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官員說，該省已初步查明比利時媒體VRT拍攝小組在商丘受到襲擊的事件，調查小組正前往當地進一步調查。

河南省外事辦相關官員表示，針對11月27日發生的該事件，已經初步了解了發生情況。但是該官員形容雙方發生的是"拉扯"。

比利時VRT廣播公司的記者範德維根說，他和拍攝小組的成員在商丘的崗王鄉拍攝愛滋病患者時，被所謂的"當地居民"包圍。

在被迫留下了他的攝影器材以及錄像帶和存儲卡之後，這些人才讓他們離去。

打斷骨頭

範德維根說，愛滋病患者權利人士告訴他，這些人並不是當地居民，而是官方指使的黑幫份子。

範德維根表示，原先約定采訪的對象被軟禁，不能接受采訪。患者也拒不見面。

他說，後來出現了兩部沒有標記的汽車，出來了幾名自稱是警察的人審問了他們。

他說"警察"警告他"在河南，我們就是法律，如果你敢留在河南，我們就會打斷你身上的每一個骨頭！"。

采訪待遇

範德維根還指稱，在試圖逃離現場的時候，"惡徒"擋住去路，把他們拉出車外毆打，並且搶走了筆記本和現金。

此一事件，引起了比利時駐華大使館的重視，要求中方徹查這個威脅外籍記者人身安全的事件。

在西方媒體眼中，報道艾滋病消息的記者在中國境內采訪時受到騷擾、毆打、暴力對待等等情況是"家常便飯"，而這種情況在河南更是嚴重。

一位外國民間組織駐華代表說"似乎每次中國中央政府在打擊愛滋病方面邁出一步，河南地方政府就會倒退兩步。"

中國官媒批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方法太愚蠢

美國之音    2008-12-01

中國官方期刊《了望》最新一期發表了一篇批評地方政府采取專制思維方式處理群體性事件的文章。文章指出，群體性事件是因為群眾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訴求長期被漠視而引起的。     執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由中國官方《新華社》主編的《了望》新聞周刊最新一期發表文章指出，在一些較大的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初，總能看到地方政府匆忙把事件定性為“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及“不明真相的群眾”所為，或者受到“黑惡勢力幕後指使策劃”。 　　文章說，政府似乎把群眾被看成是受到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動的“愚民”和逆來順受的“順民”，而把政府官員及其決策者看作是明白並掌握真理，難以犯錯的智者。文章說，群眾不明真相是官員的瀆職。群眾有權利了解真相，出現群眾“不明真相”的情況，正是一些地方執政者的失職。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打砸，執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民眾權益受侵害無處伸冤投訴   　　因代表上海拆遷戶打官司而一度被關入監獄的上海律師鄭恩寵指出，中國的法律不保護普通的民眾，只保護官僚的集團利益。老百姓即使打官司，也打不贏，因此只好走上訪的渠道。 　　他說︰“各個政府的信訪局和信訪辦變成鎮壓辦，如果到北京或省政府去上訪，他們就出動警察把你拉回來，而且信訪辦把你的信訪材料立個檔案，整理成黑材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就申請游行，游行示威法變成游行不批準法。老百姓到最後進行群體性事件時就不通知政府，造成今天很被動的局面。” 　　原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指出，在中國，權力集團佔有了各個方面的資源，而且地方權力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當老百姓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無處伸冤和投訴。他說︰“中國的地方組織權力來源不具有合法性，不代表正義，不代表人民，它和權力集團一方，形成了公開的，對立的兩個集團，而且老百姓結社的權利是沒有保障的，實質上是沒有的。當老百姓各方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若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幾乎是伸冤無門，投訴無門。”       地方當局不依法律辦事   　　廣西維權律師楊在新認為，群體性事件發生和當局在處理與老百姓的關系上，特別是當出現利益糾紛時，不依照法律辦事有關。他說︰“在處理政府與老百姓的利益問題上，必須依照中國的憲法和有關的法律規定。但是，往往，我們看到政府在同民眾的利益相沖突和相矛盾的時候，處理手法上出現很多不依照法律辦事的情況。導致民眾通過法律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他們就被迫采用過激手段，包括上訪、包圍政府等，來達到他們的訴求。” 　　上海律師鄭恩寵指出，發生群體性事件，雖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責任，但是主要責任在中央。他認為行政權力過度集中造成了目前的問題。 　　他說︰“比如說甘肅隆南事件只是為了拆遷，雖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責任，但是，我認為，這個責任仍然在中央政府。甘肅隆南是個窮地方，土地不值錢，只有靠抄地皮，才把這個地方搞起來。老百姓很苦。另外，還有各地出租車司機的罷運，這個責任也在中央，駕駛員沒有自己獨立的相對獨立的工會，政府壟斷了出租車所有的經營權，對駕駛員是不公的，再者收費那麼高，他又交稅，又交管理費，而且汽油價格也很高，駕駛員因此失去了生存能力。” 　　《了望》新聞周刊的文章指出，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是由于群眾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訴求長期被漠視而引發。文章說，一些地方基層黨委政府對社會矛盾普遍表現出“體制性遲鈍”--反應遲鈍，判斷失誤，處理失當，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文章提議，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潮流下，為政者應當轉變思維，變社會控制為社會博弈，最終走向社會契約。 　　另外一方面，中國政府前不久頒布信訪新規定，誓言要對處理群體性事件不利的政府官員進行處罰。中國各地近來也在接訪民眾的投訴方面加強了官員的問責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多年來存在的有法不依的局面，使人們對有關法律法規能否真正得到落實持懷疑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