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影响中国河流健康的病理机制（三则）
□ 作 人
吁请关注：南水北调的民间独立调查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总是有风险的。
2006年7月5日12：20AM，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民间独立考察队杨勇队长发来短信：我们已于今日出发，奔赴长江正、南、北三源进行地毯式考察。关注长江生态，关注中国水资源，我们一直在努力！请支持我们！杨勇。——一阵阵悲凉袭上心头。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课题，其影响面超过三峡工程，其敏感度也超过三峡工程。方针既定，却有人要提出质疑，这人不是疯子，就是勇士——其勇气不亚于长江第一漂勇士尧茂书。
多年来，我们被迫习惯了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凡是国家的事不想，凡是国家的事不问，凡是国家的事不管，凡是国家的事，明知是错事，也不能反对。所以国家成为神圣，多少错误因此铸成，多少丑恶与罪恶假汝名而行。错误和罪恶的制造者往往是少数人极少数人，错误的承担者，却是我们全体——有政无府因而无政府无社会的疑似公民，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多流域跨流域水资源调配工程及生态修复重建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实施，将在大半个中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益和负面效应，包括经济、政治、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广泛的、深刻的、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于拥有1100多条河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川省，杀贫济富的西线工程无忌于火上浇油釜底抽薪，可能造成危害天府之国的生态灾难，而且不可逆转万劫不复。因此，无论从全国还是局部地区来看，南水北调工程不应该仅仅成为一届或几届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工作目标，而应该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全中国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一件国家大事。
然而如同所有重大工程项目一样，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只是在政府职能部门和项目公司内部操作，并没有发动社会参与。并且，在国家其它职能部门的配合协调下，正在防止社会的关注和参与。这不能不使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产生深刻的忧虑，同时，对中国河流的安全和健康感到加倍忧心。
长期以来，我们还见证了另一种思维和行为。即政府有关部门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为名，解除了社会对公共工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为了体现“优越性”，党委书记取代人大主任，剥夺了人大的监督权；中宣部压制公共传媒，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专业技术部门成为行政职能部门，放弃了独立的监督权并对公众社会行使霸权威权。这种决策机制一旦形成，就使公共工程被置于一家之言独断专行的危险之中，看似减少了决策成本，实际上却因解除了由一道又一道专业水准、社会公正和程序正义组成的约束及保障，极大地增加了项目风险，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是对社会极大地不负责任。在此决策机制下，公民的赞成，政府并不真正需要；公民的反对，基本上是无济于事。因此，公民意见在政府的决策行为中长期缺失。喜欢“做事”的官员们最大的共识是，公民意见讨厌、麻烦，没有它则省心、安全。这种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给国家行为或政府项目解除了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使项目在完全缺乏社会监督和可能缺乏技术保障的条件下冒险运行，并且可能使项目脱离政府控制，成为项目操作人员变国有为私有的“托管—脱管”项目。一个项目从公到私的转变标志，就是看它是不是脱离了全社会的监督和控制。一项工程究竟是造福还是祸害社会，就是看它是讲科学还是只讲“政治”。
