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熊猫咪咪》，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奠定了程琳在当时中国歌坛的领先地位，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述说中国流行音乐史时，程琳是一位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

八十年代末：花儿正红

“侯德健对中国流行音乐作出巨大贡献，应该颁给他终身成就奖”

也许对于程琳来说，侯德健是一个不得不提，却又被她故意屏蔽在记忆之外的人。因为侯德健，她成为了国内流行音乐第一人；因为侯德健，她离经叛道，备受孤寂和流言的袭击；因为侯德健，她得到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侯德健这个改变她一生的名字，已经永远无法从她的生命中抹去。

南都周刊：是不是有了你和侯德健老师的合作，才有了你后来歌唱事业的巅峰？

程琳：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要合作我就和最好的音乐人合作，这也是我的追求。

南都周刊：也是因为你的原因，侯老师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大陆的音乐环境中吧。

程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到大陆。所以他肯定会接触到大陆的音乐市场。只是因为我演唱他的歌曲，才让大众认识到他吧。

南都周刊：私下的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程琳：我不太想评价他个人。这个事情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已经纠缠了我很多年。我只愿意对他的音乐作出评价。他对中国流行音乐作出巨大贡献，我觉得应该颁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

南都周刊：你觉得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为什么会在大陆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程琳：因为当时大陆没有流行音乐，另外也没有原创歌曲。我唱了很多原创歌曲，大概有二十几首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南都周刊：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原创的重要性？

程琳：我小时候是拉二胡的嘛。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就要不断地创作。如果你没有创造，你只能永远拉别人的作品。像我和崔健聊天的时候就说过，我们的创作在国内是不能讨好市场的，不像在国外，原创会特别受鼓励和支持的。原创歌曲一直都是我追求的。

南都周刊：你的《信天游》让中国大地刮了一片“西北风音乐风”。这首歌和你之前的作品风格区别很大。

程琳：《信天游》是解承强的作品，之前有别的歌手唱过，但是后来解承强不太满意。新版的《信天游》音调上选用了北方民谣，配器上吸收了摇滚乐的元素，我也有幸把《信天游》唱到了春晚。那时，《程琳新歌1987》是我事业成熟的一个标志。很多人都说，程琳不再是唱着《小螺号》和《熊猫咪咪》的童星了。而我略带北方戏曲唱腔的声音正是业内人士认为演绎《信天游》的最佳人选，电声乐器的使用也令当时听众倍感新鲜。可以说，《信天游》让我长大，“西北风”让我成熟。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的音乐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程琳：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垃圾音乐，因为我们把音乐看得比较神圣，比如说一些作曲家通过专业训练，专科毕业，他写一首歌曲可能会比较保守，可是他会去采风，到不同的地方去住两三个月，就是为了和当地的音乐家交流。现在的流行歌手很幸福，人们的认同感逐步提高；现在流行音乐的包装、制作手段上了一个台阶。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了出名去唱歌，并不是真的喜欢音乐，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南都周刊：你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唱过一些不想唱的歌吗？

程琳：虽然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并不鼓励个性化发展，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唱自己想唱的歌。春晚的时候让我唱一首歌，我说我不唱；还有五十集电视剧的主题曲让我唱，我说我不唱，我放弃了这些出名的机会，是为了保留作品的价值。

九十年代：从远走他乡，到回国发展

“我必须成长，那些老的东西只能留在过去”

对于程琳远走他乡，在外游历五年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是因为她的感情经历，导致事业低谷；有人说她由于恋情失败，出国疗伤；也有人说她盲目追赶出国潮流……程琳本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简单到有些让人难以信服。1994年程琳回国了。在近五年的海外旅居生活中，她完成了美国的音乐学业，并且在洛杉矶成立了同国家组成的乐队。对于曾经，她说得不多，有些避讳，洗尽铅华后仍沧桑。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在最红的时候出国呢？不怕被人遗忘吗？

程琳：我希望在国外进修也好，开拓环境也好，提升自己的修养也好，都是值得的。前段时间我去参加赈灾义演，请我唱《熊猫咪咪》，这首歌给大家留下印象特别深，我唱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流眼泪。有人问我，你怕别人会忘记你吗？我说我不怕。我一直说伟大的作品流传下来都是因为那些作品，而不是因为哪个人留下来的。一定是你的作品在前，人在后面，有了作品，才会有你这个人。

南都周刊：在国外的几年你做了些什么？

程琳：我先去澳洲呆了一年学习英文。然后去法国，在巴黎呆了半年，跟各种艺术家混在一起。后来到了美国，呆了差不多5年，在加州大学读了一年英文，两年音乐。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应该只在舞台上唱歌，所以当时特别想到国外去看看，特别想知道各国的风土人情。现在每年我都要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我去过印度、土耳其、以色列、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我也非常善于思考。可能现在对我来说，思考的东西多了一些。

