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值得關注的現象之一是中國葡萄酒明顯扶搖直上。中國現有400多個葡萄園，這些農場為提高產品質量正在積極從澳大利亞和法國引進技朮顧問。（《紐約時報》12月14日報道）

英國最古老的葡萄酒商Berry Brothers預測說，在50年內中國葡萄酒成為波爾多葡萄酒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擁有加文薩庄園(Camensac)和忘憂酒庄(Chasse Spleen)的讓-皮耶-普貝（音，Jean Pierre Foubet）已經進軍中國葡萄酒市場。他說：“中國的葡萄園很有魅力。土壤也各種各樣。有一點令人頭疼的是與當局的協商。”

中國葡萄酒挺進世界市場有其几點優勢。即，利用低廉的勞動力釀制的中低價葡萄酒種類繁多、國土面積能夠找到適合葡萄栽培的土壤及氣候、又憑借人口多、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基礎，中國國內的葡萄酒需求量逐漸增加等。此外，智利或阿根廷以中低價位葡萄酒得到快速發展的先例在中國也開始顯現。

中國早在4600年前就開始利用葡萄釀酒。不過，在傳統酒方面還是利用大米或高粱等谷物釀制的高度酒成為主流酒，而隨著西方列強進軍中國所接觸到的啤酒市場，也取得了巨大發展。

從實施改革開放的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開始從法國等西方國家進口葡萄酒。飲酒時原本就重視“酒香”的中國人便很熱情地接納了“葡萄酒”這一全新商品。上世紀80年代，法國白蘭地酒公司頭馬公司瞄准有著巨大潛力的中國市場，在中國天津成立了合資釀酒企業。這就是生產出包括葡萄酒在內的各種酒類的企業──王朝集團的開端。

隨后的1983年，中國最具盛名的葡萄酒企業長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成立。長城葡萄酒的基地設在河北，年產量5萬噸以上，是中國最大的葡萄酒生產商之一。長城葡萄酒在自有的葡萄田栽種解百納索維濃、皮諾瓦、霞多麗等大眾葡萄品種，生產汽酒、紅酒等几乎所有類型的葡萄酒。長城葡萄酒已是世界500大葡萄酒企業之一，中國國內的飯店和酒吧大都賣它的產品，知名度很高。

目前中國的葡萄酒生產量是世界第六。但從葡萄園持續增長的趨勢來看，中國在2058年之后很可能會躍居世界第一大葡萄酒生產國。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同樣驚人。中國目前只是世界第9大市場，但世界葡萄酒廠商卻非常關注中國市場的增長。

葡萄酒有國際香型和典型香型。前者是以解百納索維濃或皮諾瓦葡萄等大眾品種釀制的，后者可以理解為具有地區特色的個性香型。目前中國的葡萄酒還沒達到國際水平，但這是歷史短的原因。隨著法國和美國的生產商向中國投資和成立合資企業，中國也在不斷地完善自身的技朮。

朝鮮日報

2009年， 數千萬尋找崗位勞動力何去何從？（圖） 2008/12/29

數千萬尋找崗位的勞動力何去何從？服務業能成為最大的就業蓄水池？ 主筆◎謝九 2009年的就業壓力扑面而來。 截至11月底，在我國10個勞務大省中，已經有5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到2009年春節，這一數字還會迅速擴大。當城市無法再為農民工們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將不得不留在農村。大學生們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2009年的高校畢業生將達到史無前例的610萬人，以目前的就業形勢看，預計將有200萬人左右找不到工作，這個數字是2003年的高校畢業生總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領們，則有可能面臨裁員的威脅…… 中國經濟的每一次劇烈動蕩，都會帶來勞動力的重新流動，而每一次勞動力流動和資本的重新組合，又會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成長的動力。站在這個立場，2009年的就業壓力，就將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重新涌動的第三次浪潮，這次浪潮涌向的主題詞，將是“服務業”。 改革開放之初，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在接納數以億計的勞動力的同時，也成為中國經濟當時最富活力的象征。這是中國勞動力自由涌動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國企改制和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雙重影響，導致國企職工大量下崗，成為當時最嚴重的社會難題，但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最終消化了大量失業人員，與此同時，民營企業也在這10年成長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勞動力涌動的第二次浪潮。而這一次，從2007年開始的企業發展升級與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使勞動力市場再次面臨重新洗牌。數千萬尋找崗位的勞動力何去何從？服務業將成為最大的就業蓄水池，我們由此將2009年看做“服務經濟元年”。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服務業的崛起將是對舊有經濟模式一次新的重組。在改革開放30年獲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將是中國經濟一個新的開端。 截至11月底，在我國10個勞務大省中，已經有5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到2009年春節，這一數字還會迅速擴大。當城市無法再為農民工們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將不得不留在農村。大學生們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2009年的高校畢業生將達到史無前例的610萬人，以目前的就業形勢看，預計將有200萬人左右找不到工作，這個數字是2003年的高校畢業生總和。而其他一些城市白領們，則有可能面臨裁員的威脅…… 28日凌晨，以色列坦克和數百名地面部隊開始向加沙邊境靠近… 以色列襲加沙310人死亡 [出動F16戰機][新華社辦公室被炸][滾動] ﹒社會保險法草案公布 三險可隨本人轉移 ﹒德民眾反對接收東突分子 稱收留"臭狗屎" ﹒南京官員周久耕公款買"天價煙"被免職(圖) ﹒范跑跑被無限期推遲上崗 稱暫不會當老師 ﹒成都高一女生獲邀出席奧巴馬就職典禮(圖) 反向新聞辭典：幸福的2009　 ﹒葛優：我想弄得高級些 打海盜開創新紀元 ﹒深度 | 2009，數千萬無業者該何去何從？ ﹒國際 | 他信支持者集會要泰國新總理下台 ﹒博客 | 獨家：災后重建北川輸在路上(圖) ﹒軍事 | 我軍撒手锏可襲台日境內更多目標 ﹒英語 | 無痛英語學習揭祕 五分鐘英語充電 中國經濟的每一次劇烈動蕩，都會帶來勞動力的重新流動，而每一次勞動力流動和資本的重新組合，又會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成長的動力。站在這個立場，2009年的就業壓力，就將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重新涌動的第三次浪潮，這次浪潮涌向的主題詞，將是“服務業”。 改革開放之初，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在接納數以億計的勞動力的同時，也成為中國經濟當時最富活力的象征。這是中國勞動力自由涌動的第一次浪潮。10年前，國企改制和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雙重影響，導致國企職工大量下崗，成為當時最嚴重的社會難題，但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最終消化了大量失業人員，與此同時，民營企業也在這10年成長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勞動力涌動的第二次浪潮。而這一次，從2007年開始的企業發展升級與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使勞動力市場再次面臨重新洗牌。數千萬尋找崗位的勞動力何去何從？服務業將成為最大的就業蓄水池，我們由此將2009年看做“服務經濟元年”。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服務業的崛起將是對舊有經濟模式一次新的重組。在改革開放30年獲取巨大成就之后，2009年將是中國經濟一個新的開端。 怎樣在農業里玩資本運作 大家都說農業是個高風險產業，投入大、周期長，還有各種不確定因素。2004年我種500畝地投入了40多萬元人民幣，對商人來說，肯定是資金投入越少，風險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會采取一些新的方式減少投入，1萬畝地的前期投入都不會超過當年的500畝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備上市，我才會有大的資金支出。 我曾經到美國、日本、東南亞去考察不同的農業模式，發現國內很多搞農業研究的人，考察時只關心人家的設備多么先進，技朮品種多么好。我自己種了一回地之后，發現這些都不是根本，關鍵是生產方式。 兩三個人就能管理美國的一個十几萬甚至几十萬畝的大農場，但要注意，并不是讓這兩三個人像中國農民一樣，自己來種地。每年播種前，期貨公司的人會根據行情與農場談好糧食收購價，期貨公司拿著合同便可到銀行抵押獲得銀行擔保書。讓我吃驚的是，這里有非常細致的社會分工。到了播種時，給種子公司打個電話，種子公司就會來架飛機，給你播完后讓你簽單。施肥、鋤草、滅虫的時候都是這樣。到了收割的時候，收割公司來給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給期貨市場。然后，期貨市場根據你的“簽單”，扣除你欠種子、肥料、農藥、除草劑的款，把剩下的款項打到你的賬戶。所以，整個過程几乎不涉及農民，都是專業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為專業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說，是這個社會共同完成了高效的農業生產。美國的種地模式必然帶來種植成本下降、種植質量提高、風險由參與者共擔、流動資金平均分擔、交易環節減少。 我感覺到，美國農業與中國農業的區別，就好像現代化大工業與几百年前手工作坊的區別。我們的農民每一家都要承擔農業生產的全過程，平均一畝地需要3個人工，分散在100天的農業生產里，每個人每天的勞力只有10分鐘。我不禁聯想到中學政治課本里學的內容，當英國最初工業化的時候，大量失地進城的農民，因成為工業流水線上的工人而解決了生存問題。我把中國目前的農業狀態比作英國工業化的初期，如果我們的農業發展成為專業分工的社會化大生產，每一個環節對勞動技能的要求不高，卻能夠做到高效，那么就能迅速消化掉大量勞動力，同時提高農業生產的產值。 我想引進美國的大農業模式，同時借鑑資本運作的經驗，農場不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就能把整個流程運作起來。 專業化分工的方式，這几年我已經在農村看到了一些苗頭。一些農民自發組成了專業收割隊伍，以一台日本產的“久保田”收割機來說，售價25萬元，一天能收割50畝地，一年下來，一戶農民家只用得上15天，也就是收割750畝。而以每年的折舊費5萬元計算，平攤到750畝地里，每畝地收割機的費用就需要六七十元。再加上油錢、人工費用、維修費等，每畝地的成本可以高達百元。我通過網上招標，找來蘇北專業的收割隊伍，這些蘇北人根據不同緯度稻子成熟季節不同，由北往南收割，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畝地的收費只要45元。 我將整個糧食鏈條分為6個環節：種植、收割、收購和倉儲、大米加工、銷售、配送。找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盡可能利用正在形成的農業分工。 種地的事情我讓農民來做，我不僅不承擔種地的風險，還能讓我和農民都獲利。農民個體買一袋化肥需要105元，我集中購買只需85元，我按照95元一袋的價格賣給農民，雙方都高興。在糧食收購上，我也做起了“無本買賣”。按照我與上海市政府一些部門的談判，如果他們同意明年初將農業補貼提前發給我，我可以用來墊付農民種地的訂金。我又與金山區糧油總公司談好，租用他們的糧倉儲存我的糧食，我只需付較低的委托保管費，他們就能幫我滅虫儲藏。更重要的是，他們手中有國務院下撥的“夏糧收購專用資金”，農民糧食入庫時，他們按照每斤0.9元的收購價付錢給農民，實際上也是幫我墊付了資金。我給農民的收購價比國家每斤高出0.3元，由于事先我支付了訂金，所以實際上我不用再額外出費用。加工大米也不需要我付錢出去，因為按照“行規”，可以留下米糠抵加工費，有時候甚至是加工大米的小販反過來付錢給賣糧者。 所以做糧食生意的6個環節中，我只需要等到大米加工好了裝袋包裝，才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開始為品牌做宣傳。 　農產品的高低端 做高端的農產品，是我在摸索了兩年后提出來的。從2009年開始，我准備開始大量做普通大米的生意，它們將占到我生意的80%。因為高端大米雖然利潤高，但是市場份額比較有限，我通過做高端大米創立了品牌，接下來就可以帶動我做薄利多銷的普通農產品。 2004年我糊里糊涂種了一次地，計算出自己的成本比普通農民高，我就琢磨出兩條出路：一種是不租地，讓農民自己種;另一方面要種不一樣的大米，賣出高得多的價錢。 