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把瑞典歸于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李梅之

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期間，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研究員、教授楊啟先先生曾兩次赴瑞典考察，并寫下了一篇關于社會主義在瑞典取得巨大成功的考察報告。在回國途中，他還邀請我國駐法大使館几位官員對該報告進行座談，大家達到了比較一致的看法。然而，該報告直到２００２年才獲准發表在一份發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說，這份考察報告竟“遲到”１４年之久！因而，定名為《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

　 只要認真通讀楊教授的考察報告，人們會極為震驚地發現：原來瑞典王國不但是當今世界最富裕、社會福利最好的國家之一，同時，它還是把馬克思、恩格斯視為精神導師的真正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前蘇聯及它的東歐衛星國，以及包括中國、越南在內的所有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或者是“挂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國家！

　 正因為如此，這就難怪楊教授的考察報告被有關部門封殺達十四年之久了！

　 這但是一宗令人感嘆萬分之事，更是一宗令人無比憤懣之事──人們不禁要問：“文革”已經過了如此多年，為什么“有關部門”，還要將一篇事實上并不“敏感”的考察報告長期打入冷宮？這是否嫌國人還不夠蠢？──一直以來，在“有選擇性地對國民進行新聞、信息引導”的國策下，聲稱“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中國人，事實上成了不折不扣的井底之蛙，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尤其是毛澤東時代，雖然中國人民時常要勒緊肚皮過日子，但人們還是相信這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貧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而自己的苦日子，不過是“暫時性困難”！還一直以為自己生活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祖國幸福大家庭”里，因而積極參加所謂的“憶苦思甜”活動……不但如此，溫馴而善良的中國人民還聽從我黨的號召，一點一滴地將“多乎哉，不多也”的口糧和各種物品交到我黨手中，去扶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世界各國人民。以及支授“世界人民的正義斗爭”！

　 過了多少年，中國人民才知道：其實那些受中國援助──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有些人日子其實過得遠比中國人滋潤！就拿思維爾﹒霍查所統治的阿爾巴尼亞來說吧──在中國長期不斷的金錢物質扶持下，當時人口不滿三百萬的阿爾巴尼亞國民竟然懶惰成性起來，舉國人民几乎成了好吃懶做的“二流子”了！還有，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越戰爭時，中國軍人在繳獲到的越方物資中發現，有許多軍火和其它日常用品，竟還是當初中國運過去的“援越物資”！……

　 這是何等荒唐，何等荒誕不經的痛苦往事！

　 其實，在“有選擇性地對民眾進行新聞、信息引導”的國策下，不但普通百姓一個個成了會f話的機器人，就是黨國官員也未能幸免！縱然是那些在百姓眼中如同神人一般的政要們，也難免成為前清鼠目寸光的軍機大臣──而這，就是中國几十年間瞎“折騰”的根源所在！

　 “有選擇性地對國民進行新聞、信息引導”的國策，是何等的禍國殃民！

　 誠然，自鄧小平時代開始，隨著新聞過濾的相對松疏，國人對過去的諸多荒誕往事或謊言不斷有所認識，有所認清。然而，在長期刻意的“貓蓋屎”宣傳灌輸下，仍舊有諸多本來極為荒誕不經的往事，或徹頭徹尾的謊言，成了諸多國人腦海中的真實歷史──例如：在盲目崇拜情結支配下，當今中國，有無數沒有經過毛澤東時代的人年輕人，或者只是淺涉過這段歷史的中青年人，根本不承認毛澤東時代所發生過的種種荒誕不經的歷史。甚者無比向往他們并不真正了解的“充滿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毛澤東時代，憧憬一些人所傳言、并津津樂道的毛澤東時代“幸福歲月”……有很多國人，因為只知道“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和“陰暗面”，對西方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几乎毫無了解，所以，對西方的社會制度存在著一種本能的敵意或“冷戰思維”。而這，就是一直以來中國大地毛派極左勢力長盛不衰，有太多國人盲目反對普世價值的重要根源之一。

