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華報報道，聯邦政府最新一項研究顯示，在大溫哥華地區，有超過7萬2000名在職人士生活在貧困線下，幾乎佔本地全部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是加拿大各主要城市中最高的。卑詩省的貧困工人比例也是全國最高，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這一數字，可能令不少因自己生活在“全球最適宜人類居住城市”而沾沾自喜的人們大吃一驚。不過，更令人吃驚的是，該項研究還發現，傳統上“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過上好日子”的觀念已經行不通了。統計數字顯示，工作時間最長、工作強度最高的勞動者，恰恰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

　　 
人們不禁要問，造成我們貧窮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打工一族到底還有沒有出頭的一天呢？新移民怎樣才能在這般環境下過活？我們的社會真的沒有希望了嗎？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走訪了部分社區人士，看看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的。

　　經濟結構是貧窮之因

　　這份報告發現，在大溫地區工人中，有 9.6%的工人生活在屬貧困線下，這一比例遠遠超出了多倫多地區5.3%的貧困工人比例。在卑詩省，貧困工人比例為10.2% ──幾乎是全國平均水平（5.6%）的兩倍。

　　羅振鴻，2003年11月從廣州移民溫哥華，2005年到多倫多發展，今年又“回流”溫哥華。對于卑詩省及溫哥華在全加貧困工人比例排行榜上敬陪末席，有東西兩岸工作經驗的他一點也不感到奇怪。“說起來溫哥華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全國最高的，每小時8元，而在多倫多，法定的最低時薪只有7.75元，但這並不表示溫哥華的人工會高。”羅振鴻表示，“在溫哥華，不少打工仔只是獲得最低時薪的8元人工；但在多倫多，幾乎沒有老板會給7.75元的時薪，一般的 Labor工都可以拿到11至12元時薪。”

　　“溫哥華更像農村，到了多倫多，才有入城的感覺。”羅振鴻指出，東西兩岸的貧富差異在于經濟結構上。他認為多倫多人口眾、地區廣、市場大、商機多。“在多倫多就算是買花生也會有很多人光顧，而在溫哥華做生意只有兩條路，要麼夠實力走向壟斷；要麼不夠實力慘遭淘汰。”

　　溫哥華華裔市議員周炯華也承認溫哥華打工仔的平均工資比其他地方低，他認為這是經濟轉型帶來的後果。“隨著近年來卑詩省支柱產業的資源工業（包括林木業和礦產業）日益衰退，這些行業原來提供的高薪職位正逐年減少。”周炯華指出，“雖然卑詩省近年來也新增了不少工作職位，不過，這些職位大多數是來自利潤較薄的旅游服務業，整體工資水平比以往下降了許多。”

　　經濟不景是致命之傷

　　近兩年，我們在媒體上經常看到省政府推出的宣傳卑詩的廣告，鼓吹卑詩省經濟蓬勃興旺，並正在邁進“黃金十年”。不少初來乍到的新移民都慶幸自己生逢其時，趕上了一個好日子。即使是在餐廳里“洗大餅”一族，也在等待機會，憧憬著“百業俱興”時代的到來。

　　不過，卑詩省華人消費者協會的陳作人則對此大潑冷水。他認為政府對卑詩省目前經濟形勢的宣傳是誤導民眾，“事實上，卑詩省的經濟情況並沒有政府說的那麼好。”陳作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指出，“只要你到商場門口看一看便會知道答案了。從商場里擰著購物袋出來的市民比幾年前明顯減少了。”

　　據他觀察所得，近年來，除了購買必需的食品蔬菜之外，人們已經少了光顧其他商店了。“如果沒有減價的標簽，那些時裝店恐怕連進去望一眼的人都沒有，這難道能夠說是經濟蓬勃嗎？”陳作人質疑道。

　　他指出，這幾年經濟數據一直向好，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目前的經濟泡沫完全是持續走高的樓市所造成的。陳作人認為，溫哥華房地產市場的高位已經偏離了本地市場的經濟承受能力了。“1986年溫哥華樓市在高位中崩潰的教訓應該值得我們今天吸取和借鑒。”

　　自己也是老板的陳作人表示，如果經濟好，多給些員工薪酬並無所謂，但是目前經濟不景，企業利潤偏低，甚至經營困難，拿什麼來給員工加工資呢？

　　資本主義制度是病源

　　萊斯特 瑟羅，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與經濟學教授。他在輿論界和政府決策界影響很大，他長年為《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等報刊撰文，並時常在電視中就企業和公眾感興趣的經濟問題發表見解。

　　1996年，瑟羅教授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試圖描繪一個全新的、正在形成之中的經濟賽局，以及這場賽局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挑戰。

　　他認為，上世紀90年代甦聯解體之後，資本主義在表面上似乎不戰而勝，實際上問題卻層出不窮。作為主要研究收入分配的經濟學家，瑟羅教授對60年代末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中日趨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倍加關注。在80年代的美國，男性工資所得的增長部分全部歸于收入最高的20%的就業者，而在這之中，工資所得增長部分的64%又歸于收入最高的1%的人們。瑟羅教授感嘆地說，這已成為一個“全歸勝者”的社會。更令人吃驚的還不在此。瑟羅教授還指出，從7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率一直在下降，這種現象出現在各年齡層、各行各業和所有的教育層次。據預測，到本世紀末實際工資水平會比50年代還要低。現在，這種情況同樣在加拿大出現了，據資料統計，加拿大在1951至1973年間，出現過收入差距縮小現象，但從1973年後開始則逐漸擴大。

