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祕書的錢壯飛：1896年生于浙江吳興(今湖州市)。本名錢北秋，又名錢潮。早年就讀于湖州中學，后考入北京醫專。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上海考入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主辦的上海無線電訓練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后，就將錢壯飛留在身邊，擔任該局祕書。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祕書。所謂無線電訓練班和無線電管理局，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機構。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私人祕書錢壯飛也一塊兒帶了過去，并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祕書。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和特務機關連續向蔣介石、徐恩曾發出顧順章叛變的電報，但均被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立即派人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警。周恩來、陳云等領導采取緊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滬機關全部迅速地安全轉移，使黨組織避免了一場特大災難，對保衛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1931年，錢壯飛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副局長。1935年，在紅軍長征南渡烏江時，遭敵機襲擊犧牲。全國解放后，周恩來曾經多次談到錢壯飛和李克農、胡底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后對黨作出的巨大貢獻。他曾說，如果沒有“龍潭三杰”，我們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曾任國民黨特務機關設在天津的分支機構長城通訊社社長的胡底：原名胡百昌，別名有北風、胡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國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從中國大學畢業后住在錢壯飛家。1926年，和錢壯飛、徐光華合辦了光華影片公司。當時，他們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護從事黨的祕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被張作霖殺害。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也上了黑名單，受到通緝。同年冬天，胡底和錢壯飛一起離開北京，轉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為了維持生活，應聘進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經錢壯飛介紹，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務機構。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并出任社長。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北方的分支機構，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緊急情報，錢壯飛和胡底就立即報告給在上海的李克農，由李克農通過陳賡及時轉報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農得知顧順章叛變的那天晚上，用暗語給胡底發了一個電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病篤”意即事態嚴重，必須立即行動。胡底時在天津。接到電報后，胡底馬上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1931年8月，胡底、錢壯飛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到達蘇區后，胡底任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預審科科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胡底任中革軍委偵察科科長。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的達維地區會師。8月間，紅軍總部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但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張國燾突然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一部南下，并同黨中央分裂。跟隨朱德、劉伯承在左路軍行動的胡底，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不滿，常在一些場合流露出憤懣情緒。張國燾得知后竟將他誣陷為“國民黨特務”，給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張國燾竟下令將胡底殺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他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國家民政部再次追認胡底為革命烈士。


曾任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在上海設立的特務機構特務股股長的李克農：1898年生于安徽巢縣(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化名李澤田以應考方式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該局負責人徐恩曾對李克農觀察一段時間后，對李克農產生信任。不久，李克農便升任特務股股長。雖然徐恩曾對李克農很信任，但一個專供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互發電報使用的密碼本，絕不外傳。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將其放在貼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從南京到上海開會時，李克農見其急著去找上海灘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說：“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帶著這個怎么行?”徐恩曾覺得言之有理，當即從小褂里掏出密碼本交給李克農，并囑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農立即將密碼本復制收藏。后來，就是用這個復制的密碼本，在關鍵時刻，幫助破譯了國民黨的絕密情報，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農收到錢壯飛派人從南京送來的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的密信后，急忙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可這天不是與陳賡接頭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農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最后終于找到了陳賡。接著，兩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來，迅即對有關人員進行了轉移。此后不久，李克農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后曾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長征到陝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八路軍總部祕書長、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李克農這位中共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李克農：“李克農是中國的大特務，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大特務。”1955年，這位從沒帶兵打過仗的開國功臣，被授予上將軍銜。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胡宗南機要祕書的熊向暉：祖籍安徽鳳陽。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匯荃。1936年12月在清華大學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負責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國民黨胡宗南(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后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部隊“服務”，從事祕密情報工作。1939年3月在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畢業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祕書，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起草講話稿。