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9 美國之音美國萬花筒-3 VOA

知青下鄉運動40年祭： 青春有悔抑或無悔 2009/01/12

青春有悔？無悔？走不出的知青領袖夢 編者按:1968年，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至剛過去的2008年，已整四十年。那是一段無論何時都不該被忘記的歲月。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群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有悔”者，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對現實，前者發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后者選擇與接受現實并與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 40年。一個人壽命的一多半。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生命，已經步入夕陽。 走在上海街頭，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館子里吃鍋貼、喝老鴨粉絲湯，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爾引來青年人側目。他們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這位老者帶著數十位云南知青，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愿，打出“我們要回家”的標語，并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 時任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受命赴云南調查，勐定農場知青以絕食明志，長跪不起。 年輕人的決絕，震動了北京。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啟動。 今天，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坐標，再度調整到“知青”這一刻度上。當年的北上請愿團核心成員，如今或在重慶，或在上海。一切卻已不似當初。 靠近 “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斗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是帶著“建設邊疆”的決心來到云南西雙版納的。 他們走進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會從房梁上“嘭”的一聲掉下來，吃飯時，叢林里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頭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種上橡膠樹。一次會戰，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丁惠民說:“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絕望了。” 重慶知青李長壽，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他的記憶被飢餓充斥，“豬瘟年年鬧，一鬧死一片，簡直沒辦法﹔沒辦法就去河里找魚吃，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管他呢，就拿去炸魚，那時候吃傷了，直到現在，一點魚都不沾……” 在紅土地上，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一個人就像一部汽車，你光叫他開，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們當時已經沒油了。”丁惠民這樣比喻。 邊疆除了自然風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傳不一樣。更何況，吊打、侮辱、強奸知青的事情時有發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在遠山僻嶺的對撞，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當年開著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几無避諱。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農場是副教導員。對他來說，迷茫來自于對公正性的顛覆。 一位高級干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她們的爺爺去世時，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否則就拒開追悼會。僵持的結果，是蓋著“中共中央組織部”大紅印章的調令發到了農場。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聖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卻是對其神聖的嘲諷。 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后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早點回來……哪還有影子啊？今天想來，自己都笑著搖頭。” 與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在農場，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種無奈躁動的發泄”，到了后几年，連架都懶得打了，也沒有力氣打了。 他得出結論:越是知青老實的連隊，管理就越緊，吊打體罰之類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對那個年代的回憶和解釋是:“一開始都很老實，后來在長期艱苦的條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來了。知青和軍人都是如此。” 李長壽后來寫了一首歌，其中有這樣一段:“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斗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們并不相識，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 就在那個冬季，火星出現了。 相逢 “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上世紀70年代中，已顯疲態。 經過近10年的農場生活，西雙版納知青們已經從迷茫走進了絕望。為了得到一張病退証明，他們服用麻黃素、生壓靈來制造高血壓，喝10%高效麻醉藥制造“心力衰竭”，喝農藥制造“胃痙攣”，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為回家。 “四個不滿意”彼時在中央高層內部被提了出來:農民不滿意，知青及家長不滿意，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政府不滿意。當時分管副總理陳永貴說:“知青工作很復雜，我們几個副總理一提到這件事就頭疼。” 對上山下鄉的重新評估和大批知青的現實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堅冰松動的跡象，遠在版納膠林里的知青們，是難以了解和體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會議的討論在北京召開，如李先念所說:“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說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傳，但隱約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農場的丁惠民，是一個例外。這個十分場學校里的總務員是個有心人，他趁著給學校拉運物資、進出農場的機會，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 他貼出了公開信，陳述知青現狀，提出回家的愿望，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在禮堂大會上，有人說:“什么也不要怕，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回家鄉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瀾滄江大橋，占領農場。 