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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北京报道
他讓大家驟然發現自己真的兩手空空
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2008年1月5日晚8點，崔健《時代的晚上》演唱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唱。
來聽崔健演唱會的人，大多是40歲左右的中年人，他們衣冠楚楚，占據了工體的大部分席位。
當崔健唱到《一無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時，合唱的聲音几乎掀開了工體的屋頂，那些中年人， 在合唱中熱淚盈眶。
一位被朋友強拉來看這場演唱會的香港記者，几乎被這群中年人的瘋狂驚掉了下巴。“這種情景，應該發生在一二十 歲的年輕人身上啊。”
那群中年人，正是把他們在一二十歲時被喚醒的熱情延續到了40多歲。
一無所有地登台
“其實《一無所有》寫的時候，就是一支愛情歌曲，后來的熱潮讓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22年后，崔健認真地回 憶著當年的情景。
崔健說，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北京開始出現零零散散的本土樂隊，本來在專業樂隊當小號手的崔健也 變成其中的一員。
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崔健比別人接觸到了更多的搖滾，然后，他組建了自己的搖滾樂隊，從最開始的扒帶子，翻唱 ，慢慢地，崔健覺得也可以自己創作。
雖然那時，國外的搖滾已經開始傳入中國，但這些舶來品，始終沒能融入這個剛剛開放的國家的靈魂，崔健開始嘗試 著向外面發出一些屬于中國大陸本土的聲音。
在1985年，他帶著最初創作的《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這兩首歌參加了當年的流行歌曲比賽，評委有 王昆、李雙江。雖然是唯一一個帶樂隊演出的，不過在第一輪，崔健和他的同伴就給刷下來了。
崔健依然參加各種比賽，他開始有了一點點名氣。而王昆將崔健推上了那個時代的頂峰。當年的王昆，是紀念國際和 平年音樂會的電視總編，當時，這個節目已經選了一些有名的歌手了。崔健是被別人介紹過來的。已經看過崔健的樂隊演出的 王昆，在他們走台的時候拿著《一無所有》的歌詞看了一眼，說：“我覺得寫得挺好的，唱吧 。”
就這樣，崔健有了上台的機會。
1986年5月9日，紀念國際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會，地點工體。那天晚上，崔健穿了一件大褂，兩只褲腿挽得 一只高一只低，背著一把破吉他走上了舞台。
這個其貌不揚的家伙用沙啞的嗓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心聲：對自由的渴望、對傳統的叛逆、對激情的追求。因為，他讓 大家驟然發現自己真的兩手空空。
剛剛從狂亂中醒來的國人，來不及下海，還在討論“夜生活是不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來不及培養自己的個性 ，沒有自己的聲音。崔健，用他的一無所有點燃了、用他的鼓點驚醒了情緒滿當當快要爆發出來的一代人。
10分鐘后，歌曲結束，在熱烈的歡呼和掌聲中，中國的搖滾樂誕生了。
英雄主義式的歌唱
“英雄”！
談起崔健的歌，多年的好友、著名演員、導演姜文只用了兩個字。在崔健的很多演唱會中，都能看到姜文這位鐵杆好 友兼粉絲，出現在普通觀眾席上。他說，崔健的歌曲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是無以言表的。而為了表達他的敬意， 姜文每次看崔健的演唱會，都會自掏腰包買門票。
“第一次聽他的歌，傻了，怎么有人能這么唱歌！”《體育畫報》主編侯飛，依然記得自己第一次聽到崔健唱歌的震 撼。他說，那種內心的戰栗，沒有理論依據，只是單純地覺得好。那時，侯飛才是個初中生，當從電視里看到崔健時，他覺得 自己的血液被點著了。
侯飛說，在80年代的中期，新舊思潮碰撞最為厲害，空氣中飄逸的都是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情緒。而崔健的搖滾將 模糊的真實徹底吼了出來。
“崔健陪伴我走過了青年時代。”侯飛迷上了搖滾，雖然，作為當年的一個窮學生，他沒有錢去看崔健的演唱會，但 他學會了吉他，開始自己扒崔健的帶子，同宿舍的朋友們也成為崔健的擁躉。
在侯飛被《一無所有》迷得神魂顛倒時，四川成都一個高考落榜的小伙子文迦也聽到了這首歌，當時，他正處于落榜 后的渾渾噩噩里。“好像心中的惡氣一下子出盡了。”文迦說，那歌詞里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在寫自己的經歷。聽了几遍后 ，文迦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他去報了一個復讀班，第二件事情，他去買了一把吉他。
青年們的共鳴
1989年，崔健的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上市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張搖滾專輯。除了內地版本叫作《 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之外，所有海外版專輯名都改成了“一無所有”。
第一次聽到這盤專輯，“一種從內到外的共鳴”。侯飛說，每一個人去聽這張專輯，都會在里面聽出自己的影子。最 終，這張專輯變成了他們的一種精神支柱和依托。這盤專輯的磁帶，在同學中不停轉借，最后磁粉磨光，變成了吱吱吱吱的聲 音。
連鎖效應是，各種搖滾樂隊層出不窮，尤其是大學，成了搖滾樂的溫床，隨處可以看見用長發、皮裝、金屬鏈條武裝 起來的搖滾青年。
也在1989年，文迦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在學校里，他留起了一頭長發，跟几個朋友組織了一支樂隊，并決心 做一輩子的搖滾人。第一次演出，他們樂隊唱完了當時崔健的每一首歌。文迦說，那時，玩搖滾的每一個人心中，崔健是一座 丰碑，是中國搖滾的標志，是一個高山仰止的人物。
著名歌手崔健
