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中國不應該要大學賺錢
（南非）中非新聞網 (2006-09-06)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張歡
几個月前和記者的一次對話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是丘成桐先生沒有想到的。因為他原來認為大眾媒體是不懂科學家的，他曾經這樣反問記者：在制度健全的情況下，媒體為什么要來參與討論？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丘成桐先生對目前國內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現狀發表了自己的尖銳看法(詳見本刊2006年7月1日第16期《丘成桐：中國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他坦言：“中國很多大的項目，表面上請了很多人來，特別是引進很多外國專家，實際上都是假的。”
“中國很多高校唯利是圖，就是看錢，看經費，真的研究成果從來不在乎，這是高校的大毛病。”“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廢除，你去找一個在學朮最前沿做的有學問的年輕人，問他對院士是什么觀感？”……
其中，他就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在引進海外人才時造假的指責，“一個在美國的全職教授在國內也拿全職的薪水，就來國內那么短時間，怎么可能會做出好學問？”引發了輿論近期就學朮界的討論高潮──“北大清白門”之爭。
7月底，在丘先生發出批評聲音一個月后，北京大學就他的觀點進行了回應，新聞發言人稱：“對北大引進海外人才的說法是一種不負責的說法，歪曲事實，嚴重侵害了廣大海歸學者和北京大學的聲譽，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并聲稱將向媒體詳細介紹引進海外人才的有關情況，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說明。
隨后，北大新聞發言人表示：“一個得到國內外同行公認的優秀的海外學者，即使完全符合招聘條件的所有規定，還要經歷嚴格的篩選程序。”同時還表示：“長江學者在聘任中，必須接受教育部的履職檢查。聘任結束后，北大還要組織全面細致的工作評估，結果報送教育部。嚴格的選拔制度和評價機制可以確保招攬人才的質量。”
北大發表回應聲明迄今已有半個月了，仍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大學會拿出相關証明。網絡上卻出現了一個34人的名單，其中所列人士都是北京大學從海外引進的“長江學者”，有人調查了這些人的海外任教履歷，爆料稱這些教授其實都是“有海外全職的”。
這些情況是真是假，北大的海外專家引進情況到底如何？8月10日，本刊駐京記者約訪此前發表聲明的北大新聞發言人，但該先生很干脆地拒絕了采訪申請，他說：“該說的我們已經放在新聞網上了。”就在民眾都在等待北大的進一步回應時，丘成桐關于中國大學教育和科研的種種看法在高校和網絡得到了熱切的回應，在某網的網絡調查“關于北大‘人才’造假說到底誰在撒謊”中，他得到了91.52%的正面支持。
長久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種種弊端已為人所詬病，沸沸揚揚的“北大清白門”之爭，不過是目前高校眾多弊病的冰山一角。事實上，丘成桐，這位“華人數學第一人”、國際最頂尖的數學家之一已不是第一次進入公眾視線了。2005年他的“北大清華打壓其他高校，令人失望”言論已經為人所矚目，今年的“中國數學家破解龐加萊猜想”背后又有他的多年參與和推動。
丘成桐先生始終坦言自己不是高等教育專家，“作為一名海外學者，我只能談談自己的看法”。但以他的學朮地位以及對中國學朮界的貢獻，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去認真聽一聽他對中國教育的看法。8月9日凌晨，在多次聯系確認后，丘成桐先生終于在他哈佛大學數學系的辦公室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電話采訪。
在電話里，他依然保持著一貫的自信和批評氣質：“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漢，只是看到國內這么多優秀的年輕人，受他們的打擊而悲觀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進而影響了中國21世紀的發展進程，我覺得很痛心。”
人物周刊：北大認為您“歪曲了事實”，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進的問題上，北大的聲明出來后，很多讀者和網民認為應該“用事實來說話”，您所知道的都有誰？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數學和力學兩個學科直接從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有全職的，說他們是從海外引進的人才，那就不實事求是了。你們可以從網上查，田剛、夏志宏是海外全職。陳十一、佘振蘇是在海外有全職的特聘教授，還有最近的那個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職的特聘教授。就數學和力學那几個人，在網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網站有，海外大學的網站有，你只要隨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簡單得很啊。
海外大學的這些網站上，都載有這方面的正式人事資料。至于北大隨便講他們沒有問題，那他可以將名單發表嘛。名單發表我們一個個對就是了。北大講沒有問題，為什么不公布名單呢？很簡單嘛，教育部的網站倒還沒有關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認為北大在引進海外人才方面存在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來會有多嚴重？