紛亂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機緣來自李的一句高聲發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灣！” 李長壽就此被任命為糾察隊長，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調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愿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愿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那個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親眼看著他們走過瀾滄江大橋，走向嚴冬的北方。重壓和勞累讓丁惠民病倒了，知青們用擔架抬著他，副總指揮劉先國特地叮囑糾察隊長李長壽──專門派人保護“小丁”的安全，這是頭等大事。大家像愛惜眼睛一樣，愛惜著丁惠民。 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在“我們要回家”的橫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夾襖還裹在外套外面。 當時分管農墾系統的國務院一位領導接見了他們，雖然態度慈祥，但話語嚴厲:“都這樣鬧，國家能富強？”這讓他們感到委屈。當晚，丁惠民、劉先國、李長壽、鄒盛永四個人，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里碰頭商議，決定立即回云南，請愿團宣告終結。 而正是那天，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分局悄悄地飛出，成了知青的報喜鳥:不愿留的通通走……后來他們知道:這是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后，作出的表態。 次年2月至6月間，5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營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門口，大家自己拿著蓋。因為辦戶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牆被推得直晃悠”。 后來他們知道:北上請愿的行動，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 當年罷工請愿的几位核心成員，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聲東擊西、出其不意。劉先國說:“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各自 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云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先后回到家鄉──武漢、重慶和上海。 1985年，几經波折，丁惠民終于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與妻子團圓。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區的舊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請愿時的“三駕馬車”之一劉先國，經常見面了。劉先國回城后頂替父親，進了重慶客車廠的基建科，后來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聰敏難以掩飾，他很快被借調到檢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絲毫的刻板規制，最終放棄了這條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廠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劉兩人在一起時的主要節目。劉先國對那兩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悶。”那時候，他們年屆三十。 兩年后，1987年，劉先國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兩地分居，不能再持續下去。這個難得的機會，是與別人交換來的戶口指標，還必須補償對方1200元錢。送錢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為了“多一個心眼”，當時還在檢察院的丁特意准備了一台小錄音機，偷偷保留了給錢的証據。 劉先國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線再一次岔開，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來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能夠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靠著對云南的熟悉，他從緬甸販進木材，拉到上海去賣，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適合做生意，我這種性格，連合同都不簽的。”這十几年中的往事，連他的戰友也知之甚少。 遠在上海的劉先國，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這些年里，他在圖書公司工作，木工、保衛科長、物業中心經理、計算機廣場項目負責人，入黨、提干、買房，女兒從北京大學畢業，就職于外資銀行。生活在他面前熱鬧地延展，應酬繁多，越來越忙。 入黨時，單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調查，農場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講了劉先國的知青時代，“連偷雞摸狗的事也講了”。然而命運總是令人難以捉摸──單位的黨委負責人也是知青出身，對這些評價淡然處之:“不偷雞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長壽的后半生，受一番話影響很大，他工廠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體驗，勸慰他:“小李，你的個性不能搞政治，鋒芒太露。現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讓他們更安心吧。” 李長壽離開工廠后，做過通訊器材生意，還辦過研究所，小有成績。在十几年的闖蕩之后，他閱盡人生，如今落腳上海，在知青戰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崗位。他堅持在城區邊緣的七寶古鎮住了下來，已經五年。 他戴著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和古鎮里云南菜館的老板談笑風生。就在這間小館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愿團的祕書長朱一平，兩人相擁大笑。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云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當年離開時，知青們一個個發誓“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如今卻一次次夢回云南。 李長壽常說:“我們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國家第二個橡膠生產基地。” 丁惠民卻說:“40萬畝，如果我們不去砍，保留下來，現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回 命運總是*回，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今天哭著離開。 版納農場的工人，大多來自湖南農村，數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樣上班，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他們回去之后還要養雞、養豬、上山砍山貨，養活一家大小。