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新冤案當初是逐步披露的

       自紀念"真理標準討論"一周年的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光明日報》全力推出張志新系列報道以來，一直有一個民間傳說︰關于張志新冤案，還有一些重要的秘聞不便披露。《光明日報》原副總編馬沛文在回憶錄（載《光明日報４０年》，１９１頁）中說︰ 　　

       從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發表《一份血寫的報告》開始，到９月１２日登載《論張志新這個典型的時代意義》結束，３個多月中，共刊登有關張志 新烈士事跡的長篇通訊、懷念文字、理論文章、編者按語、新舊詩詞、照片、繪畫、歌曲、題詞以及各種報道８６篇（幅），約１５塊整版，１４萬字。……在宣傳 報道中，對張志新受到駭人听聞的殘酷迫害的情節，如臨刑前割斷她的喉管，是照實揭露呢？還是含糊其詞呢？在《一份血寫的報告》中，關于這一情節是這樣寫 的︰"第二天臨刑前，張志新被秘密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接著來了幾個人，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
        一個多月之後，在《走向永生的足跡》中，就直言不諱了︰"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扎，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又過了一個月，在《她是名副其實的強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訴法西斯暴行的內容︰在被割氣管時"張志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听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 　　
       可見，張志新冤案在當時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細節，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確，慢慢披露的。在系列報道中，最後的報道最真實，最全面。如果後來不被有關方面要求結束張志新報道，是否還會透露更駭人听聞的秘密？ 　　
       誰能回答這個問題？有人告訴我，剛從深圳特區南山區委宣傳部長退下來不久的陳禹山可以回答。 　　

        陳禹山終于同意說出隱情 　
　
       當年《一份血寫的報告》，署名是孫鈞、苗家生、陳禹山三個人，但真正的執筆者、采訪者是陳禹山。孫鈞、苗家生其時是《光明日報》駐遼寧記者站記者，陳禹山是《光明日報》記者部中寫大稿的機動記者。 　　
       １９７９年５月中旬，陳禹山得知張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記者部主任盧雲匯報，經批準後，連夜乘火車前往沈陽采訪。陳在初閱了張志新的基本材料 後，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立即采訪張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兒曾林林，然後又到張蹲過的監獄，現場勘察張住過的"小號"（只能一個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籠） 和被割斷喉管的監獄刑訊室。在４天夜以繼日地采訪後，當晚陳流著熱淚執筆寫下了萬字長篇通訊《一份血寫的報告》，稿子寫好，請孫鈞拿去省委送審（當時任仲 夷任省委書記，全力支持張志新冤案平反），通過後，第５天即坐火車趕回北京。考慮到今後遼寧站同志工作方便，陳禹山最後在稿件上把孫、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 己前面。文章發表後，孫、苗二人見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動。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陳禹山。 　　
       年近６０歲的陳禹山，黑瘦而精悍，雖兩鬢斑白，但眼鏡後面眼神深沉。凝神沉默許久，陳終于答應了我的請求。近２０年來，不知有多少人懇求他披露 秘密，但他都一一堅決拒絕了。而今，在紀念"真理標準討論２０周年"之日，在改革開放已進入到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攻堅時刻，他 覺得，到了全部披露張志新冤案秘密的時候了。 　　
