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關于陳寅恪的傳奇故事，就一直在清華園里流傳著。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們一再討論──當年，清華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沒有“恪(què）”這樣的讀音，有人請教他：“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他似乎更希望人們了解他的學問及其價值，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朮連在一起的。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坎坷中，為學問付出了一生。

　　──編者

　　被稱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朮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并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荐，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說梁啟超為了推荐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么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証。但事實是，遠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一年后，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里。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于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朮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朮界堪稱傳奇。

　　游學海外13年帶回的卻是東方學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閉塞之地，在洋務運動中卻突然開風氣之先，興學、辦報、開礦、建工廠，這得益于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有個助手，也就是他的兒子陳三立，父子倆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原因是他們在湖南率先變法。

　　陳寅恪就是這陳家的第三代。這一年他9歲。家國大難之后，陳寶箴攜家帶口回了江西老家，陳三立索性專注于詩歌創作，“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顯赫門庭，走向了與傳統仕宦截然不同的結局。

　　父親陳三立不要孩子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復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相當于現在的高中。陳寅恪成績優秀，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后的1909年，陳寅恪畢業，他帶著復旦公學的文憑，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張文憑，登上了去西洋的輪船。父親陳三立趕到上海，送別陳寅恪。他把父輩兩代人變法圖強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陳寅恪一輩子以家族為榮，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終生背負著家、國的使命。他輾轉游學13年，從德國到瑞士、后又去法國、美國，最后再回到德國。他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里，他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22種語言。

　　陳寅恪在德國讀書，都沒有要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他自己注冊的是印度學系，他就在那兒自己讀書，沒事去聽課，完全是一種文人求學，有點像中國傳統的游學。陳寅恪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了自己寬闊的學朮視野。

　　13年的游學，陳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學朮中發現了什么？他在自己的發現中又確立了怎樣的專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學，但沒想到的是，他從西方帶回來的竟是東方學。

　　陳寅恪發現，在世界學朮中，中國文化的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地位低下的現實完全相反，跟國內批判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樣。他后來明確主張中國學朮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以這樣一種感受作為基礎的。

　　開辟國學研究新領域

　　陳寅恪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也接受了嚴格的西學訓練，但他從不滿足，僅梵文一項，就先后學了10年。當時中國學朮正處在逐漸走向國際學界這樣一個轉軌的時候，在清華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啟超、王國維的鼎力支持下，陳寅恪為中國學朮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不同民族語文與歷史的比較研究。

　　每逢上課，陳寅恪總是抱著很多書，吃力地走進教室。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是用黃布包著書來的﹔而講其他的課程，他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他的講課旁征博引，只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成了后來的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姜亮夫、歷史學家謝國楨、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等等。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不料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對個對子，而對子的上聯，又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擬定的標准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陳寅恪的預料。

　　用“對對子”這樣的文字游戲，來作為堂堂清華大學的招生試題，當時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也有人誤以為這是以舊學的看家本領向新文化挑戰。其實，陳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當時很多學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國語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陳寅恪覺得用對對子這個方法，其實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歐語系的區別在哪里。陳寅恪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這個時候，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學界通稱的“中古史”。這是陳寅恪第一次學朮轉向，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與抗戰有關。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父親陳三立這時已85歲了，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時，夢里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開始絕食了。五天后，陳三立死了。

　　為父親守靈的那些晚上，陳寅恪久久地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發。這時，陳寅恪由于高度近視，又用眼過度，右眼視網膜剝離，已經看不清東西了。醫生告訴他需要手朮，但做了手朮就需要相當時間的休養。陳寅恪最終選擇了不做手朮，就是說，為了離開淪陷區，他放棄了復明的希望。

　　在為父親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陳寅恪攜妻將雛，離開了已經淪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離開北平之前，陳寅恪把他的藏書寄往將要去的長沙，但趕到長沙，還沒等到這些藏書，便又匆匆隨清華大學南遷云南。可是當書到長沙，竟悉數被焚毀在戰爭的大火中。

　　陳寅恪做學問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書上隨讀隨記，也就是古人說的“眉批”，眉批上寫滿了他的思考、見解和引証，這是他學朮研究的基礎。書燒毀了，而他隨身帶著的常用的、備用的書，在繞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盜走了。這意味著，他以后的學朮研究，將主要依靠他積攢的記憶了。

　　“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就在几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陳寅恪撰述了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他把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書基本上都看過，然后回過頭來，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個“寅恪按”，實際上是以論帶史，而絕對不是一個考據家。跟早年做的那種，從語文學到歷史學精細的對照，完全不一樣。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釋中古中國的架構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課題。比如對于文化種族的關注，對于家族的關注等。說陳寅恪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是因為他并不是在具體的領域里奉獻了什么具體的結果，而是說他開創了一個研究的范式。