7月4日，受杨勇之托，笔者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新闻通报会和壮行会发出了100多个E-Mail，邀请了包括中央媒体，地方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环保NGO的众多人士。然而媒体到会寥寥无几，部分专家也有托辞。如同今年4月成都市民抵制柏条河工程的会议遭到政府职能部门的集体抵制，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政府一定缺位，从不面对。多年来，人们习惯对敏感问题保持谨慎和警惕，采取距离，没有人敢作舌头碰牙齿的有益尝试。
然而公共话语正是一个有软有硬、有来有往的话语体系。软的是公众的意见，可以参考；硬的是法律的规定，科学的规律，以及道德伦理的规范，难以逃避。尤其是公共工程问题，不可能象政治是非那样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有利有弊。有时常常是此利彼弊或此害彼利。所以公共工程的意见整合，必须兼听则明，而不应该一意孤行。比如南水北调工程，研究了二十多年，闭门造车却不开门纳谏。只作可行性研究，不作不可行性探讨；只作环评，不作战略环评；只作自然环境影响评估，不作社会影响评估；只评估受益地区（受水区），不评估受损地区（来水区）；更不审时度势，采纳先进的工程理念和技术方法（比如节水工程、微水工程、管道运输，比如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全流域管理机制，比如水利与水权的挂钩机制，比如水资源普查和小流域环评），而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研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作全局性和系统性调整。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言：已经开工的东线、中线工程，将会成为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三边”工程。而正在筹划的西线工程，至少应该避免“三边”工程的命运，避免成为以“讲政治”为托辞的部门利益工程的牺牲品。
1997年，时任建设银行攀枝花二滩支行行长的陈连跃，在审计二滩电站预算时发现不合理工程项目漂木机道。陈根据与吴为、冯春、杨勇、杨欣等人多次考察结论，认定雅砻江上中游已经不可能再有100万M3/年的水运木材产量，报经上级单位后停止了该项目的建设实施，为建设项目节约资金70亿元。98年天然林全面禁伐，更加印证了这项决定的正确性。
这就是杨勇独立考察的意义所在：不是事先赞成事后反对，也不是事先反对事后赞成，在公共工程问题上，重要的是科学态度而不是政治立场。特别在西线工程可能对四川和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应该作好充分的调查、理性的观察和客观的论证，赞成者说出赞成的道理，反对者拿出反对的依据，针对项目公司的研究成果提出针对性的调研课题，在事先假定而非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带入超越单纯工程技术的观点和理念，为项目完善及政府评估提供判断的尺度和决策的依据。
毛主席说，上不一定智，下不一定愚。公民独立考察的社会意义，在于引入社会监督职能，建立一种项目安全机制，这就是对项目具有建设性和保护性作用的社会听证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有效地保护项目安全，保护项目公司安全，保护社会权力公正，保护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杨勇发起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考察项目，更加值得关注，更加应该支持。
作为一个环境作家，笔者只能坐地打冲锋，给予杨勇最大的道义支持和社会呼吁，让这支孤军奋战在公众的关注而不是漠视中，行动在政府的理解和接纳下，凯旋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建设和谐社会期待之中。（2006.7.7）
又，7月9日下午，杨勇从青藏川三省交界处直门达打来电话，在此处建立了20年的长江第一漂勇士尧茂书纪念碑已十分破损，亟待修复。7月12日，长江源独立考察队2车八人开进长江南源当曲，至今没有消息。
中国河流，站在无路之处 眼前群山没能把你围住/悬崖干脆断了你的退路，
你是一条站立的河/站立在无路之处。
以上这首诗，是“疯痴诗人”孙建军送给海洋诗人孙敬轩的礼赞。后者曾经准确地指出：“那人宣布谁谁谁谁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他自己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究竟是站起来了，还是又趴下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的话题是：近年来，就在中国人民眼前，在无数大坝后面，中国河流全都站立起来了——站在无数大坝的堆砌之处，立在天然河流的无路之处，唱出天鹅之歌，跳起镣铐之舞。
