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當代東南亞的排華事件，人們會首先想到1998年前後為國際社會所廣泛關注和憤怒譴責的印尼“五月暴亂”。實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多世紀，東南亞各國的排華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華人在波爾布特集團統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鮮為人知的排華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華人 柬埔寨古稱扶南、真臘或吳哥，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早在中國南宋時期就有從事海上貿易的華商在此居留，稱“唐人”或“新唐人”。 根據法國殖民當局1921年的人口調查，在1890年時，柬華僑人口有13萬。本世紀20年代、30年代後期和二戰後初期，出現過中國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別是在戰後的1946～1949年期間，華人由30萬猛增到42萬，佔全柬574萬人口的7．4％；1975年紅色高棉領導柬埔寨民族解放軍，建立民主柬埔寨國前夕，則達60萬之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歷了民主柬埔寨政權（1975～1979年）的短暫統治後，華人人口數量卻大幅下降到30萬左右。 柬埔寨華人在當地社會中擔當的角色，是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盡管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去看，佔全國人口極少部分的華人大多處于剝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國民虔誠的佛教信仰和華人儒家文化的調和，階級矛盾未達到激烈沖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紅色高棉在對柬埔寨社會進行分析並制定政策時，普遍擁有商人身份的華人被紅色高棉劃入“資產階級”陣營，從而使其面臨著比高棉民族更為嚴峻的階級斗爭的壓力。紅色高棉政權普遍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貢布、波蘿勉、柴楨、磅湛等省還發生過逮捕從城市來的華人或生長在農村的進步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許多人被處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發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從前線回來的柬紅色高棉軍隊開進桔井市中心，把輕重機槍擺在街上，對準華人的住宅，限令全市華人立即到農村種田，並拘捕了罪名是煽動華人回國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與劫難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軍佔領金邊市為標志，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力量奪取了全國政權，直到1979年1月7日金邊被侵柬越軍攻佔時止，在紅色高棉（柬共）執政的三年零八個月中，柬埔寨人民經歷了一場慘絕人寰的空前劫難，而華人社會更是首當其沖。城市居民遭到大驅逐、大掠奪、大迫害紅色高棉接管城市，奪取政權後做出的第一項重大舉措，就是立即強行將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農村去。這項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廣、破壞之烈，而成為波爾布特集團暴政的正式開場。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萬金邊市民和難民，其中有華人約40余萬人。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紅色高棉軍隊（俗稱“烏衫兵”）進入金邊，受到市民包括華人的熱烈歡迎，人們載歌載舞、奉茶送飯，慶祝和平的到來。可是不久，軍隊便以“美國飛機要來轟炸”為借口，通過廣播喇叭要求人們立即疏散到農村去躲避三兩天，並派了一些軍車幫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們心懷疑慮，響應者寥寥，軍隊便全城鳴槍，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線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後，全城數百萬人悉數撤走，金邊變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邊的過程中，演出了無數人間慘劇，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歸的親人，便遭殺害；有的合家不願離城而躲在房內，竟遭炮擊；正在搶救病人的醫生、護士只因延誤了撤離時間，也死于槍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帶食品、行囊不多，百萬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顛沛流離，忍饑受累，被驅往遙遠未知的他鄉，許多人染病倒斃途中。平日不干重體力活的華僑商人和家庭主婦（尤其是纏過小腳的老婦人），更經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這次“疏散”行動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疲憊不堪的金邊市民才先後到達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閉塞的鄉村中或荒蕪人煙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戶，開始農墾生活。但是，他們缺乏起碼的工具去搭建賴以寄身的茅柵，“安卡”（柬語“組織上”之意）分配的口糧又嚴重不足，加之醫藥奇缺，結果許多人又死于霍亂、水土不服和瘧疾。 除金邊外，馬德望、磅湛、貢布、柴楨、實居、菩薩、磅清揚、茶膠、磅同、磅遜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農村和深山密林地區遷移。如靠近泰國邊境的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後不到幾天，全體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數都不願走，紅色高棉軍隊便規定出最後期限，屆時如不退出即行槍決，且出城之後不準返回。 相關閱讀︰ 紅色高棉軍隊每接管一座城鎮，就立即破壞當地的市場。他們或宣布大減價，把物價削減90％以上，或直接搗毀所有的零售攤店，並且很快就將貨幣取消。城市商人幾乎均為華人遭此掠奪與打擊，頓時便陷入一無所有的境地。 顯然，如此大規模地驅趕城市居民下鄉務農，既非為著防空，也不只是單純為了解決糧食匱乏問題。實際上，紅色高棉是想通過此舉徹底剝奪“資產階級”的財富，消滅城鄉差別，實現“波爾布特式的高度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依波爾布特集團所為，城市居民即使是產業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並無例外。只有少數城里必需的車床技工、紡織技工、華語翻譯、廚師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為了進一步取締“資本家”的財產，加強對人口的控制，紅色高棉還對從城市轉入農村居住的華人進行再次的遷移。遷往馬德望省各處農村去的華人甚多。該省原是魚米之鄉，但遭連年戰火的破壞，加之外來人口太多，竟成為全國糧荒最嚴重的地區，華人死亡率高達80％以上。 柬埔寨歷史上一直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工業基礎極為薄弱，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全國的工業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紅色高棉建國後，不是著眼于恢復和發展民族工業，而是單純地執行“以農立國”的政策；在組織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時，又不切實際地提出“超大躍進”的口號，並實行一系列集中營式的殘暴管制措施，給廣大人民包括華人帶來無盡的苦難。 