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孟編譯報導︰非洲索馬里沿岸海盜膽大妄為的行徑，震動了全世界。西方老牌英文報章《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2月5日發表小伯格斯（Douglas R. Burgess Jr.）的文章，直指海盜行為即恐怖主義。

伯格斯是有關海盜歷史的專著——《海盜的契約︰歷史上最惡名昭著的海盜和殖民地美國的秘密聯盟》（The Pirates' Pact: The Secret Alliances Between History's Most Notorious Buccaneers and Colonial America）一書的作者。

他在文章中說，海盜的黃金時代重現了。十七世紀時，英國大海盜埃佛里（Henry Every）和基德（William Kidd）曾經活躍在紅海一帶。現在新一代索馬里海盜猶勝其先輩，使海盜這個古老犯罪行當再次躍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然而，可悲的世界司法體系至今還弄不明白，索馬里海盜屬于普通犯罪團伙，還是準軍事部隊？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索馬里海岸至亞丁灣海域，國際海軍的執法行動。例如，今年春天在索馬里沿岸攔截“基地”恐怖組織船只的德國護衛艦“艾姆登號”（Emden），發現一艘索馬里海盜船正在襲擊一艘日本油輪。但是由于該艦奉命只能對“恐怖分子”采取行動，于是眼睜睜地看著海盜襲擊得逞。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3艘各國船只在亞丁灣遭到索馬里海盜劫持，但在該海域的數十艘各國軍艦卻幾乎無能為力。

理論上任何國家都有責任起訴海盜，但事實上卻沒有人熱心負起這個責任。因為起訴海盜，可能對一個國家的司法制度造成極大問題。如果海盜活動受害者國家和海盜所屬的國家，都不願起訴被抓的海盜，那麼最後只得由救援受害者的國家，被迫擔負起訴海盜的責任。

擺脫這種法律困境的方法其實非常簡單，只不過我們自己忘記了——要解決海盜問題，首先必須確定海盜本身的性質。以演說和雄辯而名留青史的古羅馬元老院議員西塞羅（Cicero），將海盜行為界定為“對文明的犯罪”。英國十六、十七世界之交的法學家科克（Edward Coke）則定義海盜為“人類的公敵”。可見海盜並非某一個國家的敵人，而是所有國家的敵人。因此一切國家都有責任緝拿海盜。(

海盜行為是全球性的罪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發現海盜，都可以將他們逮捕歸案。承認海盜行為構成獨特威脅，正是兩千多年來國際法的基礎。海盜犯罪的這一特點，和其他罪行不同。不論目前的形勢如何，這一國際法準則非常清楚明白。將海盜界定為“人類公敵”，也已經被英國、美國的刑法和大量的條約所重申。

正是國際習慣法，解除了個別國家對起訴海盜的法律困擾，因為海盜行為不是普通的犯罪，海盜不是敵方戰斗人員。他們是幾千年人類歷史公認的壞蛋，無論何時、在何地露面，人人均可緝拿之。

由于海盜和有組織的國際恐怖主義都被界定為“人類公敵”，有理由讓國際刑事法庭以新的國際法律予以定義，將這兩種匪幫歸為一類。那麼德國“艾姆登號”護衛艦的難題便迎刃而解了。其實，早在1970年代，聯合國便已經把劫持飛機界定為“空中海盜行為”。1985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海上游輪，美國總統里根就稱行凶者為“海盜”。

現在有證據顯示，索馬里海盜將他們勒索到的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贖金，一部分交給和“基地”組織有聯系的索馬里叛亂集團。海盜行為和恐怖主義之間高度的重疊性，已經構成了“海上恐怖主義”。

這就給予那些不想起訴海盜的國家一種變通辦法——把性質既非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又不是敵方戰斗人員，而是屬于“人類公敵”的海盜交由國際法庭起訴審判，而自己不必負起單獨起訴的責任。今天各國法律相互抵觸，又缺乏對付現代海盜的相關國際法例，嚴重地束縛著各國海軍的手腳。一個全面的國際法律框架，是打破困局的唯一途徑。我們必須做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