知青們餓得凶了，就去偷他們的。 告狀、并連帶知青因此受罰的是他們，“看你端著白飯咸菜揮手叫你過去撥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們﹔幫著連隊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傳授給知青農業技能的還是他們。 三十年前，知青們潮水般退去，一個個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衛生所沒有了醫生，連開拖拉機的運輸人員都成了問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遠赴重慶，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頭的車流中，無所適從的他們被交通事故奪去生命。知青們大哭。 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 有統計數字顯示:50%以上的連隊干部有過吊打、責罰知青的行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直到現在，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 1984年，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推銷橡膠，設法聯系到一些重慶知青。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里，他對提著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說:“你們種的橡膠樹，都開始割膠了。過去，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請你們原諒……” 李長壽感慨:“有這一句話，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還提它干嘛？” 當年，李長壽在熄燈后睡不著覺，抱著曼妥林(一種樂器)在木堆上唱歌。連長是退役軍人，嘩啦一聲便端起槍來:“信不信老子斃了你！” 這劍拔弩張的一刻，留在記憶中很多年。那個晚上，李長壽同宿舍的三名知青聽到動靜，揣著砍刀摸到了連長家的后門，如果槍響，他們打算砍了連長的老婆孩子。 連長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樣，在農場老去。三十年后，李長壽聽知青戰友說:連長的老伴去世一年了，連長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覺得自己太虧欠這女人。知青跟著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長壽感慨說:“出生在那個年代，你沒法選擇。所有需要人去承擔和承受的東西，是那個時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離開時，車子無法開動。老連長、老營長、老工人們久久不愿松手，車上車下哭成一片。在李長壽的記憶中，只有當年離家奔赴云南的火車站上，有這樣哭聲震天、依依惜別的場面。 命運總是*回，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今天哭著離開。 重聚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生命軌跡，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的《往事》欄目，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現了當年北上請愿的歷史。鏡頭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胸前印著“知青”兩個大字。 他頻頻來到上海，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社保問題、戶口問題，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塊大牌子:“知青有事，請找丁惠民。”下面留著手機號。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 他辦了版納知青網，聯系出版畫冊和書籍，知青有戶口一類的問題，他希望登記填表、集中于他處，再通過他去上訪、謀求解決。他積極籌划中國知青旅游文化節，希望借此機會重聚知青，擴大影響。他抵押了房子，換來的錢几乎盡數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錢，他也隨手接濟知青。朋友勸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卻說，“只有實踐能檢驗真理”，他還說:“我丁惠民早就不屬于我自己，或者屬于我這個家庭，我永遠屬于知青。” 丁惠民說: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一點點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 老戰友們的命運和心跡，在同心協力北上請愿三十年后，畫出相離的曲線。 1998年，胡建國住房動遷后不久，當年的“三駕馬車”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悅，其余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 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調回“知青”這個刻度上。他想找回當年的“三駕馬車”，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 后來，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間，跟那么多的海歸、高知相比，我們已經落伍了。盡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你要牽頭這么做，就無異于陳勝吳廣，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節，當年的糾察隊長李長壽，面對丁惠民希望籌集捐款的想法時說:“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馬上把兜淘干淨！”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戰友重病或有困難時，幫助聯系買藥、運送，盡可能解決具體問題﹔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來做維權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來，李長壽曾對丁惠民說:“你想想，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們的父輩好？我們的孩子，是不是比我們那時候強？這說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 丁惠民沒有吭聲。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一條“青春無悔”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無悔？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群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有悔”者，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們感慨磨難、追撫傷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對現實，前者發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后者選擇與接受現實并與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丁惠民，在將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過程中，選擇了前一種姿態。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不乏追隨者。他們稱呼他“丁總”，或者“司令”。這樣的稱呼，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 而當年最親密的戰友胡建國、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他們，選擇了另一種姿態。 “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給戰友們的印象。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都能絲絲入扣地復述當年的細節。唱起請愿團團歌，暮年的他們早已明白:知青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起到了關鍵的撬動作用，“那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請愿九十天中結下的情誼，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劉先國的父親在重慶去世。他從上海趕回，未事聲張，料理喪事。此前，在知青問題上雖已話不投機，卻不知丁惠民從何處得到消息，趕來守靈兩天。 几天后劉先國返滬，臨走前來到丁惠民家時，丁正在與一群老知青談話。 劉先國靜靜地呆了一會，離去。(來源:南方周末記者 徐楠)   為什麼宋朝的女子都如此凶煞？   網友     從宋朝書里及詩歌里可以看出宋朝的婦女是有相當地位的，而且是中國"女權主義"流行的典型時期。象“胭脂虎”、“河東吼”等男人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毆打丈夫，嚇得丈夫滿街跑。當然那麼厲害的女人畢竟是極少數。但也可以從中不難看出宋朝女人大膽開放的無限風光。胭脂虎、河東吼︰宋朝女子為何如此雷人呢？    北宋陳�x的妻子柳氏凶而且妒。有一次陳�x宴客，座上有歌妓，柳氏用木棍敲打板壁大叫大鬧，把客人驚散。客人中有詩人甦東坡，他給陳�x寫了首打油詩，其中有兩句是︰“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柳氏是河東人，河東獅子即指柳氏，後來使用“河東獅吼”四字來形容妻子凶悍。《跪池》是折子戲《獅吼記》中一折，講的便是柳氏的故事。一天，甦東坡邀陳�x春游，柳氏擔心他與妓女鬼混，不準他去。陳作了保證，如有妓女願受罰打，柳氏才答應。後來柳氏打听到，果然有妓女陪他們游逛，回來便要打他。陳怕挨打，經苦苦哀求，改為在池邊罰跪。甦東坡來訪，看到陳�x這副樣子，認為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恥辱，用些大道理責怪柳氏，兩人爭吵起來。柳氏覺得甦東坡唆使其夫攜妓游，又來干涉自己家的事，便把這位名聞天下的大文豪趕出去了。     “胭脂虎”則是宋代尉氏縣官陸慎言的夫人朱氏凶悍無比，陸縣官見到夫人畏首畏尾，連縣府政務之事都得與她商討，才能定奪。因她長相漂亮，被吏民取綽號“胭脂虎。”     宋朝的女人相當開放。宋朝老太太很會做買賣。據《夢梁錄》記載︰在五間樓前大街的店鋪前，有頭上帶三朵花的點茶婆婆，並敲著拍板，大街游人看了無不哄堂大笑。這表明宋朝老太太的開放、愛美、思想活潑敢于出風頭。老太太都如此，年輕的女人更是如此。“白頭老媼簪紅花，黑頭女郎三髻丫。”意思是說︰白發蒼蒼的老太太頭上帶者大紅花，年輕漂亮的女人則梳著三個象羊角一樣的朝天髻。     據《耆舊續聞》記載︰宋徽宗崇寧四年，即公元1105年的重陽節，著名詩人黃庭堅在宜城郡樓，听到女人的談話，作了一首《南鄉子》，描畫了宋朝女人戴花的情形，“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發簪花不解愁”。象這樣的詩詞，宋朝詩歌里經常出現。可見宋朝的女人是愛美的，勇于追求美的。     宋朝後期的禮教並沒有束縛住女人的天性，宋朝女人思想並不保守。甦東坡《于潛女》詩，是這樣描寫宋朝農村女人的，“青裙縞袂于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奢沙鬢發絲穿檸，蓬沓障前走風雨。”意思是穿著白色衣服的于潛女孩，光著腳，走起路來衣袂飄飄，頭上扎著兩個朝天辮子，橫插著一尺來長的大銀櫛，就象黑絲在織機上一樣。“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灕醉飽不知夜，裸股掣肘時歡爭”。宋朝農村婦女有了孩子後也戴花愛美，也和男人們吃喝玩樂。哪有那麼多的禮教束縛？“大婦腰鐮出，小婦具筐逐。”宋朝農村婦女也像宋朝農村男人一樣下地干農活。宋朝農村女人也是半邊天。     “花艷艷，玉英英。羅衣金縷明。鬧蛾兒簇小蜻蜓。相呼看試燈。”不知道要多少年輕美麗的女子呼朋引伴相約去看燈。“岸邊兩兩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宋朝的年青女人們不僅出門，而且還是成群結隊地到河邊洗衣服，對過路的男人，還敢笑著指指點點地加以評論。她們才不管什麼笑不露齒的禮教呢。     “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誰說宋朝女人保守不出門，宋朝女人也大膽約會，勇于追求愛情。“月上柳枝頭，人約黃昏後。”不止白天約會，晚上也約會。辛棄疾《青玉案》︰“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娥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不止出門，而且還在人多的地方大膽的尋找心愛的人。吳文英《風入松》︰“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李銓《點絳唇》︰“花知否？故人消瘦。長憶同攜手。”宋朝女人不僅出門，而且還和心上人拉著手一起走。“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男女情投意合，才子佳人的美妙和諧。“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以多。”年輕的女人相思、想找個好郎君是很普遍的。“兩情未許誰最先？”哪知道這男女之情是誰先動的心。男女的愛情是平等的。     李清照《如夢令》︰“常記西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是何等開放、暢快！小女子不僅喝酒，而且不醉不休。她也不大可能一人喝酒，無論是和男朋或是女友們暢飲作樂，都表明宋朝女人的開放與幸福。     朱淑真《元夜》︰“火樹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新歡入手愁忙里，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新歡入手愁忙里”她又有新歡了，看來她不止交過一個男朋友。“但願暫成人繾綣”她只願暫時美好。“不妨常任月朦朧”她想干什麼？大好燈籠她不賞，她只珍惜今昔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早在幾百年前宋朝就有女人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了朱淑真《清平樂》︰“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台。”“攜手藕花湖上路”不僅出門而且還和男友並肩攜手路上走。“嬌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表現她對愛情的大膽追求以及沉醉在愛情的幸福之中。這是否體現出宋朝女人開放、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幸福的一面呢？     宋朝最杰出的優秀女性，要算被譽為"四大詞家"的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和張玉娘了。李清照既有“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人比黃花瘦”小女子的細膩情絲感慨，也有“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令男人汗顏的豪邁詩篇。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柔美又剛強，這就是宋朝的女人！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梁紅玉親自在戰場上擂鼓給浴血奮戰的軍人們打氣助威，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朝初年，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復雜，加上受唐代社會風俗的影響，人們對女性十分寬厚，就連一些儒學大師也是如此。如一代名臣範仲淹曾設義莊，並在《文正公初定規矩》準許給予寡婦再嫁的費用，但男子再娶反而不給。他還將守寡的兒媳嫁給已喪妻的學生王陶，並對改嫁朱姓的母親十分孝敬。     但是，隨著朱程理學的興起，傳統的封建禮教更加被提倡，他們要求女子持貞守節，遵守封建綱常、守婦道、盡婦職，並且極端片面化，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思想，不僅讓當時相當一部分女子深受其害，同時更使宋代女子大膽開放的風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