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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荒蕪在中國，

“中產階級”只賺錢不讀書

2009/02/10

[提要] 出身于貧苦一代的中國中產階級，還多停留在買几套房子、換几輛好車的境界，迫于快速行進中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緊迫感、壓力感，不得不放棄精神上的追求，于是，中國中產階級“只賺錢不讀書”現象的出現，也就不不足為奇了

韓浩月

　　1月27日，美國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去世，國內一些媒體在報道時，對厄普代克使用了“為美國中產階級寫作”、“美國中產階級的靈魂寫照”等評價。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兔子快跑》在內的“兔子四部曲”，內容都是對美國中產階級進行的精細描寫，也印証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

　　類似厄普代克這樣以中產階級為主要讀者群寫作的美國作家有很多，比如寫出《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菲茨杰拉德，寫出《游泳者》的約翰﹒契弗等。二戰以后，美國中產階級成了社會主流，描寫這一階層生存和精神狀態的長篇小說作品層出不窮，誕生了很多經典作品。現在，據說中產階級也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并且將成為未來社會結構的主流，那么，中國的“中產階級文學”出現了嗎？

　　提到中國文學，我們立馬會想到鄉土文學、官場小說、青春文學、武俠小說、小資文學……再具體到目前圖書市場流行的，我們會發現暢銷的是盜墓、穿越、軍事等類型文學，以及以歷史為題材的通俗讀物，很難發現有描寫中產階級生活或寫給中產階級看的文學作品。與其他文學形式相比，“中產階級文學”這個說法可能顯得很空泛，但從長遠看，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與之相關的文學作品形成潮流，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文學對中產階級失語，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分析原因，中國的中產階級不需要文學恐怕首當其沖。在很多社會學者眼里，中國中產階級是“灰色階級”，因為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收入來源組成中，有不少是“灰色收入”。同時，中國中產階級在社會上，也是“沉默的一群人”──雖然他們和知識精英、底層民眾一樣，同樣在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作貢獻，甚至作的貢獻更大，但在公眾發言中，他們往往是缺席的。國外衡量中產階級的標准，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必不可少，但出身于貧苦一代的中國中產階級，還多停留在買几套房子、換几輛好車的境界，為了實現物質上的“中產”，他們放棄了精神上的“中產”。快速行進中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緊迫感、壓力感，不得不讓他們放棄精神上的追求，于是，中國中產階級“只賺錢不讀書”現象的出現，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不止沒有“中產階級文學”，中國也沒有“中產階級作家”。魯迅當年在寫作旺盛期的月收入折合現價大約為三四萬元，被認為是一位中產階級作家。綜觀國內目前文壇，能實現這個收入標准的作家也有不少，但無論從國內最暢銷的商業作家陣容還是從最被主流所認同的純文學作家陣容當中，能找出哪怕一位專為中產階級寫作或以寫作中國中產階級生活的作家嗎？恐怕很難。如果說中國中產階級的“自我漠視”，是基于“樹大招風”等文化心理的影響，那么中國作家對中產階級文學需求的漠視，則是千百年來養成的習慣惰性以及功利主義的影響，而且對社會形態缺乏敏銳的把握和感受能力。

　　中國中產階級也并非不渴望閱讀，《格調》、《廊橋遺夢》等一些描寫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和情感的書曾流行一時，表明這個階層對于有意義的中產階級生活的渴望。這樣的生活是輕松的、丰富的、有質量的，如同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在浪漫主義情懷主導下，所刻畫的那些中產階級精致生活場景一樣。發現中國中產階級，并以觀察和思考的方式，介入他們的生活和精神，是中國作家從現在就要開始做的一件事情了。

　　爭鳴：厲以寧：讓中產階級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

　　中產階級一旦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國家的經濟將更加繁榮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后，開始追求精神生活，這就是欲望的更替。人的欲望在不斷的更替中，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力量，國家要重視這個中堅力量，以民富為本，這樣才能使經濟更加繁榮，社會更加穩定… 辣椒城

文化侏儒形態下的《中國病人》（圖）

2009/02/10

多維社萬毅忠報導/08年夏天，旅居紐約的行為藝朮家鄭連杰在中國走了兩個半月，拍下了一組這樣的照片：他赤裸上身，胸前寫著“到某地租自行車，某年某月某日”，一輛自行車由他的肩上橫插身后，背景是該座城市的地標建筑。

鄭連杰一路走來，引得不少市民甚至警察駐足觀看，或許他們覺得這位長發披肩的男子在行為上有一種莫明的怪異。上海美朮館前，一個流浪漢指著他寫在胸口的字喊道：“你這可危險，楊佳就是在上海租自行車出事的。”

“我赤裸上身寫字，在中國還是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注重藝朮家自由表達勇氣的鄭連杰告訴多維。

09年1月至3月，作為《中國病人》藝朮展的一部分，鄭連杰的“非常旅途-在中國租自行車”在曼哈頓雀兒喜的《紐約后世紀畫廊》展出。“警察始終沒有干預，我赤裸上身寫字，在中國還是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我整個作品是行走的藝朮，無論我是否裸露身體或是否寫字，內心都有一種挑戰。”注重藝朮家自由表達勇氣的鄭連杰告訴多維。

誰是“中國病人”

07年春天，被譽為“80年代留學生文學”代表人物的小說家查建英與紐約州立大學歷史教授于仁秋在多維新聞社攝影棚內進行的文學清談中提出了“中國病人”一說，查建英說：“在中國這個大病灶中，我們誰不是病人呢？”