　　瑟羅把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比作“地球的表層”，因為收入分配狀況影響著經濟氣候。他認為，現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收入不平等趨勢的惡化已經預示著世界經濟中的“厄爾尼諾”現象。

　　新民主黨背景的時事評論員姚永安認為，貧窮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在資本家的主導下，整個社會都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目的，所以兩極化的現象十分嚴重。“有錢的，不用干活財富也會越來越多；而沒有錢的，不管如何努力，仍然無法追上生活指數的上升。”

　　40多年前，阿爾門阿爾奇安寫了一篇《不確定性、進化與經濟理論》。據說這是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十篇經濟學論文之一。阿爾奇安在文中為“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辯護。他說，盡管由于無知或非理性使得某些企業並沒有真正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市場經濟本身就提供了一種選擇“適者”和淘汰“不適者”的機制。只有那些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才能生存，而不去追求利潤最大化或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都會面臨困境甚至被迫破產。有專家認為，這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死穴。

　　姚永安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是行不通了，所以，西方國家已經相繼實施了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權益並不是資本主義給我們帶來的，而一批左派進步人士為我們爭取回來的。”姚永安指，當一家庭醫生都覺得在溫哥華買不起房，以及一個大學畢業生甫踏出校門便要進入貧困人士行列時，這個社會還會給人們什麼希望呢？

　　政府帶頭推高物價指數

　　這份政府的調查數據顯示，一個在物價高企的溫哥華苦苦掙扎的人，能在蒙特利爾過得相當體面。也就是說，溫哥華的窮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收入低，而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指數太高。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令溫哥華的物價指數如此之高？陳作人認為，除了大環境因素外，政府在帶頭加價，以及間接推高生活消費指數方面難辭其咎。“只要你拿出卑詩水電局的賬單，就知道這3年來公共事業收費漲了多少，”他指責政府不僅自己帶頭增加地稅、醫療健保費用、大學學費等，還縱容BC Hydro、ICBC、Translink等壟斷性公共事業機構在有龐大盈余的情況加價。

　　另外，陳作人還批評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盈余卻不還富于民。“政府盈余並不是什麼好事，當中的每一分都是納稅人的血淚錢。”他說，“有盈余卻不減稅或發還給民眾，自己坐享其成，政府與搶錢有什麼分別？”陳作人直指三級政府都是“昏君”，只靠知收刮民脂民膏，卻未用之于民，“表面上民主，其實是獨裁。”

　　陳作人又指政府拋出這份研究報告是有“陰謀”的。“政府希望將自己帶頭加價所帶來市民生活上的壓力，轉嫁到雇主身上，讓本來利潤逐年遞減的企業增加給員工的薪酬，而政府則逐年增加稅收，財政盈余越滾越大。”他說，目前本地建築成本的飆升，部分也是因為政府催谷冬奧基建所造成了。

　　新移民拉低收入比例

　　近年來，新移民大量擁入溫哥華，尤其是中國大陸新移民，十分喜歡落戶在人口綢密的大溫市區。周炯華認為這也是令大溫地區貧困工人比例上升的其中一個原因。

　　“不少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新移民都選擇定居溫哥華，這些移民雖然有技術，但由于沒有本地經驗，開始時都只能找到收入較低的工作，”周炯華指，“這些工作過去通常是大溫遠郊人士從事的。”

　　他說，新移民在本地的第一份工大多都不是他們在原居地所從事的專業，許多人為了生計，都會轉行從事一些體力活較多的工作。他們甘願吃苦，從低做起，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慢慢干回原來的行業或令自己的經濟狀況好轉。在這段時間，他們客觀上拉低了溫哥華市的整體收入水平。

　　不過，如果與世界銀行提出的1天1美元收入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相比，那這些新移民都是富裕人士。另外，東方人理財有道和節儉持家，也使中國新移民比其他同等收入的本地加拿大人過得更好。西方人有“先使未來錢”的習慣，東方人則崇尚“積谷防饑”，而且東方人喜歡置業，也令他們少了最昂貴的住房租金負擔。周炯華認為，正是東西方文化在理財和消費觀念上的差異，令中國新移民的生活壓力有所舒緩。

　　精神貧困才是最可怕

　　不少新移民來到加拿大，工作和生活出現了極大的落差，包括先前期望與眼前現實的落差、過往狀況與現在環境的落差。有人怨天尤人，今天抱怨政府沒有給他們解決就業；明天不滿雇主沒有給他們心目中的報酬……

　　在職場上不斷嘗試和打拼的羅振鴻認為，經濟上的貧困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貧困。“意識決定一切，人的行動是由思想來指導的，”他指出，“一個人如果在精神被摧毀，即使是機會擺在他面前也是枉然。”

　　羅振鴻總結來加經驗時表示，送給新移民四個字共勉︰“放下”“重生”。“放下，就是要放下過去的一切輝煌和光環，從頭做起。只有這樣才能在加拿大獲得重生。”他指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是培養“學而優則仕”的精英，只重智力，不重“入世”之道，與加拿大恰恰相反。本地的學校比較注重練就學生的生存能力。

　　他奉勸新移民們少些怨氣，“如果自己是24K金，到哪里都可以發光。”

　　也許是他的這份執著，來加拿大前擔任上海海洋水族館副館長的羅振鴻，最近終于圓了他剛來溫哥華時許下的心願，進入溫哥華水族館從事海洋生物養殖和研究的專業工作。 　　（記者黃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