1943年，熊向暉獲得了一份胡宗南為進攻陝北地區而作的戰略部署的情報，并立即報告了黨組織，黨中央向外界及時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破產。后來，毛澤東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几個師。1947年7月，熊向暉被胡宗南派赴美國留學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暉的真實身份，氣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暉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走進勤政殿時，看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也在里面。這些人見熊向暉走進來，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哈哈大笑，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今天，我請你們大家來，一是和你們聚聚，談談心，二是向大家公開一個祕密。”大家坐定后，周恩來指指熊向暉，說：“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說完，周恩來爽朗地大笑。眾人大為驚訝。國民黨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說：“怪不得胡宗南老打敗仗。”周恩來看了熊向暉一眼，說：“以后我們打算讓他搞外交工作……”后來，熊向暉一直在外事戰線工作。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暉隨喬冠華首次代表新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熊向暉擔任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高參的段伯宇：1904年生，1938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調到重慶后，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長期在國民黨軍隊潛伏，并指示他與地下黨的同志單線聯系。后來段伯宇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第七期特別班學習。畢業后經胞弟段仲宇推荐進入蔣介石侍從室工作。段伯宇在蔣介石侍從室(后改為總統府軍務局)任少將高參后，在國民黨軍隊內進行策反工作。解放戰爭后期，蔣介石為了保存他的最精銳的核心部隊──現代化傘兵三團，打算把傘兵三團調到台灣擔任自己的警衛部隊。上海地下黨得到這個情報后，責成段伯宇具體負責傘兵團的起義工作。經過段伯宇的周密策划，傘兵三團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從海上撤退福建的機會，轉舵北上，在海上起義，安全抵達連云港，受到了以新海連特委書記谷牧為首的解放區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新中國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負責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曾任汪精衛隨從祕書的汪錦元：原名汪國梁。江蘇蘇州人。少年時，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隨母到上海謀生，并改名汪錦元。后受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等人的影響，于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奉命打入偽上海市政府祕書處。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統，日語熟練，辦事認真負責，深得汪精衛私人祕書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賞。1940年9月，汪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館”，做了汪精衛的隨從祕書兼日語翻譯。從1940年到1942年的兩年多中，汪錦元隨汪精衛參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會談。汪錦元抓住一切時機搜集汪偽和日本軍國主義“交易”的各種情報。例如，汪精衛與日本方面簽訂的賣國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綱要》，汪精衛從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衛處來往人員的情況等絕密情報。這些情報都被汪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報小組，又由上海情報部門經祕密電波傳到延安，受到周恩來的稱贊。1942年8月，汪錦元等人因西里龍夫牽連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錦元等人獲釋后隨新四軍聯絡部部長揚帆來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經了解審查和上級組織批准，汪錦元恢復組織關系。1945年9月，汪錦元受命到國民黨統治區長期潛伏，相機打入國民黨機關，開展對敵隱蔽斗爭。從此，汪錦元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上海解放后，汪錦元曾在東方經濟研究所和保衛部門任職。1955年夏，他因所謂“潘揚案”被捕，關在北京。1982年8月，潘漢年、揚帆案得到徹底平反，汪錦元的問題也得到昭雪。有關部門對其的評價是：在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期間表現積極，認真負責，對革命事業有一定貢獻。1992年3月26日，汪錦元因病去世。

曾任白崇禧機要祕書的謝和賡：1912年生于廣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讀大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黨中央派他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抗戰爆發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總參謀長，謝和賡被白崇禧任命為中校機要祕書。在武漢時，白崇禧讓謝和賡寫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系》的講演稿，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黨組織給予幫助。李克農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謝經過三天三夜，終于寫成，由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閱。李克農連夜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稿轉交給謝和賡，告訴他說：“恩來同志刪的是白站在副總參謀長的地位指責政治部工作失誤的部分，改為本著白的軍訓部長的地位講話。同時，恩來提醒你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跟我黨太相似。”按照李克農的指示，謝和賡急忙復寫了兩份，毀掉周恩來刪改過的原稿，將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謝和賡起草的講演稿，向師以上干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訓話。1942年，謝和賡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國做祕密調研統戰工作。1946年畢業于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瑩(著名演員、現代女作家)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謝和賡后曾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因周恩來和董必武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開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獄。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的情況后，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同年5月15日，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但出來時精神已近失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祕書的趙榮聲：安徽安慶人。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春去延安。后參加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任通訊組組長。1938年2月，趙榮聲受組織派遣，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部做統戰工作，任衛立煌的少校祕書。劉少奇從延安到洛陽找趙祕密談話，囑咐趙長期隱蔽下去，等待時機，并要做好隨時應變的准備。1942年，趙榮聲到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工人日報》文化生活組組長，1952年寫成長篇報告文學《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向人們系統地介紹了吳運鐸。1956年2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其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在建設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爭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寫的《回憶衛立煌》一書。