同年12月29日，位于北京798的西岸當代藝朮俱樂部在其開幕展中展出了陳宗光、薛君寧、何瑋明和蘇上舟的四人繪畫聯展，聯展的名字就是“中國病人”，這也是《中國病人》系列藝朮展的首度亮相。

女畫家郭燕描繪人的孤獨和不安全感，她畫筆下的城市如同廢墟，房子則像牢籠，無助的人漂浮在城市上空。

年輕的當代藝朮評論家段君是《中國病人》的策展人，一年之后，當《中國病人》移師紐約展出時，他這樣表達自己的策展意圖：“我們試圖與主流聲音和官方藝朮保持適當距離，以批評中國社會的弊病，并分析反映在中國人身上的各種病症。我們針對的焦點，是虛假的社會謊言如何使人變成病人，疾病又是如何傳播開來。”段君認為當代藝朮可為“中國病人”把脈診斷：“病人是起點，通過病人的症狀，當代藝朮可以找出疾病的真相。”

段君所說的主流聲音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的狂言熱語，段君說：“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遠不如表面上和想象中樂觀。目前尤其嚴重的問題，是夜郎自大的思想再度惡性蔓延。與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當前中國的學朮與藝朮對社會現實進行抨擊的力度明顯減弱。”

“中國病人”的症狀

十位當代藝朮家為紐約客帶來了不同的中國病狀。

李心沫近15分鐘的錄影作品《我要呼吸》全程記錄了一位患病礦工劇烈的咳嗽過程。

代辦假証的廣告在中國各地司空見怪，折射出中國人的做假思維，無論產品或道德，都可以假冒偽劣。輾轉于東北、沿海地區和北京的藝朮家大相，用相機聚焦中國人的這一病態，其攝影作品《摩托羅拉在中國》，將胡亂涂抹的街頭辦証廣告轉化為絢麗的霓虹效果，揭示出中國高速發展促使本就實用心理極強的中國人更加急功近利﹔女畫家郭燕描繪人的孤獨和不安全感，她畫筆下的城市如同廢墟，房子則像牢籠，無助的人漂浮在城市上空﹔雕塑家賀棣秋的《夢游症》，諷刺中國富人的畸形膨脹﹔水墨畫家何瑋明選擇當代人在性事當中的身體姿態和場景，引人評估中國社會的自由度﹔盧曉川的攝影作品《那里那時》，關注精神病人對未來的向往和對現實的無奈。

中國頻繁的礦難引起人們關注礦工的悲慘命運，李心沫近15分鐘的錄影作品《我要呼吸》全程記錄了一位患病礦工劇烈的咳嗽過程﹔畫家蘇上舟的《集體照》，以沒有人物五官的集體照來哀嘆無法感受到人情，表達人與人被權力關系隔離的現實﹔影像藝朮家楊健的攝影《持肉》和《松殺》，以對古代鄉野生活的向往來表達中國年輕人內心的焦慮和對未來的迷茫，以及無法擺脫現實的無奈﹔鄭連杰一向關注人與社會的關系，其系列攝影作品“非常旅途-在中國租自行車”已經超出藝朮范疇，進入了對人權和法制的拷問。“這一展覽主題延續了我批判現實的藝朮理念，當今中國帶有政治社會的陰影和拜金主義的瘋狂，虛假和欺騙盛行，這些病有形無形兼而有之。”鄭連杰對多維記者說。

普世價值是話語權的基礎

在決定舉辦《中國病人》藝朮展之后，紐約后世紀畫廊總裁榮偉在谷歌網上用英文Chinese Sickmen搜索了一番，找出來的都是東亞病夫或與李小龍的功夫電影相關的詞條，這些詞長期以來用于從生理上對中國人進行負面描述。

盧曉川的攝影作品《那里那時》，關注精神病人對未來的向往和對現實的無奈。

“北京奧運之后，金牌第一的中國儼然已經在生理上成為強國了，為什么我們的藝朮展還沿用《中國病人》一詞？”榮偉對多維分析說：“因為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掩飾不了文化上的貧弱，而只有文化上的崛起才能贏得民族尊嚴，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在中國普世價值的缺失，致使中國文化顯得虛假和空洞，《中國病人》藝朮展要展示的是中國人比比皆是的精神病態。”

兩三年前，紐約大學東亞系主任張旭東曾論及“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文化的認同”問題，他的問題是“今天我們應當做怎樣的中國人？”榮偉認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人們應該自問是否愿意做一個在文化上呈侏儒形態的中國人？

資本和話語權這兩個因素決定了藝朮品的走向，但藝朮品并非完全受資本市場掌控，藝朮有其獨特的品質。“以前藝朮品市場的話語權完全掌握在西方人手中，隨著中國崛起，當代中國藝朮家輩出，其創作的活躍和市場的繁榮，必然會從中萌發出藝朮家獨特的表達方式，挑戰現有的藝朮規范和話語權。”榮偉說：“問題是，中國藝朮家是否具備挑戰能力？”

中國當代藝朮經過几年的發展泡沫和調整之后，社會發展的巨變中蘊含著藝朮發展潛力，榮偉認為甚至連躁動不安本身都是藝朮創作的素材，當代中國盡管有亂象，但在藝朮創作上還有蓬勃的生命力。榮偉對多維分析道：“反觀西方，藝朮創造力正在萎縮，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東西越來越少，中國的藝朮創作會給日暮的西方藝朮注入活力，藝朮話語權面臨著重新爭奪。”

榮偉認為值得觀察的是，中國當代藝朮的發展是拜倒在西方商業主義和策展家們的腳下，還是走出自己的獨創道路。“任何一種藝朮和文化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獲得話語權，都必須包含對人類普世價值的尊重，而不是對這些價值的漠視和踐踏。”榮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