　 “有選擇性地對國民進行新聞、信息引導”的國策，是何等的禍國殃民！繼續如此，不但強國興邦將成為一句空話，中華民族更會成為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

　 附：《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

　 由于楊啟先先生《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篇幅較長，不太適合在普通讀者群中廣泛傳閱，著名學者吳江先生特對它作了一個比較精辟的濃縮。下面就是吳江先生對《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的介紹：

　 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概況：

　 受蘇聯宜傳的影響，我們一向對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成見頗深。其實，直至蘇聯消失為止，他們從未向我們客觀地如實地介紹過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真實情況（包括西歐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關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這里首先想說的是：其實西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復雜而且多種多樣，各國情況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處于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而只是

　 作為其“四肢”（“心臟”和“四肢”是馬克思的提法），離資本主義強權角逐的中心地區較遠，所以其社會變革較能自主進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國勢力的干涉和影響。這里要特別指出一點，歐洲1923年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所屬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人黨等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解釋原則上許多方面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尤其主張“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會民主黨雖然也承認“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堅持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作為自己的主要指導思想。這是其特點和優勢之一。

　 對于人們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我在這里只是根據《考察紀要》就其要點分題加以引述介紹，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勸讀者能耐心讀下去，切不可放過了解這個異邦社會主義的機會。關干瑞典社會民主黨和瑞典社會的性質問題。《考察紀要》寫道：“我們一直認為，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主義的黨，瑞典社會是一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在考察中，我們曾經非常直率地提出：他們究竟是一個什么性質的黨和什么性質的社會？他們明確地回答：時至今日，他們自己仍然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社會。其主要埋由是：從瑞典社民黨的歷史看，在1889年成立時，他們就沒有自己的黨綱黨章，而完全是一字不變地采用了當時由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我們訪問時，他們雖然正在醞釀第七次修改黨綱，但在其散發的修改黨綱的宣傳資料中仍然載明：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主義﹔階級基礎是廣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階級。只不過是明確了工人階級不僅包拓藍領工人，也包括白領工人。……為此，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們參觀了他們的黨史展覽館。從展覽館的照片陳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薩爾，第四位是瑞典社民黨最早的領導人布籃亭……。在我們同瑞典社民黨的一些理論研究工作者交談中，他們特別強調說：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有條件的，即在前面必須加上“民主” 兩個字，完整地說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如果不加民主兩個字，他們寧肯你說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愿你說他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那種社會主義社會，是代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對群眾沒有吸引力，這就意味若不能獲得群眾的選票，該黨就不可能上台執政，并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關干瑞典的經濟性質。《考察紀要》說：“瑞典經濟的性質，用他們的話來說，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一種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就是在所有制上，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在經濟運行方式上，實行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與經濟運行方式的混合。為什么社會主義耍實行混合經濟，他們還以他們黨的自身經歷，向我們講了一段很深刻的歷史教訓。”“據他們介紹，瑞典社民黨1889年成立時，瑞典還是當時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人們連最起碼的普選權都沒有。由于生產力發展和黨的水平低，成立時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只好全盤采用了當時恩格斯領導制定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黨章”該黨綱明確規定，政治上將通過民主選舉，和平過渡取得政權﹔經濟上將實行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划管理等。經過二十多年的奮斗，在政治斗爭目標方式的提法上雖兒經變化，如開始提的奮斗口號是：“為爭取普選權而斗爭”﹔有了普選權以后，改為提出：“為爭取進入議會而奮斗”﹔有了議會成員以后，又提出：“為掌握議會的多數而奮斗”。但綱領中的上述經濟目標始終沒有變。到1920年選舉，社民黨和保守的人民黨議員加在一起超過了議會的多數（對立面主要為同皇室有關的議員），但社民黨的議席超過保守黨，兩黨便組成聯合內閣上台執政，并由社民黨的黨魁出任首相。因為內閣是以社民黨為主，社民黨就有條件推行黨綱中規定的經濟綱領，開始用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搞起來了一大批以國有制為主的公有制企業。但由于沒有能夠解決公有制企業如何處理好的一些問題，很快就導致了企業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行，經濟出現了不應有的困難。在1924年的選舉中，社民黨的選票大幅下降，隨即被迫退出內閣，由保守的人民黨上台執政。用他們自己的話來

