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不是尋常事。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如今步入衰退，世界還抱一絲希望，期望地球上最活躍的主要經濟體可以抑制全球衰退，然而全球經濟衰退的預警听上去越來越真實。理由就是︰中國盡管有很多儲蓄，有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但無法回避2008年年中開始的全球需求下降帶來的影響。盡管有人大肆吹噓中國十億消費者的崛起，但如今中國工業心髒地帶受到的沖擊將揭穿關于中國已經開始過渡到較少依賴出口和投資、較多依賴家庭消費的新增長模式的虛假概念。渣打銀行經濟學家格林（Stephen Green）上月寫道，“我們也想相信這些話，但實際不是這樣的。”他說期望中國的消費拯救世界于衰退是一個白日夢。

　　以中國為首，整個亞洲都危險地暴露在外部沖擊之下。自九十年代末以來，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就從大約一半下降到35%。另一方面，亞洲（除了日本）產出的出口份額如今超過45%，比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夕高大約十個百分點。美國以借債為動力的貪欲與亞洲對自己生產的商品的極小胃口並舉，反映了全球經濟的紊亂。

　　如果北京要為失衡支付最大份的代價，那不足為奇，理由很簡單︰中國的重新平衡實際上會比美國的更艱苦。對美國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機意味著多儲蓄少消費（最近的消費數據顯示這種情況正迅速發生）。然而在中國，以價值來計算，家庭消費僅相當于美國的5%，挑戰在于維持一個主要靠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這意味著要想辦法維持工業生產過剩。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1929年的美國也發現自己處于類似處境。“20年代的美國有龐大的貿易盈余，而且擁有當時歷史上最龐大的儲備。美國避開了全球金融危機了嗎？沒有。它是最遭殃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看，恰似今天的中國。”

　　北京意識到它所陷入的增長陷阱。它在宣布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長9%之後不久公布5900億美元刺激計劃還有什麼別的原因嗎？多數人認為中國經濟自此大幅度放緩。2009年的增長率可能是百分之七點多，而最新的預測加上了嚇人的告誡︰“或者會更低”。

　　北京的刺激方案贏得全球喝彩，尤其是因為它顯示了中國領導人不會坐視危機加深。但正如大蕭條之初的華盛頓，政策失誤會讓中國付出沉重代價——特別是如果它們破壞中國經濟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加倚重的全球貿易體系的話。

　　然而，在格林看來，中國的刺激方案的兩個焦點就是出口和基礎設施，衛生和教育開支盡管被列入重點，但不會得到充分的支持。

　　要明白社會服務與與家庭消費之間的關系，去中國醫院看看就知道了。病人要預交錢，到錢用完的時候他們就被趕出去，無論治沒治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中國投入醫療的錢不足GDP的1%，在196個國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同樣地，窮人的孩子不交錢不能上學，而且大多數流動人口沒有任何職業事故保險。家庭設法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約25%存起來，以防萬一。這不是有益于胡錦濤“和諧社會”的社會契約。

　　如今的風險在于，可能像大蕭條時代的美國，工人會變成經濟破產的棄兒。北京堅稱保持8%之上的增長率對于吸收數以百萬計從內陸農村涌來的工人至關重要。增長率越是低于這個水平線，就越多工人處于失業狀態。然而盡管決策者竭力鼓動快速增長，卻沒有什麼措施把這些工人變成另一種大軍︰有足夠社會保護，從而可以少存錢多花錢的新消費者。

　　北京目前面臨的挑戰與1989年時十分不同。如今，它必須在全球貿易舞台上保持足夠的協調，以免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場，同時要告訴中國民眾，快速的增長並非與生俱來的權利。從根本上說，北京必須提供新的社會契約，以社會保障取代出口驅動型增長引擎，鼓勵消費。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進行這項工作，但這項工作花了十年時間。中國領導人會更好過些嗎？在90年代末，時任總理朱基在眾多鄰國實行貨幣貶值的時候力挺中國貨幣；這個決定讓中國失去一些出口動力，但中國領導人因此獲得承擔全球行動責任的美譽。如今的領導人仍然保住這種聲譽，但鑒于經濟挑戰之巨大，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領導力將在2009年受到終極考驗。特別是如果那些悲觀主義者預測正確，中國經濟停頓的話。（作者 George Wehrfri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