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序曲, 斯洛伐克爱乐乐团演奏 Schubert's Rosamunde Overture, Philharmonia Slavonica 《罗莎蒙德》序曲 是Schubert 在1823年创作的，当时德国戏剧作家Helmina von Chézy在排演他自己的戏剧《罗莎蒙德：塞浦路斯的公主》，他请舒伯特写音乐，于是舒伯特写了序曲，女高音独唱，合唱曲。可是这出戏剧演出后没有获得成功，戏剧连同舒伯为它写的音乐一起很快被人们就忘记了。1867年二位英国人 George Grove 和 Arthur Sullivan 发现了舒伯特的音乐，他们重新整理出版音乐稿，于是舒伯特这些音乐得以保存下来。舒伯特为戏剧《罗莎蒙德：塞浦路斯的公主》写的音乐共有一个小时，除了《罗莎蒙德序曲》经常出现在音乐会上，其他的都很少听到，只有 Kurt Masur 和 Claudio Abbado 曾经录制了舒伯特的全部 《罗莎蒙德》的音乐。人们认为《罗莎蒙德》序曲属于舒伯特的音乐中最好的那部分。

馬玨沒想到魯迅是這樣的，穿灰青長衫，手里拿著煙卷，氈帽破成一絲一絲。

馬玨見他倒也不怕。跟他說自己寫的習作。魯迅看了還是很喜歡，對眼前這個美麗的女孩也極好感。

那天，魯迅在馬裕藻家停留的時間比平日長，馬玨送他走時，魯迅向她薦書。後來，魯迅每回有新書，都會留一本給馬玨。此外，他還把馬玨寫的那篇對他的印象記，收在了新書中，一並送給了馬玨。

馬玨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來轉到政治系。

魯迅對她一直有關注。在魯迅的日記里，多處留有關于馬玨的痕跡，魯迅贈書的人不多，馬玨始終是其中之一。

馬玨在北大很引人注目，一是女生少，二是她長得美。那時每逢上課，一些男生就盡量貼近馬玨就坐，以期有交談的機會。一些沒有前去湊熱鬧的男生也不是心內不喜，只是自慚形穢。在多年後，他們提到馬玨，依然心內向往。

馬玨與魯迅通過書信，他在日記中也有記載，很短的一行字︰夜，得馬玨小姐信。想想看，魯迅是對馬玨懷著怎樣的心情才會如此記錄？

馬玨在北大收過很多男生的情書，有的竟寫一本書向她求愛，魯迅的心內應該是喜愛的，但還未發展到男女之愛。想魯迅與許廣平發生師生戀時，都猶豫再三，如果不是許廣平堅持，恐也不能如願。

那時，許廣平已經出現在魯迅的視線中，他與馬玨畢竟還隔著很多的歲月，況且馬玨的父親又是自己親近的朋友，如果發生什麼意外，關系就亂了。

魯迅平日寫文章從不猶疑，可在情事上，卻不能完全放下。先是對原配朱安，明明不愛，卻也不能不給她婚姻的那個殼。對許廣平也是，瞞了很多時日，直到許廣平懷孕，才將這些告知母親。有過這些，對馬玨，他心內的愛意恐也只能止于默默的關懷，與心內的欣賞。