我開始研制更好的大米，從日本的高校請來專家教農民種地。中國的農業思路還沉浸在几十年來的“高產”追求中，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中國農業的優勢。我們現在的糧食產量非常高，但是糧價低，使農民直接獲益少。我發現日本人為了保証大米的高營養和好口感，會嚴格控制畝產，畝產低的大米才可能好吃，他們的畝產不超過780斤。日本專家指導我的技朮人員，稻谷成熟過程是澱粉蛋白質向澱粉的轉化過程，一般農民等到稻谷變硬才收割，但是如果提前收割，稻谷的蛋白質就含量高、澱粉含量低，營養和口感都明顯更好。所以今年我的田地里，從9月29日就開始收割稻谷，其他農民可是等到11月才收。我們的品種不一樣，具體哪天開始收割也大有講究。9月底人家的稻谷可能還是空殼，我們的稻谷就成熟了。我派技朮人員指導監督農民按我的標准來種植，畝產嚴格控制在600斤以下。這樣出來的米品質好，收獲的時候，就能夠聞到大米濃郁扑鼻的醇香。 當我對現在的農業模式有了基本設想后，金山區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我任總經理。在我自己租地種植兩年后，選擇與當地政府合作，因為我發現農業生產的計划經濟色彩比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上海優惠政策大，如果我選擇去青海種地，每斤糧食的運費就會高出3毛錢。因為稻谷運輸的短駁費用很高，農產品利潤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盡可能利用上海的優勢。上海支農資金多，而且上海有100萬外籍人士對農產品有更高的消費需求，上海人也認本地的牌子，認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線有市場。2006年我們推出的“金博士”米賣價為每斤4元，后來我們一路提價，依舊賣得好。從今年開始，每斤米賣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備用8000畝地種普通大米，這就好像“奔馳”汽車的效應，奔馳的品牌樹立起來了，即使它的低檔車也銷路極好。我也希望做到這樣，樹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產品。 大米直接進超市，遠比去農貿市場買賣利潤高。小販們在農貿市場艱難議價，而一旦進入超市，定價權在我們。一些高檔超市不需要入場費，我們的產品需要用質量來說話，而政府成立的農業公司有著良好的信譽，做起生意來更順手。2008年我們公司銷售了1000噸稻谷，盈利不錯，我從中看到了相當大的商機，所以年底我剛剛辭職，准備2009年個人再創業。一旦我個人創業，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務作用。比如我大規模地購買肥料農藥，如果有政府做擔保，肥料農藥公司是愿意讓我賒賬的。現在我正在與上海的麥德龍等大超市談判，除了供應大米，我還准備做土豆生意。超市賣土豆的利潤非常高，超市一旦認可了我提供的產品，我將長年為他們供貨。這時我最需要資金的周轉，如果有政府對農業大戶做擔保，我們可以順利地周轉。我已經與青海某生產土豆的縣達成初步意向，由他們當地政府組織農民為我供貨，政府來監督產品質量。 如果政府加強服務性，是可以很快為農民增收的。我喜歡以日本為例類比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都是人多地少，農業以個體經營為主的情況。本來他們也遇到和我們一樣的問題，形不成規模，農產品要經過小販層層盤剝才能進市場。可是，農民自發組織了“農協”(其實就相當于我們的鄉政府，只是沒有行政權力)，由“農協”出面購買各城市的市場攤位，并且組織質量監督。由于“農協”是非贏利組織，主要向農民提供服務，農民的農產品就能繞過小販直接進入市場。由“農協”出面，消費者也更放心。 2009中國服務業正等待崛起 　在投資拉動模式下，資源集中向重化工業傾斜，必然擠占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因為政策向投資拉動傾斜，服務業無法形成規模，便處于經濟規模的邊緣。一個很小現象就可以說明這種資源的傾斜──工業用的水電價格都比服務業便宜。 主筆◎謝九 為什么需要服務業？ 按照人類經濟活動的軌跡，人們在解決了基本溫飽之后，農業種植日漸純熟，隨著生產技朮提高，農業社會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簡單的衣食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這使農業社會開始向工業社會過渡，一方面解決過剩的勞動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質供人們享用。 工業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樣也會產生大量過剩勞動力，與此同時，人們已不再滿足于有形的產品，而是需要更多無形的服務。一個普通家庭就算擁有3輛汽車，能夠消費的有形產品也終究有限，但對于服務的需求卻近乎無限。于是，服務業也就順理成章發展壯大，大量勞動力開始向服務業轉移。 從一些發達國家的軌跡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時間內，服務業從最初的零星規模發展到今天，最終占據了國民經濟70%左右的比重，成為絕對的支柱產業。1820年，英國有30%的就業人口從事服務業，美國為15%。1890年，英國有41%就業人口從事服務業，美國為38%。進入20世紀，英美等國家的服務業開始超越工業，而到現在，美國和英國的服務業人口都超過70%。我國目前則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當。 按照服務對象划分，服務業一般分為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前者主要為企業服務，比如倉儲物流﹔后者主要為個人消費者服務，比如娛樂餐飲。當然，也有二者兼顧，比如銀行、証券等金融行業。隨著制造業的高度成熟和專業化分工日漸細致，一件產品從最初的生產到最終送到消費者手中，會歷經無數環節。比如上游的研發設計、材料采購，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務，甚至還有金融、法律等中介，這些都構成了龐大的服務業鏈，分享產業鏈上最丰厚的利潤。而制造業的初始定義──加工組裝環節，反而蛻化為產業鏈的低端。很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因此干脆將組裝環節外包，自己專注于賺取產業鏈上最丰厚的利潤。 服務業帶來的高度專業化分工，極大降低了制造業成本，提高了經濟的整體效率。中國經濟屢為人所詬病是，30年的增長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產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產效率？