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言論自由，豈容暴力干涉”

　　“七八個憲兵從一輛人力車上拽下一個穿白布大褂的白發老人。老人被憲兵簇擁著推上垃圾堆坡上，身子尚未立穩，槍就響了。”

　　1926年8月6日清晨四時許，北京天橋春茗園茶館老板目睹了一個老人的被殺經過。這個老人就是民國時代著名報人林白水，他因諷刺時任國務總理潘復為軍閥張宗昌之腎囊而遭此毒手──從逮捕到行刑，前后不過三個小時，可見北京當局對之斬立決的迫切心態。

　　林白水自1901年開始投身新聞事業，前后自辦過七八份報紙，是我國新聞史上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政論家之一。這樣一個一生與新聞結下不解之緣的老人，臨刑前的遺言卻是：希望自己的兒孫永不要做新聞記者。林的遺言其來有自，除了自身遭際之外，也是對當時社會的沉痛認知。

　　就在此前，4月26日凌晨一時許，另一位報界名人邵飄萍因得罪軍閥張作霖而在天橋刑場被槍殺。這是民國以來新聞記者公開被處死刑的第一例，留下了惡劣的影響。此后陸續有報人被害，如：1932年初，《新大陸報》創辦人王鰲溪因揭露蔣介石成立特務組織“藍衣社”而被捕，后被殺害﹔1933年1月，江蘇《江聲日報》編輯劉煜生因報道省府鴉片公賣丑聞而被省政府主席顧祝同殺害﹔1933年，《時事新報》駐京記者王慰三遭軍方槍殺﹔1934年11月13日，《申報》董事長史量才因觸怒蔣介石政權而遭暴徒槍擊致死﹔1939年秋天，《大美晚報》主筆朱惺公因發表反對汪精衛媚敵的文章亦遭暴徒狙擊而死……

　　那是一個皇帝雖已被推翻但專制陰魂不散的時代。不過，清末以來民智漸開、軍閥各霸的局面使得人們享有前人所沒有的較大社會活動空間，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各種學說都紛紛登場，各類社會團體也如雨后春筍冒出來。作為報人來說，如《新民報》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還是基本可以實現的。民國時代有那么多的私營報紙雜志，自生自滅，循環不息，就是証明。

　　也許能說，他們本可以不死，因為他們曾經面臨過另一種選擇。張作霖曾給邵飄萍匯款三十萬銀元，遠超當年袁世凱為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所出的二十萬(梁婉拒，該文發表，對袁世凱稱帝是一大打擊)，創下民國年間封口費之最﹔潘復曾責令林白水在報上更正并且謝罪﹔國民黨法庭上的軍法人員曾引誘王鰲溪改弦更張，按政府旨意辦報……按常人的理解，人都有父母妻子，他們也本可以做一點妥協，哪怕虛與委蛇也好。

　　但是，邵飄萍悉數退回三十萬，對家人說：“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林白水的答復是：“言論自由，豈容暴力干涉！”王鰲溪當庭拒絕，據理力辯。于是，厄運注定要降落在他們頭上。

　　民國年間報紙林立，從業者良莠不齊，風花雪月者有之，雞零狗碎者有之，封建衛道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為什么邵飄萍、林白水們偏偏獨立不羈，傲然面對專橫野蠻的權力，做出自己的選擇？這些報人不為稻粱謀，不顧妻子計，他們是為誰而生？

　　沒有邵飄萍，就沒有《京報》﹔沒有林白水，就沒有《社會日報》。報紙是他們施展身手的陣地，他們為報紙而生，那么，這個問題就可以轉換為：報紙為誰而辦？

　　“應即大聲疾呼，方無愧此喉舌”

　　關于這點，馬克思早在1849年就有過清晰的思考：“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

　　一言以蔽之，報紙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自然是為人民而辦。

　　令筆者驚訝的是，雖然晚于馬克思數十年，但梁啟超極可能是中國最早獨立提出報紙喉舌論的人，他在《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寫：“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廢疾者，則報館之謂也。”梁啟超認為，報紙有為一人、一黨或一公司之利益而辦，也有為一國乃至為全人類之利益而辦﹔他傾向于為國家辦報，漸進于為人類利益而辦世界報。

　　筆者發現，邵飄萍、林白水們實際上繼承并發揚了梁啟超的新聞理念。邵飄萍認為，新聞社是與任何國家機關平等的獨立社會機關，“苟見有強凌弱、眾暴寡之行為，必毅然伸張人道，而為弱者吐不平之氣，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輿論之制裁”。王鰲溪在所撰《報業革命之商榷》中說：“號稱民眾喉舌者，對民眾之所欲言、之所不能言、之所不敢言者，應即大聲疾呼，方無愧此喉舌，若竟不為民眾說話，而反為民眾公敵散布其麻醉劑，宣揚其贊美詩，以欺騙民眾，則其人格之卑污，較雉兔而尤甚，更何論乎社會導師。”