1995年，已經參加工作的侯飛，終于有機會去現場看崔健的演唱會，站在台下，他看著這個已經陪伴他10年光 陰的偶像，鼻頭一陣陣發酸。此前一年，崔健發售了他的第三張專輯《紅旗下的蛋》，但這張專輯的影響力已經遠遠不如《新 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解決》。當時的搖滾正走向式微。
侯飛說，崔健剛剛出現的那會兒，人們的思想意識處于萌發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動的、迷惘的，在精神上需要一 種東西來引導。崔健敏銳地觀察到了這種現象，并明確地闡述了出來，于是他變成了人們的精神導師。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思潮和新舊的碰撞逐漸弱了下來，人們開始學會了自己去觀察和思索﹔他們開始更加注重 自我。
1995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第17個年頭，搖滾樂開始走下坡路，最終進入一個失聲期。也是從這時開始，崔 健開始由一個時代的旗幟，慢慢轉型成了大眾心中的著名歌手。
對于從神壇上走下的這個轉變，崔健是樂意的，他在接受采訪時，不止一次表示，他愿意別人將他看作一個歌手來欣 賞、來評判，而不是一面旗幟。他甚至覺得，這是時代多元化的表現，是時代的進步。
而決定把搖滾當終身事業的文迦，兩年后逐漸發現靠搖滾已經不能解決溫飽。“沒有演出，身邊的樂隊一支支倒掉， 最窮的時候，身上只有3毛錢。”現實摧毀生存時，落魄的文迦賣掉了吉他來解決溫飽，最終，他解散了樂隊，撿起了他大學 時的電子專業，變成了一個普通上班族。
此后10多年里，文迦的職位不斷上升，最后，他變成了一個大腹便便的成功生意人。對過去曾經是樂隊主唱的角色 ，他几乎不再提起。現在，他的女兒上著鋼琴和芭蕾舞的課程。因為這很優雅。
不過，由于中國搖滾樂的集體失聲，崔健變成了八九十年代集體回憶的渡口。
已經步入中年的侯飛，依然是崔健的鐵杆歌迷。只要有機會，他依然會出現在崔健演唱會的看台上，只不過，現在的 他，缺少了當年的迷戀。聽完后，會評判崔健唱得好壞或者新出專輯的優劣。
最近一次，聽完崔健的演唱會后，他邀請一群跟他一起看演唱會的朋友去簋街喝酒，中途，他拒絕了一個過來企圖賣 唱的小伙子，卻把吉他拿了過來，在飯店里吼了一曲《一無所有》。
“這讓我想起那個年代。”
他說，其實，在那個時代，崔健的出現比崔健本人更有意義。-
| 北京日报转向？ 中国官媒惊现呼吁言论自由文章
2009/01/13 |
BBC中文网报导／中国官方媒体之一《北京日报》1月13日登载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
北京日报文章指出，一个言论在发表之前是无法为其定性的。只有在公之于众之后，"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文章还列举马寅初和张志新因言获罪的历史教训说，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
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理论在1957年遭中共最高当局批评，被定性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结果导致中国在上个世纪多生育至少三亿人。由此带来"计划生育"又因矫枉过正而在加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张志新对"文革"质疑的言论也被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招致她被割喉枪决。
文章指出，按言论自由的原则，类似马寅初和张志新这样的挑战权威的言论也应获得自由。文章最后呼吁，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都享有自由表达和发表的权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呼吁中国真正实现获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了，但在一个官方主要媒体上出现这样的呼吁仍属罕见。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去年4月《北京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曾引发一场广受关注的有关言论自由的论战。4月3日，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的长平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文章对比了中西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西方报道的强烈反应。
文章问道，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4月11日，《北京日报》属下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文峰"的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批评了长平所谓"言论自由"等观点。文章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
在那之后，一些激进的中国网民甚至将南都长平称为"大汉奸"。前不久，海内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联名签署《08宪章》，呼吁落实中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08宪章》主要发起人刘晓波随即被当局实施软禁。其他联署人也遭国安部门问话，整个签名活动被当局定性为"国内民运分子勾结海外敌对势力颠覆政府的阴谋"。
现在，还很难判断《北京日报》刊登沈敏特的文章是否显示中共内部在舆论控制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抑或文章所说的"言论自由"是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言论自由"。
附：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北京日报