　 說就是，因此把黨的執政權也丟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冷靜下來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經過全黨上下討論，得出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結論。就是：瑞典社民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必須堅持搞社會主義，但搞社會主義，所有權的社會化，不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在于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如何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利益。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投資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創不出很多財富，要公平分配也沒有強大的經濟物質基礎，那還不如除必須由國家舉辦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業，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由政府合理分配來滿足勞動者的需要更為有利。對于私人企業在發展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與弊病，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克服和解決：一是通過工會勢力在基層進行必要的斗爭﹔一是通過議會立法從上層加以限制。并且根據這一結論，修改了原來的黨綱黨童。從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到1932年大選重新掌握議會的多數而上台執政，一直連續執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黨奪去。在此期間，他們把瑞典從一個歐洲經濟最落后的國家，發展建設為世界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第二位的經濟發達國家（第一位為瑞士）。從 1976年到現在，雖然政權兒經易手，但大多數時間還是社民黨執政。到20世紀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其全部國民財富的社會化分配部分，按國家財政收入一年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達到57－58%。從而有條件把瑞典建成為一個世界上社會福利最多的國家，使分配社會化的理論在實踐中運用到了淋漓盡致。”

關干瑞典實行的分配原則。《考察紀要》說：“瑞典的分配原則，據他們介紹說：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與勞動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讓分配差距過于懸殊，有點類似我們近些年一再強調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有：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即對勞動多、貢獻大的人，必須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冉分配中，要進行合理的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因此，至今他們全國除了極少數優秀企業家，如沃爾沃汽車公司的老總那樣的人物，年收入可達上百萬克朗以外，絕大多數人實際收人的差距都不是很大的，如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職工的工資，在稅前的差距可能達四、五倍，但稅后往往只有兩、三倍。特別是他們除工資以外，并沒有其他級別津貼和職務消費，應該說這個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們在介紹時說，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國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謂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在瑞典可以說已基本消除。對此，開始我還半信半疑，但經過到几類居民的家中實地觀察以后，感到確實已大致如此。”

　 關于瑞典的福利制度。《考察紀要》寫道：“瑞典的社會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國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歐國家一樣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險：退休養老、公費醫療、失業和工傷以外，還有這樣那樣名日繁多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以致人們把他們形容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福利的國家。根據我們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說確實是名不虛傳。例如：

　 （1）在養老方面，一個勞動者如果退休了，不僅可以依法定期領取足夠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日理困難，還可以住進國家舉辦的養老院，除了可以免費就近享受各種醫療護理外，其生活條件不比我們現在的“三”級賓館差。

　 （2）在失業方面，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業了，不僅可以定期領取法定的失業救濟金，而且可以免費通過國家舉辦的職業介紹所，在全國范圍內幫助其介紹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技能條件不符，可以免費參加國家組織的各種培訓。如果新的工作崗位同其現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國家還可以資助給部分搬家費。

　 （3）在教育方面。不僅人人郡可以享受終身免費教育，而且法律規定，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只要有一個外籍子女在上學，學校就必須為其配備一位‘母語’教師，當然一般不是專職的，但每月必然為其講一定時間的。‘母語'課。大學教育，從大校到畢業，雖然有一定學年，但法律規定，只要學生認為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工作，不愿離校，就可以繼續免費讀下去。因此，據他們講，現在每個學校几乎都有一批連續讀了七、八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老大學生。

　 （4）在生育方面。一個婦女生了孩子以后，不僅可以享受長達一年半的帶薪假期，其中一年為100%，半年為90%。而且在第18個月時，如果檢查確認又懷孕了，還可以繼續享受90%的帶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個月的帶薪假期。同時，夫妻雙方可以協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這樣長的時間，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