        幾個小時的回憶，錄音機記下了陳禹山保守了近２０年的張志新冤案秘密。 　　
        張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當年陳禹山在采訪時發現，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寧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寧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許多犯人 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革命烈士呼口號，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為影響極壞，割喉管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 的毛遠新（毛澤東佷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個"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因為曾給校長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學生誣告他強奸女學生，判處死刑。賈 始終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斷喉管後再槍決，死時只有２０來歲。死後其家屬在獄中拿回他的遺物，發現被子中縫有一張伸冤狀，詳細敘述了冤案經過與伸冤理 由，"三中全會"後終于昭雪平反。 　
　
       張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瘋 　　

       張志新開始和其他犯人合關在可以有地鋪睡覺的普通牢房里，後來因為堅決不認罪，堅持認為不僅林彪、"四人幫"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錯 誤"，于是在毛遠新主持的遼寧省革委常委會上，由無期徒刑改為死刑。毛遠新說︰判了無期徒刑還這樣囂張，殺！于是張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號"里。 經過多日的"小號"折磨，張終被逼瘋︰用窩窩頭沾著月經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獄警上報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裝瘋賣傻！ 　　
　　張志新確有"第三者" 　　
　　１９７９年秋，張志新的妹妹張志勤在北京曾追問陳禹山︰為什麼遼寧有些人說我姐姐有"作風問題"？陳對此避而未答。 　　
　　當時關于張志新的報道中，已經披露了張寫給丈夫和女兒的遺言︰我對不起你們……這句話是雙關的，既有自己遭罪牽連家庭的意思，也有一種夫妻感情上的內疚。但那時陳覺得對英雄的私人生活不應過多暴露。 　　
　　時隔２０年，陳回憶說，當時遼寧一些人傳言張志新"生活作風"有問題，其實是有所依據的。陳在調看張志新案卷時見到了張本人自白︰她確實同沈陽 一位文藝界人士有婚外戀。整個案卷中，所有指控張"反革命言論罪"的，她沒有一處承認，她說︰強迫自己把真理說成錯誤是不行的，讓我投降辦不到，人活著， 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氣壯，不能奴顏卑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別人，也不許別人奴役自己。但她惟獨坦率承認了自己有"婚外戀"，並說是在重看焦裕祿故事之 後，同焦裕祿相比，她這方面有損一個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對這一道德過失，她願坦蕩認錯。 　　
　　陳說，當時看到這一案卷時，已經采訪過張的丈夫曾真了，了解到曾真當年體弱多病，可以想見，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體健康的張可能處在一定程度的 性饑渴狀態，加上張天性喜愛文藝，與情趣相投的藝術家產生婚外戀，是可以理解的。與張深刻的思想、卓絕的勇氣相比，此點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應該說無 損于張志新作為一個真理斗士的高風亮節，在當時報道中回避這一點，畢竟還有點受"四人幫"英雄人物必須高大全的影響。其實，任何偉人，任何英雄，總會有一 些弱點與不足，今天把這個隱密公之于世，只會使張志新更可親可信可敬，說明她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神。 　
　
　　胡耀邦批準宣傳張志新 　　