丘成桐：一個學校、學朮機構，是培養年輕人的主要機構，是給年輕人作榜樣的。共產黨有一句名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學問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也好，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好，都是有可能成為第一流人才的年輕人，他們看到學校不老實，學校引進的人才是假的，他們心里會怎么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年輕教師的工資比所謂引進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遠很遠，比講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學的老師也好，其他學校的老師也好，我常聽他們訴苦，錢不夠。他們在那里全時間地教課，做研究，有些年輕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卻)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現在這樣的引進法，他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學能做第一流的學問。除朱熹平外，國內很多的年輕人也都能夠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們現在覺得很傷感：他們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視，跟海外短期引進的所謂的人才相差這么遠。
第三個弊端啊，所謂引進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學，他們是大人物，強迫年輕人跟他們走同樣的路，把這些年輕人放到他們的研究領域里去。雖然不見得每個引進人才都做這樣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這樣的人。這些人跑進來，不但對年輕人沒有幫助，而且強迫年輕人走他們走的路，就算年輕人不想做，他們也強迫他們去做，而且還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輕人的成果里去。
這樣做，對國內的學朮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擊，造成了年輕人寧愿到國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國內。事實上這些年輕人是有能力在國內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情況有多嚴重！比如龐加萊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讓中國的年輕人去做，結果海外回來的這些人讓他們不要做。
人物周刊：為什么不允許年輕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們要趕快寫几篇文章來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們有實力作研究。尤其是這些海外引進來的，只來一兩個月，甚至一兩個星期，他們要趕快有成果，所以他們要年輕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夠向上報告，才能夠得到重視。
人物周刊：近年來，國內名牌高校開始較大幅度引進海外人才，你如何評價其利弊得失?應該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夠真正引進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對，而且非常贊成。就好比姚期智(編者注：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世界計算機領域的最高獎── “圖靈獎”獲得者，迄今獲得此項殊榮的唯一亞裔科學家)去清華，我對他本人很佩服，我對清華大學能夠成功地引進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夠從普林斯頓辭掉所有位子，能夠很專心地教課，帶了很多學生，這可以說是中國學朮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夠大量引進這樣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清華大學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進上，我是非常敬佩的。北大就沒有做到這一點。引進××本來是和引進姚期智相提并論的，可是××在普林斯頓是全職的，甚至當初引進的時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職的，這樣做很不好。他沒有花很多時間在年輕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卻花了很多時間教導年輕人。
姚先生是大學問家了，我也覺得引進海外年輕人也很好，現在慢慢地全職引進了一些年輕人，我們在中國科學院就引進了一些。我就覺得能做到真正引進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國外有全職的，卻又回來，也說是全職。
北大反反復復地引進××，在以引進××的名義撈取巨額國家經費、把××推上院士、政協委員位置之后，又說××每年來2~3個月，以后計划增加回國時間，而對教育部又說是全職。這就說明了北大的人才引進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簡直是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當兒戲！
人物周刊：那為什么這些引進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職回來呢？
丘成桐：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假如一個教授的目標不是替中國的年輕人服務，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他們在國外能拿到全職的教職，又能在國內拿到全職，為什么不這樣做，而是要離開美國？他們兩個薪水加起來，兩個好處都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很重要，就是20多年來，我感觸很深的：假如你還算是個美國的教授，國內對你就非常重視。假如你在美國的教授辭掉之后，國內對你重視不夠，因為你就變成國內的教授了。政府沒有這么講，可是我們大體曉得，就是這樣的情況。你剛從國外回來頭兩年還是受到重視，過几年之后你就是國內的教授之一了，薪水開始減，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視了。還有一個問題，是注重玩弄權朮的大學的學朮氣氛不濃厚，到這些地方的歸國學者學問慢慢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中國當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問題頗多，哪些或者哪几個問題是最亟待解決的？或者說，在您這樣一流的華裔學者看來，中國大學最嚴重的問題有哪些？根本解決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嚴重的問題是評審制度。權力操縱在個別人手上，几個和他們所謂“同舟共濟”的人控制著經費，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評審、評獎也是一樣。在中國做學問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沒有面子，所以那些想當院士的就想盡辦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選舉的人叩頭，同時寧愿改變他們做研究的方向來讓那些人高興。這種做法到處都是，我覺得很悲哀。
