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學習時報》


作者：俞可平，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第一本訪談錄《民主是個好東西》在2006年10月出版后，引發了國內知識界對民主問題的大討論，其反響之大出乎我的意料。從我得到的反應來看，眾多的知識分子參與了這場討論，絕大多數讀者明確支持我的觀點，這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有一些讀者反對甚至批判我的觀點，這使我對中國的現狀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并讓我對一些問題做更深入的思考，從而避免在民主問題上走向極端，因而也是一樁好事。還有極少數人在反對和批判我的觀點中獲得了滿足和樂趣，這使我對世情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從而使我變得更加寬容和警醒，倒不失為一個意外的收獲。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中，承蒙學朮界和新聞界一些友人的敦促和關愛，我又陸續就中國的民主法治、政治改革、政府創新、公民社會和發展模式等問題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便有了現在的第二本訪談錄。

這本集子雖然論及的內容比較廣泛，但就我自己而言，重點仍然在中國的民主政治。我力圖對大家關心而又容易誤解的民主政治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并直接或間接地回答對我提出的質疑和詰難。其實，我的許多觀點已經以論文的形式公開發表，并且收錄在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一書中。在這里，我愿意重申以下几點看法。

民主與法治。從根本上說，民主與法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互為條件，不可分離，它們共同構成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民主的根本意義是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憲法和法律對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談不上民主。若沒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權利就有可能隨時被剝奪，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有可能破壞社會穩定，民主進程就有可能導致秩序的失控。法治包含法制，但不等于法制。法治意味著健全的法制和嚴格依法辦事，但法治的實質意義，是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生活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一種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真正實行。因此，法治的真諦在于民主。說有民主就無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這是危言聳聽。

民主與集中。我們通常把民主與集中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一種“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在這里，民主與集中是同一個政治過程中兩個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環節。可見，民主與集中作為兩個環節，是從政治過程的意義上說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而不是一種政治過程。作為一種國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任何一種國家制度都需要權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從。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樣需要權威和集中。因而，無論從國家制度的意義上說，還是從政治過程的意義上說，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以為講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沒有民主，都是極大的誤解。

民主與民生。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強調民生，把改善民生作為各級政府的第一要務﹔又高度重視民主，把人民民主視作社會主義的生命。改善民生與發展民主是一種什么關系？它們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系。既不能將這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為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民主與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進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對于單個的公民來說，經濟權益與政治權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改善民生也好，發展民主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民主和民生是中華振興和共和國騰飛的兩翼，不可偏頗。以發展民生，去阻擋民主，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民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証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民主亦然。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價值，有著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實現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可能極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國的民主都或多或少會帶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主需要選舉、分權、監督、參與、協商、法治，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選舉、分權、監督、參與、協商、法治可以有許多形式，僅就公民的選舉而言，就有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比例代表制與多數代表制，記名投票與無記名投票，等等，這是民主的特殊性。民主制是普遍與特殊的真正統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種普遍價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樣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就認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認為中國的民主與其他國家的民主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把民主當作西方國家的專利，簡單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簡單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樣，都是有害的偏見。

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政治過程。真正的民主，應當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和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從理論上說，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民主進行分類，比如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還有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事實上，不管對民主怎么分類，如果從環節上看，兩個環節最重要，這兩個環節彼此不能缺失。第一個環節是民主選舉。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可人民對國家的統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間接統治就離不開選舉。人類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另外一個更好的辦法，來代替選舉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對人民負責的官員選出來。第二個環節就是決策，這里面包含了協商民主。當一個官員被選舉出來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來制約他的權力，讓他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夠更多地聽取人民群眾、利益相關者及有關專家的意見。可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處于政治過程的不同環節，它們不能相互取代。那種認為中國的民主是協商民主，西方的民主是選舉民主的觀點，是對民主的無知。

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嚴格地說，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或主權在民，其本義只能是人民的民主。但民主可以存在于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群體，例如政黨領域和社會領域，于是便有政黨民主、社會民主、精英民主、階級民主等說法。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是中國民主發展的現實道路。黨內民主是除基層民主之外，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的又一重點。如果說基層民主是由下至上推進民主政治的話，那么，黨內民主則是由權力核心向外圍推進民主。沒有黨內的民主，就意味著沒有核心權力層的民主。但是，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這一命題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民主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人民民主才是最終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以人民民主去否定黨內民主，或以黨內民主去否定人民民主，都是對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曲解。

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我們的根本目標。我們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當作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是因為民主不是空洞的說教，它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機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簡而言之，正像本書書名所揭示的那樣：發展民主是為了造福于我們偉大的人民，造福于我們偉大的國家。

（本文原為即將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讓民主造福中國──俞可平訪談錄》一書的前言）

中國當局藏歷新年前加強西藏戒備   2009/02/24

VOA記者： 何宗安 拉薩一寺廟喇嘛在公安監視下舉行宗教活動 中國指責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試圖破壞西藏地區的穩定。此時此刻，中國安全部隊在星期三藏歷新年前夕在西藏地區加強了戒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星期二對記者說，西藏局勢穩定：“當前西藏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有過藏歷年習俗的地方正在歡慶一年一度的藏歷新年，達賴集團極力散布謠言，破壞西藏的穩定，是注定要失敗的。” 馬朝旭發表這番談話的同時，藏族人權組織說，在藏歷新年前夕，數千名安全部隊被增派至西藏和中國西部藏人居住區。兩個星期的藏歷新年慶祝活動于星期三開始。 與此同時，外國人發現現在不僅几乎不可能前往西藏地區，原本應當向外國人開放的中國西部藏人居住區也對他們關閉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反對中國在西藏統治的人不會改變那里的一切：“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西藏在祖國大家庭里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潮流，我們對西藏的發展和穩定抱有充分的信心。” 下個月是中國鎮壓西藏抗議活動一周年，至少有19人在那次鎮壓中喪生。3月還是達賴喇嘛在反對中國統治的起義失敗后逃往印度50周年。 中國指責這位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試圖尋求西藏獨立，還指責他組織了去年針對中國統治的暴力抗議活動。 達賴喇嘛否認煽動在中國的暴力抗議。他表示，他并不尋求西藏獨立，只是尋求西藏更大的文化和宗教自治。達賴喇嘛在藏人地區仍受到普遍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