昨天（4•22）是第37个地球日，因水而兴的天府之国四川，献给地球母亲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是谋杀。这一次，不是岷江河谷15道捆绑出来的15个高峡平湖，不是贡嘎山的命脉仁宗海和高山湖泊群的“放水调峰”，不是瀑布沟电站的“主民”要掠夺民主和民生，甚至不是正在被成都市极力抵制的毗河引水工程。这一次，是在成都平原之上，在总长仅43.86KM总落差仅150M的柏条河内，有人要修建总共15级的低水头小发电量高投资大工程量的“梯式电站”和渠式河流。
柏条河是成都府河的上游，自蒲柏闸至石堤堰全长不足50公里，为都江堰内江四大干渠之一。柏条河及徐堰河又是三个主要城市水厂（六厂、五厂、二厂）的水源之地，因此可称为成都市的颈动脉。四川省有关部门未经公开论证，未经社会听证，在此河段实施“四段15级”水电开发，直接违反了《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仅此一条，该项工程就是一项违法工程。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及四川鸿能水务公司试图明火执仗地掠夺公众之河流，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是谁的利益在驱动？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难道因为省管河道就可以谋害成都的生命之河¬——仅仅为了部门利益？从紫坪铺到杨柳湖，从毗河到关口，这次，是柏条河。四川省掌控着成都市的水龙头，究竟想干什么？
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专家群体，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的志愿者团队，成都各高校大学生环保团体，正在密切关注，坚决抵制这一违法工程。川大专家艾南山，梁川，中科院专家邓伟、程根伟、陈国阶、陈庆恒，水务局专家陈渭忠、曾家和等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正在紧急结集，研究对策，撰写论文，陈述意见，上书省政府，希望能够挽救这条无辜的河流。
21世纪，世界已经普遍承认美国科学家戴维斯的理论：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健康的河流，就不可能有安全的地球。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更对河流充满深情，他说：大河小溪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那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涓涓的流水声，便是祖先亲切呼唤的声音。
而现在，却有人对我们祖先粗暴吆喝：站起来！为我出力！吆喝及鞭打声中，在混凝土大坝的逼迫之下，中国出现了万万千千条站立的河——甚至连柏条河这样的平原小河也不放过！面对一些人自鸣得意的“水上长城”，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长城的作用与命运？有没有人想过长城与北方荒漠化的关系？
有位水电部专家曾说：“都江古堰从水利学角度来看并不经济”。笔者回答：当然，也许正因为古人在技术上只能做到“四六分成”，才使都江古堰能够造福千年。如果流域开发都像黄河干流工程，对水力资源实行竭泽而渔的全面开发，吃干打尽，也许只能惠及一小批人，但却损害了公共利益，损害了自然河流的健康和安全，使它甚至不能保障一代人的生存。
目前，在全世界的反坝声浪中，中国正逆水而行。中国拥有全世界大型水坝49697座的52%，达25800座（其中高于90M的大型水坝超过60座），各类中小型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座，水库总库容4583亿M3，占全国地表水总量17%。而在1949年以前，中国建成并运行的水利设施仅23座。这些水电站究竟是建设的成就还是发展的代价，究竟是经济馅饼，还是生态陷井，确实应该进行认真的探讨，而不是以政治宣传代替科学研究，敷衍社会，匆忙应对。
千河之省四川在GDP主义的鞭策下，正向“水电王国”迈进。四川今年计划开工五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76万千瓦，总投资逾700亿元，全是旷古未闻的大手笔。与柏条河低水头梯级电站的荒诞性可以妣美的是，今年已经进入前期准备的毗河引水工程。该项工程计划投资108亿元，计划引水9.73亿M3，计划增灌面积314万亩。“计划”看起来前景“堂皇”，背景却是荒唐——毗河工程实施后，对常年断流6~8个月的金马河无忌于釜底抽薪；对于枯水期零流量，每年冬季要投放100万元生物降解剂C—M的府南河（锦江），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公众不明白的是，这些出自利益部门的规划和决策，与出自不同部门的规划比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规划，比如“生态四川”规划大纲，比如两江污染治理规划，究竟有何关系？这些规划如何衔接？孰虚孰实？谁真谁假？要知道，国家职能部门中，唯一长期不能完成任务的，只有环保部门。这个弱势部门的工作指标，25年来没有“及格”！这在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水头木头”部门及“金桥银路铜管线铁房子”等与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部门中，是不可想像的。