　　王鰲溪的好友、《新民報》創辦人陳銘德對王的觀點極為推崇，常常對報社新人講起王氏事跡，并背誦王氏一些詩句來勉勵后輩，如“人民喉舌要尊重，我輩頭顱要看輕”、“世無公道全憑我，舌不自由枉有頭”等。陳本人曾在1936年應邀就中國的新聞事業作過一次精彩的講演，他分析道：“中國的新聞事業不發達，大概以外在原因為最多，尤其受政治影響，使輿論界得不著十分的保障，大家兢兢業業，連什么話都不敢說了。報紙原是民眾的喉舌，喉舌受了鉗制，他如何可以發揚光大呢？”

　　曾任《大公報》社長的吳鼎昌也說過：“我們辦報是為新聞的──我們辦的這張報紙是毫無目標，如果說有目標的話，那就是為新聞而新聞，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平心而論，我們無法懷疑吳所說的話，指斥他作秀，他不計盈虧、獨力籌措五萬元恢復已經停刊的《大公報》﹔等他出任國民黨實業部部長的時候，又主動辭去社長職務以保持報紙的政治獨立性。我們更無法懷疑邵飄萍、王鰲溪等報人的理念，因為他們已經以生命做出了沉甸甸的回答。

　　我們可以說，正是有了邵飄萍等這樣一批充滿道義感的報人，才使得《大公報》《京報》《新民報》等几大報紙至今仍在中國新聞史上熠熠生輝。報人為誰而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那個時代的報人們面臨的一道生死選擇題。筆者無法想象，今天的我們如果處在清末民國時代，會有怎樣的表現。

　　“為人民服務”

放眼世界，“報人為誰而生？”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大同而小異。國際上素有將媒體列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的說法，“第四種權力”便是以監督政府、開啟民智為己職。美國著名記者普利策就說：“維護社會公德，需要擁有訓練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氣為正義獻身的智能型報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眾精神的媒體。否則，民眾、政府會變得虛偽而可笑。一個玩世不恭、唯利是圖，或盅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制造出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掌握在未來的新聞記者手中。”

　　1918年10月，邵飄萍參與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新聞研究與教育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期學員中有這些顯赫的名字：毛澤東、羅章龍、高君宇、陳公博等。邵親切地稱呼毛澤東“小毛”，那時，毛經常登門拜訪邵老師和邵師娘。

　　1936年毛澤東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回憶：“在新聞學會里，我認識了一些同學……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准邵飄萍為革命烈士。50年代，毛在接見新聞界人士時說，胡適不是自己的老師，邵才是。1974年，八十一歲高齡的毛在會見外賓時還提到邵。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毛澤東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其間，毛多次與《大公報》同人交談，并特地為《大公報》寫下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多年以后，這五個字風行全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來歷。如果追蹤其源，筆者以為，邵飄萍、林白水等杰出報人的生命歷程，無疑就是對這五個字最好的印証。徐衛東



回望逝去的“報人時代”

　　中華書局不久前出版《邵飄萍與〈京報〉》《張季鸞與〈大公報〉》《陳銘德、鄧季惺與〈新民報〉》，邵飄萍、張季鸞和陳、鄧夫婦都是我喜歡的報人，他們的報紙與20世紀前半葉跌宕起伏、動蕩不安的中國相互守望，乃至融為一體。我們在回望歷史的時候，有時候免不了會感慨，那畢竟還是一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一個報人至少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良心和職業操守說話，借助日報這一新型的媒介，堅持把真實的聲音傳達給公眾，哪怕與各種權勢力量、利益集團不斷地發生沖突，也可以在所不顧。

　　邵飄萍為此在不惑之年、正當事業的巔峰遭到野蠻的殺戮，凝結著陳、鄧夫婦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報》為此在1948年被無情地關閉。在這個意義上，民國早年曾兩次因言獲罪、鋃鐺入獄的張季鸞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辦《大公報》后，雖也曾得罪當道而多次遭到過打壓，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遷徙流離，總算沒有遇到什么重創。因此有人說，《大公報》和張季鸞是近代中國報紙與報人中最幸運的。

　　從1926年被殺的邵飄萍到1941年病故的張季鸞，再到1949年后不再辦報的陳、鄧夫婦，他們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報人。他們的報紙和那些以宣傳或懷有其他目的的媒體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對他們自身來說，辦報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們在自己報紙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們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過辦報服務社會、影響社會。這已經和晚清時代懷抱維新理想辦刊辦報的梁啟超們，和懷抱革命目標而辦報的于右任們有了很大的區別。我把中國新聞史上的那個階段稱為“政論家時代”。