　 （5）在監獄方面。對于被拘留者或者正在服刑的犯人，不僅一切生活開支國家全部供給，而且每月還要發給一筆雖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現金津貼。正因為有上述這些社會福利，使該國每個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會風氣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樣子。據我駐瑞使館同志介紹，我國在瑞建館几十年來，在瑞的工作人員，還很少遇到過被偷竊的情況。

　 “雖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瑞典的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從我們接觸和聽到的一些情況來看，至少也帶來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與矛盾。一是，這種高福利制度，是靠高稅收來支撐的。因此，瑞典現在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到了全國CDP近60%，在世界各國中也是最高的。即整個社會財富，差不多3/5都被國家集中去了，留給企業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最高的一檔曾經達到過80%以上（現在還在70%以上），等于勞動者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絕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導致企業和單位在需要完成緊急任務時，除八小時以外職工一般都不同意加班，認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人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網球運動員博格，因不滿瑞典的累進稅率太高而不愿繼續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國定居去了。二是這種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鑽空子，利用它來獲取自己本不應得到的利益。如我們在訪問中曾造訪過一戶所謂最低收人的工人家庭，就發現了這方面的一個問題。即這家人已經有了三個女孩，但女主人又懷上了。我們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問。他答復說，我早核計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這不僅因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帶薪假期，滿18個月時如果又懷上了孩子，還可以繼續在家帶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長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種種繁雜的家務﹔而且瑞典政府鼓勵生育，對多生孩子實行累進補貼制度，多一個孩子每月至少將多得1000多克朗的補貼，還免交所得稅，這樣可以明顯增加我家的收入。當我們又問他：那對你有沒有什么損失呢？他開始說：沒有！待想了一會兒才說，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較遠的地方去旅游，因為帶上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這些情況說明，瑞典這種太多太高的社會福利制度，也還有合理調整改進的必要。”

　 關干瑞典的杜會公正。《考察紀要》說道：“瑞典的社會，從我們在考察中了解和接觸的種種事實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公正的。在許多國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級特權、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所見所聞確實不多。”為什么瑞典的社會能夠做到比較公正？主要是：

　 “一、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發生。”例如：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正因為如此，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黨的主席帕爾梅，在1988年底我們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鐵到斯德哥爾摩最熱鬧街區的一家電影院看電影，看完出來順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備進人地鐵站時，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凶手槍殺，據說至今還沒有破案。從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規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帶警衛。我們去時看到，人行道上的血跡還在，還不時有人自動地把鮮花放在有血跡的地上，以示哀悼。“法律還明文規定：全國只有議長、首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少數几位領導人，國家才配給公務專車，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車代步。這不僅大大減少了政府部門的人員編制和經費開支，而且也杜絕了利用公車辦私事的種種不正之風。“法律還具體規定：什么級別的領導人，在對外公務交往中可以接受禮物的限額。這一條，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親身體驗。1985年，我第一次隨體改委代表團去瑞典考察，對方主要的接待單位是工業部。在我們去會見工業部長（一位女士）時，禮節性地送給她一對北京出產的七、八英寸高的景泰藍小花瓶，作為紀念。她打開包裝盒看后很驚訝地說：真美！但隨即嘆了一口氣說：很可惜我不能拿回家，當時，我們不知道為什么？出來后問我駐瑞大使館陪同會見的同志才說：他們法律有規定，部長級領導在外事活動中，接受禮物的最高限額不能超過100克朗（約300多美元），這個花瓶在北京不值多少錢，但在這里估價可能會超過l500克朗。因此她不能拿問家，只能擺在辦公室里欣賞。只有在她離職時，新來的部長表示，這件禮物如果你喜歡，可以帶走！她才有可能拿回家。”

　 “二，公開的輿論監督，有力地制約了種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在這方面，我們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奧地利時，在兩國分別都碰到過一件具體的事例。在瑞典時，正趕上瑞典社民黨一位中央執行委員（相當于我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當時全國工會主席的女兒，在不應該分給住房的條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輿論曝光了，并公開批評這位工會主席是依靠社民黨執政的特權搞以權謀私。為此，社民黨中央專門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向輿論公開解釋和表態，并由工會主席在會上據實說明：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兒自己搞的，當然，他也有教女不嚴之責，一定盡快督促女兒把這套房子退出來，其問題按法律該怎么辦就怎么處理。從而才把這一事件基本擺平。”