　　《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後，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總編楊西光審，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 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產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準予發 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 　　
　　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 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干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听後，在電話里哽噎說︰"魯 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 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 　　
       一聲聲義正辭嚴的追問，終于使陳禹山在以後的文章里明確說明了幾個大漢，把張志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一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 斷喉管的細節，由此引起了讀者怒不可遏的"娘殺孩子"討論，引出了"誰之罪"的全民"天問"︰割喉管人是無罪的，押打張志新的人是無罪的，公安局、法院、 省委宣傳部那些揭發張志新的人都是無罪的……因為在當時那種專政政治下，誰都是在執行上級指示、"中央精神"，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那麼到底誰有罪 呢？張案報道討論在３個月後奉命停止，據信與此有關。

華清池“捉蔣”的真相：史書影視長期以訛傳訛 2008/12/02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華清池“捉蔣”經過仍然扑朔迷離，時至今日，史書上、報刊上、影視上介紹“西安事變”時，仍采用斯諾《西行漫記》所引用的孫銘九回憶，以致以訛傳訛。那么，歷史真相究竟如何？請看──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而發動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華清池“捉蔣”經過仍然扑朔迷離，莫衷一是。 華清池“捉蔣”經過為何扑朔迷離？ 張學良將軍親口面諭，由上校營長王玉瓚率衛隊第一營步兵連(含手槍排)和騎兵連，去華清池完成“捉蔣”任務。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先是提升了王玉瓚、孫銘九等有功人員，后又擔心執行“捉蔣”任務的衛隊第一營官兵會遭到國民黨當局迫害，每人發了一筆安家費，遣散參加“捉蔣”的主要官兵，王玉瓚離開了東北軍，隱姓埋名，遠走云貴。1949年王玉瓚任云南省榮軍第23臨時教養院院長時，參加了云南起義，1950年本人要求回祖籍遼寧省黑山定居，隨后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因他是國民黨軍上校，以“歷史反革命罪”被錯誤判處有期徒刑12年，在撫順監獄服刑。王玉瓚刑滿釋放后，又戴著“歷史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偏僻山溝里管制勞動15年，直到1979年“地富反壞右”全部摘帽，他才恢復人身自由。因此，張學良衛隊第一營官兵執行“捉蔣”任務的真相，長期以來鮮為人知。 王玉瓚“摘帽”后，他給葉劍英寫信申訴，要求平反。由于王玉瓚率領的衛隊第一營官兵，曾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中共代表團出入張公館擔任警衛，他認識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在葉劍英的親自過問下，撫順市公安部門花了三個半月時間，行程八千多公里，調查了20多條線索，終于查清了王玉瓚的生平，作出“愛國”、“正義”、“有功”的結論。1980年，王玉瓚被選為遼寧省政協委員、常委。 為了澄清華清池“捉蔣”真相，1981年12月31日，由全國政協文史辦副主任兼《西安事變史》編輯組組長張魁堂主持，在北京召開了關于華清池“捉蔣”真相辯論核實會，王玉瓚、孫銘九、郭維城(張學良機要祕書)、朱宗愈(張學良隨從副官)、張治邦、陳大年(東北軍騎兵第七團團長)、張學銘(張學良二弟)、宋黎(北平學聯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王素及王玉瓚親屬遲文禮等人參加，經過几天的辯論核實，終于澄清了孫銘九口述的多處漏洞。