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祕書的閻又文：山西省萬榮縣榮河鎮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鋪訓練班第二期結業后，被中共西北局社會部安排到國民黨西北軍閥馬鴻逵部隊。后來，閻又文尋機轉入晉軍傅作義部。閻又文與傅作義是山西榮河同鄉，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將新聞處長、奮斗日報社長、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按照上級指示，閻又文長期不與組織發生聯系。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閻又文這個高級內線一直沒有被啟用。直到解放戰爭爆發前夕，中央情報部才重新與閻又文接上關系，于是，便有了傅作義痛斥毛澤東的《致毛澤東的公開信》文稿。原來，閻又文得到為傅作義起草電報的任務后，曾請示組織，周恩來指示：公開電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要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后來，閻又文曾代表傅作義與中共和談。1949年1月22日下午6時30分，閻又文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協議和傅作義的文告。新中國成立后，閻又文成為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的辦公廳主任。

曾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何基灃：1898年生于直隸(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參加馮玉祥部隊。1931年任二十九軍一○九旅副旅長。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擊日軍，以戰功升為旅長。盧溝橋事變前夕，率部駐守盧溝橋一帶，多次挫敗前來挑釁的日軍。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直接指揮駐軍抵抗。1938年祕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根據黨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隊工作，同新四軍四師、五師建立了聯系，在新四軍向鄂豫皖發展和建立大別山根據地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時，時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何基灃，根據黨的指示，和張克俠一起率部兩萬多人起義。此后，先后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四軍軍長、南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長、國務院水土保持委員會副主任兼祕書長、農業部副部長等職。1980年病逝。

曾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張克俠：1900年生于直隸(今河北)獻縣。1923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后加入馮玉祥部隊。1924年前往廣州，曾任陸軍講武學校教官、隊長。1926年任馮玉祥部任學兵團團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在張自忠的師任參謀長。1931年考入南京陸軍大學。抗日戰爭期間，歷任第六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謀、副參謀長、五十九軍參謀長、三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和副總司令等職。抗戰勝利后，任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積極開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與何基灃一起率部起義，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起義后，先后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軍軍長兼上海淞滬警備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林業部副部長兼中國林業科學院長等職。1984年病逝。

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參議的劉仲華：1899年生于山西崞縣(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開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參議，做統戰工作，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產黨的抗日政治綱領作出了貢獻。當時，許多文化青年從敵占區來到五戰區，劉仲華就向李宗仁建議把這些流落到五戰區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展抗日活動。李宗仁接受了劉仲華的建議，開辦了戰時青年干部培訓班。1949年4月1日，劉仲華作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顧問，同張治中等飛抵北平。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園林局局長等職。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幫”后，中共北京市委為其召開了追悼會，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曾任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科長的王啟明：1910年生于直隸(今河北)威縣。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祕密工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司令部參謀，第三十二軍營長，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團長，國民黨陸軍大學戰朮教官，國民黨第三十二軍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科長、高參。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參謀長。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義。起義后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參謀長，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第十四軍副軍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云南軍區副參謀長，昆明軍區副參謀長，云南軍區副司令員，云南省副省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2002年病逝。



曾任西北軍副團長的牛化東：1906年生于陝西定邊。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被黨組織派到西北軍從事兵運工作。曾在西北軍任排長、連長，新編第十一旅參謀、軍械官、副團長。1945年參與領導該旅于陝西安邊起義。后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編第十一旅副旅長，三邊軍分區副司令員兼新編第十一旅副旅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寧夏軍區參謀長、銀川軍分區司令員、寧夏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995年病逝。 曾任國民黨一一○師師長的廖運周：1903年生于安徽鳳台縣。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1928年奉派入國民黨三十三軍從事兵運工作。后在國民黨軍隊先后任團部副官、師部副官長、團長等職。1933年與中共失去組織關系。后升任國民黨軍少將旅長、副師長、一一○師師長。后恢復中共組織關系，在其任師長的一一○師建立中共祕密師黨委。1946年任一一○師中共地下黨委書記。1948年7月，劉伯承、鄧小平指示一一○師黨組織，要做好起義的一切准備。11月26日，國民黨軍十二兵團司令黃維決定次日集中四個師齊頭并進，向雙堆集東南方向突圍。廖運周立即派人潛往中原野戰軍六縱報告情況，并請求乘突圍之機舉行戰場起義。考慮到四個師齊頭并進，一一○師被夾在中間，不利于起義行動，廖運周向黃維建議，將四個師齊頭并進改為梯次行動，如果一一○師先攻擊得手，其他師即迅速跟進，黃維采納之。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批准了廖運周的起義計划，規定了起義部隊行進通道和聯絡信號，指示六縱做好接應廖運周師和阻擊黃維兵團的准備。11月27日，廖運周率一一○師師部和兩個團5000人，在解放軍炮火掩護下，經六縱讓開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區開進。黃維以為一一○師突圍成功，命令后續三個師沿一一○師路線突圍，當即遭六縱痛擊，折回雙堆集。廖運周率部起義成功，使黃維突圍計划失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沈陽炮兵學校校長兼黨委副書記、吉林省體委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6年病逝。

