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華社播發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署名文章，這是文中的一句話。

    
    
    中國海南省農村的一所村辦小學，全用茅草蓋成
   

 此言一出，激起了無數人心中的漣漪。
   
    華南師範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說，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學做過不完全的調查，“當時城市大學生已佔90%，現在估計只會更多。”
   
    “從兒子讀高中起，我就要借貸付學費了，大學……”廣東德慶縣馬圩鎮榮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嘆。
   
    現實遠不止此。當了18年中學教師的楊明偉說，在他執教的縣一級中學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會選擇上重點高中考大學，而18年前這個比例是60%。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議題。”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但在廣東社科課題研究中處于“未完成”狀態。連日來，本報記者著手開展了目前農村生源在高校中所佔比重的深入調查，以求探詢每年擠入高校大門的千軍萬馬中，農村孩子的腳步為何逐漸遲疑。
   
    本版金語
   
    “很多人說，粵北粵西等地區的中學就是珠三角的師資培訓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農民收入逐步提高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多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在廣東，總理的這句話到底是否符合實情？
   
    無論今昔，孩子們都從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篩選，上周本報記者著手調查的是粵西一條最普通不過的村莊。
    
   
    兒子剛讀上高中
   
    老爸就開始借貸
   
    
    德慶縣馬圩鎮，隱藏在一條省級公路的旁邊。時值砂糖橘的搶收季節，路旁雜亂地擁擠著一個又一個臨時的交易帳篷。昏暗的光線里，布滿了為這些果實忙亂不堪卻心情煩躁的當地各村農民，他們希冀著在迎春年果市場做最後一搏。學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戶賦閑在家的孩子們被大人們帶領著，也投入了這場生死攸關的“戰斗”。
   
    但是繁忙並不意味著豐收，“一窩蜂”的種植沒有帶來良好的經濟收益。交易市場內外，到處傾瀉著因為來不及出售而腐爛的橘子堆。在距離鎮政府不到5公里的榮村，村委會副主任戴兆楷一臉灰暗，“我種了十幾畝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現在算算，賣掉這些橘子還要虧十多萬元。”
   
    老戴的寶貝兒子去年考上了縣城最好的中學香山中學。“450人考中了90人，我兒子排30名。”言語之間他頗感自豪，並早早已經打探清楚，這所中學的學生每年能考到大專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兒子的成績來看，考上大學並不難，然而能不能上卻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瞞你說，我雖然是個村干部，一個月的工資也就300元，這個錢連兒子在縣城中學讀高中一個月的伙食費都不夠。”老戴兒子在香山中學的學費是每個學期1050元，“我們靠借貸交上的”。
   
    但他表示，榮村在德慶還不是最窮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個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連吃飯都很緊張，孩子上大學不借錢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沒有太多可供創收的環境條件，目前該村的村民主要靠務農為生，幾年前風光的砂糖橘種植現在已成了“雞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惡性競爭，“現在我們批發價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來。”整個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筆集體收入來于租地，僅9000元。
   
    “供不起，這是最實際的原因，有錢誰不想供大學生，但是有實際困難啊。”老戴並不承認村里這些年考上大學的孩子數量比過去減少，“因為社會進步，孩子們的素質比過去有所提高，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兩三個考上重點本科。但是能不能讀上，客觀困難還是存在，我一個親戚的孩子，單親，去年考上了也沒法讀，先打工，後當兵去了。這在農村很正常。”
   
    兩年前，在教育部主辦的“高校可持續發管理論壇”上，專家們提出“一個農民13年純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4年花費”，如今依然是這樣。
   
    老戴說，兒子的爭氣多少給了他很強大的精神支撐。在兒子就讀的馬圩鎮中學里，招收的是全鎮各個村辦小學自然升讀的孩子，“9年義務教育階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這所中學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畢業時其中70%以上會出去打工，大約30%會上高中。”具體到老戴兒子這一屆，考上縣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們村只能算中等狀況。”老戴一再強調這一點。在馬圩鎮另一個村誥贈村的思落小組，村民大約有350人。在鄰鎮官圩鎮沙旁中學任教的教師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狀況。對于大學生有沒有逐漸減少這個話題，他格外有興趣。
   