除了技朮研發，服務業的高度發達也是重要因素。如果過多人停留在工業甚至農業上，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國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比率分別為42.6%、25.2%和32.2%。英國和美國的三產業就業人口大致為農業不到5%，工業不到25%，其余超過70%的人口在服務業。日本的比例是農業人口約為5%，工業不到30%，其余超過60%的人口集中在服務業。和這些發達國家比，最大的差別就在我國的農業人口比例過大，而農業部門的低效率必然導致整體國民經濟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口從農業轉移出來，中國經濟的效率才能提高。從工業人口看，我國的比重其實和發達國家較接近，這也同時說明一個事實，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接近30%的就業人口，可能是工業吸納就業的合理能力，而中國工業目前的就業人口正好和這個水平接近，無法再接納大規模的勞動力。中國想要解決數億人口的就業，唯有將希望寄托在服務業。 從創建內需型社會的角度，服務業的興起更是必不可少。談及中國人為什么不消費，很多人都歸結于中國人節儉，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時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國內是否提供了足夠好的消費環境和消費空間。有些中國人的確保留著節儉的傳統，但也有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比美國人還敢于消費，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難發現，很多富裕起來的中國人都選擇去歐洲旅游消費，歐洲的很多景點和商場里到處都是中國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人。這充分說明中國人并非沒有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除了差異化體驗的消費心理，國內沒有提供足夠優越的消費環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務業不夠發達和消費環境還有種種樊籬。它們導致了大量在國內獲取財富的外流，而吸納國外財富到國內消費更顯不足。 一個健康、開放的旅游消費環境，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階段，實在至關重要。 當然，也有人擔心服務業過度發展的弊病，如果多數人都去從事服務業，一個國家是不是將遭遇產業空心化？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不過問題的關鍵在于服務業和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之間的比重問題。以美國的發展軌跡看，進入20世紀工業化后期，從事服務業的人數開始超過工業人數，到了1969年，從事服務業的人數超過工業和農業的人數總和，進入21世紀，服務業比重超過70%。以中國目前的比重來看，距離產業空心化還差得太遠，中國現在需要擔心的問題是產業實心化而不是產業空心化。 服務業的創富可能 世界銀行曾經在1984年考察中國，在當時的考察報告中寫到：為了提高中國國民的收入增長率，需要加強商業以及其他為個人服務和其他為工商業服務的服務業。在世界銀行看來，發展服務業是提高國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徑。事實也的確如此，無論是企業利潤還是工資收入，服務業都遠遠超過工業和農業。 按不同行業就業人員的勞動報酬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6年，農業的人均報酬為9269元，制造業平均報酬為18225元，而服務行業大部分子行業的勞動報酬明顯超過這兩大產業。電力、燃氣和水供應業為28424元，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為24111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為43435元，金融業為35495元，房地產業為22238元，教育業為20918元，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為25847元……盡管最終統計數據不一定完全精確，但還是可以大體反映出三大產業之間的勞動報酬差異。 就業人員的工資高低只是表象，背后體現的是三大產業之間的行業利潤差異。在大多數看來，農業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現象，農民理應成為最貧窮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國家，這卻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農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鎮居民略高，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日本從事農業的人口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國有將近一半的人口束縛在農業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淪落底層。如何將大批量農民轉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農業經營的效率，加強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保障農業丰產丰收的同時，使得更多農民從土地上得以脫身。與此同時，城市和鄉鎮也需要創造出足夠的就業，由于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務業。 制造業的利潤微薄，原因在中國的制造業從事的多為低端的組裝環節，產業附加值不高。宏基集團的創始人施振榮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的“微笑曲線”，用來描述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價值鏈上游是產品研發、材料采購﹔下游是倉儲物流、品牌營銷﹔中間則是加工組裝，整條價值鏈是一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有如一張笑臉。