開始學問做得不錯的數學家為了做院士，寧愿置自己的學問于不顧，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觸到某些院士的錯事和壞事時，誰都不敢講話，為了做院士要討好他們。年輕人的科研基金和經費都要這些院士來評審，都怕院士。全國數學界有20多個院士，有七、八個是不管事的，因為年紀大了，剩下的那十几個就管著全中國數學的方向，他們就有這個權力，誰敢講他們不對的話，誰就遭殃。到這種地步學問還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說中國是“運動辦學”，有各種各樣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這種運動對大學發展有什么作用？不論是獎項、還是基金都需要評委來評，怎樣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評委的來源，不能夠單請中國的專家，坦白講中國數學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數學研究的趨勢，我想請國際上的專家來幫忙是很重要的，其實對中國來說沒有任何羞恥的地方。在美國，我們要評審一個重要項目時，也請歐洲的專家、亞洲的專家來幫忙。歐洲的項目，也會請美國的專家幫忙。
我覺得中國目前來看，重大的項目，小項目也一樣，要加大評審專家的量，讓專家能夠表示意見。同時在選舉院士或者在評閱大項目的時候，應該用純粹學朮的資格，就是用學朮內容來作評審，不應該涉及到人事關系。現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學朮上沒問題，有些院士們就講這個人的人格有問題，用這種手段來制止這些人的提升，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事。用非學朮的方法來打擊有學問的人，讓很多人覺得很氣憤，包括我的老師陳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無可奈何。
假如評審委員會邀請相當多的非華裔的有學問的專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決。現在中國不愿意做，就是因為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們拒絕海外專家進來，因為請這些人進來，他們的壟斷地位就沒有了。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聞發言人就引進海外學者予以回應，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這就是利益關系很嚴重的問題。假如北大承認錯誤，那他們申請到的經費怎么辦，很多經費都是騙來的。××當了北大數學中心的主任，拿了國家一億多的經費，就是因為從海外“引進”了他。還有很多項目都是這樣。如果他們承認了錯誤，那這些經費都是很有疑問的。不單是聲望的問題，也是金錢的問題。
我曉得很多既得利益團體對我的這些批評非常不滿意。我也不會相信他們不會反擊，但為了國家我不在乎。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漢，只是看到國內這么多優秀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打擊而悲觀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響了中國21世紀的發展進程，我覺得很心痛。作為中國人，我覺得我有義務和責任替國內這些年輕科學家找個出路，否則的話他們只能去美國，不能在國內做好的學問。
假如最終不能替中國數學界培養年輕人的話，我就不想再來中國了。我在中國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標就是為了中國培養人才，無論是利還是名，我都沒有興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為北大的打擊不能成功，也不能補救，我也就沒興趣再來了。這是在浪費我的時間，我現在還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為什么不在數學上多花點功夫呢？而要和這種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中國和世界其他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軟件還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現在有些中國大學(的硬件)比我們這里(哈佛大學)都好得多。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問題，最重要的是年輕人。我講了很多問題都是有關年輕人的，整個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國，美國有一個良好的系統，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養年輕人。研究生院培養研究生和博士后，我們學校(哈佛大學)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養這些年輕人。
可是我們國家剛好相反。我們應該給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讓他們不要出去兼職。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績，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這一點在國內是做不到的。國內所有的好處、所有的榮譽，都要留給院士。可在美國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學問，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做法。如果中國的年輕人做了好的學問卻不能提拔上來，我看中國成為科技大國是不可能實現的。