在魯迅與許廣平一起的日子，他對馬玨依然關心著，得知她生病，都會不安。他們通過一段日子的書信，他贈書給她。

馬玨十分尊敬魯迅，與許廣平不同。如果她對他產生熱烈的感情，如許廣平那樣愛慕他，會不會又出來一段情史呢？

馬玨後來嫁給天津海關職員楊觀保，楊對她極為呵護，每周都從天津返北平一次。馬玨出嫁時沒有告訴魯迅。

魯迅在又一次贈書時，提到馬玨。朋友告訴他馬玨已出嫁。魯迅得知，心內微微惆悵，他說︰那就不贈書了吧。

魯迅請朋友處理了那本準備送給馬玨的書，自此以後，魯迅和馬玨就再沒聯絡過。

于光遠爆江青的几件猛料(組圖) 2008/12/12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進孩”后改為“李云鶴”。林彪和江青都講究儀式。林彪發明手持小紅書，口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求群眾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呼應。江青要求的儀式是她呼喚“同志們好”，要求群眾呼應“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 我所知道的江青   于光遠 1931年，江青（前左）在青島時與友人合影 江青在上海時的漫畫像及其簽名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楊家嶺窯洞前 “文革”的第一個打倒目標是劉少奇，但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見到劉少奇仍滿臉堆笑握手 我怎樣認識了江青這個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況的確非常特別。陸定一的正部長的職務沒有變動，人也沒有離開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讓他參加中宣部領導層每周舉行一次的“部長辦公會議”。可是實際上，卻是由胡喬木以中宣部副部長兼祕書長的身分，領導著中宣部的工作。那時中宣部有几個副部長──除胡喬木之外，還有徐特立和陳伯達。不過徐一次沒有到過會，陳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過一二次會。在開中宣部領導層的辦公會議時，胡喬木當仁不讓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聽取匯報，主持討論，分配任務。開會時陸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參加會議的處長們同樣的座位上，臉無笑容。胡喬木對陸定一同對處長們一樣，分配工作任務。陸定一一言不發，接受分配給他的任務。這樣的情況，時間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年多一點。造成中宣部這種情況的人我想當然是毛澤東同志，胡喬木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同江青相識，不算1942年與她去陝北綏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當時是中宣部電影處正處長，我同她一起參加過若干次這樣的部長辦公會議。 江青擔任電影處的正處長這件事，我的回憶是非常准確的。葉永烈在他的書里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處長，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中宣部在1951 年是有若干個正處長的。比如文藝處正處長是丁玲，宣傳處正處長是陳克寒。電影本來是沒有必要單獨成立處的，可是主持當時中宣部工作的胡喬木建議江青做中宣部電影處的正處長。此事胡喬木書面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在1951年11月16日答復：“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同時也提出“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值得再考慮一下。”胡喬木還是決定讓江青擔任電影處的正處長。不過，中宣部電影處特別小，沒有副處長，只有兩個干事，一個是鐘惦□，另一個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還有一個做辦公室工作的、不是黨員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來，她布置給中宣部電影處工作人員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種的電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電影處看電影，她在家里看。 這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熱衷于批判電影《武訓傳》的事情。電影處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這件事情。 中宣部電影處存在的時間也不長。不很久江青說自己身體不好不再來了，電影處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澤東要江青去山東進行“《武訓傳》問題的調查”時，江青用了“李進”這個名字。最初我以為這是隨便起的化名，后來1961年5月毛澤東寫了那首《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七絕中，又出現“李進”這個名字，我就不能再這樣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進”同江青是什么關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進孩”后改為“李云鶴”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國老年》上發表的題目為《徐明清：我與江青74年的恩怨糾葛》的文章。徐明清現在還活著，年齡已經94歲了，是農業部的離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歷史情況，由任秋萍執筆寫成文章。文中說：“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歲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為參加當時的革命運動，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對象，于是徐明清從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創辦的“晨更工學團”工作。這時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漢的弟弟田沅介紹她們兩個人相識，并希望徐明清能將她留在“晨更工學團”工作。因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紹她與一個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同住一個小閣樓上，就此徐明清對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給徐明清講了她的身世。江青說，“她的父親李德文在山東諸城城關開了個木匠鋪，生意不錯。娶了兩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來的名字叫‘李進孩’。上小學時校董薛煥覺得這個名字不雅，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就替她取了‘云鶴’這個名字。”江青把這段身世說給徐明清和李素貞聽。聽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在讀了《中國老年》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進”的關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進行《武訓傳》的調查時使用“李進”這個名字和1961年毛澤東寫那首關于《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的詩又用了“李進”這個名字，就是因為他知道江青有過一段名叫“李進孩”的歷史。 在與俞啟威一起生活后，又與唐納結婚 對江青的事情，現在我們還只寫到從“李進孩”改名為李云鶴。講到這里江青的故事才還剛剛開始呢。 徐明清繼續口述： “相處日久，徐明清漸漸發現表面平靜快樂的李云鶴在獨自一人時常常唉聲嘆氣，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北方，手里握著一封信反復讀著。