孫銘九回憶說：“不料他們剛到頭道門，就被蔣的衛兵發現，他先開了槍，我們一個班長王德勝開槍還擊，把他打倒”。事實是華清池頭道門是王玉瓚的衛隊第一營馬體玉排守衛的，絕不會自己人打自己人。孫銘九回憶說：“我們趁黑夜沖進二道門，直搗五間廳”。又說：“同蔣的衛隊殺成一團時，還不知道蔣住的五間廳的具體方位”。事實是華清池二道門和五間廳是蔣介石貼身侍衛把守的，崗哨一班四人，一個班長帶隊，守衛甚嚴，怎會未有人發現？不知五間廳的具體方位，焉能“直搗”？實際上，孫銘九的衛隊第二營王協一連官兵50人，12月10日晚才進駐灞橋鎮，華清池“捉蔣”行動開始后，孫銘九才率衛隊第二營趕往華清池，此時蔣介石已從住處五間廳三號房逃往驪山。孫銘九自己也承認：“我那時因等候白鳳翔，是后到的，我沒看見，是聽王協一連長說的”。這次會后，全國政協文史辦編印的《文史通訊》1982年第6期和《文史資料選輯》第121期，以《臨潼捉蔣史全貌已基本查清》為題，對這次辯論核實會作了如實報道。 但是，由于《文史通訊》和《文史資料選輯》只在全國政協系統發行，外界很少有人能看到。時至今日，史書上、報刊上、影視上介紹“西安事變”時，仍按照美國記者愛迪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引用的孫銘九回憶，以致以訛傳訛，長期得不到糾正，實在是一件憾事。 執行華清池“捉蔣”任務的主將是王玉瓚 根據親歷者王玉瓚的回憶，1936年10月23日和12月4日，蔣介石為督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配合中央軍“進剿”北上抗日已到達陝甘寧邊區的中央紅軍主力，兩次到西安，他的行轅都設在臨潼縣南門外華清池內，蔣介石只帶了貼身侍衛二三十人，守衛華清池的都是張學良的衛隊第一營。王玉瓚根據張學良的要求，派王世民連長率步兵連負責守衛華清池頭道門和附近公路，派邵興基連長率騎兵連駐十里鋪，擔任從十里鋪到臨潼城的巡邏警戒，派金萬普排長率領的手槍排駐灞橋鎮，擔任該地警衛。蔣介石到達后，進入華清池的二道門以內和行轅五間廳的守衛，均由蔣介石貼身侍衛擔任。 華清池“捉蔣”的具體經過 華清池“捉蔣”的經過是：12月11日下午4點多鐘，張學良與蔣介石談話后，從蔣介石住處五間廳三號房出來，走到頭道門時，王玉瓚正在那里值勤。張學良說：“王營長，跟我回城去！”王玉瓚奉命來到西安市金家巷一號張公館，當時客廳內就張學良和王玉瓚兩人，張學良態度鎮靜地說：“命令你去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不要打死他。”王玉瓚立即堅定地回答：“保証完成任務。蔣委員長的衛隊只有二三十人，華清池外憲兵也只不過几十人，我用步、騎兩個連三百多人的兵力去包圍，保証捉來。”張學良滿意地瞧了瞧王玉瓚，又以深沉的口氣說：“明天，你死我死都說不定，要有思想准備，要作好行動部署。”頓了一下，張學良又說：“你和孫銘九要互相協助，做好這件事。你們一營是華清池行轅守衛者，應先行動。”講到這里，于學忠軍長進入客廳，他神色急迫地問：“一切都准備好了嗎？”張學良沒有立即回答他，囑咐王玉瓚改穿藍色棉軍服，以便與蔣介石的貼身侍衛著黃色軍服有所區別，說：“具體事情由譚海副官長告訴你。”王玉瓚退出客廳后，找到譚海，把張學良的話轉告他，譚海說：“好！開始時間是明天拂曉，你先換衣服吧！”譚海讓侍衛把藍色棉軍服取來，王玉瓚邊換衣服邊想：我不能回家過夜，也不能回華清池，萬一走漏風聲，叫蔣介石跑了，可就誤事了。當夜，王玉瓚就在譚海辦公室內椅子上坐了一陣，又上床躺了一會，可他一點也不想睡，心里總思索著如何完成張學良交付的重任。 12日凌晨2時許，王玉瓚乘三*摩托車離開張公館到十里鋪，叫醒邵興基連長，傳達了“捉蔣”命令，并令騎兵連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逮捕一切外逃人員，隨后又趕往灞橋鎮，命令金萬普排長帶領手槍排戰士迅速趕往華清池執行“捉蔣”任務。同時，與10日晚剛進駐灞橋鎮的張學良衛隊第二營孫銘九營長約定，以三聲槍響為號，第二營的王協一連50人即趕往華清池助戰。接著他趕到華清池頭道門，找這里守衛的步兵連連長王世民，命令王世民把馬體玉、匡德潤、王金銘三個排長找到一起，部署“捉蔣”行動。馬體玉說：一排有一班人，與憲兵住里外屋，怎么辦？王玉瓚答：先下他們的槍，然后派人看守，不讓他們出屋。王金銘說：在華清池外西側禹王廟內，還住著一些憲兵。王玉瓚令王世民連長派人去收繳他們的槍支，不讓他們外出。 一切安排妥當后，王玉瓚帶領王世民、馬體玉、匡德潤、王金銘和步兵連全體戰士，進入頭道門，頭道門哨兵是馬體玉排的，沒動聲色就趁夜色摸向二道門。留在二道門外的步兵連戰士，急著嘩啦嘩啦往槍內裝子彈，王玉瓚怕二道門內蔣介石的貼身侍衛發覺，就小聲對馬體玉說：“別讓他們先上子彈，聽我槍響，再動作趕趟。”