附加值最高的是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最低的則是中間的加工組裝。成功的企業應該盡量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盡量開發利潤最丰富的環節，而不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組裝環節掙扎。香港利丰集團的主席馮國經也曾提出一個“軟三元”的理論，大意是說，一個商品在市場上售價為4元，其中只有1元屬制造環節，其余3元屬物流、倉儲等供應鏈環節。對于企業而言，更大的利潤空間在供應鏈上的“軟三元”，而不是制造環節的“硬一元”。“軟三元”的說法比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利潤空間，而中國企業過去賺取的利潤大多數屬于“硬一元”，而不是“軟三元”。“微笑曲線”描述的是產業升級，“軟三元”描述的則是產業轉型，無論升級還是轉型，對于很多在低端產業鏈上掙扎的中國制造業而言，都是一種可能的出路。 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國家有關部門開始鼓勵創業，對返鄉農民工、高校畢業生以及失業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勵創業的扶持政策。應該說，在目前經濟低迷時，各種原材料和資金成本都相對較低，加之政策扶持，對于創業者而言是不錯的時機，一方面可以解決自身的工作問題，甚至還可以為其他人提供就業機會。至于創業方向，在目前的市場需求下，服務業應該是比制造業更好的選擇。 需要怎樣的服務業？ 中國和印度被世界公認為最有發展潛力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的發展模式也經常被拿來比較。中國和印度的共同特點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為全球化時代的贏家。不同處在于，中國主要以制造業參與全球市場，主要向世界提供廉價的“中國制造”﹔而印度則以服務業參與全球市場，使得很多國際性大公司都將后台服務和軟件外包等業務轉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業能力看，印度以服務業參與國際市場，理應為印度人民創造出很多就業機會。但事實并非如此，印度這些年一直在為接近10%的失業率而苦惱，而中國近年來的失業率卻為4%。除了統計方法的差異，印度以服務業著稱，反而創造不出就業，原因在于印度多為高端服務業，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機會分享，大多數沒有受過教育的底層人群和印度的服務業無關。最近几年，印度也開始向中國學習，加強制造業的力量，希望通過制造業來解決更多的就業，塔塔集團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服務業也并非天生就是就業大戶，對于中國而言，也不能盲目發展，還需要精心選擇。 如果從中國經濟轉型的宏觀大局看，生產性服務業將是下一步發展的重點。在中國的低端制造業萎縮后，更多企業應該升級或者轉型，也就是重點拓展微笑曲線的兩端或“軟三元”，最終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務業的弊端，過度發展無就業增長的服務業。 就業的角度，中國發展服務業不宜好高騖遠，非得追求發展所謂的高級服務業，一些初級形態的服務業也同樣重要。無論是生產性還是消費性服務業，只要有需求，就應該盡量讓其自然生產，因為這將使更多底層人群能夠獲得就業機會。比如在農村，大量農民返鄉之后，也可以圍繞農業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進行選擇性服務。尤其在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背景下，農業的專業化分工也將越來越細分，農村各種服務也將隨之興起。在城市，一些初級形態的服務業比如餐飲娛樂、美容美發也是創造就業、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連鎖發展。至于一些高級形態的服務產業，目前大多受到嚴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種形態的投資主體，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為民營資本的進入創造更多條件。 政府通過有意識的投資來發展服務業，如果設計得當，自然能達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資修鐵路等基礎設施，一方面可緩解我國鐵路運輸的瓶頸，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長、增加就業。最近京滬高鐵的相關負責人表示，“京滬高鐵平均每天要消耗1萬噸鋼筋、3.5萬噸水泥、11萬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資額約1.9億元，現在全線的工作人員超過11.3萬人”。但更重要的是圍繞著這條鐵路線服務業有建設性的營造。政府主導投資的危險之處在于，如果無法充分了解市場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費，這已經被很多事實所証明。所以，對政府而言，大手筆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對民間資本放松管制。民間資本最活躍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國最需要怎樣的服務業，民間資本其實對此最為敏感。 拆除樊籬 中國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不到40%，這明顯和中國經濟現在的地位不相匹配，為何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輪經濟回落時期，1997年至2002年，我國的服務業一度加快了發展速度，服務業占GDP比重從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說，當時服務業為中國經濟走出困境貢獻了相當的力量。不過可惜的是，在經濟復蘇后，最近几年的服務業產值并沒有保持這樣的上升勢頭，從2003年開始，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務業占GDP產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業的過度發展，從1999年到2006年，工業產值比重從40%上升到43.3%。盡管重化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睞，原因在于對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業在短期內拉動GDP的能力遠遠強于服務業。