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記者抗議封殺劉賓雁

蘋果日報/中共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近日發表公開信，抗議中國報告文學會在評選“改革開放30年優秀報告文學獎”時，排斥異己，把該時期最重要的作家劉賓雁的作品排除出列。他認為現體制下作家不能講真話，“但可以沉默不講話”，并批評當局因人廢史的做法。

報告文學影響兩代中國人

公開信指，劉賓雁代表了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良知，他的名字和作品影響了兩代中國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更掀起一場持續10年左右的報告文學風暴﹔將劉的名字和作品排除在外，中國報告文學的歷史將是不真實和不完整的，“因人廢言，因人廢史”的做法，更屬“彌天大禍”。盧透露，他作為中國報告文學理事會成員，被當局要求“配合一下”，“我不知道怎么配合。是像騾子像馬那樣，到領獎台去遛一圈叫配合？”

他直指在現體制下，中國作家“不能講真話，但可以沉默，不講話”，“這是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碼的要求”，并表示“絕不配合”當局。記者出身的盧躍剛曾發表諸多作品，揭露內地陰暗面，影響甚大。劉賓雁則曾任中共《人民日報》記者，中國作協副主席，上世紀50年代就因寫小說文章抨擊中共被打成右派，1979年獲平反復職后，又寫出《人妖之間》等作品，引起更大反響，后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六四后流亡美國，2005年去世。