　　等到邵飄萍、張季鸞這些人自己辦報，中國才逐漸進入了一個“職業報人時代”。其中張季鸞和《大公報》、陳鄧夫婦和《新民報》、成舍我和“世界”報系就是最好的代表，這是中國新聞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他們的報紙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個鼻孔出氣的。也正是這種各自不同的個性打動和吸引了讀者，贏得了讀者，使他們傲然屹立在紛亂的時局中。但是他們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報紙都是獨立的、民間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論政的特征。

　　張季鸞先生被譽為報人中的報人，不僅因為他筆下的評論曾如此時刻地影響了那個時代，更因為他的人格底氣，他過人的見識和超常的定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獨立”這個中心詞的。他一生只活了54歲，報業生涯卻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窪窪給他太多的經驗與教訓，對于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下辦好一家報紙，有許多獨有的體會。當他和胡政之、吳鼎昌在天津風云際會，決定接辦《大公報》時，這一切在他心中醞釀已久。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光照整個中國新聞史、言論史的“四不”就這樣破土而出。如果說前面三個“不”都比較容易理解的話，“四不”中最難領悟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不盲”。對此他有清晰的解釋，隨聲附和就是盲從，一知半解就是盲信，為感情所動、不事詳求就是盲動，評詆激烈、昧于隨聲就是盲爭。《大公報》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能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偏不倚，不著急，不回避，不斷追尋事實真相，抓住真問題，站在民間立場表達自己的看法，堅守文章報國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這是張季鸞和許多老《大公報》人引以驕傲的地方。他們把中國報業推到了一個高度，這個高度即使今天看來仍足以令我們驚嘆。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的《新民報》系初創于1929年，大致上與張季鸞的《大公報》同時。靠陳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功夫，靠鄧在企業管理上的長袖善舞，在一批在辦報上有經驗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几乎是白手起家，創造了新聞史上“五社八版”的傳奇，成為中國民間報紙的又一個樣本，與《大公報》等民間報紙一同建立了中國言論史、新聞史上的文人論政傳統，把“政論家時代”推進到了成熟的“職業報人時代”。

　　相比之下，當邵飄萍辦《京報》時，“職業報人時代”還沒有到來。他是過渡期的人物，從新聞記者到自辦通訊社、日報，他在很短的時間把《京報》辦得有聲有色，就是因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勢力，沒有背景，不拿報紙做晉身之階，大膽敢言，許多獨家的報道和他鋒銳的評論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現在看來，他的辦報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他在報紙中傾注了太強烈的感情成分，有時候顯得冷靜的理性不足。或者說他與現實政治的距離挨得太近了，包括他與馮玉祥的國民軍那種密切關系。報紙畢竟是報紙，是公共媒介，報人本身可以有熱烈的愛憎好惡，但是如何能盡最大可能地保持節制，保持客觀性，少一些主觀，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即便是在今天。張季鸞曾寫過一篇文章《無我與無私》，“根本上說：報紙是公眾的，不是‘我’的。當然發表主張或敘述問題，離不了‘我’。但是要極力盡到客觀的探討，不要把小我夾雜在內。譬如發表一主張，當然是為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他還說，無私是從無我推演出來的，要做到徹底的無私太難。所以最要緊的是努力做到動機無私。只要動機是無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為報紙獻出生命的邵飄萍在新聞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無什么不純的動機。　

    
   新快报
     厕所里的装饰画原来是名作！这等好事就发生在美国一名老汉身上，他将在已故祖父那里继承的2幅钢笔画挂在自家厕所里，一挂就是40年，最近才知道，原来它们的价值高达20.124万英镑（约合200万人民币）。
    
    

    
    资料图：比亚兹莱的艺术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2日报道，美国一名退休老汉于1968年从已故祖父那里继承了2幅钢笔画，由于嫌画作太一般，过去40年来，他一直将这2幅画挂在卫生间中当作装饰品。不久前，一名拍卖师偶然到该老汉家中拜访时，震惊地发现这两幅画竟然是英国19世纪著名画家奥博利・比亚兹莱失传已80年的名作！这两幅从厕所中“淘”来的名画，日前以高达20.124万英镑的天价成功拍卖。
    
    奥博利・比亚兹莱是维多利亚时代富有争议的画家，老汉家卫生间中挂着的这2幅画作名为《高潮》和《柏拉图哀悼》，是比亚兹莱于1894年为英国作家王尔德戏剧《莎乐美》所画13幅插图中的两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