后來徐明清在清掃地板時發現了掉在地上的這封信：開頭寫著‘進子’，落款則寫著‘小俞’。文中寫著‘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類的話。把信交還李云鶴時才從她口中得知，這是她的戀人俞啟威寫給她的‘情書’。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學團’參與了上海各界共同舉行的紀念‘一•二八’兩周年示威游行。俞啟威和李云鶴相繼暴露被盯梢，兩人意識到處境危險便決定迅速離開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聯絡被中斷，李云鶴和徐明清失去聯系后音信皆無，徐明清擔心了很久。 “李云鶴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學團’尋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樣因為避難離開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鶴在與同鄉見面時因叛徒出賣突然被捕。 “據說李云鶴被抓進看守所后，叛徒并沒有指証她。因為她說自己是教員，便由特務押著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遇到該部干事鐘紹琴，由其証明確實是小沙渡路女工實習學校教師，這才因‘証據不足’獲釋。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說李云鶴出獄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壓抑，郁郁寡歡，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馬上趕到俞家，見到李云鶴時大吃一驚 -─李云鶴像換了個人：臉色發青，說話聲音忽高忽低、忽緊忽慢，一直發著低燒，精神明顯不正常。而俞家已經下了逐客令，明確表示不歡迎李云鶴，小俞左右為難。看來前段時間的被捕和后來在俞家的遭遇讓李云鶴受了很大刺激。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難過，當即決定帶李云鶴回自己老家休養。家鄉人對李云鶴很好，都很同情這個北方來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親是郎中，給李云鶴把脈后說她患上了肺癆，讓她服了些中草藥。后來徐明清的一個在北平軍醫學院學西醫的堂侄回家鄉來結婚，又給李云鶴開了些西藥，讓徐明清去城里買回來給她服用。就這樣，中西醫結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帶李云鶴到外面散步，李云鶴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復，臉色開始紅潤起來，性格開朗了很多，說話也不再咕咕噥噥了。年底俞啟威來信說他已經在北京大學開始執教，希望李云鶴回北平去過年。徐明清從家里要了路費，把李云鶴送上了北去的汽車。” 李云鶴當時哭著離開了徐明清和對她悉心關照的徐家。 在這里我想插進來講一段俞啟威，他后來改名黃敬。我和黃敬沒有直接接觸過。但是對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擔任這一運動黨的領導工作。1936年黨中央派劉少奇到北平擔任北方局書記，黃敬是北平市委書記。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知道黃敬是以彭真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團成員之一，并去延安參加1937年5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這個代表團的成員，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黃敬、李昌、楊學誠、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國后我仍舊沒有同黃敬見過面。但是我現在正住著的寓所，恰好是黃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國社的姐姐住過的地方。后來黃敬做了“國家技朮委員會”主任，我在聶榮臻領導下的國務院科學規划委員會工作。兩個委員會合并為“國家科學技朮委員會”。不過這時候黃敬因病不能工作，我與他始終無緣見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灘上的二流電影演員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鶴已經改名藍蘋，成了上海電影界明星，并和俞啟威分手與電影圈的唐納結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風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藍蘋與江青》。在這篇文章中郁風說，從1935年到1937年藍蘋離開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婦女俱樂部的會員。那是陳波兒、吳佩蘭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黨員領導下，自己籌募經費，打通關系搞起來的黨的外圍組織，向社會公開招收會員，很快會員多至數百人，分組活動。有大中學女學生、職業婦女、家庭婦女、工廠女工、也有演員和作家。藍蘋是從1935年秋較早參加的，而且很積極，每周都來一兩次幫忙工作。來時梳著兩條小短辮，藍布旗袍，不搽口紅。她那時剛到電通影片公司當演員，是陳波兒介紹來的，很快把我們當作好友，表現熱情。那時陳波兒已是主演了電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藍蘋名氣大得多。那時電通正在拍《自由神》，王瑩主演，藍蘋在劇中只演一個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風年齡最小，只有19歲，可能也是最單純的一個。藍蘋只比郁風大兩歲，在青年婦女俱樂部几個人比較起來，她似乎更愿和郁風接近。每次散了會，她常和郁風同路走在霞飛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說不完的話。藍蘋把郁風當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祕兮兮地告訴郁風如何對付特務跟蹤之類。后來到快離開上海以前，郁風才從領導她的人那里知道：藍蘋不過和她一樣在一所以女青年會名義辦的女工夜校教課。 1936年初，業余劇人協會要排宋之的寫的新劇本《武則天》，導演等選中郁風飾演武則天B角。郁風謝絕不干。但是導演等不放棄，一再說服動員。藍蘋也極力勸郁風答應，藍蘋早已是業余劇人協會的成員，她對這出戲就很有興趣，是她幫助郁風背台詞，兩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極力推崇女皇武則天，便是從最早為武則天翻案的這一話劇種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對訪問她的維克多說：“我21歲就一舉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歲時參加業余劇人協會主演易卜生的名劇《娜拉》。郁風寫道，其實藍蘋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飾演卡特琳娜這個角色以后才比較出名，才有聯華公司的名導演蔡楚生找她拍電影《王老五》，飾演王老五(趙丹)的妻子縫窮姑娘。在此之前她雖在電通公司拍過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數鏡頭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編導的喜劇短片集《都市風光》。她的角色只是一個男演員的女友，只出現几秒鐘，連姓名都沒有。那個男演員就是唐納。 郁風還講了藍蘋一件事：1936年三八婦女節上海婦女團體演出只用一個演員和一兩個配角的獨幕戲《嬰兒殺戮》。藍蘋一口答應扮演殺死自己嬰兒的那個失業女工。 郁風的文章寫得很細致、很具體，也很真實。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覺得把這兩篇文章對照來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約一個多月以后，報上登出三對影劇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舉行婚禮。即趙丹與葉露西、顧而已與杜小鵑、唐納與藍蘋。同去的有証婚人沈鈞儒、介紹人鄭君里和李清。一時大小報、畫報新聞照片滿天飛。更轟動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據說是應影劇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茶點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繡文、金山、王瑩、陳波兒、鄭君里……等全到場。