盧躍剛：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 2009/03/01

盧躍剛：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各位會長、理事︰ 說實話，我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給你們寫這封信我有點猶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話說輕說重了都不是，但是茲事體大，據我所知，長期以來，中國文學界評獎沒有原則，已成痼疾，不能不說。 前不久我接到學會的電話通知，說我1993年發表在《當代》上的報告文學《以人民的名義》經專家評選，獲得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篇優秀報告文學獎，不久將會在《文藝報》上公布獲獎名單。我得知，這次報告文學評獎活動規模宏大，涵蓋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國大陸發表的所有報告文學，獲獎的三十篇報告文學代表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 同時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時期報告文學最重要的兩位作家劉賓雁、蘇曉康的作品不在這次評獎之列。因此我有疑問︰如果剔除了劉賓雁、蘇曉康，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是完整的和真實、客觀的嗎？獲獎作品能代表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嗎？這不是買櫝還珠？ 請看劉賓雁的作品︰《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 再看蘇曉康的作品︰《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路》、《洪荒啟示錄》、《烏托邦祭》…… 至今我們都很難忘記這些作品發表后社會反響的盛況。無論是從影響力而言，還是從文體的開創性而言，即對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的貢獻而言，當下獲獎的同時期作家沒有能超過劉、蘇二位的。取消了頭馬的競賽有什麼意義呢？相信了解這段文學史的作家、評論家會同意我的意見。 我始終以為，評價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歷史，繞不開劉賓雁、蘇曉康，他們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志性的人物。這個意見，九年前兩位會長主編“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時，我就專門致函闡述過。 由于二位主編堅持繞過劉賓雁、蘇曉康的“大系”編輯意圖，我拒絕了參加“大系”的邀請，并說，如果未經我的同意授權，強行選編出版，將訴諸法律。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困難，這樣的編輯意圖，用歷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沒有主編聲稱的那麼重要，如果說重要，那也是他們自娛自樂的重要。 事實也証明，“繞開”的選取、編輯的想法和實踐，社會傳播效果恰好是負面的。 2005年12月6日，劉賓雁在美國去世的當天晚上，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演講，演講題目正好是這次獲獎報告文學的題目“以人民的名義”，我在課堂上臨時更改為紀念劉賓雁的“記者的底色”，向同學們介紹劉賓雁，介紹中國報告文學講真話的艱難歷程。 在這里我要告訴各位，那天的演講令我震驚。我現場測驗，我的聽眾??新聞傳播學院的研究生們不知道“劉賓雁”是誰，更不知道他有什麼作品。 “劉賓雁”這個一度代表著知識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時間里??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國忘記了。事后，我公開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有一個人，叫“劉賓雁”》。我在文章里說，“忘記真實的歷史，制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 本來，忝列“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開放報告文學大獎獲獎作家名單，應是很高的評價，我應該感到極大的榮幸。但是，摸著良心講，我實在榮幸不起來。恰恰相反。我必須告訴各位，我不能參加這次評選。這次評選的標准、結果，有違我報告文學創作的主張和價值觀、歷史觀，也有違我之前做出的相關決定。 我有起碼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種無形而強大的東西裹挾，不愿意參加這場“曠日持久的預謀”，哪怕這種裹挾和預謀對于我個人來說有諸多好處，譬如名利雙收，既有出書稿費、獲獎獎金，又能贏得更高的社會聲譽﹔而且包含著某種善意，譬如公正地評價我的報告文學成就。面對善意，我的態度是︰坦率地表達內心真實的感受，追求虛榮，虛與委蛇只能是褻瀆。 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虛與委蛇。我們需要妥協，但是妥協必須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限度，妥協毫無意義，甚至可能墮入譫妄、虛榮。 這次獲獎的《以人民的名義》及其續篇《討個說法》的責任編輯是劉茵老師。《以人民的名義》寫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1993年第三期《當代》發表后，我面臨強大的壓力，湖南省委誣陷，某領導批示，全國新聞記協、新聞出版署、團中央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對我進行調查。劉茵老師力主召開《以人民的名義》作品討論會，支持我二赴湖南調查，把新聞報道中的“連續報道”樣式引進報告文學領域，并于當年發表了續篇。所有經過歷歷在目。 劉茵老師也是《劉賓雁自選集》的特約編輯。這本自選集是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見劉賓雁對劉茵老師的報告文學理念和專業水准的高度認同。她在電話里給我講述著她與劉賓雁交往的故事。這些故事給人溫暖，給人希望。這些故事今天不會有了，是不是永遠不會有了？ 七、八十年代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的尊敬、信賴、支持，一篇報告文學發表后對社會的震動，今天是難以想象的。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開創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立場，以及堅持這一立場顯示出來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征，正是這個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場持續了十年左右的報告文學風暴。劉茵老師，報告文學學會絕大對數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內，都是那場文體風暴的參與者和見証人。 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連續七、八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類新會員入會審批專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鳳毛麟角，一兩部而已。這個情況說明，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報告文學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現了巨大的斷層。有作家公開在媒體上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這種工具論、喉舌論的獻媚，文革后，連那些最左的作家、評論家都不好意思說，而且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過來人，特別是像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文藝沙皇”級別的人對此都有檢討、懺悔。 當然，我們不能說七、八十年代報告文學的風起云涌是一種常態，用純粹專業的眼光看，還有很多缺陷和瑕疵。報告文學的崛起、勃興與新聞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關，也與中國社會倡導開放改革，清算專制蒙昧、領袖神話，進入啟蒙時期早期??文學社會、文化反思有關。一方面是言論自由的鉗制，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文學出版，作家、記者在社會關系中的體制性稀缺和強勢。 報告文學寫作，本質是非虛構寫作。報告文學應該說是新聞寫作的一個變體，只是由于作家的大規模介入，強調文學性、可讀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蓋了新聞性、文獻性，使這個新聞的變體成為了文學的變體。后果是，今天我們很難把相當部分的七、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看作是“歷史的初稿”。 晚年劉賓雁的寫作很謹慎。有人告訴我，他的謹慎甚至有點苛刻。