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研究罗素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正如笔者在《罗素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精神财富对自由心灵的魅力永远也不会消退”。罗素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数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思想和知识领域都甚有建树，他关于数理逻辑的著作达到了“人类智力的极限”，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同时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终生保持着刚直不阿的独立品格、饱满旺盛的批判精神、谦虚谨慎的怀疑态度，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满怀激情地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带着剑胆琴心不遗余力地为社会正义及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他还是情场上无往不胜的高手，一生曾在爱河中同多位美丽而尊贵的才女（先后四任夫人和多位情人）谱写扑朔迷离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地成功周旋于对他一往情深的夫人和情人之间。　
    
     但是，罗素不是“东方不败”，到了东方便不尽如人意。他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的中国之行，是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酸楚经历。他乘兴而来，因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撕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以政府嘉宾的身份对苏俄一个多月的失地考察，也使他对那里的“社会主义”事业感到失望，他因而热望能够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学到拯救“西方文明” 的某种智慧。他败兴而归，情由颇为复杂。这绝不是因为他行非其时。恰恰相反，他应邀到中国讲学的“五四时期”，既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黄金般的“五四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奔腾咆哮；社会的思想观念象风驰电掣般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以极为开放的心灵象海纳百川一样允吸新知。罗素的酸楚也不是因为东道主对他的行程安排不周。发涵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是尚志学会、新学会、北京大学、中国公学四个团体，后由1920年9月专门成立的“讲学社”具体安排，主事的是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等学界泰斗。罗素曾游历上海、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并发表演说，但主要的讲学活动则安排在位居全国之冠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讲的是《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五个系列讲座，在上海等地公共演讲的题目则包括《社会改造原理》、《教育之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什维克底思想》和《中国到自由之路》（临别赠言）等。罗素得到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听众，而且无论是他的公开演讲还是专题讲学，都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上广为宣传。东道主给他的待遇也相当优厚，负责他的所有旅差费、给他配了专门翻译（赵元任），给他的酬金使他在北大讲学期间能够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并雇用专门的厨师、车夫和家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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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素的酸楚主要是因为知音难寻及方方面面对他的误解。罗素坚决反对英国的对外侵略和对外战争，还因参加反战运动坐过牢，英国当局担心他在中国进行反英宣传，曾考虑强行将他拉回英国；中国政府因为罗素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布尔什维克高谈阔论，涉嫌宣传“赤化”，也险些决定将他赶回英国。既然如此，罗素应该得到共产主义者们的热烈拥抱。事实正好相反，当时执思想界之牛耳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没有将罗素引为知音，由他们主导而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罗素视为敌人。中共党人在当年那场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打击的对象就是罗素所倡导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罗素在他自己的国家是被政府视为激进的危险人物来打压，罗素旅华期间则一直被新知识界部分人士作为保守人物来攻击。他刚到中国对中华文物的赞誉被视为给“国粹派”张目，他要求中国人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忠告，更引起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普遍失望和愤懑。而且，当最初的新鲜和兴奋过去之后，罗素本人也很快丧失了原来的激情。他在给几位情人的信中一再抱怨北京气候的恶劣、抱怨人文环境的冷酷、抱怨他的中国听众（包括“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来与他进行高层次的交流以砥砺学问。
    
    朱学勤兄曾给《罗素与中国》一书写过长篇书评，题目是《让人为难的罗素》，指出罗素既保持着英国式的冷静、又燃烧着法国式的激情，既有保守主义倾向、又有激进主义色彩，难免使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人们为难。的确，罗素那种缜密的逻辑论证方式，那种典型的英国式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气质，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对自由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彻大悟，那种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思考东西文化的普世主义文化观，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曲高和寡。在历经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之后，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反思罗素的那段经历，有两个心得特别值得分享。
    
    其一，交叠共识最为宝贵，狂热与武断最要不得。罗素是一位坚定而成熟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坚定而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作过深入的研究，也对“国家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进行过实地考察，与苏俄当时的几位主要领袖进行过当面切磋。他对“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情有独钟，良有以哉。社会主义在当时欧洲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它必须是在实证的意义上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一种文明状态，必须是切切实实地增强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在罗素看来，象苏俄那样将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和政客们分享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集中到党政官僚手中，建立起更高更坏的权力垄断，完全与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罗素所心仪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主要作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缘组织发挥其功能，“基尔特”（即产业协会）则是代表生产者利益的社会组织，相互制约而又相互配合来管理生产与消费、国家与社会。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则由政府和“基尔特”平分秋色、并由“国家议会”和“基尔特全国代表联合会”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协调两者的关系。这样一来，每个社会个体既是有机会直接支配生产并充分享受政治自由、从而充满主动积极精神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充分享受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消费者。这样的制度既能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和基本生活，又有激发杰出人物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的激励机制，人类社会将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精神也摆脱有史以来的各种奴役而获得真正的解放。怀抱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罗素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俄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只不过是落后国家利用国家力量发展实业的权宜之计（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只不过是国家的雇佣工，因而列宁等人也将“国家社会主义”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这样就可以理解，罗素旅华其间既赞赏社会主义又认可中国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既批评布尔什维克又建议中国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要中国人尽快建立诸如发展实业以改变贫弱现实、增进国人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水平这类交叠共识，而不是各执一词、势同水火、在无谓的争斗中浪费时间与精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张东荪等其他社会主义者，思想尚欠成熟，被狂热与武断引入迷途而迁怒于罗素，确是历史的缺憾。
    
    其二，建设新文化任重道远。罗素当时探讨和谈论东西文化问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目标。第一，必须让西方人痛切地认识到西方文化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找不到正确的因应之道，便会面临灭顶之灾；第二，必须让西方列强立刻终止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使中国能够获得完全的独立并保存自己的文化；第三，必须让先进的中国人确立信心，与西方同道一道追寻和建设适合于全人类文明的新文化。因而，罗素在当时批评西方文化而赞美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目的是要制止西方人带着优越感来侵略和奴役中国。而且他确实对“少年中国”（即接受现代教育而热切地追求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寄以厚望，希望他们带领中国人不仅迅速地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现代化，而且将西方文明的活力与中国文化的某些优秀品质、特别是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奥妙境界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效率而又潇洒飘逸的人类新文明。/博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