方發出的聲音到東方獲得類似的或相同的呼應，不被東西方之間的高山峻嶺所屏蔽，這是很有意味的事。比如，"没有敵人"、"普施衆愛"、"慈悲爲怀"、"拒絕复仇"，這些信條是從波兰的米奇尼克到中國的劉曉波的共同信仰。可以把這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現象喻爲"二重唱"。這種社會現象的産生，它的作用的擴散，很值得琢磨琢磨，從中可以悟出這種"意识形態流"的社會意義。這裏，且選擇几則這類事例並列出来，看看米氏與中國人"合唱"些什么。
（1）米奇尼克設計的社會轉型方案有個突出點："不推翻現政權"、"不排除共産党的權力"。這在当世可稱別具一格，是少有的"稀音"。它在中國却得到回響，學者徐友漁2006年在捷克領取"人與人"奖时宣稱："我們擯棄傳统政治思維中着眼于改變政權和更換掌權者的做法。我們極盡全力爭取與政府對话，在這方面，等待和劝戒是必要的，我們既不缺乏勇氣，也不缺乏耐心。"咦？米徐二人的主旨竟是如此一致，象同一人所说，同一时所言，不谋而同，不约而合。難道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嗎？两位學者主张通過與当權者對话，谋求與之和解，達到舊有政權系统在和解中逐步消失，從而实現社會轉型。這種和解論不易实現的原因在于，有一個認识上的誤區：把"權力"視爲和善的老人，以爲與之對话可以喚起老人的慈祥心腸，雙方推心置腹，老人會豪爽地以自己唯一的房産相贈。想得多么天真！"權力"其实既無人性，也不懂親和。它只相信由一定社會關系形成的控制力和统治力，只認可由物质與精神的力量合成的具有强制性和威胁性的实力。"權力"是爲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利益是它的堅实基礎。依據這些特征可以知道，龐大的"現政權"和"共産党的權力"拥有多種多樣的物质力量（主要是暴力）和多種多樣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意识形態控制），用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和相應的利益。這就是实力。当權者只依*实力说话，只凭借实力生存。試想，在民間力量弱小、实力對比不相稱的情況下，依*對话能夠说服当權者與民間和解從而让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嗎？如果不致力于民間实力的聚集，没有這樣的基礎，只是凭空乞求雙方對话、和解，到头来只會落得空空如也，化作一場南柯之夢。
（2）米奇尼克認爲，在一個被特權和歧視所分裂的社會，要最大限度寻找社會的共同地帶和共同語言，有了這種一致性，社會才能平稳运行。问題在于，不能固守于這種一致性，要有所突破，否則，社會的特權和歧視就會長久存在下去，人們只能永远生活于專制统治之下，社會轉型就没有希望。與米氏這一主张類似的認识，是中國學人何家栋先生提出的"中間地帶"说。他在《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通往公民社會〉序》中说："在社會的两極之間，存在着一個非此即彼、亦此亦彼的中間地帶，或者可以稱爲模糊地帶。一切矛盾沖突都在這個地帶通過交流、對话、較量、互相滲透、融合、轉化，陳子明將這個過程稱之爲''磨合''，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種東西。這是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誰也没被吃掉，誰也没被清算，可以说，中間地帶就是促進妥協的地帶，促進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帶，中間地帶越擴大，两極地帶越縮小，社會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協实現之日，民主就誕生了。"按照何文所言，這個中間地帶不斷擴大將導致两極地帶不斷縮小，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會因此而实現。可惜的是，這只是一種推斷，找不到現实生活的印證。如果企图用這個"中間地帶"掩蓋和模糊專制與民主的對抗性就更加是想入非非了。從現实層面觀察，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两極通過磨擦而实現一定程度的妥協，不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不斷的妥協構成對立两極互爲消長的過程，直到專制力量的衰減與民主力量的增强達到臨界點，産生由專制向民主的飛跃，那时，社會轉型的主要標志就呈現在人們眼前了。這是一個由漸變到突變的過程，由量變到质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專制力量與民主力量相互滲透會産生一定的異化現象，專制党會産生少量民主派，民主社团會産生某種專制势力，但異化只是發展中的個別現象，不會根本否定專制與民主两極的對抗性，這種對抗性直到專制制度被民主制度取代才基本結束。脫離這些現实性的變化，主觀地構思一個"中間地帶"，只能算是一種美好的却不实際的理想吧。