他不認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卻獲得了天空”，能夠了解大陸中國。 九年前，他讀了我的全部作品，給我來信說︰“1990年后沒有出一本書，只是在積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時致力于談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力求在一個新的高度上重新認識50年來的中國，擬透過個人經歷與見聞，把中國何以變成今日模樣這個故事說上一說。原計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敗了，正准備重新動筆。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對于九十年代中國的觀察。” 現實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檢討之處，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簡單化，其次是社會變革制度和文化參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后，“革命壓倒啟蒙”（李慎之語），“革命走向極權專制”，戰爭、革命、運動、動亂，作為長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壓抑的劇烈反彈，急躁、激進必然是知識分子社會改革的主要心態和征象，《河殤》走到了極致。 2008年秋天，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森林琥珀顏色的時節，我見到了蘇曉康。他帶著車禍余生的妻子傅莉一塊兒來吃晚飯。他送了我一本書，《離魂歷劫自序》，是他台灣媒體專欄文章的結集。對此，蘇曉康本人在書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那已經是一段難以抹殺的歷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報告文學評獎，排除劉賓雁、蘇曉康，作為獲獎者，至少我有這樣的強烈感受︰這是讓我們這些三十年報告文學文體風暴的參與者和見証人來抹殺歷史，嚴肅講，是一種對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調戲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 不瞞各位，2006年2月冰點事件，我被撤職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點被粗暴停刊整頓的抗議，而是我在網絡上公開發表紀念劉賓雁的文章。這個理由令我震驚。劉賓雁是我供職的中國青年報的前輩，患癌?思想歸國而不得，去世后魂飄海外他鄉，一個后生晚輩寫篇紀念文章而獲罪，不是典型的以言獲罪麼？這是怎麼了？歷史進步，怎麼進步到了這般模樣？ 我想，他們對我的懲罰，大概是因為我向國人介紹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劉賓雁”的存在，并且表達了我對一位身患絕?的八十歲老人去國懷鄉，想落葉歸根而沒得到人道主義回應的不解不滿。我只是講出了真話。 我給劉賓雁回信說︰ “我重讀了您在台灣出版的《自傳》。這部書是八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總編輯陳國祥先生送給我的。八年前讀，八年后讀，感受完全不一樣。因為這八年我經歷了許多風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報告文學在中國的遭遇，也是講真話在中國的遭遇。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一個執政黨害怕講真話，鼓勵講假話、講空話、講大話、講套話﹔為什麼不害怕因此傷及執政黨信用，傷及一個12億人的偉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職對他們來講，是懲罰，是淫威，對我來講，謝天謝地，是自由，是解脫。這几年在家潛心讀書，研究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國當代史和中共黨史，訪問了大量的中國革命和改革的當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樂。 在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國近、當代歷史（如果想秉持嚴肅的歷史態度認真研究的話）如同打掃奧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卻被蒸發的人物打撈回來，還歷史于本來面目。劉賓雁、蘇曉康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趙紫陽。 一直到今天為止，電視、廣播、報紙、雜志、書籍不准出現“趙紫陽”這三個字。趙紫陽當過總理、總書記，改革開放進程中居功甚偉，杜潤生說，趙紫陽奠定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轟大嗡宣傳改革開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實在是回避不了，就用“國務院院領導人”、“國務院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負責人”來曖昧，好像出現了“趙紫陽”，之前和當下領導人就會神光褪色，就不偉大、光榮、正確，天下就大不太平。 “趙紫陽”的歷史痕跡被洗的白茫茫大地一片干淨，以至七、八年前中國青年報攝影部招新記者，几十個重點大學畢業大學生、研究生應聘者，不知道曾經有個“趙紫陽”當過國務院總理。我們的教育部門、意識形態部門真成功呵！1989年開始算起，從轟轟烈烈最重要最顯著到銷聲匿跡人間蒸發，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 除了趙紫陽、劉賓雁、蘇曉康，曾經人間蒸發過的重要歷史人物，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在內，我們能列一個長長的清單。 這種精神狀態和治國理念，說起來挺猥瑣的。歷史上猥瑣過，現在繼續猥瑣。對待歷史鬼鬼祟祟，其狀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長嘆！什麼時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黃春秋》2008年以來，連續地發表了紀念趙紫陽的文章，給與趙紫陽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貢獻以公正的評價。 我以為，只要嚴肅對待歷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周全辦法來評獎。我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理事和作品獲獎作家，要求學會給我提供這次評獎活動的評選標准、參評篇目、獲獎名單、專家委員會名單，就是想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辦法，但是至今沒有等到。 讓參選作家和公眾了解評選規則、專家組成人員是一個不能省的程序。這是一個組織的行為是否公正是否客觀是否權威必備條件。我不想有被恩賜被裹挾的感覺。 學會給我打電話，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該怎麼“配合”。像騾子像馬那樣到領獎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識好歹？還有了，“配合”誰，“配合”什麼？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軟禁在家，不讓去參加一個葬禮，便衣警察堵在門口說，“你配合一下我們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與彼“配合”有什麼差別？此“配合”是規勸，彼“配合”是警告，相信兩種“配合”間有一種內在的同構的邏輯。“配合”倆字讓我聽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知道搞一次評獎活動不容易，拉贊助，選文章，開會，投票，出書，一大堆具體事麻煩事﹔也知道二十多年來各位為中國報告文學的創作做出了許多艱苦的努力，推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對各位的工作充滿了敬意。我也知道，學會和各位評委包含某種善意，然而你們的善意并沒有改變虛構歷史的事實。就虛構歷史而言，善意、惡意的社會效果是一樣的。 我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麼理由，一個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虛構作家組成的學會參與虛構歷史，太荒唐。這個行為在客觀上動搖了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信用，顛覆了以往非虛構文學創作的道義基礎。 因人廢言，因人廢史，已闖下過彌天大禍。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不能講真話，但是我們可以沉默，不講話。這是現行體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碼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場︰此事關涉原則，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盧躍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