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至2003第3波海归派对中国政局影响

    在中国近代政治中上有一奇特现象，就是在政治舞台上往往都是土派得势，洋派大多遭到排挤，甚至被斗倒在地。清末如此，到了民国似乎并没多大改变， 1949年中共建政，在毛泽东在世之时，洋派可以说是只能充当配角。但1976年至2003年的第三波海归派不仅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要角，更成立各类智库，扮演“美国观察者”角色。
    
     最近《亚洲展望》（AsianPerspective，30/2，2006）就发表了一篇长文，深入分析了归国留学生（即所谓海归派）带来的影响。

    
    锁国三十年之后，邓小平复出，尽管他自谦年轻时代的“勤工俭学”留法生涯，读书少，搞学生运动编报刊的时候多，被戏称为“钢版博士”，在钢版上刻腊纸复印也。
    
    但他耳濡目染，知道海外的情况，故改革开放后的德政之一就是打开国门，让很多学子能负笈海外。从1976年开放到2003年为止，官方估计共有七十万零二百名学生和学者至海外一百零八个国家深造。以2003年为例，共有十一万七千三百人，去年从国外回归的仅二万零一百。展望未来，必然会逐年增加。回顾历史，这算是第三波了，主要是因经济成长所带动，多集中于工商管理及应用科学，留学国则多选择美国。相对来说，从清末到1949年的第一波，不仅留学国分布较广，科目偏向法政甚至军事。第二波是在1949年后，地区集中东欧，学科则主要是理工。
    
    不受中共教条束缚海归派所学不同，背景各异，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的现存制度必然会带来冲击，担负起转变的角色。他们不仅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要角，以上海为例，三十九间大学的三十一位校长均曾留学海外，各类新成立的智库多的是海归人员，他们也扮演“美国观察者”角色。北京科学院中百分之八十是海归派，工程科学院也有百分之五十四。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之后，工商界的海归人员势力更强。从长远看，他们终将成为中国的栋梁。其次，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观念和行事风格，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有利于发现问题。更何况他们已逐渐成为政经改革的新动力，多有西方概念，少受制于中共教条。留学海外时就惯于听到各种对中国不当政策的批评，也因此回国之后敢于大声说话，加上国内中产阶级的兴起逐渐成形，因而集合成巨大力量。
    
    对中国新领导的党国体制而言，海归派究竟是友是敌的问题也跟着浮上枱面。有人认为靠学生来发动政治革命的作法已成过去，未来将是国内各种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结果所形成；当然也有人寄望海归派能促成民主改革。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向现有权势妥协，也跟着腐化沉沦？按《亚洲展望》一文的分析较乐观，但也有不同的看法。乐观的原因之一是海归派之中明显以中庸之道居多，会避免和当局硬拗而主张体制内改革，包括对党的合理化改变，建立可以持续发展的法治基础，之后再谈民主。然而对“新左翼”
    
    而言，他们反对党国不分所操控下的资本主义，认为无法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局，因此主张较彻底的改革。目前似以中庸派占优势。
    
    土洋政策成功融和其次，尽管当局担心“自由主义”（Liberalism）会带来统治者心目中的混乱，很害怕海归派和公民运动的结合，但已把政经组织的道路放宽，加强讯息交流和不同群体的利益维护，除监控之外也避免片面的高压。尤其是，中共从科学强调阶级斗争到改革开放的重视经济现代化，有不得不倚赖技术官僚和企业工作者的苦衷。以往主要是从工农阶级招募党员，目前则部分开放，让海归派的优秀分子入党，后者因能力较强，升迁也较一般官员为快。甚至利用海外留学作为对忠贞官员的一种奖赏和鼓励。
    
    到目前为此，这一混合土、洋的政策大致是成功的。问题是海归派人数愈来愈多，
    
    后来的未必能得到当局重视和获得安排，因此有所谓“海归待业”的论法，最近调查有百分之三十五找不到适当职位。瞻望未来，仍是未定之天，还得看整个大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