（3）米奇尼克的演變觀是缓慢的改進，即點滴的改良。他排斥社會革命，拒絕使用"革命"一詞而用"改革"表述他的主张，在他那裏"改革"與"改良"是同義的。（在特定情況下，他使用過"自我限制的革命"，其实就是指"改革"、"改良"。）他對社會轉型的設計就是建立在點滴改良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判斷，改良總會引起事物的變動而不是停滞，有其積極意義。在日常状態下，社會主要*衆多方面的改良而前進，絕不應一般地反對社會改良。但是，如果不斷積累的社會改良不能引起某種方面的社會性质的變化，比如，迷恋和徘徊于種種社會改良，却不能沟通最终會粉碎專制政權的渠道，改良也就成了改良主義。這是不可取的。中國也有提倡缓慢的改進論者，杜導正先生主张"民主只能碎步前進"就是一例。在回答《亚洲周刊》記者提问时，杜先生指出："碎步"是指"有时進一步，退一步；有时進两步，退一步"，"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鎮压一下，這很正常。"爲什么民主的成長要邁小步呢？杜先生说："在中國大踏步不行，社會承受不了，中國社會还没有這樣的承受能力。"至于"碎步"與"大踏步"如何區別，未能闡明。"碎步"是否意味着民主直選只能長期停留于鄉鎮一级，未見回應。杜先生只是把他的民主改革的意愿停滞在"碎步"上。米希尼克的"改良"也好，杜先生的"碎步"也好，變化的進度雖然很慢，终究还是要"改進"，而不是要停滞。如果連點滴的"改良"或"碎步"也停擺了，民主的细微進步也消失了，矛盾的積累越来越大、越深，社會被压抑的怨氣越来越膨胀、越堅实，必然會有猛烈爆發的一日，到那时爆發的强度就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和平過渡"了。
（4）米奇尼克以存在蘇聯的大國威胁爲由，力言"以革命来推翻党的專制以及有組織地来追求這個目標，是不現实和危險的。只要蘇聯的政治結構不改變，指望在波兰顛覆這個党是不現实的。"所以，只能承認波共專制势力的存在，在波共实施全國軍事管制，大肆逮捕罷工的工人，枪杀反抗軍管的工人时，專制對民主的压制形成絕對强势。中國的六四屠城較之波兰的軍管，血腥味更濃，野蠻性更强，機枪掃射、坦克碾压創造了共産暴政新記录。一些人對六四暴政之後的形势评論是："現在没有可替代共産党的政治力量"（茅于轼），"現在看不到可替代共産党的政治力量。"（洪哲勝）這同米氏当初分析波兰反對派不能顛覆波共的認识是類似的。那时，波共统治的稳定性（*蘇聯支撐）與六四後中共统治的稳定性（*殘酷的暴政），形势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米氏認定波共不能被顛覆时，波兰的团結工會却對准波共政權發動一波又一波倒共运動，曆經10年，终獲全勝，和平轉型成功。中國呢？各種維權活動左沖右突，未能成势，離根本解決專制统治问題相距还远。波兰团結工會奮起倒共與中國民主力量弱小不张成爲鲜明對比。
（5）米奇尼克抹煞善與惡的界限。他说："共産主義者並没有壟斷所有的惡行，而其余的我們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把善與惡的界限磨平，然後问：誰能宣稱自己無罪？誰又能宣稱自己是善的承擔者？抛出的是善惡人人有份、不分彼此的折衷論。他还用一個比喻说明誰也不能與惡行無關："我們也需要在头腦中接受這樣的看法：''如果你在*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將自己当作一個處女，這是不合適的''。"如此混淆善惡之別，自然也就不存在敵我之分。他不認爲实行血腥鎮压的軍管头目雅鲁澤爾斯基是民主的敵人，当民主政權的檢察機構追究屠杀工人的雅鲁澤爾斯基刑事責任时，遭到米氏的强烈反對和指責。這就是他的"没有敵人"觀。這種觀念深深地感染了中國的崔卫平教授，她在《與權力相平行》一文中引導人們不要介意中共專政力量的迫害，不要把警察看作敵人，警察光顧你要"視爲稀松平常，視爲理所当然"��当你的電子信箱被警察監視，当你的房前被警察把守而無法正常活動，当你被警察以喝茶名義綁架到某處軟禁，当你被請到派出所强迫你坦白在何處發表文章，所有這些，崔教授说：這是理所当然。將崔教授的意图明白地表述出来就是：警察視你爲敵人，你可不要把警察当敵人，因爲我們要愛世上的一切人！