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只差5公里就修到冒火山了，泥石流把80%的路段沖毀。

　　7月，擂禹路第二次被暴雨和泥石流沖毀。修路的起點再次回到擂鼓鎮。

　　8月，暴雨連綿，只有7個工作日是晴天或者陰天。

　　9月，特大雷雨引發特大泥石流。先前已修完的約20公里路基，僅有約800米基本可用。

　　11月7日經過二炮和武警官兵160余天日夜奮戰，汶川地震重災區北川縣擂鼓鎮柳林村至禹里鄉禹里大橋地震損毀路段被搶通。7日下午，工程交接儀式在綿陽市舉行。

　　2009年1月1日，擂禹路再次中斷。

　　搶通隊伍加緊施工

　　昨(5)日下午，記者乘當地群眾摩托再次進入擂禹路。在入口擂鼓鎮柳林村口看到，兩輛路政執勤車停放在這里，他們的任務是告之進入擂禹路的車輛“前方大雪封山，禁止過往車輛駛入。”

　　擂禹路從群山峻嶺中蜿蜒而過，寒風割在臉上。地震後，四周的山體千溝萬壑，而現在又上面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白沙。摩托師傅告訴記者，從柳林村進入擂禹路，再走9公里就是(5日)上午縣交通局用土石掩埋的道路。“山上的路已經封閉了，為了避免一些司機去冒險，政府中斷了道路。”李師傅說。

　　在9公里處，兩米高，一米多寬的土石方堆在道路的正中間。一台挖掘機正在河道旁邊等待，等待下一輛車來拉運連砂石。“這4公里的路段有14輛運輸車，他們全都是從我這里把砂石拉上山去。”周會林說。

　　在周師傅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B段維護隊的總部。他們在這里搭建到臨時過渡房，廚師、電焊工、司機都在這里匯集。“上山一次要花1個多小時時間，一天只能來回5車，車輪上要加防滑鏈，下山回來肯定要斷一根，而且裝載不能超過5噸，路面稀滑肯定爬不上山。”黃傳能搖頭說著一肚子苦衷

　　春節前恢復

　　隨後，記者轉乘黃傳能的皮卡車上山。“現在用4驅動，1檔上山。”司機告訴記者。一路上，隨處可見雪飛滿天，遠處的山體銀裝素裹，把滿目瘡痍地山體加以裝扮，猶如人間仙境。

　　眼前的道路泥濘蜿蜒，車輪上沉重地鐵鏈從泥土中拉起，發出一連串到嘶啞聲。司機根本不敢與記者談話，目不轉楮地看著前方的路。約莫40分鐘，到達B段工程最遠的地方老林口。

　　10多名工人正在用鐵楸鏟著地上十多厘米厚的積雪，沿路3台挖掘機正在對產出的積雪和淤泥進行初步清理，14輛裝載機從起始點運輸到海拔1000余米山體的連砂石就堆放在最後，兩台推土機再把連砂石推向剛剛破血的道路。

　　這個過程要反復幾次才能將道路鋪平。“積雪的道路面土後在擠壓，積水又稀釋了連砂石，只得反復。”黃傳能無賴的說。記者了解到，按照預定時間在8日前恢復通車，按照工程施工情況來看，10日前後擂禹路能再次通車

中國主席胡錦濤把“同志”排第三的信號

大公報    2009-01-06

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一上來就說︰“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新年的鐘聲就要敲響，我們即將開始2009年的嶄新歲月。值此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很高興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一般人或許不太在意把“同志”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但在筆者看來，胡主席此舉當是別具深意。       “同志”稱呼一波三折   　　有關數據顯示，“同志”一詞並非現代語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左丘明，就對該詞下過“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的定義。因此，古人一直把“同志”與“先生”、“長者”、“君”視為同類，認為彼此之間的區別並不大。“同”字是指意見相同的人能夠想到一起，說到一塊兒；“志”是因其由“士”字和“心”字組合而成。因而至少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士為知己而死”，二是“心為慕紅顏而生”。“同志”乃志同道合的意思。 　　到了近現代，“同志”逐漸演變成黨團內部成員之間的稱謂。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說過的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其中所說的“同志”，與今天的同志稱謂還不是一回事。直到1920年，毛澤東與羅學瓚等人在通信中互稱對方為“同志”，方可見到這個詞的紅色定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特別在“一大”黨綱中明確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意成為忠實的黨員，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旨在表明黨員之間在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大目標下結成的新型關系。這也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的歷史蹤跡。在中共成為執政黨之前，“同志”稱呼也僅限于在黨內使用，與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沒有必然的關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共成為執政黨，“同志”也從水下浮出水面，由黨內向黨外延伸，逐漸成為社會上廣為流行的時髦稱謂。文革期間，“同志”稱謂不僅登峰造極，還被作為“政治籌碼”來左右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也不再稱呼先生和女士，而是以“同志”劃線，凡是被稱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稱為同志者都會被視為敵人。即便是那些“黑五類”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志”的待遇，而是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志不僅成了敵我之間的分水嶺，還成了“階級斗爭”中最得心應手的利器，輕而易舉就可以用“同志”這把快刀，將一國之民切割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且在諸多稱呼中佔據著“老大”的位置。“同志”稱呼的一波三折，足以見證今日中國的巨大變遷。       排序見證社會進步   　　“同志”稱呼的排序變化，還可見證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詞義的包容性被不斷拓寬。例如1989年，首屆“香港同志電影節”的啟動，就讓“同志”成為了同性戀代稱的率先發端。此後，這一特指稱謂很快就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流傳開來，“同志”一詞也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盡管在使用這一稱謂時，“同志”並不具體指向“某某同志”，而是被界定在“某某是一個同志”或“某某參加了一個同志團體”的特定語上。但不容否認的是，“同志”作為同性戀代稱的本身，就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詞義指向，而且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正如同性戀由非法到合法化的發展過程一樣，“同志”詞義的被拓寬，同性戀行為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中被合法化，既是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不斷博弈的結果，也是整個世界發生深刻變革的有力見證。 　　分析人士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後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因為在以人為本的國策主導下，“人”的外延與內涵均遠遠大于“同志”，女士與先生的稱謂理應排在同志之前；在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下，“黨”與“國”在本質上的不同也不能再刻意回避。應該讓“同志”的存在價值，在黨內更多地體現為民主監督，而不是無視個性的絕對服從；在黨外則應該等同于普通公民，而不能因為自己是一名執政黨黨員，就可以把“同志”凌駕于公民之上。 　　北京觀察家指出，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著可喜的變化，尤其是胡溫新政問鼎以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隨著“以人為本”國策的日益深化和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公民社會正在中國大陸呼之欲出。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把“同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當可視為這一動態的最新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