曾任汪偽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等職的李時雨：1908年生于黑龍江巴彥。1931年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打入東北軍，后又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1936年后潛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會部領導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加了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共搜集了許多汪精衛賣國求榮的第一手情報。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在取得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為中共獲取了許多敵偽方面的重要戰略情報。在陳公博兼任偽上海市長的1941年至1944年期間，李時雨兼任過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祕書處長和軍法處長、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日本投降后，李時雨又打入軍統內部，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少將軍銜)，就在特務頭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報。1946年9月，李時雨被軍統以“漢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釋放后，在上海以匯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名義從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由上海到達香港后，帶著一部用線裝書偽裝的情報，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將情報交給了童小鵬，同時也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公開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先后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1982年離休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曾任國民黨一一○師師長的廖運周：1903年生于安徽鳳台縣。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1928年奉派入國民黨三十三軍從事兵運工作。后在國民黨軍隊先后任團部副官、師部副官長、團長等職。1933年與中共失去組織關系。后升任國民黨軍少將旅長、副師長、一一○師師長。后恢復中共組織關系，在其任師長的一一○師建立中共祕密師黨委。1946年任一一○師中共地下黨委書記。1948年7月，劉伯承、鄧小平指示一一○師黨組織，要做好起義的一切准備。11月26日，國民黨軍十二兵團司令黃維決定次日集中四個師齊頭并進，向雙堆集東南方向突圍。廖運周立即派人潛往中原野戰軍六縱報告情況，并請求乘突圍之機舉行戰場起義。考慮到四個師齊頭并進，一一○師被夾在中間，不利于起義行動，廖運周向黃維建議，將四個師齊頭并進改為梯次行動，如果一一○師先攻擊得手，其他師即迅速跟進，黃維采納之。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批准了廖運周的起義計划，規定了起義部隊行進通道和聯絡信號，指示六縱做好接應廖運周師和阻擊黃維兵團的准備。11月27日，廖運周率一一○師師部和兩個團5000人，在解放軍炮火掩護下，經六縱讓開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區開進。黃維以為一一○師突圍成功，命令后續三個師沿一一○師路線突圍，當即遭六縱痛擊，折回雙堆集。廖運周率部起義成功，使黃維突圍計划失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沈陽炮兵學校校長兼黨委副書記、吉林省體委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6年病逝。

真相：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起源于中共八大 2009/02/16

鳳凰網 有人認為，“毛與劉、鄧矛盾源于八大”是“西方的一些人”根據“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在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表述中，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所作的“猜測”。（李捷:《毛澤東與中共八大》，載葉匡政編:《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其實不然。 事實上，“毛與劉、鄧矛盾源于八大”一說，恰恰出于毛澤東本人之口。1967年11月5日，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于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毛澤東明確地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頁）可見，毛澤東雖然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主要抓了若干大事，“對各項重要文件作了認真的修改”（李捷:《毛澤東與中共八大》，載葉匡政編《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但他對劉、鄧的一些做法，還是心存不滿。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據《毛澤東傳》介紹，決議中關于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有這樣一句話:“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在決議的歷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澤東看過，就印發大會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頁）看來，毛澤東說的“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是指這件事。 李捷先生認為，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在“社會的主要矛盾”等“這些問題上的思路，同中共八大的決議，在當時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事實是，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對決議中的這一句話的提法就表示“懷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37頁）據王光美回憶，當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八大《決議》關于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7頁）這時距八大閉幕才4天。 □□（刊于《書屋》） 沈志華：中共八大為什么不提“毛澤東思想” 關于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研究，是一個熱門題目。對此，中國學朮界和中共本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條正確的路線，而把此后20余年內中國激進和極端的發展道路及其后果，歸結為對八大路線的背離，同時又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開放與八大連接起來。[1]這種理解，大致說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作為歷史研究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八大開過不到一年，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擁護的八大路線就被拋棄了呢？歷史存在慣性，那么在八大路線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傳統”，而恰恰在這些地方為后來中共的激進和極端政策埋下了伏筆？這個問題正在成為學朮界關注的熱點。本文選擇其中一個雖然不大卻很重要的方面──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及當時風靡社會主義陣營的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考察，希望為尋找答案做些努力。 中共八大期間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會文件和發言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寫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2]然而，在八大黨章中卻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3]此外，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和八大決議中，都沒有出現“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所有的大會代表在發言時也不約而同地都不提“毛澤東思想”。 這個問題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學習八大文件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新黨章為什么未提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沒有講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現在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否是反對個人崇拜？[4]國外研究者也因此對毛澤東的地位做出了種種猜測。他們認為，新黨章根本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是強調集體領導，這“進一步証實毛大權旁落”。