不僅如此，崔教授對米氏的理念可说是亦步亦趨：米氏说：要信任政府，还政府以尊严，崔氏就说："應当尊重（中國）現有政府工作的框架，認爲它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米氏说：民主的反對派要"在現有憲法赋予的框架之內活動"，崔氏就说：要"尊重（中國）現有的法律框架，在法律已經提供的范圍之內行事"。（出處俱見《與權力相平行》）崔教授不僅學舌准确，在《把老虎趕進籠子裏》一文中还創造性地回應米氏提倡民主的反對派與共党改革派合作的意見，说："即使目前（中共）這個党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無論如何也要幫助它再度創造一個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現在没有，那么让它將来肯定有。"崔氏不僅要制造中共的改革派，在《亚洲周刊》还發文说："不妨這樣想一想，实現中國民主這樣一件大事，難道要將共産党完全排除在外？難道其中没有共産党的份額？"爲這個專制的、一党獨裁的政党挤進民主隊伍鳴鑼開道。這場"没有敵人"的"二重唱"是何等熱鬧啊！
上述5例顯示，西方與東方在社會大變動时期，社會意识呈現某種一致性，展示着相互呼應的朝野和解論、專制與民主融合論、點滴改良論、共産党不可動搖論、民主派没有敵人論。如同風起云涌，它們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思潮，影響着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動。顯然，從總體上把握這一思潮産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兹將筆者對這方面的認识簡述如下：
（1）專制與民主的矛盾是社會轉型期需要解決的主要社會矛盾。這一矛盾的對抗性表示，它們是不能調和的，彼此的排斥和沖突必然采取爆裂的形式而相互分離，這已爲曆史和現实所證实。看不到這個特點，以爲两者可以相互吸引並融合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種東西"，是認识上的錯誤，即專制與民主融合論。這一矛盾的對抗性还表示，彼此相互取代的趨势是它們的正常存在形式，或者是專制挤压民主的萌芽，欲將其消滅净盡，或者是民主抗衡專制，欲將專制压垮。相互取代的趨势是專制與民主的运行規律，任何外力都無法扭轉。它們相互取代的博弈以種種实力的較量爲基礎進行。所谓朝野和解，是指專制與民主在实力對比相接近时的妥協，实力對比懸殊不具備妥協的條件。波兰以圆桌會議形式实現的和解證实了這一判斷。中國的朝野和解思潮至今不衰，在民間没有相應实力顯示的情況下，這種和解鼓吹只能起迷亂視聽、幫助專制鞏固自己地盤的作用。專制與民主的對抗性还表示，以民主取代專制的轉變會引起社會各階層、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深刻變化，它的艱巨性和复杂性是無與倫比的。在這種困難面前，容易誘發走捷径的心理，企图寻找一條節省社會成本、減少曲折阻力的道路，缓步改進、點滴改良的對策因之誕生。應該肯定社會改良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它的不足。贪图改良之顺利而逡巡不前的社會改良會失去远大目標，社會轉型的巨大變革也就無從实現。
（2）專制與民主的矛盾引發的社會大變革，到底變革什么、變革誰？應該簡明扼要地回答：需要變革的是專制主義的權力系统以及它的代表者共産党。实行一党獨裁的共産党是專制主義政党，這可以從它的指導思想、施政綱領、組織結構得到确認，從它的曆史和現实的政治表現得到證实。波共和中共，對党內外的控制程度盡管有所不同，就党的性质来说，都是專制党而不是民主党則是無疑的，它們在鎮压民主方面並無區別。波共政權1981年底通過軍管對团結工會的鎮压與中共政權1989年通過戒严對民主运動的鎮压，都屬于專制對民主的反撲。這種瘋狂反撲使它們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社會轉型就是要强迫共産党改變專制本性，迫使它成爲一般性政党，參與公共生活的建設。波共就是在团結工會以罷工运動爲後盾的强迫下，在天主教會明确支持团結工會的協迫下，不得不逐步交權，最後宣告自我解散，部分党员組成社會民主党，成爲新生力量。波共的經曆爲中共樹立了榜樣，中共也必然要被强制、被逼迫走上新生之路。所谓"共産党不可動搖論"、所谓"不能不承認這個政党的領導"，是未能识別它的專橫跋扈其实是在自掘墳墓，它絕不是"不可動搖"。要看到中共權力層的權鬥真相，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基層，乃至中央高層，爭權鬥势，紛爭不已，当權者正在制造自我解體的條件。在亂哄哄的揪鬥中，會分化出一些比較清醒的人士成爲權力層的開明派、民主派，但這樣的悖逆者只能是極少數，他們不能改變中共的專制性质。希望中共自我"完善化、民主化"，是無法实現的夢想。