余興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獨唱，還有孫師毅為此作詞呂驥譜曲的合唱《六和婚禮進行曲》。詞中有：“六和塔下影成雙。決勝在情場，莫忘胡虜到長江……共起赴沙場……”等等，不忘宣傳抗日。 誰知不到一個月就發生婚變，藍蘋和唐納鬧翻，她跑回濟南，唐納追到濟南，在旅館自殺被救，弄得滿城風雨。尤其是小報，多數是對藍蘋“水性楊花”的嘲諷和責難。 業余劇人協會演出《武則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導演，藍蘋全心投入去排戲，飾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風還說，在業余劇人協會我見過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舊西裝，顯得蒼老，不大說話，很深沉。和那個高高的、風度翩翩、對人和氣的唐納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氣也沒有蔡楚生、史東山等叫得響，但在話劇界行家中公認他對戲劇的修養和導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漸漸圈內人傳出藍蘋和章泯祕密同居的消息。唐納又發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殺。章泯是眾所周知早已結婚并有個八九歲的兒子，藍蘋當然也知道。于是各種流言蜚語又成為報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惡俗刻毒的論者說：有的女演員不惜以上床的代價勾引導演以換取上台當主角的機會。當然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好萊塢。但是據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從最初主動找藍蘋飾演娜拉時就已賞識她，兩年以后又排《大雷雨》，兩次合作中的默契產生愛情也是很自然的事。當然，破壞家庭造成悲劇是兩人都有責任的。終于，章泯緊接著排完趙丹和俞佩珊演的《羅米歐與朱麗葉》之后，沒等上演，就悄悄離開上海。不久藍蘋也去了延安。后來章泯到了重慶又和妻子復婚。而“文革”中所有與當年藍蘋有關的朋友全部都遭殃，連幫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獨章泯竟然無事。 以上大概就是藍蘋在上海時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當時的出名，與其說是由于作為一個明星的地位，不如說更多的是由于這些鬧得不可開交的緋聞。自然，緋聞也不是她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確實想用功演好戲，甚至對電影興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顯身手，雖然她是屬于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想不到日后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台，叱咤風云，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 關于藍蘋（江青）與唐納間的緋聞，連從來一點兒不關心這類事情的我，當年耳朵里不知道從哪里也刮進過几句。最近看到郁風所寫《藍蘋與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這樣的新聞會傳到我的耳朵里來一點。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寫，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擔任市委委員。7月下旬的一天，藍蘋突然出現在徐明清面前。她說自己在上海無事可做，又已經與唐納分手。徐明清把藍蘋的情況向組織作了匯報，几天后藍蘋被批准奔赴延安。從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報紙《紅色中華》登載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沒有再改動。 徐明清明白藍蘋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藍”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澤東生活在一起了。 關于江青到延安后經過怎樣的過程同毛澤東結婚，我是在“四人幫”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個朋友何洛，他是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還是我在北平《解放日報》工作時的同事，他給我講了關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訴我，他、徐明清、江青、還有王實味四個人曾在中央黨校同一個黨小組里學習和過黨的組織生活。后來這個小組里的四個人就分開了，王實味調去了魯藝，江青調去了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還留在黨校。這時候王實味寫了封信給何洛，信上說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對他“有意思”，可是雙方不好開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訴了徐明清。徐明清對何洛說，你不要管這個事情了，現在江青已經有“主” 了。何洛問這“主”是誰？徐明清說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讓我說出來。徐明清嘴上雖然說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澤東的名字說出來了。 何洛講到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前有這樣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過一場俄國的活報劇，只有三個演員，一個是女郎，一個是革命者，一個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來了。劇情就那么簡單。 后來，江青和他的同鄉康生聯系上了。江青就經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戲。后來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戲來了。江青唱京戲，毛澤東就去看和聽。看來看去，毛澤東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個電影明星，本來不會唱京戲，恐怕是臨時學的，也許是康生為了玉成她和毛澤東給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時我才聽說了毛澤東和他的妻子賀子珍分開而和江青結合這件事。當時延安有許多人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很不贊成。后來江青反黨集團給黨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謝覺哉后悔當時沒有強迫把賀子珍留下來（這是2004年我在一本書中看到的）。毛澤東和江青在一片反對聲音之中，冷清清地結了婚。在結婚的時候擺了兩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澤東沒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謝意。李昌是出席那個酒席的一個，他曾和我談起這件事情。 從1937年江青和毛澤東結合開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當時我并沒有注意。回過頭來想，從工作上來說最重要的是關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那時候她是中宣部電影處的處長。這個時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躍的，而且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密切。 從她在黨內的地位來說，她在延安時候就開始在黨內有一點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現在《新中華報》上，組織上就安排她做邊區文聯代表大會執行委員，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慶樹的后面。