人物周刊：您反復提到中國科技發展的關鍵在年輕人，那您怎么看中國現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認為老一點的就沒有希望，我現在還在做第一線的研究，我們愿意幫助年輕人上去。可是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斷層。所以中國出現了一個五十到六十歲(科學家)的斷層。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從前年紀更大的那些人，我對這些年紀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歲的科學家并不見得是最前線的，我們尊重他們，并不表示要按照他們的意思去做。老院士們懂得自己的地位，他們不會亂搞。相對年輕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時一樣，對年輕人有很大的損害。
人物周刊：中國很多大學都在講自己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您覺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約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還是年輕人的問題。這些大學如果他們是真正地在培養年輕人，五年內就能成為第一流的大學，我是說在一種完美的情況下。為什么呢？一個中國的學生來我們哈佛大學，五年內他們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畢業以后七八年內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可以成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說，從一個有基礎的年輕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學問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這在一個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學風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沒有得到良好的訓練，沒有得到學校的重視。就研究生來講，他們要兼職，沒有辦法把全部時間用來做學問。導師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來幫忙的學者，好的也就來兩三個月，不好的來了心思也沒有放在年輕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長的時間內，他可以在理論電腦方面帶出一支優秀的隊伍來。可是我們有多少有學問的人愿意做這樣的事？我們需要大師級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職地回來工作。
問題是他們急功近利，只有(引進海外教授數)量上的要求，只講究形式化的東西。我舉個例子，1997年，北京大學請我去做他們數學系一個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終被他們挂在那個上面，可他們從來沒問過我有關學朮上的事情，也不告訴我他們在那邊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曉得他們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們把我的名字取下來。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重視實質而只重視虛名。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輕人有應得的學朮自由，有發展空間，這個國家的學朮就能很快地發展起來。
人物周刊：中國的高校還存在著很強的行政化趨勢，還在評級別，比如大學評為部級、副部級，您怎么看？衡量大學成功的標准是什么？
丘成桐：這就是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的區別。有几個層次的問題。比如以美國來講，美國前十名的大學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靈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學，可是并不能夠表示公立大學沒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是名校。
中國卻是硬性規定一些大學得到特別的關注，比如北大和清華。我們哈佛大學也向政府拿錢，但我們向政府拿錢的方法是公平競爭，不是說因為我是哈佛大學我就拿一大筆錢，相反很多時候因為你是哈佛大學，政府反而不給你錢。他們講反正你要做這個研究，我們不一定要幫你忙。政府是根據大學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潛力來給錢，我覺得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為它叫北大或者清華就給一大筆錢，我覺得不是最好的。北大、清華是有著很大優勢的，因為全國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們很容易錄取到第一流的學生，卻不見得有一流的訓練，我對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給他們的經費很多，還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經費。我想這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大學得到的經費不是通過申請、公平競爭拿到的，學朮是做不好的，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大學之間應該存在競爭，譬如說南京大學做得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好，就應該多得到經費。反過來也一樣，如果北大、清華做得好，我們也應該表揚。應該是一種公平的競爭。
