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一個人的死所引發的延綿不斷的愈演愈烈的波瀾，說明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確是永不停息的。” 8月23日，老舍在北京下葬，妻子胡青與他相伴。39年前的這一天，老舍在北京孔廟遭紅衛兵毒打，次日舍身太平湖。 1966年8月24日，中國著名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歲。他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四世同堂》《正紅旗下》等。 舒乙身披父親的血衣，奔國務院接待站呈遞冤情，周恩來設法尋找老舍，沒想到等來的竟是死訊。“父親死後，我一個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過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作愛回報給他。” 上午9時，老舍的兒女舒乙、舒濟等，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取出父親的骨灰盒，步行到不遠處的革命公墓一區，在剛剛建好的墓穴前，將父母的骨灰盒放在一起，準備安葬。 墓由舒乙設計，沒有隆起的墓室，墨綠色花崗岩鋪地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老舍浮雕頭像，一圈圈白色波瀾由此散開。兩個漢白玉矮牆與墓座圍合，其一上刻老舍夫婦各自的簽名和生卒日期，其二以胡青生前所繪工筆菊花為底，上刻老舍生前所言:“文藝界盡職的小卒，睡在這里。” 血衣殘片入葬 舒乙、舒濟、舒雨、舒立打開了父親的骨灰盒，里面沒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盡後，火葬場將他的骨灰遺棄。當時北京市文聯出具的證明函稱:“我舒舍予自絕于人民，特此證明。” “文革”結束後老舍獲得平反，人們臨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個靈堂，桌上放了兩個骨灰盒，其中一個盒前有一張老舍的畫像，盒里有老舍用過的兩支筆和一副眼鏡，還有一兩朵小花。 這一情形與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護北京城的小卒，死于與八國聯軍之戰，遺體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臨死前脫下的一雙襪子。 舒乙往父親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塊木牌，上書“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跡”，再將生辰八字牌放入，上書“舒慶春字舍予筆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臘月二十三日申時”。然後，他舉起了老舍受難時的血衣殘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廟遭毒打後留下的遺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將血衣殘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親的肉身。同時放入的還有老舍生前用過的毛筆和他最喜歡的香片茶。最後，親人們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後，舒乙面對來到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婦的生前友好、所在單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會、老舍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還有專程從日本趕來的友人，朗讀了老舍寫于1938年的《入會誓詞》。 老舍當年入的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以最高票當選為協會理事，在《入會誓詞》中說:“我是文藝界的一名小卒，十幾年日日夜夜操勞在書桌上和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勞；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作的一切，我確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現在如是，希望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 舒乙對《望新聞周刊》說，讓父親的願望成真，是兒女們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親胡青去世，骨灰一直暫放家中。兒女們從去年開始籌劃將父母合葬，得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從骨灰堂遷出入土，可為人們提供一個公開憑吊的場所，這也免去了以往的遺憾。 安葬老舍夫婦的革命公墓一區，長眠著許多近現代名士，包括任弼時、瞿秋白、歐陽予倩、李可染、侯寶林等。他們有的生前與老舍相識，有的還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來到八寶山參加老舍夫婦葬禮。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剛剛完成博士論文《老舍之死與口述歷史》，並通過答辯，中國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論文從此問世。他的學術專著《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將在今年年底出版。 傅光明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這項研究，走訪了幾十位老舍之死的見證人。“最初的動機就是想為歷史留下痕跡，做歷史的書記員。”傅光明對《望新聞周刊》說，“只有記錄歷史、研究歷史，才能反思歷史。”傅光明說，在這項研究中他面臨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敘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說謊，你又很難去質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說，沒有真實性可言。這樣的話，哲學意義上的思考將像紙一樣不堪一擊。而我所做的就是尋找並對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敘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導師，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見證人。舒乙曾寫了一篇文章，追憶父親逝世前的情況:“病愈出院，醫生囑他在家多休養些日子，他卻急著上班。命運無情地嘲弄了他的獻身精神，著急啊，著急，事與願違，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終點。”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後上班的第一天，紅衛兵在成賢街孔廟焚燒京戲戲裝，老舍被從單位拉去陪斗。“在孔廟，父親受傷最重，頭破血流，白襯衫上淌滿了鮮血。”舒乙寫道，“他的頭被胡亂地纏上了戲裝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樣子甚可怕。聞訊趕來的北京市副市長，透過人山人海的包圍圈，遠遠地看見了這場駭人听聞的狂虐。他為自己無力保護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親使足了最後的微弱的力量，將手中的牌子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踫到了他面前的紅衛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沒……是的，被吞沒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從家中離開。舒乙身披父親的血衣，奔國務院接待站呈遞冤情，周恩來設法尋找老舍，沒想到等來的竟是死訊。“父親死後，我一個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過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作愛回報給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鄭實找到了一位當年參與孔廟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紅衛兵頭目，這個50多歲的婦女1966年才17歲。她說，“打老舍的是個老初三的學生。我沒讓打老舍，我只讓打了蕭軍”，“我沒有踫過老舍一個指頭……當時沒考慮到會出人命什麼的。” 傅光明問:“您是什麼時候知道老舍自殺的？”她答:“後來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老舍自殺了，听說就是在被我們批斗之後。我很內疚。後來又听說還有另一個學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覺得好受一點了。” 傅光明問:“文革結束後，有沒有想過去給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過，但不知道該怎麼說。”接著，她就哭了。 傅光明問:“您有沒有想過要改名字？”她答:“沒有，沒有那麼嚴重。我還不是千古罪人，因為我覺得當時對老舍的態度還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覺，也覺得有責任把當時的情況說出來。有機會，希望能向蕭軍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鄭實在采訪日記中寫道，“2001年的除夕，我們打電話給‘她’拜年。並告訴‘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蕭軍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墓座上的波瀾 老舍一周年忌日時，太平湖畔出現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辭世處”，署“許林敬立”。許林是一位畫家，住在距太平湖不遠的一條胡同里。後來他回憶道，由于老街坊們暗中保護，“文革”中他未因此闖禍。刻碑時，“每天深夜干。背著家里人，更不能讓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響動。” 1967年8月24日凌晨，許林扛著碑來到太平湖畔，與一位朋友將它立下，然後默哀，“只當是給老舍先生開了個有兩個人出席的追悼會”。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寫了一篇題為《壺》的文章懷念老舍，說他終于領悟了老舍曾講給他們听的中國人寧肯把價值連城的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給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開高健以老舍之死為題材寫了一篇題為《玉碎》的小說，獲1979年川端康成獎。 1970年，地鐵要修車輛段，北京西北城牆外的太平湖就勢被城牆的灰土填平。在“文革”風暴中，許多人步老舍後塵，投太平湖自盡。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說:“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問:“您怎麼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說:“他的作品里全寫著呢，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運，與他作品中的人物命運相連，引起研究者的關注。舒乙在父親逝世20周年之際寫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盡時算起，整整20年過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瀾，竟會越來越大，至今，只見那波瀾還在一圈一圈地擴展，君不見描寫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幾部嗎？這——由一個人的死所引發的延綿不斷的愈演愈烈的波瀾，說明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確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這一圈圈波瀾刻在了父親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蘭上演的歌劇《太平湖的記憶》，是這波瀾中的一環，劇作家曾力與傅光明聯手，與旅法作曲家許舒亞合作，將“老舍之死”搬上歐洲舞台。荷蘭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觀眾被劇中情節感動落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