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澤東要她參加西北局組織的陝北的綏德米脂調查團，在調查研究中學習。我和江青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那一次。在從延安到綏德的路上我們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轡而行，在清澗一起參加過一次晚會，但是我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 不過江青剛到綏德后，毛澤東的一個電報要她馬上回延安，綏德專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騎馬回去了。 她和毛澤東生了個女孩子李訥，算起來應該是在延安時生的。 補講一節電影《武訓傳》批判 由于不想被從李進孩到李云鶴，再到藍蘋，最后到江青這些名字演變插亂，本來應寫的電影《武訓傳》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這里補記一節。 江青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工作很活躍，和毛澤東同志配合得很好。當時情況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電影《武訓傳》放映之后，報刊發表不少文章，最初几個月大都是肯定贊揚，突出的有：“武訓是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幟”，是“勤勞、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評的文章如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楊耳（許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對嗎?》1951 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經過毛澤東大段改寫的題為《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社論中開列了43篇贊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作為反面教員。1951年6月我們《學習》雜志編輯部請許立群再寫一篇《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這篇長文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加寫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訓是在搞騙局，武訓的“義學”實際上是“不義之學”。武訓是一個五毒俱全的惡丐，他用放高利貸的辦法搜括窮人，依仗官府勢力強迫捐錢。 看來后來江青到武訓的家鄉調查之前，毛澤東對武訓之為人早已有定評。調查云云只不過為取得更多的事實根據而已。 前面講過江青在中宣部電影處擔任正處長抓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去山東武訓家鄉山東堂邑（現在不再是縣）、臨清（現在是地級市聊城下的一個縣級市）、館陶（現在屬于河北省的邯鄲市）做調查這件事，毛澤東重視程度可以說異乎尋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東的那一天，毛澤東親自把江青送到火車站，只不過毛澤東沒有下汽車進站，他在車上與江青告別。 江青以李進的名字參加這個調查，同行的有一個袁水拍。那時他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負責人，調查團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這個筆杆子做的。調查報告很長，內容分“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武訓的為人”、“武訓學校的性質”、“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武訓的土地剝削”五節。這篇長報告的題目《武訓歷史調查記》是毛澤東審定時取的。它在《人民日報》連載之前是經過毛澤東改寫或加寫的。 毛澤東對這次調查任務完成的狀況是相當滿意的。大概江青要對袁水拍表示感謝，就在自己家里請袁水拍一家人吃飯。在餐桌上有毛澤東、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兒李訥和袁水拍一家。吃飯的時候還照了相。袁水拍把這照片挂在家里牆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時候，袁水拍的許多東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來歸還抄走的東西的時候，別的東西都還了，唯獨照片沒有退還。 袁水拍后來從人民日報社調到中宣部，文革時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設在車公庄北京市委黨校的同一座樓的牛棚里頭（而且是同一個房間）。這個情況是他直接告訴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進行點名批判。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張春橋祕密策划、姚文元執筆起草的。這可以視作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黨中央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陳伯達病假或離京期間，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職務。5月30日中央專門發這樣的一個通知是很特別的。它可以說明文革的大權事實上已經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這時候的江青，不只是權大、勢大，她還有一個特別的專用的稱號“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性質還是“奪權”的階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 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公開結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創造。林彪和江青都講究儀式。林彪發明手持小紅書，口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求群眾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呼應。江青要求的儀式是她呼喚“同志們好”，要求群眾呼應“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 江青又網羅一些人在釣魚台創作几出樣板戲樹立自己的丰碑，這些都得到了毛澤東事實上的許可。 江青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江青在文革小組的權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名義聯名頒發文件的程度。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們理所當然地不敢說出對她任何不滿。文革中許許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劉少奇和1924年就入黨的鄧小平都被打倒了。這當然要由毛澤東負責，但是江青那時已經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員。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門挨斗。兩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進了“牛棚”。那時“牛棚”成了時尚。中宣部的“牛棚”設在車公庄北京市委黨校大院里。有許多機關都在市委黨校設“牛棚”。我們中宣部占了一座樓。中宣部的黑幫占了好几間房。我、袁水拍、包之靜、吳寄寒、林澗清，還有一個副處長，我記不清楚是誰了。六個人住在一起。因為我們是“牛”，不讓我們睡床，躺在地板上。我們六個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邊寫“交代”。除非接受外調，不管有沒有話可說，一定要這樣趴著寫“交代”。晚上被關在“牛棚”沒人管，大家就胡說八道起來了。