2005年，四川省环保局发布《环境蓝皮书》指出：四川省环境保护的最大问题是境内河流的生态安全问题。号称千河之省的四川原有1340条河流，现有1100多条河流，其中880条（约80%）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比如“两江”污染问题，长年监测表明：岷江中游大部分河段为V类及劣V类水质，个别为Ⅵ类水质；沱江干流大部分河段为Ⅳ类~V类水质。成都市内“二江”锦江和沙河基本为劣V类水质。同时，四川土壤侵蚀总量高达10亿吨/年，占长江上游侵蚀总量42%，每年向长江输沙达3亿吨。千河之省四川的水生态环境恶化，包括地下水污染、缺水的危机（全省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21个城市低于国际紧张线）。这究竟是GDP主义的后果，还是实施水电大开发战略的原因，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有科学的、客观的认真研究，并将成果告知公众。
河流被迫站起来了，站成一道道水上长城。在混凝土阴谋之下，河流在病痛之中跌落，在跌落之中向人类躹躬。被称为中国水电基地的西南地区，正在无河不坝，无水不电。比如四川，规划梯级开发的河流已经全面开工，包括岷江（15级），嘉陵江（17级），雅砻江（21级）。不包括马边河（9级）及芙蓉江（10级），仅三大江干流大坝将达53座（级）。“千河之省”正在变成“万坝之省”。邻省云南更不甘落后，已经规划开工金沙江（12级），澜沧江（14级），怒江（13级）共39级河流台阶。真可谓“高处水坝一时起，低处生态从此无”（作人）。似乎河流一断，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贺敬之）。如今即将死亡的黄河，正在以伤心之旅和伤残之躯，为诗中的豪情壮志作证。
一个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在不危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地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最优化。而在中国，手握公共权力的有些人却总是捷足先登，先富起来，受害者正是人民主权和公共利益。并且，眼前利益正在吞噬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正在盗窃整体利益，能源对策的权宜之计，已经侵害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正因为此，关于发展的“硬道理”与软实力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笔者认为，中国水电工程的论证和评估，要摆脱单纯工程技术或经济效益的计较，要提高认识，放宽视野，把历史文化、社会管理、以及“三个文明”考虑进去。因此，应该考虑创新一种跨行政区划的流域管理体制，以及跨业务部门的环境决策机制。在体制和机制创立之前，被暂停的不应该是河流，而应该是切断河流的工程，以免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
我们耽心，正如实施文化名城战略，已经使文化名城有名无实；实施熊猫经济战略，即将使熊猫王国提前消失；实施政治体育战略，彻底毁了体育精神；如果实施“水电王国”战略，是不是会让千河之省提前干涸？我们更加耽心，柏条河工程被杯葛之后，会不会有人“抛小砖而争大玉”，声东击西，舍卒保车，以便无序上马大型水电工程？
我们希望有人能看着公众的眼睛，如实回答这个问题。（2006.4.23）
社会质疑：政府的脸皮比纸薄？ 今天（4月27日），在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召集下，中科院成都分院、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科协、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绿色江河、保护国际、根与芽西南办等NGO代表，部分市民代表，媒体代表50余人在成都市河流会馆聚会，座谈柏条河工程的利弊问题。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该会议公开邀请的政府职能部门集体缺席，包括四川省水利厅、省环保局、成都市水务局、市环保局，概无例外地以暧昧的口气，坚决的态度，推辞会议邀请。这表明，至少在柏条河工程问题上，有人知丑怕羞，政府拒绝倾听，并且可能一意而孤行。属于政府编制内的四川省环境保护科研院，为柏条河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EIA）单位，由于其担任是具体的业务工作，为避免“假评估伪论证”，必须了解专业领域的其它意见，然而他们的缺席说明，他们不需要学术民主。他们因权而威——因为公权授与而成为“学术权威”。