　 關于政黨和領導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考察紀要》專就這個問題寫了他們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況：“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和黨的生存危機，迫使各級領導與公職人員必須以平等的態度對待群眾和以公正的原則處理社會事務。瑞典在政治上實行的是所謂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黨之間競爭十分激烈，不僅能否上台執政要取決于群眾的選票，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決于選票。因為，他們國家財政對各個政黨都沒有無條件的撥款，政黨的經費來源，除黨員交納的黨費和其他自籌的經費以外，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進入議會的人數，定額撥給費用，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得到群眾較多的選票，進入不了議會，沒有這筆資金，是很難長期存在的。因此，無論他們的主觀愿望如何，在各項活動中，都勢必要力求保持一種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會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黨雖然是一個多次上台甚至一次連續執政四十多年的大黨，但他們的中央機關，在我們去訪問的80年代末，還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員，一個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員只有五、六個人。當我們代表團去該地訪問時，從介紹情況、交流會談、帶領參觀、導游一直到司機的任務，都由一個人全包了。而且據他講，哥德堡省委所屬有三、四百個支部，都分散在各個社區（因法律規定，黨的組織是不能進人企業和單位的），他們每個月至少都要去轉一遍，

　 以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或傳達上級黨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隨體改委代表團第一次去瑞訪問時，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個星期天，該省的省長和議長在鄰近挪威邊境的一個山頂城堡里共同設宴歡迎我們，排場雖較正規，但吃的卻很簡單，而且吃完飯后在城堡內一個廣場招待我們聽剛從莫斯科演出歸來的交響音樂時，從我們代表團全體成員到省長、議長，自始至終也沒有擺一個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覽的群眾一起，站著聽了一個多小時，特別是在歸來的路上，當我們的汽車正准備上船過渡時，前面一輛車突然打不著火了，坐在車門口的議長（還是個腿瘸的人）和省長一句話沒講就率先跳下車去幫助群眾一起推車，一直到汽車發動了才上車。其情景頗令人感動。

“他們的這種社會公正原則，不僅體現在處理國內事務上，對外國來賓也一樣。如我們1985年去訪問時，到斯德哥爾摩那天正好是雙休日，城內住處不好安排，就把我們拉到市郊海邊一個小島上的一個工會的休養所里住。四周全是空曠的雪地，既沒有圍牆，也沒有警衛，服務員也很少，而且對我們每個人只安排住了一間最多十平方米的房子，包括團長也不例外，只不過團長多了一間約十來平方米、几張沙發就擺滿了的會客室。據說這也是他們社民黨主席、當時在任首相卡爾松經常來此休息時所住的房間。雙休日結束后，把我們搬到了城里，所安排的旅店不僅規模不大，設施還不及我們現在的三星級飯店。而且對團長也沒有安排什么高級客房或套房，而是同其他團員一樣只住了一個標准間。“對于如何保持這種良好的社會公正形象，他們的領導人不僅在生時很重視，而且在逝世以后對后事的處理也很注意。如前面講過1988年被刺殺逝世的帕爾梅，他生前不僅是瑞典的首相、社民黨主席，還是社會黨國際的主席，在歐洲和世界上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在國內也有頗高的威望，對社民黨和國家的貢獻都不小。但在遇刺逝世后，既沒有給他建擴什么紀念堂、紀念館或紀念碑之類，也沒有給他修一座比較豪華的墳墓，而只是將他的骨灰埋在被刺街道附近教堂后面的一個公墓里，地上沒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塊約四平方米用黑色大理石鋪成的平面墓地，上面豎立著一塊約一米高有帕爾梅簽字的鵝卵石。據說這塊鵝卵石原在帕爾梅的家鄉，因為帕爾梅每次回家鄉競選時，都要站在上面發表競選演說，故移此以作紀念”