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強服務業，首先有必要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和GDP直接挂鉤，而是輔以其他更為科學的考核指標，比如就業人口、整體經濟效率等等。 服務業的高壁壘和高管制也是其難以做大做強的重要原因，我國的金融、文化娛樂、醫療、教育等重要服務行業都有很高的准入門檻，這嚴重阻礙了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入。如果這些重要領域不能對民間資本充分開放，服務業的整體水平就將很難提升。而想要打破這種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壟斷。在我國已經高度市場化的今天，實在看不出來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對這些行業實施嚴格的管制，根結其實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主席提出，“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朮、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這句話來理解中國的服務業，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難處。 事實上，政府也并非沒有意識到服務業對于中國經濟的意義，至少在最近兩年開始頻頻出台扶持政策。2007年3月，國務院曾經發布《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除了強調服務業的重要性，對于服務業的發展目標也做了較為詳盡的規划，“十一五”時期服務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到201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個百分點，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個百分點，服務貿易總額達到4000億美元。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到2020年，基本實現經濟結構向以服務經濟為主的轉變，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一年之后，2008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提出了8大條23小條的具體措施，以落實2007年《若干意見》提出的政策。 政策固然鼓舞人心，問題的關鍵在，當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之時，大多數人都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改變現狀，所以，有關服務業的政策和現實之間多少會有脫節。而到了2009年，當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時，這種巨大的壓力可能會將政策迅速轉化為現實。 一名地產炒家的熊市方法論　　 “‘通脹時玩資產，通縮時玩錢’，這是我的基本方法論。” 主筆◎朱文軼 不到一小時，在一家咖啡館里，一樁上千萬元的商鋪交易就被張羽沖不動聲色地基本敲定了。“我今年只是偶爾談個生意。”他輕描淡寫地對我說，“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休息。”如果不是這個突然來訪的買家，他這個下午應該是在附近的足療店里，他說他現在每天都要做個保健按摩。 我沒想到，這個4年前采訪過的采訪對象、當年一出手就購入50多套房產的房市炒家，2008年會過得如此平淡。在他看來，“平淡”也將適用于接下來的一年，因為他暫時還不打算有任何冒險和激進的投資行為，除了一部分几年中購買的商鋪外，2007年底他已經從房市撤出了大部分資金。他說，“我3年之內沒有再碰房產的想法了，我不會再關注這個行業”。現在要做的事情是“等待”，現在要比的既是“現金”更是“耐心”。他在尋找下一個機會，以確保自己像5年前用第一桶金傾囊投資房市一樣，能“一擊即中”。 靠樓市發跡的張羽沖今年38歲，開始從房屋這種不動產中嗅到利潤的氣味，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那個土地批租泥沙俱下的時代，仍是北京交響樂團首席圓號手的張羽沖在北京玉泉路附近租了100多畝地，蓋了房子出租，一年收益有20多萬元。但后來這塊土地被國家征用，讓他的地產投資暫時划了個逗號，但他很快又卷土重來。“1999年，住宅房產開始有貸款這一說了，我就認為房子的商品時代到來了。” 這個當年不到30歲的年輕人接下來只用几年時間，就從一個靠開班授課掙錢的音樂教師，成了標准的樓市炒家。他真正的樓市投資從1999年購買北京東三環一處叫“華騰園”的樓盤中的4套住宅起步﹔2003年出手“富力城”的大手筆開始，他從一個炒房“散戶”成為一個“庄家”。他2003年、2004年從住宅市場獲利的錢，足夠他在2005年貸款投資一處600萬元的商鋪。在5年的時間里，他不斷從風險高的住宅項目套現，再去抄底低價樓盤，又從住宅領域撤出，投資商鋪。通過連續、高質量的滾動，張羽沖獲得了巨大的投資收益，他當年那些音樂課學生的家長，不少成為他投資領域的追隨者。 他向我講述了他的方法論。 “3年內不碰房子了” 4年前，我興趣盎然地跟你聊房產投資，現在我要說，3年內我基本上是不會再碰房產這個行業了，我的錢不會再投在這個里面。 房子漲到這份上，回調點是正常的，也不會調得太多了，基本上就是個橫盤。一段時間內別指望再出現一個月房價漲几千的局面了。財富從哪來，那是靠錢堆起來的，經過連續几年的通脹，整體社會財富不怎么增長了，房價就得橫很長時間，等待財富再次積累后的下一輪爆發。對投資者來說，它現在就像個“雞肋”，已經沒什么價值了。我覺得什么東西，不漲就等于是賠錢，因為你的成本在消耗。 剛有個客戶跟我談的這個商鋪，我買的時候1200萬元左右，一個月租金是10萬元，我拿了兩年的房租，現在賣給他1800萬元，我既規避了現在的風險，又賺得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報，這個買賣多好。不過，兩年前甚至一年前我是不會賣的。為什么？現在大家資產都在縮水，表面上我收回來1800萬元現金，這個錢相當于一年前的3000萬元，也就是說我能用這1800萬元干出一件值3000萬元的事情來，能買到更值的資產。通縮時候，“現金就是你的爹媽”。 明年的經濟形勢，我看人民幣是個關鍵。現在要保証出口和制造業，這個國家GDP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人民幣一定要不能再升值，但現在美國0.25的利率快降到零了，中國這邊貸款利率6.12，這個差別太大了，利差逼著人民幣升值。