我們說的話，尤其是包之靜講他同江青過去相識時的事情也就沒遮攔的講起來了。包之靜說，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間睡過覺。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們就“斗爭”包之靜，說你是不是還妄想江青保你？幸虧她把你忘了，否則也許你就沒有命了。包之靜還說，這件事我告訴過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問汪道涵，汪說他的確早就聽包之靜告訴過他這件事。如果那時房間里有竊聽器，我們全是“現行反革命”。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許多老干部陸續解放。1974年，鄧小平恢復工作。1975年他建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明顯地標志鄧小平的復出。這時候鄧小平找了一些已經得到解放的筆杆子，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作為自己的助手。這時候鄧小平雖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還把持宣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因此鄧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機構沒有用黨中央機構的名義，而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名義。 鄧小平的復出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這個階段的歷史產物。這個研究室是由鄧小平物色的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鄧力群七個負責人，又由這些人再找來一批中級干部和一般干部組成的。這個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雖然有好几個方面，但斗爭的矛頭是對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 這時候，毛澤東對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滿意，有時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對電影《創業》（這部電影是表揚大慶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錯誤的批評，毛澤東就做了批示，不贊成江青所做的批評，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訴了原石油部副部長孫敬文，孫敬文轉告了石油部長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對他的一次訛詐。 但是“四人幫”對政研室的攻擊，如“鄧記謠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類中傷，在反對政研室和鄧小平中還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壞，毛澤東支持了江青，1976年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黨籍之外，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工作。這是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對鄧小平斗爭獲得的一次勝利。 “多行不義必自斃”，1976年打倒鄧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勝利。在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2006年第2期 炎黃春秋雜志1752   揭祕毛主席特赦的美貌女匪： 悔過從新屢立功 2008/12/10  環球網 　　一、美貌少婦成寨主 　　推荐閱讀 昆明立交橋坍塌致2死 斷裂的橋面將一輛微型貨車徹底壓扁，圍觀的群眾說至少有一名司機死在里面。麻生要抗議中國船“入侵”釣魚島 [資訊] 神四插錯插頭險被撞毀 [資訊] 6成網友擔心年終獎泡湯 [財經] 揭祕：四大才俊豪華座駕大曝光 [財經] 圖集：驚人的世界奇特怪異車 [健康] 男人有病全“寫”在臉上 [健康] 增強人體免疫力的十種神奇食物 淮南原書記獲死緩 寫3冤字上訴[旅游] 非洲奇俗 洞房夜床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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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大嫂為保住財產，就與惠水縣白日鄉鄉長、原國民黨第八十九軍的一個營長羅紹銓攀親結友。程伊妹和羅紹銓同是布依族，陳大嫂想利用羅紹銓的權，羅紹銓想利用陳大嫂的錢。羅紹銓在陳大嫂處借錢，要多少給多少，卻有借無還。為侵吞陳大嫂的財產，羅紹銓就暗地動員其弟羅紹凡與陳大嫂結婚。羅紹凡是羅紹銓的隨行副官，早就看上了程伊妹的美貌，以前之所以沒有跟程伊妹交往，主要是由于羅紹銓跟程伊妹的關系曖昧，他不好插手。現在見羅紹銓對程伊妹并沒有別的意思，他就按羅紹銓的授意，有事沒事去找她玩。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羅紹凡不久在惠水縣城關鎮上馬路陳大嫂所買的住宅中，和她過起了同居生活。兩人還不斷地到水波龍鄉下去收租、處理家務。 二、淪落為匪攻縣城 　　羅紹銓、陳大嫂率匪部進攻縣城的北門，但是沒有得手，被解放軍守城部隊擊退新中國成立前后，由于蔣介石政權的有意組織和國民黨散兵游勇聚集為匪，土匪數量激增，達到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時，曾達到200多萬人。土匪武裝大搞暗殺恐怖活動，襲擊我政權機關，殺害我軍政人員和進步群眾，搶劫財物，強奸婦女，放火投毒，擾亂社會秩序。 　　在湖南，國民黨政府垮台前后，廣為收羅土匪武裝。蔣介石在退出大陸前，曾親自寫信要湘西匪首陳子賢“堅持游擊戰爭”。他還指示湘鄂川黔邊區軍政長官宋希濂，將湘西地區的大股土匪武裝整編成3個暫編軍、12個暫編師，將一批匪首委以“司令”、“軍長”、“師長”等職務。1949年7月，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又帶著10萬銀元和大批槍械，親赴芷江，收買湘西土匪，為他們打氣，妄圖變湘西為“反共游擊根據地”。 　　1950年1月，華東地區土匪襲擊鄉、區、縣級人民政府達一百多次，僅蘇南地區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殺害。解放軍第十兵團后勤部長李厚坤在浙江東陽縣朝陽村遭土匪伏擊而犧牲。這一年的頭三個月，僅廣東地區就有4座縣城、62個區政府、86個鄉政權被土匪破壞。同年二三月間，四川省內江縣土匪襲擊了該縣的5個區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輪奸婦女干部10名。第六○軍第一七九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籬在執行任務時，被土匪抓獲，慘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慘死在土匪刀下。該軍炮兵團的一名司務長，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儀隴縣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瘋狂破壞，嚴重地威脅著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安寧，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在開國大典上，朱德總司令發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軍剿滅匪特。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和方針，人民解放軍從1949年5月開始，先后調動6個兵團部、41個軍部、140個師、2個旅又20個團，共計150多萬兵力，開展了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剿匪斗爭。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全國、全軍隨后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剿匪運動。 　　1949年11月貴陽解放，緊接著惠水、長順兩縣解放。