人物周刊：近几年來大學得到了很多辦學經費，名牌大學更是這樣，可是落在學生頭上的卻非常少，獎學金還很不發達，學費負擔相當重，您覺得經費應該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來，研究生的資助費用應該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職而能維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階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們應該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買書，現在很多研究生連買書的問題都沒有解決，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資助研究生是第一個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為這樣，研究生的素質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質是得不到保証的。研究生要精。我想，第二個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畢業沒多久的年輕教師。因為這個時刻是他們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時刻。他們目前待遇太差，還要考慮怎么資助家里。我想大學的經費應該主要用在這方面。有多余的錢再來搞人才引進。如果是引進姚期智這樣級別的人才又另當別論，中國要重視。因為大師級的人才會對中國的學朮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華羅庚先生、錢學森先生當年從國外回來一樣。我們講“大海航行靠舵手”，學朮上確實需要舵手，而且必須是全心全意的。
人物周刊：“教育產業化”一直是中國高教的熱門話題，我們上次采訪您也談到了，在您看來，大學存在的價值是什么，大學應該怎么回饋社會？
丘成桐：我很反對這個(產業化)。我反復強調大學的責任在于替社會培養人才。對于產業，大學是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時間去管理的。很多大學教授帶著自己的學生去那里做事，而不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這種情況是完全沒理由的。我本人培養了五十多個學生，我覺得我本人是在為社會服務。如果中國的教授每一個能培養几個有為的年輕人，讓他們去社會做事，高科技也好，銀行業也好，都一樣的。
大學是一個賠本生意，不應該看作是要賺錢的，不應當用金錢來衡量。因為人才是整個中國最需要的，用金錢來衡量是很不應當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物周刊：中國大學這些年搞擴大招生，您怎么看這種擴招現象？
丘成桐：在香港也存在這種問題。我批評過很多次，很多高校的校長也同意。其實在這點上，中國可以學學美國(我不是講美國的好，但是他們有經驗，我們要學)，比如加州，有很多不同level(水平)的大學，有伯克利、UCLA這樣的名校，也有很多很普通的學校，這些學校的學生就是要出來在社會上做事的。因為有的學生根本就沒有興趣做研究，又何苦要逼他們呢？就像美國有很多的state college(社區學院)，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去college，去名牌大學，可是名牌大學人多了也不好，這必須是一個要把關的事情。北大、清華和職業學校相比責任是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這兩年香港的大學來大陸招生，以往是優秀的大學生畢業后到國外讀研究生，現在連高考的學生都被搶了，您覺得香港的大學優勢在哪里？他們對內地大學的沖擊有多大？
丘成桐：我想是非常好的沖擊。中國有這么多優秀的年輕人，很多都被埋沒了，香港的大學能夠來內地和北大、清華搶學生，為中國培養第一流的人才，這絕對是好事啊。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啊！
北大、清華要辦得更好才能留住這些學生。因為第一流的學生不會因為錢的問題去哪一個大學，最重要的是看他們的前途。就像我當初去美國伯克利，周圍的同學都是第一流的，我剛到的時候還在想我一直是第一流的，怎么到這里，同學和我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只能去努力，追趕他們啊。
可是最怕的是不准你們這幫家伙在這里招生，用行政的方法。世界在進步，我們也應當進步啊。
人物周刊：中國的大學目前還做不到“教授治校”，行政力量對教學科研的影響還非常大，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不是研究高校制度的專家，我只能夠講，能夠讓學生和年輕教師發揮所長的，就是好的管理體系。教育部應該在這方面做一個好的研究。舉例來說，現在院士正在全權控制學校的行政，很明顯這個管理體系是不行的。我相信好的管理體系也一定能夠找到。
人物周刊：您覺得，科研和教學哪一個重要？國內很多大學，名教授是不給本科生上課的。
丘成桐：這是分不開的，只是在中國經常要人為地分開。一個好的做科研的教授一定要有好的學生。譬如哈佛大學，最出名的教授非要去教本科不可，否則哈佛不會留他的。我們認為一個好的名教授，不單科研重要，好的教學一樣重要。為什么我們覺得教學也很重要呢？因為我們發現假如教學教得不好的話，對他們研究也沒有什么好處。他的研究會衰落下來的，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所有的地方都注意教學，不單是為了培養下一代，也是為了提高自己。你要曉得年輕人有很多想法，是我們年紀大一點的人不曉得的。我們不和他們接觸，我們得不到他們這種活力。年輕人的活力對于年紀大的教授有很大的好處。
你說硬性的規定有沒有？我印象中是沒有的，但是每一個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這是一個common understanding(常識)，我們所有的department(系)、所有的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
人物周刊：最近國內出了很多海歸學者造假事件，比如清華的劉輝，上海交大的陳進，這樣的造假情況在美國多嗎？美國會怎么處理？
丘成桐：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會成立一個正式的委員會，委員會不單要有本校的人，還要有海外的專家、其他學校的專家。如果經過調查發現是真的，我們馬上就把他fire(開除)掉，有時涉及到刑事問題了，我們就把他送到州政府去。就像這次上海的事情(交大“漢芯”事件，我想也應該有刑事問題。我覺得中國現在的處罰都太輕了，沒有觸及到重點。如果涉及到上面的領導，是一定要去追查的。
人物周刊：不管中外，校長對于一個大學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現在很多校長都是官員轉來的，您怎么看？而且校長都是院士，一定需要么？