你能不能抗得住，抗不住就還得有企業破產，所以我是對明年形勢謹慎看待，沒到很樂觀的時候。 做投資的人都知道，通貨緊縮的時候玩錢，道理大家都懂。問題是通脹的時候你會不會買？通縮的時候你手里有沒有錢？ 現在這種經濟狀況，不動比動好，動不能亂動。就像買股票一樣，要用時間換空間。你手里有錢，不代表明天就要讓它巨幅增值，不代表馬上就要去投資，而是要等候時機，別今天看件事可以就去干了，几天后發現，有件事比這件有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收益。可是錢已經投進去了，你就沒機會了。現在錢很緊，大家都很緊。你要手里有錢，一定是看准一次巨大的千載難逢的機會才能考慮出手。甚至可以這么說，絕對不是那種20%、30%利潤的事情。所以說，有資本的人，現在就是看誰忍得住，判斷得准。 今年我們几個朋友一起聊天時就說，你現在手上現金流越多，証明你現在越安全，但同時你也越容易犯錯誤。假如你手里有1億元的現金，有几個人跟你說有個投資，收益很高，你干不干？你真是很難禁得起誘惑。但往往一干，“咣當”一下就可能被打回原形了。我上世紀90年代有次賠光了，也就是吃的這虧，當然當時錢也沒多少，但全沒了，所以我現在很謹慎。我看我周圍的朋友，現金流大的，都難免要犯一次錯誤，犯就犯一次狠的，賺過大錢的就還想賺大錢。這在2007年、2008年很普遍啊，成功從一個項目里脫身了，但沒按捺得住，栽在下一個里了，整個牛市都安全渡過了，卻在牛市的尾聲里“死”了。 短期內最好的恐怕就是“錢”的生意。國家對民間借貸有松動的跡象，不超過4倍利率的借貸在一些地方是被允許的。我在找到下一個出手機會前，明年可能會考慮一下這方面的生意。 “政策市”的投資直覺 真正的英雄是能把勝利果實留下來的人，而不是坐過山車的人。我在2007年底2008年初，成功從市場上撤出大部分現金，所以我現在很舒服，不像很多人一樣度日如年。 其實我的判斷依據很簡單，緊盯政策風向。不可否認的是，政策市一直是我們國家市場的特點。政策對于市場波動的影響力是無法低估的，我在這方面有天然的直覺。 為什么我去年底和今年初在忙于“清盤”？因為去年11月份，出台了一個限制房市過熱的政策：“只要有過貸款記錄的，都算第二套住房，交易時上浮15%利率。”當時我就說，房價肯定要跌，2008年房地產商得死掉一批。因為調高利率之后，整個流動性都出現了問題，就是說，我買過一套房，現在要換一套房，可是要上浮15%的利率。哪怕我這房子還清了貸款，第二套購房也要執行這個政策，將來利率調整了，你這15%也都交，這輩子都比別人要虧15%的利率，這影響太大了。這几乎等于通殺，按目前的房價，真正能買得起房的人有多少只滿足于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本身有相當大自主需求的合理性在里面，你把投資的、投機的、有自住需求的一刀全砍了，你想想這對于房地產市場的沖擊。說到底，國家得靠已經富裕起來的人來拉動經濟，這也是一個接力棒，下一棒的拉動永遠要交給下一批富裕起來的人，指著現在還在掙錢的人拉動是不可能的。你把前者的需求給遏制了，房價能不跌嗎？流通環節能不死嗎？ 觀察同一件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觀察角度。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是從一個購房者的角度來理解宏觀政策的，這是直覺，也是房產投資一線的經驗。重要的是，它必須對我的實際操盤行為有方向性的指導，要避免錯誤。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按照我理解的，操作對了。 2006年5月份的時候，國家出台過一個政策，“二手房自住不滿5年，交易要交5%的營業稅”，當時我認為房價接下來要井噴式地漲。這其實很清楚，你限制二手房交易，不就是在幫助開發商漲價嗎？二手房成本高5%了，那人們只能從開發商手里買房了，開發商當然要坐地起價。結果這邊漲，二手房也水漲船高跟風抬價，政策等于在樓市過熱的時候又燒了把虛火。當時我本來已經把投資的主戰場轉向商鋪了，我看到這個政策出台后，立馬抽出一部分資金，打算做個短線投資，在雙井附近一個剛開盤的樓盤買了十几套，1.2萬到1.3萬元一平方米。我對几個跟我一起炒的人說，“不到一年時間，這個樓盤一定上2萬元，不到2萬元你們不要拋售，也別跟別人提這事”。結果就半年多，這樓盤就漲到了2.1萬多元。 這批房子去年底我出手了一部分，今年二三月份把剩下的都賣了。雖然市場形勢已經風聲趨緊了，但因為我在低價進入，所以成交并不困難。我的經驗是，你只要比同區域二手房的市場交易價格便宜兩三千元，一定有人買，你一次性給我錢，我馬上把房子給你。其實和股市是一樣的，不是沒給你掙錢的機會，你不貪，就很好出手變現。賣的時候，我跟接手的人也都說得很明白，我賺你多少錢，要是自住無所謂，你不會吃虧，因為我買的位置都比較好。如果是投資，你就別買了，不會掙錢的，沒什么空間了。你看，一套房100平方米，如果你是在1.6萬元接的盤，哪怕你2.1萬元出手，看起來每平方米掙了四五千元，其實已經不掙錢了，利率當時一漲再漲。因此沒人恨我，因為沒有在我手里買房套牢的。 “投資是場運動戰” 投資是場運動戰。我不認同長線投資的方式，那是認死理，絕大多數人都經不起熊市的摧殘，更不用說像這次來勢凶猛的金融風暴了。不能用靜止的心態看投資，要不斷切換項目，不斷滾動，即便都是房產投資，你在不同的階段也要尋找估值相對安全的領域。這樣既保証資金安全，能隨時撤出，又能追求最大限度的資金增值。 我一開始是投資住宅，后來發現住宅投資、尤其是指望租金回報的投資其實適合于中小投資者。當資金多的時候，住宅投資很累贅，10套房子，今天這個不租了，明天那個不租了，這樣很容易出現空置期，每年能收到10～11個月的租金就是很不錯的水平了。另外你也忙不過來，都快變成個物業管理者了。但商鋪投資則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般是5年期的合約，回報穩定，也比住宅高2到3個百分點。10套房子1000萬元，我投資一個商鋪，省心多了。 我2005年把富力城那批房子陸續出手的時候，后來很多人說我賣早了。我的確沒賣在最高點，但我套現出來沒離開這個市場，我只是把漲幅過大的，換了一個漲幅還沒有這么高的品種──商鋪而已。掙取更高也更保險的利潤，這和做股票是一個道理。 我的商鋪都是在歷史最低點的時候買的。剛開始，開發商不知道商鋪到底能值多少錢，投資者對于某個剛開始的區域商鋪租金能達到多少也是個未知數。“運動戰”就是你要能先入為主。你要等到開發商對自己產品的定價十拿九穩的時候，它們已經充分控制定價權了，它算准了它能賺多少，你是沒有什么議價余地的。你要走在開發商前面，在一個完全不對稱市場里，你的勝算才大。 比如富力城，為什么我開始做住宅拿它來做投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知道，這是富力集團到北京做的第一個產品，同時雙井地區的商業成熟度不夠，富力要想在北京打開市場，它一定對產品價格信心不足。雖然它以高價拿地，但它絕不敢以高價入市，這個時候你出手，你就等于占了開發商的便宜，也以地板價抄到底了。 2004年底到2005年中期，當時的房市應該說已經炒了一個高潮了，商品房價格在一個平台上相對緩漲了一段時間，而那時候，北京商鋪的投資還基本上沒有啟動。