政府部门不听社会意见，评估机构不听专业意见，为什么？仅仅因为它是一条“省管河流”——成都市无权过问？还是因为它是一项长官工程——谁也无权过问？抑或，工程“太小”（仅仅10亿元RMB）——不值得讨论？中国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政府还愿意兼顾公共利益，如果政府还愿意建设和谐社会，最好还是多听听，而不是脖子一拧：老子不尿你！
恳谈会上，由城市河流研究会长，川大教授，原兰州大学副校长艾南山先生介绍情况。艾说，政府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不希望媒体介入，而我们欢迎媒体报道。此其一。省环科院单方面宣布“有九成调查对象赞成柏条河工程”，而环评法规定，有10%不赞成者，应该举行社会听证。此其二。政府有关部门可能因为河流研究会这次的“不配合”，“不听话”而收回河流会馆，让专家们从此无处聚集。此其三。看来政府很严肃，有人很生气，形势很严峻。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
成都市政府首席策划师、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首先表态：都江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应仅仅是渠首工程，应该把整个渠系考虑进去，让历史文化有脉可循。著名环境学家范晓的系统阐述，证明了柏条河工程弊大于利。著名作家冉云飞说，已经被掐住喉咙而不起来反抗，是没有血性。希望大家起来保卫生命之源柏条河，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川大水利专家梁川教授逐条分析了省环科院《信息公告》，仅从公开信息的层面，指出该项工程的多处重大失误和不可行性。其一，“规划实施的必要性”。节水改造——工程利用原有河道，即非河道砌衬，因而并无节水功能。渠系畅通——现有渠道并无阻塞和不畅通情况。枯期供水——无来水增加，渠化河道不可能增加枯水期供水量。其二，“地上河问题”。44公里长度150M落差，15级梯级电站，理论上10M水头/站，沿河形成15个高于10M的大坝及河堤，形成15个“地上悬河”，给成都平原带来危险。其三，“渗漏问题”。雍高水位之后如不采用河道全砌衬，则因“沙堤”而渗漏，造成两岸大片下湿田，冷浸田。梁川教授归纳了张林源教授，成都市科协郑飞副主席，市水务局高工陈渭忠、曾家和等人的技术观点，令人信服地指出：柏条河渠道梯级电站工程，在技术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不宜匆忙上马。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新任所长邓伟重点阐述了平原湿地的生态效应，反对渠化河道，减少湿地面积。山地所客座研究员、著名探险家杨勇从七个方面对柏条河工程提出质疑。绿色江河环保组织秘书长李大放提出建立环境对话机制，确保社会公众对公共工程的参与。国际NGO“根与芽”西南区负责人张喆女士，形象地以河流与血管作比喻，不希望成都平原上出现河流的“血栓”。绿色江河副秘书长、《文化人》杂志主编谭作人提出动议：把会议纪要和呼吁书整理出来送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他说：如果政府可以缺位，民间也就可以“越位”上访，至少应该告知，才能争取处理，争取柏条河工程问题向好的方面转移。另有数名大学生志愿者代表，市民代表、媒体代表发言。艾南山、范晓、陈渭忠等专家回答了媒体的提问。
一条河流引发的争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社会公平的表现。与会专家和市民代表都希望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一件正常的争议，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不是说在嘴上。89年之后，政府应该学会与民间对话，把有争议的问题纳入倾听、讨论、协商、解决的轨道。而不应该学习某些花岗岩脑袋官员，脸比纸薄，心比铁硬，关闭解决问题的通道，开启压制民主的恶例，把能够化解的事情搞成宁死不屈的“较劲”。这是个人威严，不是行政权威，也不是“与时俱进”。
对这类看似“脸比纸薄”的官员，我们家乡还有一说，那就是“脸皮比城墙倒拐还要厚”。两极相通，厚薄本无意，执政应有情。
这一厚一薄，蕰藏着社会进步的辩证原理。（2006.4.27）
冰锁通天河大桥.
冰封曲麻莱县城.
冰窟打水的小孩.
曲麻莱县政府大院的水井，井深达30米，全县30余口井只有5口井有水
曲麻莱县城里的送水车.
过冰面.
过冰河.
车过通天河冰面.
07年暖冬的通天河牧场，好久没下过一场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