“言论自由”，是被写进我国宪法的。但很多同志对此理解并不深入。比如，“荒谬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是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谬言论哪能给言论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这“陷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判定一个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荒谬’言论，使您能事先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是“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说出就能判定言论荒谬。
否则，您只能掉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陷阱”。
我在此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一个常识:某一言论（这里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而非狂喊乱轰的攻击漫骂）在没有公之于世以前，无法判定其荒谬与否，无法判断其是进步还是反动。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办法是让它公之于世，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争鸣。
循此要引出的一个相关的常识:某一言论出来了，大家也着意思索了、努力辨别了，却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质；尤其是那些当时看来有点另类，或为当时的多数人所不能认可的言论，常常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真理，或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谬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忌是有“权威”出来当“真理裁判”，用一锤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谓是与非的结论，然后大家响应号召，一哄而起地“热烈颂扬”或“口诛笔伐”。之所以称之为“大忌”，是因为对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永该铭记的突出例证之一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若不是迅速判定其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若不是一拥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减去三亿；而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也许要延后承受一个世纪以上。如今每日每时要面对的就业安排、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等，无不和人口压力相关。
永该铭记的又一个突出例证是张志新对于“文革”置疑的言论。若不是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若不是当时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条例”，造成割喉枪决张志新的旷世悲剧，而是每个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同时上与下的关系不是“最高指示”和“紧跟照办”的关系，而是被监督和监督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响，如文化断裂，道德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种种惯性，至今在一些领域还处于艰难消除的过程之中。
可见，一种言论荒谬与否，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其中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排除任何权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标准。于是，我们懂了马寅初的言论，懂了张志新的言论，懂了和他们的言论相反的言论是什么言论；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论自由，去实现中国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去保护中华民族安全、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绕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点滴的进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价。
最后还要点明一事:恰是反对马寅初、张志新言论的言论，曾经享有了最大的言论自由；而按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今天仍应给予这样的言论以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真理是不能认识和发展的。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而不是付诸行动和实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发表的权利。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我国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规定。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