“對毛澤東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他們還猜測，“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甚至斷定“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5]中國史學界的研究已經否定了這些判斷和推測。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而且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澤東多次將送他審閱的文件中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或改為別的說法。[6]從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獻和史料看，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其過程也是清楚的。 自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黨內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最早講到這個問題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1948年（11月），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要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并提出在教員和學員中，“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給吳回電說：“那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7] [1]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這樣的評價：“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頁。 [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3]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1頁。 [4]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29，第65-95頁﹔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號，第819頁。 [5]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王弄笙等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40頁﹔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翻譯組譯，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頁。 [6]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34-535頁。 [7]逄先知執筆整理：《關于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頁。 1949年1月，毛澤東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指出：將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并列，說如果平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樣不好，我們請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8]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送審的國慶社論提綱草稿作了兩處修改：將“這証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9]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被刪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澤東親筆刪改的。[10]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8月14日，毛澤東又將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越南顧問團的電報稿中“毛澤東思想”字樣刪去。[11] 這樣，由于毛澤東本人一再反對，中共中央終于做出了正式決定并通知全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起草了一個《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通知》還特別說明，”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12]這個《通知》的精神并沒有限定在黨內傳達，1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會上向與會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13] 上述情況足以說明，那時不提“毛澤東思想”的確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書記處也有明確指示，并在八大前已廣泛告知黨內外（只是沒有傳達到基層）。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時，追究起草文件時是否專門做過決定，是否有人建議或者是誰“最初提議”的，都已經沒有意義了。莫說目前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史料，即使存在這樣的決定和建議，相信其內容也不外如此。既然黨內高層早已達成共識，中央也發過通知，那么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么會產生這個想法，并且一再強調不能提“毛澤東思想”？這是否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毛澤東和中共早在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個人崇拜之前就有了這種主張和想法？ 胡喬木后來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于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4]這就是說，毛澤東主張不提“毛澤東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顧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蘇共的態度及其對中蘇兩黨和兩國關系的影響。 [8]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563頁。 [10]《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8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192、238、304頁。 [1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623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87頁。 [1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 胡的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會主義陣營里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蘇南沖突，共產黨情報局10月會議決定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逐出教門。斯大林決心與鐵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張和在巴爾干獨立門戶的“民族主義傾向”。與此同時，針對東歐各黨“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和主張，斯大林在共產黨情報局范圍內開展了一場圍剿“狹隘民族主義”的斗爭。[15]毛澤東對此極為關注。當時，國共之間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已經開始，中共絕對需要蘇聯的全力支持和幫助。據蘇共中央聯絡部觀察，從1947年9月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大會后，中共就明顯地表現出對蘇聯的好感，并廣泛地利用會議材料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派的斗爭。[16]所以，共產黨情報局1948年對南共和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專門做出了關于南共的決議，指出：鐵托集團由于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基本觀點，因而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11月1日，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17]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提出對宣傳毛澤東思想降溫的，其目的和考慮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的壓力本來可以也應該解除，但他仍然堅持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其原因還在于蘇聯──蘇共此時開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舉動及其在中國黨內的影響。