    “上個世紀90年代，那時大學生就業還比較吃香，村里都使勁培養大學生，才幾百人的村民小組每年都有七八個大學生冒出來，最厲害的出國留學去了。”梁永波回憶，那是村里歷史上最輝煌的幾年。“但是從2003年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沒怎麼听到有大學生出來了，我只听說2006年有一個考上了廣東商學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認為，“這幾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個孩子初中畢業，其中有三四個選擇讀技校，有兩三個被家里安排去種水果，基本上沒有孩子會選擇讀高中，不讀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讀大學。”
   
   
    初中畢業後孩子們
   
    紛紛從校園“蒸發”
   
   
    就在去年，該村有一個孩子初中畢業，會考成績都已經達到香山中學的錄取分數線了，可是家里最終卻讓他去讀了技校。這是讓梁永波覺得最可惜的一個孩子。“家里人覺得培養一個大學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來後卻可能連謀生都有困難，還不如早早出來打工做生意。”
    
   
    “和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現在農村的重教風氣確實不像過去那麼濃厚了”，在德慶縣一級中學悅城鎮龍母中學任教的湖南人楊明偉已經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師，多年來他的學生98%以上來自當地的農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碼有60%的學生選擇報考重點高中，而18年後的今天，頂多只有1/4的學生會考了。要了解為什麼現在農村大學生越來越少，從初中開始就發生變化了。”他認為，讓這些農村孩子從初中畢業後就開始蒸發的最大原因有幾個方面︰學費高、就業形勢和社會風氣。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涂猛曾透露，據青基會調查，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學並非農村孩子們進入大學的第一起點。農村的孩子們正在如何開啟他們的求學之路？
   
    回看榮村，全村人口約為1200人左右，該村村辦小學容納的學生數量約為200人左右。在過去的近20年里，這所建造于上個世紀90年代的小學翻新過兩次。“和我們住的房子相比，校舍還算可以，最大的問題是老師。”作為村委會副主任，老戴沒少受村辦小學校長的嘮叨，“他每次跟我說的都是，能不能撥經費多招兩個老師？”
   
   
    年輕英語老師太搶手
   
    只能在3個村“走教”
   
   
    如今，這200名孩子的老師一共有7個。每天他們都在各個年級連軸轉，一人身兼數個科目，“這實在太正常了”，老戴認為這簡直不值一提。
   
    讓他最擔憂的是英語老師。前幾年，榮村村辦小學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從肇慶師專畢業的年輕英語老師，“縣級師範來的，很不錯了，所以很搶手，只能幾個村‘走教’。”
   
    所謂“走教”，和孩子的“走讀”不是一個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兩三所村辦小學都只有這一名英語老師，所以她必須每天“走著上講堂”----剛在這個村上完課，就要馬不停蹄地往下一個村子趕。不過，雖然“搶手”，這名英語教師的工資和其他老師沒有什麼差別，都是統一的標準，月薪1600元左右。“她雖然辛苦，但是別的老師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樣辛苦。”老戴說。
   
    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為解決農村師資短缺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鄉之間的生活環境和辦學條件的差異、農村教育經費短缺、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交通不便等，眾多農村優秀教師流向城市的趨勢已屬不可逆轉。
   
    像榮村這樣期盼多年才盼來一名英語教師的現象在農村相當普遍，大中專院校畢業生不願到農村任教，即使來了也會迅速流失。據媒體報道，陝西省寶雞市某農村高中統計，近三年就有10多名優秀教師流向城市，但縣政府因財政不足，又拒絕大學生回縣工作，造成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嚴重缺編。
   
    去年12月25日，“南方網廣東發展論壇”出現的一組紫金縣舊塘小學岌岌可危的現狀的圖片，至今讓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學生，只有一名已屆71歲的老教師。該校被冠以“廣東省最破爛學校”的響亮名號，雖然情況極端，但多少濃縮了廣東很多村辦小學的窘況。
   
    除了師資，同樣不容樂觀的是學校的教學設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沒什麼內容”。老戴坦言，村小學的孩子們從來不知電腦為何物，其他所有電教設備更是一應俱無，孩子們最熟悉也最永恆的，就是他們手里的舊課本。
   
    “附近幾個村子都這樣，兒子說，讀上鎮初中後，終于知道電腦長什麼樣。”老戴憨厚地笑笑。
   
   
    　誰把農村孩子們
   
    早早攔在了門外？
   
   
    “到底是誰把農村的孩子早早地攔在大學門外？”多年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華南師範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表示，他對這個問題早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