在將城市居民趕往農村後，柬埔寨幾乎已是“全民皆農”了。為實現“超大躍進”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訂了全國稻谷增產指標:每公頃單位面積產量3噸；1977年，又將指標增為3．5噸到7噸（而原先全國平均每公頃產稻僅為1．2噸到1．4噸）。為了完成高指標，基層生產單位除了虛報產量外，還通過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組和合作社組織，強化對農民的奴役與壓榨: 第一，延長勞動時間。在合作社里，社員每天必須勞動十二三小時甚至十五六小時。通常凌晨四點鐘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點半才許收工，說是為了“不分晝夜地盡快建成社會主義”。 第二，增加勞動強度。合作社社員不僅勞動時間長，而且容不得有絲毫的偷閑，社員只有到了進餐的時間，才有休息的機會。為監督社員無休止地勞動，社里還通過密探或設立自行車游車隊，到田間地頭巡視，不準社員聊天或歇息。平時，社員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準請假，違者重罰。 第三，無休止的思想灌輸。即使在繁重的勞動之余，“安卡”也要農民集中起來開會，接受千篇一律的宣傳灌輸，如講，到了1977年農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湯；到了1980年則可3天吃一次；15年實現全國現代化等等。 第四，開辦“大食堂”。初時，農民還是以家庭為單位開小灶，過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開始尚能供應一頓稀粥、兩頓米飯通常是在稻谷收獲期，後來便僅剩下兩頓稀粥了。造成糧荒的原因是，“安卡”將豐收後的稻谷大部運走了，只給農民留下大約僅夠三四個月的米糧。為了彌補伙食的嚴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處周圍喂養家禽家畜，種植蔬菜，但結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奪了。一些農民經不住饑餓，到合作社的果園和菜園里偷東西吃，如被發現，輕則罰一二天不準吃飯，重則處死。 繁重的勞役和嚴重的饑荒，摧垮了無數華人的健康身體，人們因缺醫少藥而大量死亡。但是，紅色高棉為防範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對人民的人身控制甚嚴，人民沒有通信自由，甚至還被剝奪了擁有收音機的權利。沒有特別的通行證，他們是絕對無法私自離開所屬鄉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後亦必慘遭毒打，命喪半條。在農奴式制度的禁錮下，華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階級隊伍”，肅反擴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華人群體盡管遭受了迫遷的厄運，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親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諾部隊殘余分子那樣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殺。然而不久，由于紅色高棉實行的極“左”政策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加以內部派性斗爭不斷，波爾布特集團遂屢屢發動政治運動，以鞏固自身的統治；在一再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和肅反運動的大拘捕、大屠殺中，華人亦每每受到株連。 1977年6月，柬共下達文件指出，國內外公開的敵人已被消滅，但目前出現了“階級斗爭的新動向”，要特別注意兩種人:散布反對黨和社會主義言論的人，他們是反革命的後備軍；懶惰的人，他們是剝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戰及翌年湄公河以東地區發生“三‧二三”兵變後，波爾布特集團隨即在全柬範圍內反復展開了殘酷的“肅反”大屠殺，民柬大批高級軍官逃往越南，韓桑林、謝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時投靠越南與紅色高棉決裂的。被大批殺害的不僅包括越僑、政治上的反對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廣泛的人群:資本家、商人、知識分子、醫生、教師；一切患有不治之癥者；干不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或經常請假被認為懶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對干部或現實不滿、意見稍有不同或不服領導者。最後，在暹粒省和菩薩省等地，還發展到屠殺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嚴重程度。 華人因多屬商人，且知識分子比例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內部的上層華裔干部如符寧、胡榮、張東海等，最終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張東海（分工主持商業部日常工作的商業委員會委員）于1978年3月被捕後，全國各部門、工廠的華裔干部、黨員以至翻譯員，都一批批地失蹤，遇害了。更有甚者，華人在家中講華語，亦會被疑為搞特務活動而被捕。 誠然，波爾布特集團的暴政罄竹難書，以上所述僅是舉其犖犖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沒收私人財產，實行無郵政、無貨幣、無商品的“共產主義”措施，都給柬埔寨人民和廣大華人帶來極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戀愛、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給制度”下，華僑少女被強行婚配給傷殘軍人的不在少數，許多人因此而自盡。 求助無門 眾所周知，紅色高棉的興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權的建立，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的國內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對待柬埔寨華人問題的處理上。在華人遭受此種大劫難時，中國政府是否曾經施加影響、予以制止？ 筆者掌握內部資料不多，不得而知。但從所見的眾多難民回憶資料中可以肯定，在他們財產蒙受重大損失、生命受到威脅時，柬埔寨華人確曾基于自己的中國僑民身份，尋求過祖國政府的解救。然而，他們未能看到來自中國方面的任何公開的正面的反應。當時，華人所能接觸到的祖國親人僅僅是中國援柬專家，但當他們向這些祖國親人投訴的時候，得到的回答則不能不使他們失望，因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種，要求華僑“顧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種，認為華僑過去是剝削階級，多數是資本家，現應好好接受所在國政府勞動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第三種，則干脆立即避開。華人完全處于求助無門的境地。 應當指出，中國在柬埔寨華僑問題上所采取的不聞不問的“不干涉”態度，盡管有其內政、外交上的種種原因，其引發的後果卻是極其嚴重的。在柬華人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時，不免發出感嘆:“我們枉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華僑的寄托、精神支柱，卻無能為力照顧得了海外華僑”；“熱愛祖國卻被祖國遺棄，在僑胞有難時祖國不伸以援手，這種心情是怎樣的難受和失望”……無數柬華難民的這種表白，正反映了他們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態。如何醫治柬埔寨華人的心靈創傷，無疑至今仍是個遺留在國人面前的嚴肅的課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