　　這是兩本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著作。陳寅恪寫書的種種細節，至今仍被后世記憶著。在四川李庄的時候，鄧廣銘先生住在陳寅恪的樓底下，傅斯年對他說，陳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馬上跑上去。有一次鄧廣銘跑上去，看見陳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說我要快死了，我這個身體快不行了，我堅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說，我不寫完這兩稿，我不死。

　　在國際漢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劍橋中國史》在提到陳寅恪時，給予了異乎尋常的褒獎：“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關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學1939年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該校漢學教授，并于此后數年一直虛席以待。因為他們認為，陳先生是當時“最優秀的中國學者”。

　　“國可以亡，史不可斷”

　　就是這樣一位“最優秀的中國學者”，“一個天生的導師”，此時卻身處戰火之中，他的工作條件驚人地惡劣。陳寅恪之女陳美延回憶說：“父親工作的時候汗流浹背，在一個茅草房里，風雨一來，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種房子里頭，也沒有桌子，就是一個箱子，搬一個小凳寫文章。”“他寫完，需要休息，就帶我出去散步，我那時候很小，就穿個木板鞋，在山上跑，滿山的映山紅啊……父親只能在休息的間隙，感受到一種遠離戰亂的歡愉。”

　　“那時我還放羊，為什么放羊呢，因為實在沒有營養，只好買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給父親擠一點奶。那時候父親還能看得見，帶著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還問我，羊喜歡吃什么，羊的脾氣是怎么樣的，一只鄰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問為什么狗要在那兒撒尿做記號啊？說這些的時候他都挺開心的。”

　　由于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的視力急速下降。當他輾轉來到成都燕京大學，到學期期末考試評卷時，他已經難以把學生的成績，及時無誤地填入欄格細小的成績單里了。為避免出錯，他只能無奈地讓大女兒代他把批好的分數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陳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種《元白詩箋証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這天早上，陳寅恪起床后痛苦地發現，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

　　他在成都的醫院做了眼科手朮，但手朮沒有成功。半年后，二戰結束，依然記得他的牛津大學，請他赴倫敦治療眼疾。然而數月奔波，他的雙目還是沒能看見光明。

　　在抗戰如此嚴酷的境遇里，陳寅恪頑強地為后世留下了他對中國唐代歷史的系統研究。他在大災難面前，恪守著一個民族的史學傳統：“國可以亡，史不可斷，只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歷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

　　永不熄滅的學朮之光

　　抗戰勝利了，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由人攙扶著重新回到清華園，這時他57歲。失去了學者治學讀書第一需要的雙眼，他將如何度過后半生的學朮生涯？

　　1948年，國民黨准備退踞台灣，動員了很多學者離開大陸。陳寅恪對腐敗的國民黨極度失望，拒絕去台灣。嶺南大學的校長、教育家陳序經邀請陳寅恪到廣州任教，因為他仰慕陳寅恪很久了，也因為他一直想把嶺南大學，也就是后來的中山大學辦成一流的高等學府。就這樣，陳寅恪在南國找到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國校園很美，一年四季樹木常青，但是陳寅恪看不見，他在黑暗中已經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憶，陳寅恪以前上課是很有特點的，講到深處，他會長時間緊閉雙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著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著眼睛，一如我們今天見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前，有一條白色的水泥小路。這是陳寅恪到嶺南后，當時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長陶鑄親自囑咐為他修建的，以方便陳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里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是倔強的。眼睛瞎了，對他是一種怎樣的毀滅，他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讓人讀到他內心的痛楚。據家人回憶，在最初的日子里，他變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歸于寧靜。

　　當他被人攙扶著回到清華園時，校長梅貽琦曾勸他休養一段時間。陳寅恪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么能叫教書匠呢？我每個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錢不干活呢？”學生們回憶，陳先生說這話時，臉上雖是笑著，但讓他們感受到的神情，卻是嚴肅而堅決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陳寅恪的晚年，像他這樣學問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來越少，聽他課的學生也越來越少，他所看重的學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陳寅恪竟成了學朮界“拔白旗”的對象。他不再教課，轉為專力著述。

　　雖然那時候陳寅恪的學問，已經不為主流學朮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潤在他所構筑的那個純粹的學朮世界中。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他還固執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強調文責自負，著作里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

　　陳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論文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個詞，被他嚴辭拒絕，為此，這本書竟沒能在當時出版。