　 考察紀要》的摘要到此為止，主要采取了抄錄的方法。我想這對于了解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已經可以說得其輪廓了。瑞典的社會主義，為了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相區別，在“社會主義”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會主義”。他們的民主達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規定，除國王外，任何人外出時都不帶警衛。只有議長、首相、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少數几位領導人，才配給公務專車。所以瑞典的高級官員都和普通人一樣，乘公交車、私車或徒步上班上街。１９８８年，瑞典前首相帕爾梅，也是社民黨主席，在街上步行時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規定首相外出時可帶警衛。帕爾梅不僅在國內威望高，在歐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貢獻，但身后并未有紀念堂、紀念碑之類，墳墓也并不豪華，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豎立一塊約一米高的有帕爾梅簽字的鵝卵石，以便后人憑吊。瑞典社民黨是執政半世紀的大黨，中央黨部僅６０多人，一個省委僅五六人，除了黨費之外，政府只按其進入議會的人數，定額給予補貼。所以黨的工作人員必須密切聯系選民，必須代表民意。就是對外活動，也以平等為原則，外國代表團去瑞典，團長和團員同一規格，只是團長多有一間小小的會客室。瑞典是富國，但富而不奢，不擺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違法亂紀的，但輿論監督很嚴，一經揭發，立即依法處置。

　 更重要的是《考察紀要》的結論：在馬克思身后，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１２年之久（１８８３－１８９５），并于１８８９年成立第二國際。列寧從１９０５年起即反對第二國際，１９１９年又倡議成立第三國際。兩派都信奉馬克思主義，都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而作法迥異，究竟誰是誰非？《考察紀要》認為，二者的區別主要是所代表的國情不同。第二國際和社會黨主要代表歐洲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選舉進行和平改革，和平過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會主義，而第三國際和*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的國家，因此傾向武裝斗爭……

　 由此看來，從前被指斥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和社會黨，在過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聲不響、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目標，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雖然也曾轟轟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價太慘重了，而且難以為繼。中國改革較早，成效顯著，但因政治改革滯后，后遺症較多﹔俄羅斯改革較遲，震動較大，今后的發展如何，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不管怎樣，今后的改革，都可從瑞典這類國家中借鑑。何況瑞典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友好。承認瑞典式的社會主義，更便于雙方的合作。

　 瑞典首相的年薪與一般工人相比，納稅后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

　 民主社會主義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紀50、60年代的30%下降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為100%）。一個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個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資為4600美元，加上政府補貼后，該家庭的實際收入為14117美元﹔另一完全類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資是23000美元，交稅后實際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見，瑞典堪稱是平均主義的社會（當然，平均主義也有負面的影響，會導致懶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開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稅收高福利﹔1995年，該國藍領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領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稅31%，大公司的經理則要交60~70%的個人所得稅。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

　 瑞典在１９世紀末還是歐洲落后國家之一，比俄羅斯還落后，瑞典社民黨成立時，拿不出自己的黨綱黨章，即把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二黨的黨綱黨章照抄不誤。他們的黨史展覽館中懸挂的領袖照片，前三位是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都是德國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黨最早的領導人布藍亭。１９２０年，社民黨和人民黨聯合執政，就建立一批國有企業，因效率低下，引發經濟困難，１９２４年下台。他們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時，一方面鼓勵私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會來合理分配財富，這樣就用力少而見效快，竟連續執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黨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以社民黨執政為主，結果瑞典成為全世界人均最富國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國家，可說“從搖籃到墳墓”都由政府包辦了。當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與貧窮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絕!世界最大的建筑仿真壁畫亮相上海 2008/12/27

2008年12月26日消息，世界最大的建筑仿真壁畫《法蘭西之旅》近日在上海的一家大型超市外牆上亮相，這幅巨型壁畫面積達5000平方米，創下了世界建筑仿真壁畫的新紀錄。壁畫不僅立體感強，而且畫中每一個人物都栩栩如生。整幅壁畫與途經的路人有機地融為一體，讓人仿佛置身畫中。 中新社發         令人叫絕的建筑仿真壁畫《法蘭西之旅》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