（3）從專制向民主的社會轉型要求民主力量要有完備的民主政綱，這個政綱應遵循普世通行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導引，就是说，數百年来從盧梭、孟德斯鸠、洛克、密爾、格林、霍布斯直到近代的羅爾斯、哈耶克、拉斯基、邊沁所積蓄的民主與自由的學说應成爲民主政綱的指導原則，而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與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應作爲民主政綱的基本模式。当然，這些均應通過民族特性而有所變通，但上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实质應該是共同的。波兰团結工會的專家組組長馬佐維耶茨基正是依據上述原則，在任共和國總理期間迅速取締憲法中波共"領導"條文、实行軍隊國家化、推行民主憲政綱領，使國家走上民主道路。米奇尼克則不然，他未曾受過西欧政党文化的熏染，缺乏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觀的修養。他自稱，對民主的理解来自波兰的两位詩人米沃什、赫伯特和一位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以及神父。由他們那裏接受的觀念，使他的思想發展爲認定人既非純善也非純惡、既非天使也非惡魔，不贊成根據某種標准把人們劃分爲不同類別，主张抽象的人與人的同一化。這種無善惡觀與無敵人觀是他的社會轉型方案的重要思想根源，這條道路成爲區別于团結工會道路的歧途。中國知识界的民主、自由觀更加薄弱。中共長期洗腦的結果，早已在官面上把西欧文化東漸的影響掃除殆盡。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是中共醜化和糟踏自由主義的標本，從此自由主義成爲禁區。中共的極權主義以"民主集中制"的面目出現，使專制政治戴上民主的假面具，長期欺騙世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知识界成爲異端。李慎之先生雖然將自由主義重新拾起，但他实際上是體制內的開明人士，只不過偶爾涉獵自由主義學说而已。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學者徐友漁曾力倡自由主義理論，如今却淪落爲共産党政權的守護者；他代表《08憲章》簽署者去捷克領奖，其代表资格却是非民主方式取得的。所有這些均说明，中國知识界的大多數目前远離民主憲政大旗，仍在多種歧路上徘徊，屈服于中共压力而産生的種種社會轉型的幻想、妄想正是這樣産生的。新世紀啓蒙，啓誰的蒙？開啓中國知识界的蒙昧。没有這一深入的啓蒙活動，中國的社會轉型無法沖出思想牢籠，邁開大步。
（4）波兰與中國的社會轉型有着不同的特點。波兰具有悠久的從理論到实踐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统，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義意识，还有數量龐大的工人隊伍堅强的維權毅力，3者的結合爲工人运動的發展和社會開放的要求有着比較寬泛的活動余地，团結工會运動因之迅猛壮大，要求平等、自由的社會力量因之挺拔而起，形成社會轉型的主流。中國的社會轉型相形見绌，至今没有摸索出一條可识的路径，还處于朦胧的模糊状態。皇權主義仍然是中國的统治意识，共産党的獨裁仍然是從知识界到普羅大衆普遍默認的規則。皇權主義對農民的影響仍不可忽視，它深入農戶，變形爲父權與夫權而施展獨裁威力的作用仍然存在。中國缺乏工人运動的傳统，共産党對工人实施的小恩小惠誘使工人對自己應有的權利沈默不語。1957年"反右"將知识界拦腰折斷，從此民間失去代言人，道路相側以目。"文革"對文化的清洗和滅絕使优秀的人文傳统在人間短路，而野蠻的痞子文化却到處橫行。共産党對知识精英分化、收買的政策效果顯著，少部分成爲统治者的幫凶、幫閑，大部分嘗到甜头而埋头业務，不理政事。知识精英的歸顺，使共産党騰出手来，對准民主精英盡情迫害和肆意蹂躏，高智晟律師因此成爲政治上的植物人，郭飛雄義士因此在人間無形蒸發。中共以爲從此天下歸一，再無異議。其实，高智晟道路的追隨者正在悄悄奮鬥，郭飛雄道路的追隨者正在默默活動。是的，石在，火種會繼續點燃，這是共産党無法滅絕的。且看星星之火燃起熊熊烈焰！
註冊
搜索
風格
論壇狀態
論壇展區
我能做什麼 
米奇尼克與中國人的“二重唱”
2010-09-22 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