斯大林死后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并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在1953年5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貝利亞的倡議，通過了關于在節日期間禁止游行隊伍抬舉領導人畫像的決議，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并由此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著發生了貝利亞事件，蘇共中央為此做出的7月決議特別指出了“另一種不正常現象”，即在“近几年來的宣傳工作”中，“走上了一條宣揚個人崇拜的邪路，從而貶低了黨的領導核心和整個黨的作用”。[19]蘇共中央還特意安排了三次會議，分別向中共、東歐各黨及意共和法共介紹情況，而在這里，斯大林遭到了點名批評。據參加會議的意共代表帶回的材料，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報會。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后進行的長篇解釋性講話中，列舉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通過許多具體事例，莫洛托夫描繪出一個頭腦簡單、性情粗暴、處事偏執、權欲熏心、甚至有些瘋癲的最高統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誡說，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20] 此后，類似的消息不斷傳到國內。1953年12月25日中國駐蘇使館向中宣部報送了兩個材料，介紹了蘇聯報刊和宣傳中批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4年第3、4期刊載了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張聞天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報送了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材料。4月28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在京有關人員。[21]鑑于蘇共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其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這年12月中宣部發出的那個關于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不能說與這些背景沒有直接關系。 蘇共二十大以后，特別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布了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以后，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更加成為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了。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22]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23]長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里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發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24]一時間，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在減少對自己領導人的宣傳，以避個人崇拜之嫌。東歐各黨緊跟蘇聯自不待言，連法共和意共都贊成批判個人崇拜的現象。[25]越南勞動黨中央機關報《》則在7月10日發表社論，歡迎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26]甚至朝鮮也逐漸減少了個人崇拜式的宣傳，最先改變的是取消了“金日成萬歲”這個口號。[27]在這樣的氛圍下，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由此可見，在中共八大和有關文件中不提毛澤東思想，乃為客觀形勢所迫，而非主觀愿望。 [15]詳見沈志華：《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頁﹔《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72-187頁。 [16]關于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后中國的局勢，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報》。 [18]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頁﹔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В。П。БыллизаговорБерии？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особытиях1953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第47-72頁。這里根據原文對譯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見НаумовВ。，СигачевЮ。ЛаврентийБерия。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пленумаЦККПССидруги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265-273. [20]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代表中共出席通報會議的是高崗，但可惜至今沒有看到中方有關這次會議的任何史料。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484-485頁。 [22]《內部參考》1956年2月28日第37號，第293-295頁。 [23]《內部參考》1956年3月13日第51號，第150-151頁。 [24]《內部參考》1956年4月18日第87號，第394-396頁。 [25]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оп。28，д。415，л。165、167. [26]《內部參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號，第259頁。 [27]《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號，第1180-1182頁。 如此看來，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絲毫不能說明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表述有任何懷疑，所謂毛澤東地位下降的推測更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從毛澤東歷次談到這個問題時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強調的只是不宜在公開場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種提法，而并非認為這種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國后，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使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和影響空前提升。人們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沒有人會懷疑其領導的正確，更不用說會有誰對毛的地位提出挑戰。 從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這個關乎共產黨發展大計的重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蘇共二十大以后，反對個人崇拜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通行的口號，中共當然不會公開提出異議。然而，八大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相當微妙。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并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大會發言對此都沒有涉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報告也只是從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個人崇拜問題。盡管在制度層面做出了一些加強集體領導的規定，但中共并不認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鄧小平在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28] 鄧小平報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樣，既接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并間接地回答了人們對中國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質疑。 當然，八大關于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事實上，個人崇拜現象從延安整風時就已經開始了。