丘成桐：我覺得沒有必要(院士當校長)。坦白講，有學問的不一定就是院士。校長的選拔應該將網絡放得越大越好，當然，有過教書或行政經驗的比較好。坦白地說，就算是挑選外國人作校長也沒有什么不對的，問題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替中國人做事情。
人物周刊：您提過如果中國的大學還是這個樣子，您就徹底失望了。如果繼續按照現在的路子走下去，您覺得會怎么樣？
丘成桐：按照現在的路走下去，我覺得某些方面很危險。我對中國教育的期望很大，中國優秀的學生和優秀的年輕教師很多，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把他們培養出來。如果能培養出來，那就像原子彈爆炸一樣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要像現在這樣壓制他們，讓他們都跑到美國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來，中國教育向前發展的最大推動力是什么？
丘成桐：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只能是最高領導來推動。有關學校和院士們的利益盤根錯節，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實在是很難變動。每一個大學都有自己的活動能力，舉一個例子，我批評北京大學，北大的某些有權的朋友就會非常不高興。到處都有這些大學的勢力范圍。
人物周刊：大學的最終目的是什么？
丘成桐：替我們國家、替全世界培養人才，培養領袖人才，培養能夠為社會服務的人才，培養能夠推動人類認識自然界、認識世界的人才。讓我們的境界能夠得到提升，能夠和世界上的文化結合起來，這才是大學應該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上次對話時，您說不在乎媒體的作用，因為媒體不懂科學家真正的價值，現在國內都在密切關注您和北大之間的這次爭論，您認為媒體應該對此持怎樣的一個態度？
丘成桐：假如是在美國，學朮系統建設很健全的地方，我想不需要媒體起作用。可是在中國，假如要中央重視，媒體如果能夠很健康地報道，讓中央和老百姓都能了解到問題所在，還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國需要客觀公正的輿論監督。
“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划”，是我國政府為吸引和造就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學科帶頭人而于1998年開始設立的。長江學者包括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聘任范圍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實行崗位聘任制，聘期為三年，在聘期內享受長江學者獎金，主要由教育部人事司負責日常工作。
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除了在聘任要求方面略有不同之外，在工作時間和薪酬方面也有不同：工作時間。特聘教授必須保証聘期內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個月以上。講座教授則要保証每年能在受聘高校工作3個月以上，因特殊原因，最少不得低于2個月。
特聘教授獎金為每人每年人民幣10萬元，同時享受學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的工資、保險、福利待遇。講座教授獎金為每人每月人民幣1.5萬元，按實際工作月支付。高校還必須為聘任的特聘教授、講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經費，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其中，自然科學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經費不低于200萬元，人文社會科學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經費不低于50萬元。
教育部和高等學校支持特聘教授、講座教授申請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并通過項目牽引組建創新團隊。對其中優秀創新團隊，教育部將給予重點資助。
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學發布了《上海交大關于“漢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調查結論與處理意見的通報》，決定撤銷陳進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撤銷陳進的教授職務任職資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與此同時，科技部決定終止陳進負責的科研項目的執行，追繳相關經費，取消陳進以后承擔國家科技計划課題資格﹔教育部決定撤銷陳進“長江學者”稱號，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資格，追繳相應撥款﹔國家發展改革委決定終止陳進負責的高技朮產業化項目的執行，追繳相關經費。
事件當事人陳進系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博士，原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教授、博導，并擔任院長、芯片與系統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安全芯片研究所所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在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漢芯”中，陳進雇用民工將從美國買回的芯片表面原有標志用砂紙磨掉，再加上“漢芯”標志，就輕而易舉騙取了國家上億元科研經費，并在職稱和職務上名利雙收。后經“漢芯”團隊內部人士舉報，國務院會同多部門特派出調查組進行查証才得以真相大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漢芯一號”制造時，該項目就通過了國家專家組的驗收，有專家甚至說：“‘漢芯一號’的研制成功標志著我國(在DSP方面)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開始掌握了核心技朮，標志著我國技朮力的提高，為今后的產業發展奠定了很好的技朮基礎和技朮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