此時，約凌晨4時許，王玉瓚向二道門內一看，有一個蔣介石的貼身侍衛在來回走動放步哨，便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步兵連戰士開始進攻，同時是通知孫銘九率衛隊第二營王協一連官兵趕來增援。 王玉瓚第一槍就把放步哨的那個蔣介石貼身侍衛打倒，率領王世民、馬體玉等步兵連官兵沖進二道門。守衛二道門的蔣介石貼身侍衛們被槍聲驚醒，他們憑借門窗作掩護，拼命開槍還擊，頓時二道門內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步兵連官兵奮勇攻進。王玉瓚和王世民利用廊柱黑暗角落作掩護，翻過荷花池，繞過貴妃池，躍到五間廳前平台上，看蔣介石住的三號房大門半開著，飛步闖進蔣介石臥室，發現床上無人，被子掀著，伏看床底下也無人，但蔣介石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在，假牙還泡在杯子里，黑斗篷也挂在衣架上。王玉瓚知道蔣介石已逃跑，但又猜不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心急如焚，焦灼萬端，他急忙跑到五間廳外，令衛隊第一營官兵四處尋找。此時，張學良從城內打來電話，說：“捉不到蔣介石，以叛逆論罪。”王玉瓚的心情越發焦躁，孫銘九率衛隊第二營王協一連50人已趕到。衛隊第一營手槍排戰士石志中跑來報告：“三號房后牆下發現蔣介石穿的一只鞋子。”王玉瓚立即意識到：蔣介石可能越牆逃上后面驪山了。他當即命令衛隊第一營戰士從左側上山搜查，讓孫銘九率領的衛隊第二營戰士從右側上山搜查。從左側上山搜查的第一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叫戰士翟德俊向雜草叢附近的大石頭打了一梭子彈，槍聲剛落，雜草叢內站起三個人，其中一個貼身侍衛掩護著蔣介石，王玉瓚命令劉允政班長帶人把蔣介石架下山來，此時已拂曉6時左右。隨后王玉瓚率衛隊第一營從華清池撤兵，與孫銘九的衛隊第二營一起，護送蔣介石返抵西安。（作者單位：鹽城市文聯)

李连杰再登《时代》封面 将会克林顿（图） 2008/12/02

李连杰登上《时代》周刊最新一期封面。 李连杰登上《时代》(TIME)周刊最新一期封面，被誉为缔造了从武术家变成慈善家的“杰世纪”(The Jet Age)，李连杰表示：“我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才体会最厉害的武器是微笑，最强大的力量是爱，现在我要凝聚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拍《英雄》期间首次登封面 　　李连杰上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是2002年和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合演张艺谋执导的动作片《英雄》之时，当时他是扬名国际的动作明星，可是现在他的身分是“壹基金”的创办人，1年多没拍片，他走遍世界宣扬“每人每天捐1块钱、连结成1个大家庭、帮助更多人”的理念。今年7月“壹基金”募得1,370万美元，并将大部分救助四川大地震灾民，名震中外。 　　与克林顿会见 　　今天(12月2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香港召开全球尖端人物高峰会，李连杰是受邀贵宾之一。 　　他说：“现在慈善不只是我的热情，更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睡醒一睁开眼，无论吃饭还是洗澡，都在想着。”《时代》周刊说，这种精神与行动，连帮助非洲难民的知名歌手波诺(Bono)等大明星可能都不及。 　　《时代》周刊表列李连杰10大里程碑，生于1963年的他，1974年获得全中国武术冠军，同年赴白宫在尼克松总统前献艺；1979年膝盖受伤退出武术界；1982年拍摄第1部电影《少林寺》；1991年进军香港拍《黄飞鸿》系列大红；1998年进军好莱坞拍第1部西片《致命武器4》；2002年拍张艺谋的《英雄》；2004年经历南亚海啸劫后余生；2007年成立“壹基金”；2008年一整年不拍片改行公益。 　　李连杰说：“这么多年来要选影响最大的3部片，我选的是《英雄》，教我明白和国家苦难比起来，个人苦难根本不算什么；《斗犬》(吕克·贝松监制)让我理解暴力不能解决问题；《霍元甲》让我体会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住北京普通公寓 　　这位在华语影坛有“功夫皇帝”之称的大明星，家人搬到新加坡，若不出国，他多数时间和“壹基金”的工作人员住在北京的一间普通公寓。 　　李连杰说：“过去几年我从20几位佛教师父身上领悟到：只有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减到最低，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