主要是投資商鋪的資金要求高多了，它的門檻遠非住宅投資能比，很多人一開始沒錢做這個。到2005年以后，起來一批暴發戶，主要是做能源的，股票市場沒起來呢，你能感覺到社會普遍的資金面并不是很充裕。需求少，開發商也只有試探性的報價，所以相對于商鋪的價格走勢，那是一個絕對的歷史低位。我算是有些資本積累的，又最早意識到了商鋪投資的價值，應該是北京第一批的商鋪投資者。富力城的第一批商鋪是用拍賣的辦法招商的，開發商通過這個辦法觀察投資客的心理和價格承受力。 話說回來，如果那時候大資金就已經殺進這個領域，那就沒我們這種中等投資者什么事兒了。這也是社會財富的轉換過程。更有錢的人在投資門檻更高、收益更大的產業時，我們這批人先做房產，等那些人和一批新富起來的人帶著大量的增量資金進入房產時，房價也被推到一個相對高位了，我們就把手里的籌碼出售，把利潤和風險的接力棒也交給他們。 社會發展的一輪牛市，一定是在這種社會財富的轉換過程中完成的，因此不會是每個產業、每個行業一起爆發，它會總有一個先啟動、后啟動的次序，從而掀起一輪一輪的財富效應。我現在的工作不是投資，而是思考未來的布局，是這個冬天之后，什么行業將先啟動，什么行業會先復蘇，我下一輪的掘金場在哪兒？ 一般情況，我都是把5年做一次規划。一個行當我只干5年，5年以后，我相信這個行當所有人都明白了，你也沒什么干頭了。 “一鋪養三代”，熊市的防御朮 商業地產投資是一個攻守兼備的品種，它能保証我在這個漫長熊市里資產有一個基本收益。 你要問，這時候為什么還有人愿意從我手里盤下一個1800萬元的鋪子？現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比如說做能源生意的，開礦的，生意都不景氣，有的礦已經停了，他們拿著大把的錢不知道干什么，沒地方用，也沒地方敢投。投哪兒都有回不來的可能，今年商鋪的回報可能也降低了，7%的回報，但那是真金白銀。另外你有一個鋪子在那兒，經濟一景氣了，你還可以轉手，把錢套現出來。雖然住宅市場交易很不活躍，但商鋪愿意接手的人還很多。我手上保留一些商鋪，在這時候，也算是可進可退。 我這兩年投資商鋪的原則是：不買商場里的店鋪，不買那種產權分散的商鋪，只買獨立的商鋪。你干不下去，我可以換人。商場要是整體情況一差，你的鋪子賣也賣不出去，租也租不出去。那種小產權商鋪看起來成本低，其實投資的變數很大，產權分割出售后很難統一所有投資人的意愿去經營，而且極容易出現惡性競爭，最終淪落成小商品、小集市式的商場。 我買的第一個商鋪600萬元，算下來單價4.5萬元一平方米。我對它的投資信心，一是來自于我在富力城住宅上的投資成功，社區商業由于有強大的住戶支撐，投資的回報基本是比較穩定的。另一個，是我研究了這個鋪面的戶型圖，是在所有商鋪里少有的几間處于十字路口拐角處的，雖然才130多平方米，但因為它的拐角位置，玻璃展示面很廣，有20多平方米的透明面，你得看它的價值展示面。另外一半空間有6米層高，能搭兩層，所以我算了算，它的得房率有98%，4.5萬元的單價是不高的。“得房率”在商鋪投資里可是個比住宅投資中更重要的概念了，一個售價3萬元/平方米、得房率85%的商鋪要比一個售價2.5萬元/平方米、得房率70%的商鋪要值得多。 當時這鋪子的起拍價是500萬元，有几十人參與競拍，大家心里都沒底，開發商沒底，我們也沒底。只知道鋪子的位子和戶型，房子還沒蓋起來，商圈也沒形成，500萬元砸下去，能起多大波瀾？所以大家報價都小心翼翼的，5萬、10萬元往上加。到600萬元的時候，他們都撤了，我心里也緊張，要再往上抬價，我心里也沒底了。 作為投資者，你買下這鋪子，并不意味著你就旱澇保收、坐享其成了。我這人能吃苦，我做住宅地產投資的時候，和別人買房不一樣，天天都在工地里待著，看開發商的施工質量和進程，自己心里要有數，他的質量會做成什么樣。商鋪也一樣，你首先得想好這鋪子將來租出去大概用來做什么的，完全等別人上門來租，守株待兔可不行。你要調查，一種面積的商鋪適合什么樣的商業類型，是餐飲、中介公司、票務、干洗店、專賣店還是小超市？這樣的地段和周邊的消費水平，能支撐什么水平的品牌？在保守估計的營業額基礎上，預期的租金水平能不能讓商家在撇去其他成本后還能盈利？你是個人投資者，不需要像機構投資者那樣撰寫投資報告，但你的功課是不能少的，心里得有本清晰的賬。 我比較了很多家，后來交房的前3個月跟“7-11”超市簽了8年的租賃合同，一年租金60萬元。現在你去問這條商業街上哪個鋪子生意最好，誰都會告訴你是那家“7-11”，因為那個位置開這種店是天時地利的。“7-11”一開始想跟我訂10年，我說8年吧。現在看，當時簽合同還是保守了，8年時間還是長了，沒想到后來生意太好，租金上升太快，現在我這鋪子能租到95萬元左右。其實生意不好，人家一年就會走﹔生意好，人家也不會走，所以你跟他簽時間長了是多余的。后來我其他鋪子再租一般都是5年一簽。 600萬元里我貸款了300萬元，一個月租金收入5萬元，還銀行3萬元，這里面還有1.8萬元是本金，多支出的利息也是1萬元多點，剩下的全是利潤，回報率10%以上。記得3年前我就跟你說過，我最基本的投資理念就是：資金一定要滾動起來，同時要有一條完整的鏈條。從我當音樂教師掙錢的時候，我就不贊同把錢都存在銀行里，去吃那么一點點可憐的利息。這些年投資房子的人也多了，一些人沒有辦法做得像我這么大，是因為動輒几十萬元的房產，別說上百套，就是兩三套、三四套積在手里，許多人就睡不著覺了，腦子里整天盤算那些利息、支出和收益率。可我不一樣，分文沒有甚至背著債的日子我照樣睡到自然醒。這几年即便我手里有足夠的錢，我也要保持一定規模的貸款資金。就是因為流動性的重要，做事情必須要留有余地，不可貿然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一個籃子里。比如有500萬元的資金，比較理想的局面是拿出300萬元首付、100萬元裝修、交納各種稅費及應付空置期的利息，另外10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作為投資和應急的周轉。這是我這些年堅持的一個比例。我也堅持分散性，選擇不同地段、不同面積的商鋪，并盡可能地多租賃給不同的行業，將風險降至最低。如果投資了多個商鋪，最好能有一個60平方米以下的商鋪，因為這種面積的商鋪，總價相對要低，容易變現，可應付各種突臨的危機。 實際上，從那時候我已經開始給自己留后路了。有些鋪子我是完全投資、價格合適會出手的，有些鋪子是買給自己的。“一鋪養三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給自己留一筆相對可觀的錢攢下來，買成商鋪，就等于攢下來了。我前面不是說嘛，現在你現金流越大，也越容易犯錯誤。這時有人找我說，有錢沒？我說有，不過全在商鋪里，讓我賣我也賣不了。這可以避免自己犯錯誤的概率。 我那些商鋪的生意大多沒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一是沒有特大型的商鋪，二是位置很好。另外，就算有問題也沒關系，我可以主動跟客戶談，合約簽每月6萬元，我暫減你2萬元，租你4萬元，大家一起過冬嘛。經濟景氣之后，你再把租金給我補回來。 商鋪是我的過冬工具，但肯定不是我下一個行業。 紅網　 謝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