南都周刊：这几年收获一定很大吧？

程琳：在美国，我认识了一批音乐家，他们都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音乐是为人类服务的，如果音乐家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发泄一下，那意义就不大了。这是我整个人的一次转折。国外的几年学习，对我现在对音乐的演绎和理解很有大帮助。

南都周刊：1994年你就回来了，听说你后来曾得到过黄霑的帮助？

程琳：黄霑是我很早就认识的朋友。当时我让陶喆帮我制作歌曲，黄霑听了以后，给我建议，说让我坚持自己的风格，我要是唱R&B，别人也不会再热衷了。他还说陶喆是假洋鬼子，呵呵。现在我觉得他是对的，多亏他，我才能坚持下来。

南都周刊：你回国后发展顺利吗？

程琳：刚回来的一段时间，发展并不顺利，面临很多困难。当时人们对我有一种误会，认为我和政治有关系，但其实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个误会对我是很不公平的，很多大型演出都不让我参加。有时候节目单上本来有我的节目，甚至我已经化好妆，马上要登台了，主办方却因为某种原因取消了我的演出。尽管这个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但同时对我是一种锻炼。

南都周刊：1994年回国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你都在做什么呢？

程琳：我一直都在创作，只是别人都不知道，我创作的有器乐作品，被全世界音乐人公认的，比方说在中国，可能他们会介绍我是一个老歌星，但我其实是一个一直站在世界前沿的人，只是我不愿意宣传自己罢了。在美国和我合作的是美国最棒的音乐家。但在中国我追求更高的艺术的时候，我就会甩掉一批喜欢我的歌迷。就像之前喜欢我《小螺号》的那些歌迷，他们不希望我成长，他们希望我能保持原有的风格，这个就是一个矛盾。但我必须要成长，在成长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东西，那些老的东西只能留在过去。

记者手记

2008年，程琳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开着大奔，住着豪华别墅，带着制作昂贵的专辑，唱着倍感陌生的歌曲……虽然辉煌不再，但依然年轻漂亮；眼睛里写着故事，嘴上却严防死守；看似携着过去，却早已经洗牌重来。这样的程琳激情虽在，但却少了清纯，多了些可以理解的世故，只有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历久弥新。

对一个时代的呐喊　文：杨晋松(专栏作家)

已找不到那台单卡录放机了，但我买的第一盘盒带的封面却永存脑海，广州太平洋烫金字的大红主色，一张不算上镜的娃娃脸上的笑容留存着集体主义特有的单纯机械与美好温暖，那时候编曲叫配器，配器突破了以《军港之夜》为代表的沙球加电子琴的简单，织体丰富让一个清脆并充满气声的嗓音通过一首首童谣般的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程琳。

尽管程琳被说成大陆邓丽君，但《童年的小摇车》为主打的第二张专辑基本是海政歌舞团付林的原创，作品发展了邓丽君民谣风格，可以说摈弃了男女小情爱，充满对母爱、故乡、友谊歌颂的主流文化推崇的旋律，这其实与通俗歌曲情欲主题有一定偏差，却因歌曲中个体情感的前所未有的张扬而得到大众的认同。

尽管程琳本人现在已不多提侯德建这三个字，但如烟往事早已在《新鞋子旧鞋子》这张专辑中凝聚历史。那位才子是首批越洋而来的宝岛音乐先锋，程琳与他的相恋使得她的演唱在最大程度上得到通俗流行的真传。《程琳1987》《新鞋子旧鞋子》专辑至今仍能触摸到对一个时代的思辩与呐喊。她的确是代表上世纪80年代的歌星，那个时代的任何音乐与文化热潮中，我们都会找到她的名字相伴的作品，包括西北风也是由她演唱《信天游》而掀起。她个人情感的选择使得她摆脱了自身文化的局限，与她的作品一样成为时代的化石。

1989年，著名导演谢飞同样将目光锁定了这位祖籍河南自幼练习二胡的红歌星，请她与姜文一起主演电影《本命年》，程琳在片中本色出演一位歌星，仿佛是她暂别歌坛的一次最好记录，她把她当年的单纯留在了与同样青涩的姜文牵手长安街的黑色背影上，她更是将一个思想奔放、血气方刚的80年代永恒在胶片中。

1990年《本命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而程琳却消失在国内观众的视线中，直到1995年，她辗转香港回归北京，依然以歌为生，与黄霑先生合作《回家》专辑，唱尽思乡苦与青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