但由于五兵團三個軍的主力部隊集中參加成都會戰，當時一個縣只有几十個接管人員，部隊少、武器也少。1950年3月21日，惠水匪首董全和、韋殿初、羅紹銓等糾集匪眾，攻打縣城。羅紹銓、陳大嫂率匪部進攻縣城的北門，但是沒有得手，被解放軍守城部隊擊退。各路土匪頭目見守城部隊不多，便聚集在距縣城五公里的雅羊寨開會，企圖再次攻打縣城。這一消息被村民得知，并報告了解放軍守城部隊。解放軍將這個村寨包圍，經過兩夜一天的戰斗，土匪被全殲。 　　這次戰斗中，羅紹銓、羅紹凡和陳大嫂聽到槍聲后，從外圍緊急趕來增援。他們還沒有到，就被阻擊在紅番、紫油寨一帶并被擊退，他們的得力干將匪連長羅錫恩被當場擊斃。 　　此戰結束后，各路土匪大傷元氣，匪團長羅紹銓和羅紹凡、陳大嫂一起，帶著殘兵100多人返回老巢。在距縣城15公里的惠水與長順兩縣交界處進行活動，有時住山洞，有時又分散回家。后經過我軍多次圍剿，在馬腳坡戰斗中將匪首羅紹銓擊斃。混戰中羅紹凡和陳大嫂見勢不妙，逃走了。 　　當時，鄉、村政權逐步建立，剿匪指揮部又先后組織部隊和民兵相結合的拉網大圍剿，剩下的羅紹凡、陳大嫂潰不成軍，由原來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個追隨者。 　　三、潛逃多日終落網 　　這時陳鳳美一下子扑上去將她抓住，趙化一几個人也一起上去將陳大嫂按倒1952年6月，組織上考慮到吳開榮是本地人，又當過偵察員，便決定由吳開榮配合貴陽分區情報科楊科長共三人，組成一個追捕小組，任務是偵察羅紹凡和陳大嫂的下落，一旦發現及時殲滅。 　　吳開榮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走訪群眾，在陳大嫂的老巢安插“耳目”，但始終沒有發現他們的蛛絲馬跡。這期間又連續發生了几起搶劫案，有人懷疑是陳大嫂所為，吳開榮經過認真調查核實，認定搶劫案件并非羅紹凡和陳大嫂所為。經過吳開榮几個人共同研究，一致認為羅紹凡和陳大嫂一個可能是隱藏在親戚家，吃住都沒有暴露目標，群眾不易察覺﹔另一個可能是，由于基層政權不斷鞏固，民兵不斷設卡搜山，在無法躲藏的情況下，他們已逃離老巢。 　　吳開榮將情況向組織上作了匯報，經批准同意，三個同志暫時撤回原單位。在大軍壓境，部隊民兵搜捕的情況下，其他土匪和隨從見勢不妙都逃走了。只剩下羅紹凡和陳大嫂二人，他們已經無處藏身了。經過商量，陳大嫂決定去貴陽二戈寨投奔她的姑媽。為了防止被發現，陳大嫂和羅紹凡兩人商定分開出走，這樣目標小，并約定羅紹凡過一段時間到貴陽她姑媽那里找她。 　　陳大嫂潛逃不久，羅紹凡也化裝潛入貴陽。到貴陽后他不敢到處亂跑，就住在城基路一個小客棧內，同黔西、普定來貴陽找活干的几個人去抬河沙，掙錢維持生活。一個多月后，他被惠水到貴陽的群眾認出，群眾將情況向縣公安局舉報，縣公安局將情況向貴定分區作了匯報，立即組織人員將在工地上抬沙的羅紹凡抓獲。剛開始羅紹凡死活不承認他的身份，直到認識他的人出來，叫出他的小名后，他才低頭不語。 　　在訊問陳大嫂的下落時，他起初不講，后來公安人員對他進行了輪番審訊，最后他堅持不住，說出了陳大嫂曾告訴他躲藏的親戚家的地址。 　　分區立即組織了由軍隊、地方相結合的追捕小組，搞清了二戈寨陳大嫂姑媽龍三奶的住處后，追捕組直奔二戈寨找到了龍三奶，但陳大嫂早就跑了。經過訊問，龍三奶交代，陳大嫂已嫁給四方河的班永華。 　　追捕組又連夜趕到班永華家里。 　　班永華交代說：“我老婆生了一個女孩，這個孩子落地后就死了。第二天就不見她的人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追捕組的線索中斷，又返回將龍三奶抓起來嚴厲審問，龍三奶見這次不徹底交代肯定過不了關，最后只好說，陳大嫂嫁給班永華后住了一段時間，見村里有人對她的身份開始懷疑，就采取了“三十六計走為上”，利用一個雨夜，跑回龍三奶家里。當時追捕她的風聲很緊，龍三奶也不敢把她藏在家里，就把她隱藏于龍里縣混子場鄉侄兒龍德穩處。追捕組找到龍德穩后，龍德穩交代，陳大嫂已跟隨貴定縣水田寨的韋湯巴走了。追捕組經過不辭勞苦的奔波，找到貴定縣，韋湯巴說陳大嫂已轉移到離他家40多里遠的龍里縣大新鄉韋萬書家。 　　韋國元當時是大新鄉的民兵，那時他們也經常配合上級抓土匪。他跟韋萬書家相隔只几步遠，由于年齡相當，沒事的時候，就愛到他家里去玩。有一次到韋萬書家，陳大嫂正在做針線活。聊天時，他說，現在貴州土匪頭子都抓起來了，只有一個女土匪陳大嫂還沒有抓住，聽說上面已經知道她的下落，正組織人員抓她。陳大嫂聽了這句話，臉一下子就白了。韋國元當時并沒有往這方面想，但他這無意間的一句話確實嚇著了陳大嫂。 　　陳高英是這個村子見陳大嫂最多的一個人。韋萬書的媽媽和陳高英到集上賣豆腐時，認識了陳大嫂。那時她兒子韋萬書的妻子生孩子難產剛死，在集上碰到一身農婦打扮的陳大嫂，聊天時韋萬書的媽媽得知陳大嫂想找一個出身成分好的人家下嫁時，就想到了自己的兒子。陳大嫂則謊稱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小叔欺負她。韋萬書的媽媽把兒子的情況一說，陳大嫂當時就同意了。 　　來到村子后，陳大嫂平時很少出門，陳高英因距離她家近常到那里去玩。陳大嫂手腳麻利，手又特別巧，一天能縫一件長衫，而且對人和藹，不笑不說話，跟周圍的鄰居相處得都很好。抓陳大嫂那天，陳高英不在，她到別人家里吃酒去了。這里有一個習俗，辦喜事要請親戚朋友和全村人吃三天。她一個遠房侄子結婚，前一天用毛驢將她接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回來后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陳大嫂被抓走了。 　　趙化一參加了抓捕，那年他才20歲，是龍里公安局偵察股長。他當時組織了一些小分隊，專門剿匪，人稱“飛虎隊”。他權力很大，到哪個縣如果哪個縣長不配合，就可以就地將這個縣長免職。 　　得知陳大嫂在龍里的消息后，省里有關部門對這一情況非常重視，立即召開有關方面開會，最后決定為了以防萬一，先要摸准陳大嫂所在地的環境、地形。到龍里基本摸准了韋萬書的情況，最后決定用“飛虎隊”將陳大嫂抓獲，因為她當時還有槍。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工作組決定將村里的男人調到鄉里開會，然后又找來絕對可靠的民兵，配合“飛虎隊”捉拿陳大嫂。趙化一將几個人分了一下工，為了確保不走漏任何風聲，所有人只准進村不准出村。“飛虎隊”悄悄地潛入村里，韋萬書正在家做飯，“飛虎隊”的几個人沖進去卻沒有發現陳大嫂。隊員陳鳳美便用槍指著韋萬書問陳大嫂哪里去了。 　　韋萬書驚恐地說：“她到鄰居家里吃酒去了。” 　　見事情沒有暴露，大家懸著的一顆心才放下來。趙化一連忙把人員重新分布了一下。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一名隊員聽到狗叫，大聲對韋萬書說：“把狗管好。”沒有想到這個時候陳大嫂剛好從鄰居家里出來，聽到陌生人說話，她馬上意識到不好，轉身要跑。這時陳鳳美一下子扑上去將她抓住，趙化一几個人也一起上去將陳大嫂按倒。 　　起初她不承認自己是陳大嫂。陳鳳美叫出了她的小名后，陳大嫂知道再隱瞞也沒有用了。抓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槍。陳大嫂交代，她的槍逃跑時放到橋下。后來沒有了。 　　抓到陳大嫂，怕夜長夢多，几個領導決定連夜將她送到省軍區。趙化一把她捆起來，雇了一輛馬車准備送走她。 　　當年張循敏是縣公安局局長。那天剛好到省軍區開會，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布置剿匪的事。開完會見天色還早，便雇了一輛馬車向縣里趕，那時馬車是最好的運輸工具。走到半路上，見迎面來了一輛馬車，趕車的寧學良認識他，便告訴他說：“局長，陳大嫂被抓住了，在車上。” 　　張循敏停下走到馬車旁看了一下。陳大嫂仍是一身布依族打扮，當時低著頭，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從輪廓看得出她是一個漂亮的年輕女人。 　　四、毛主席說：“不能殺！” 　　“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匪首，又是少數民族，殺了豈不可惜？” 　　陳大嫂被抓，來看她的人人山人海。因為這以前陳大嫂被傳得神乎其神，大家都沒有見過，許多人就是懷著這種好奇心趕來的。 　　陳大嫂先關在長順一段時間，本來省里要召開匯報會，后來改成慶功會，當時一千多人的大操場上聚滿了人，她自己也感到必死無疑。 　　陳大嫂是土匪的一個大隊長，相當于團長。對于陳大嫂是殺是留，當時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對于一般群眾來說，她是個女匪首，罪大惡極，理應處死。但對于少數民族來說，她是一個為數不多的女強人。 　　怎樣處置這個女匪首，省軍區專門召開了會議。當時，凡拒不投降的中隊長以上匪首，只要抓住就槍決，而且批准權限也放得很寬，一個區長點頭可以立即處決。像陳大嫂這樣的匪“團長”就更必死無疑了。 　　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種意見：長順、惠水、紫云一帶，還有一些四處逃竄的散匪，特別是几個少數民族的匪首還沒歸案，為了弄清他們的下落，陳大嫂能否暫緩處置，以毒攻毒。 　　