　　就在這段艱難的著述歲月里，來了一位女性，自愿給陳寅恪當助手，她叫黃萱。黃萱每天准時來到陳寅恪的住處，為眼睛看不見的陳寅恪查找書籍，朗讀材料，謄錄書稿。14年始終如一，直到“文革”開始，她被趕走。晚年陳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黃萱一字一句記錄完成的。她見証了這位大師在學朮之路上踽踽獨行的每一個細節。

　　1961年8月30日，是個陰天。陳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同學，早先清華研究院的主任吳宓。

　　吳宓走進陳寅恪寓所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而陳寅恪仍然端坐著，等待著。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描述他闊別12年的摯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禿頂，眉目成八字形……”

　　陳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論再生緣》油印本，作為禮物送給吳宓，還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寫的一部宏偉著作的大綱。這就是后來的那部大書──《柳如是別傳》。

　　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柳如是不過是明末清初的一個煙花女子。但陳寅恪的研究發現，柳如是其實是一位有主見的才女，在那樣一個大變動的年代里，從事著地下的反清復明運動。

　　陳寅恪很感慨，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竟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他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過這樣一個人物，把明末清初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以百科全書式的視野展現出來。

　　這部百科全書，皇皇85萬言，陳寅恪為此耗費了整整10年的時間。書寫得很艱難。柳如是的遭際，觸動了陳寅恪對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抗日戰爭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懷。

　　這部“痛哭古人，留贈來者”的書，展示了百年中國的一位大學者的大手筆。全書“忽庄忽諧，亦文亦史”，極其丰富的史料，經過精密的排比和考據，與自由穿插其間的陳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為一體，書中濃縮了陳寅恪一生的學養和志趣。

　　學朮傳承 澤被后世

　　《柳如是別傳》完成于1964年，這年陳寅恪75歲。生日前夕，陳寅恪見到了專程從上海趕來給老師祝壽的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盡管這對師生在1949年以后，只見過兩次面，但多年來，他們通信不斷。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的時候，很多材料是蔣天樞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給陳先生的。

　　當許多昔日的學生紛紛遠離之后，這位出身清華的老門生的造訪，對年邁的陳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鄭重地作出了一個“生命之托”：請蔣天樞將來為他編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隱祕的心跡，寫進了這篇送給蔣天樞的文章中。

　　18年后，《陳寅恪文集》問世。這是蔣天樞在自己80歲的時候完成的恩師的囑托。當時蔣天樞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來，首先整理陳寅恪的書。

　　陳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時間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時摔跤骨折。1966年，已經無法下床的陳寅恪，沒能逃過一場曠世的劫難。

　　“文革”開始了，造反派要把陳寅恪抬出去批斗，當時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來了。但是后來卻并沒有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劉節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劉節也是陳寅恪的清華早年弟子，當時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說：“能夠代替老師來批斗，我感到很光榮！”這樣的師生之誼、朋友之道，當如學朮的承傳，澤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79歲的生命歷程。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

　　陳寅恪沒有遺囑，但他取得的學朮成就卻垂范著后世的中國。他留下的著作，以繁體字豎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樣。這些文字，烙刻著以學朮為生命的獨特印記，“留贈來者”。

　　(編寫：默秋)

　　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大師》欄目

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揭祕 2009/02/20

千龍網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后，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采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色高棉制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祕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并沒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后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并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夸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老撾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后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么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飢餓與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后，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制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萬到25萬人的傷亡。這場轟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1973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并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几個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里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准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飢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划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后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幸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筑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干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沖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后，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証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并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准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后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復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1973年5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庄﹔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准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1977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當1975年9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干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后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革命。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干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1977年9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干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准備，几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后），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干部會議，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干部公布了中央進城后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了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來和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前紅色高棉將領，后投奔越南并成為1979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准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并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划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布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么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后，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后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后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划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后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里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划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划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姓制度。“公民”并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周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復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干？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后，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庄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后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里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后，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后來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計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個干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后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朮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証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萬被遣送到這里的“4月17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筑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飢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4月17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干部把“4月17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划”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証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1976年12月，當S21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丑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但他又保証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菠蘿那么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干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圖五）紅色高棉士兵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并非說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討的學朮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么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這里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么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暴力行為并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制》（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采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干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証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后，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期──俄國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証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里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后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划”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斗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几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沖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后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准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就，其干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社會主義的結構”。在高度集權方面，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系”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布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系。“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后的將領（1999年4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后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4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几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朮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復使用錢。紅色高棉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愿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范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后沖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