延安整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了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神化了毛澤東的作用。在中共七大會上，不只是劉少奇，包括張聞天、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在內，對毛澤東都是一片頌揚、崇拜的言詞。延安整風后，“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東方紅》也是這時傳播開來的。[29] 不過，關鍵的問題還是毛本人的態度。從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于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正如他后來對蘇聯大使尤金講的：“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30]擔心的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取消個人崇拜的做法將導致中共黨內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蛇無頭不行”的混亂局面，所以他才認為赫魯曉夫“捅了簍子”，并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31]后來又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32]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澤東的這種復雜心態。 看來，毛澤東反對的是對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對中共領袖的崇拜，歡迎的是蘇聯黨批判個人崇拜，而不是中國黨也批判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還是需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正是在這樣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八大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和加強集體領導的制度規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28]《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1-92頁。 [29]砆獗詢貌ㄩ▲綻怮栠岆崋欴汔腔求求晊假淕瑞堍雄腔懂韓闕◎ㄛ眅誠ㄩ眅誠笢恅湮悝堤唳扦2000爛ㄛ菴605-646珜﹝ [30]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589，л。173-179. [3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2頁。 [32]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夫的談話，1956年10月31日，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頁。 蘇共二十大以后，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的錯誤為什么會發生和發展？潛在的問題更在于，各國黨會不會重犯斯大林錯誤？事實上，自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就力圖對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還試圖從制度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實行集體領導，發展黨內民主，八大除提倡重大問題和選舉都必須經過會議或集體討論，充分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外，還在制度上進行了改革，主要是實行黨的全國和省、縣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相應地取消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目的是保証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能夠定期召集并充分發揮作用。鄧小平承認，從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開黨代表大會，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黨章規定的。[33]“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雖然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會議，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至代表大會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缺憾”。鄧小平對這項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認為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4] 然而，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且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八大所說的民主，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這里，民主與集中始終是一對矛盾，長期來看，其內在邏輯總是趨向于集中制。只有當“過分的”集中制嚴重地損害了黨組織的活力時，黨內民主問題才會被提出來，而發展黨內民主最終還是為了更好的集中。鄧小平說：“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35]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擴大黨內民主生活決不是減弱而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集中制”。[36]難怪八大結束以后，除1958年召開過一次八大二次會議外，常任制就再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開，其拖延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八大。 中共八大確有許多非凡之舉，就改造共產黨自身而言，在許多方面的主張和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比如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對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對經濟體制改進的設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等等。所以，這次會議能夠鼓舞人心，激發全黨的熱情和干勁，使國人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沒有、也不可能對師承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一代革命家，都是經過千錘百煉、大浪淘沙的中國社會精英，他們并非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能力，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革命年代，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轉變。他們遇到了新問題，但最終只能用老辦法去解決。1956年對于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確實抓住了歷史主題，卻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歷史主題，因此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會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剛剛開過一個月，暴風雨就來了──在東歐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波匈事件，緊接著是一場席卷中國大地的反右派運動。就本文提出的問題而言，結論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絕對沒有抵制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最明確地表達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這是個別人，大多數人不贊成。這也是獨創精神。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于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逐步升溫，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33]這種情況并非中共獨有，可以比較的是，蘇共1939年召開十八大，1952年召開十九大，相隔13年。 [34]《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0-91頁。 [35]《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89頁。 [36]《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頁。 [37]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檔案館，1/1-1/14，第6-10頁。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08-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