過了几天，在省軍區黨委會上，有人更進一步闡述了“不殺”的理由：她是少數民族婦女，雖然卷進匪亂，但是所起的破壞作用并不像傳說的那么嚴重，如今大股土匪已消滅，留下還可用她去爭取散逃的土匪向政府自首，在新的形勢下，也許會起到有益的作用。 　　意見一時難以統一，于是貴州省軍區把殺與不殺的理由及陳大嫂的詳細情況均呈報給西南軍區。 　　西南軍區參謀長李達要啟程赴朝鮮參觀，他指示把陳大嫂一案暫且放置一下，等回來時再研究處理。 　　1953年3月下旬，李達從朝鮮歸來，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他匯報了西南地區的剿匪工作，專門談及陳大嫂的情況。 　　李達說：“主席，這個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殺，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語氣說：“不能殺！”說完，他拿起一支煙，慢慢地划著火柴，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達看出主席還有話說，就靜靜地坐在那兒聽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煙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語氣說：“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匪首，又是少數民族，殺了豈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達試探地問。 　　“人家諸葛亮擒孟獲，就敢七擒七縱，我們擒了個陳大嫂，為什么就不敢來個八擒八縱？連兩擒兩縱也不行？總之，不能一擒就殺。” 　　李達領悟了毛主席的話，非常認真地說：“主席，我們照您的指示辦。” 　五、悔過從新屢立功 　　陳大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政府會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淚水，發誓要報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1953年4月，西南軍區參謀長李達來到貴州省軍區，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傳達毛主席關于釋放陳大嫂的指示。在省軍區主要負責干部會議上，李達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后，又談了他的想法：“我們共產黨人，比諸葛亮應該有更廣闊的胸懷、更宏大的氣魄。貴州的剿匪斗爭雖然已是尾聲，但工作更加復雜，有些地方的土匪問題與民族問題聯系在一起，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別是寬、嚴有度，這才有利于盡快消除隱患，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縣城關鎮召開了數千人的群眾大會，由法院院長宣判，當場釋放了陳大嫂。就這樣，一個“罪該萬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跡般地活了下來！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政府派了一個工作組到長順縣做工作，后來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會場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政策。為什么不殺，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寬大處理，不允許任何人動她，有困難還要幫助她。共產黨是有政策的，陳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當時她不愿意回長順縣，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鄉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陳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個布依寨給她分了一套房子，兩層的，鍋碗盆也都是共產黨送的，陳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陳大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政府會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淚水，發誓要報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沒几天，她就到落草為匪時經常活動的惠水、長順交界地帶，找到那些沒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屬，講自己的親身經歷，講共產黨的寬大政策，還三番五次鑽進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對面地勸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個號稱“八大金剛”的匪首，特別凶狠狡猾，群眾說他們殺人就像殺雞一樣，連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學、陳老毛、陳登安三個人，拒不投降，陳大嫂動員他們家屬去勸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帶著部隊進山搜剿，將這三個頑匪一一擊斃。 　　以后，不僅惠水、長順，連紫云一帶潛藏很深的匪徒們，還有几個匪“首”，也聞風回頭，相繼向政府投降了。 　　陳大嫂經常說，她的這條命是毛主席給的，她要做一些對社會和國家有益的事情。 　　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來毛主席逝世了，陳大嫂得知后，在家里為毛主席設了靈堂，哭得昏死過去好几次。 　　1995年3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的毛主席的孫子毛新宇來到貴陽進行采風調研。陳大嫂知道后，就坐車到了貴陽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訴陳大嫂，他是學歷史的，現在在大學學習，他想多讀一些書，准備將來把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事寫出來。第二天早晨邵華請陳大嫂一同吃了飯，叮囑陳大嫂要注意身體，多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陳大嫂回來后對她女兒陳大蓮說：“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現在他的孩子又關心著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陳大嫂的女兒陳大蓮1969年結婚，當時別人送給她一尊毛主席像，陳大嫂就把那尊主席像供起來。由于底座上有林彪題詞，林彪死后，陳大嫂就把那些字刮掉繼續供奉。后來陳大蓮一共搬了十次家，供奉主席像的那張桌子和主席像成了一體，怎么也拿不下來，成為了一個不解之謎。 　　陳大嫂活著時有一個心愿，想到北京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遺容。拍攝《蒙阿莎傳奇》時，她跟劇組提過，劇組的同志也同意了。就在劇組准備請她去北京了卻她的這一心愿時，她的胃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終未能成行。 　　陳大嫂去世后，2000年8月，陳大蓮到了北京，專程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了卻了陳大嫂的心愿。 　　陳大嫂在世時是惠水縣政協委員。縣政協主席陸世明說：“每一次開政協會議，陳大嫂都積極發言。她文化不高，但對黨、對毛主席很有感情，政協各種會議，她都積極參加，每一次組織活動，她都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議。她常到街上巡視，見有些部門到個體戶那里要這要那，她在一次開會時把這個情況反映上去，縣里很快下通知要求改正，個體戶都很感激她。” 　　祕書長劉豫鳴說：“陳大嫂在世時，縣里組織政協委員到茶城視察，她已經70多歲了，不顧年老多病也到了茶城，聽了茶城的同志介紹后，在如何創名牌上，她提了不少意見，這在當時很難得。有一次政協開會舉辦活動，是關于1997年香港回歸知識競答比賽的，問她的几個問題，她都答上來了，最后得了兩個紀念獎。” 　　陳大嫂去世后，貴州省政協給她開了追悼會，對她一生的功過進行了評價，這恐怕是她生前所沒有想到的。 　　(來源：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