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快報

核心提示：關于詩碑詛咒的傳說確實存在，而且，這個詛咒竟然是中國唐朝皇帝唐武宗發出的。詛咒說，書刻《楓橋夜泊》者不得好死。而且，傳說北宋翰林院大學士郇國公王珪、明代才子文徵明、清代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俞樾，都因書刻此詩不得好死。

■70多年前，侵華日軍為掠盜寒山寺《楓橋夜泊》詩碑煞費苦心

■日本人為何會對詩碑如此感興趣

■一樁詭異的命案讓松井停止了行動？

寒山寺因七絕《楓橋夜泊》才名揚四海

寒山寺，坐落在蘇州古城西閶門外七里古運河畔，比鄰楓橋，曾稱楓橋寺。

提起寒山寺，讓人不禁想起唐代詩人張繼的那首《楓橋夜泊》。日前，記者來到千年古剎寒山寺，寒山寺文化研究院院長姚炎祥等專家學者向記者介紹了兩者之間的故事。

姚炎祥說，歷史上，寒山寺几易其名。相傳，寒山寺始建于梁武帝天監年間，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在唐代改名寒山寺，北宋時改名“普明禪院”，南宋年間稱楓橋寺，元代始復稱寒山寺，沿用至今。關于寒山寺一名的由來，又與民間傳說中的“和合二仙”分不開。“傳說，唐貞觀年間，高僧寒山和拾得來到這里住持，才改名寒山寺。”

據姚炎祥介紹，提起寒山、拾得，在民間流傳的故事很多。有的說，在唐代一個村里有一對很要好的異姓兄弟，同時喜歡上同村一位美貌的姑娘，哥哥得知弟弟的心事后，就離家當了和尚，沒想到弟弟也放棄結婚，找到了哥哥要一起做和尚。兩兄弟相見，悲喜交加，哥哥手捧盛放素齋的竹篾盒，弟弟從荷塘里采來一枝多苞大荷花，兩人都敞開胸懷，手舞足蹈起來。因哥哥法名寒山、弟弟法名拾得，寒山手里拿的是“盒”，拾得拿的是“荷”，便被稱作“和合二仙”。另一說是，寒山是隱居在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外寒石山的編外和尚，拾得是國清寺燒飯和尚，經常給寒山送飯，情誼很深。“不過，歷史上的確有寒山和拾得其人，其中寒山的300多首詩流傳至今。”

“在唐代以前，寒山寺是不知名的小寺，自從有了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才讓寒山寺名聲大振。”姚炎祥告訴記者，唐代詩人張繼，字懿孫，襄州（今湖北襄樊）人，天寶十二年 (公元753年)中進士。張繼詩現存約40首，主要是紀行游覽酬贈送別之作,多為五七言律詩及七言絕句，以《楓橋夜泊》最為著名。如今，寒山寺老和尚性空和現任住持秋爽都說，寒山寺屢毀屢興屢建，能延續千年，張繼功不可沒。

寒山寺三塊《楓橋夜泊》詩碑的來歷

據《重修寒山寺志》記載，千年以來，寒山寺飽經戰火和磨難。在日軍侵占蘇州時，寒山寺殿堂房舍曾一度淪為日軍倉庫馬廄，僅有二三寺僧局處一隅厮守而已，其生活來源，唯賴經營浴室菜館或賣字賣帖，勉強糊口。

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時，千方百計大量掠奪淪陷區文物，蘇州寒山寺的許多文物也都在窺伺之列。姚炎祥說，他看到過曾被日軍偷走的一幅古畫，“是被一個日本軍官侵華時從寒山寺偷走的，其臨終前，讓后人將畫送回寒山寺。上世紀九十年代，該畫回歸寒山寺時，我見了一次，上面有青松和騰云駕霧的仙人。”

在寒山寺內，記者所見的俞樾《楓橋夜泊》詩碑，除了正面、背面均有題字外，碑身的兩側也分別有數行小字。同行的蘇州科技學院教授、寒山寺文化研究院研究員汪祖民介紹，這樣四面刻字的詩碑在寺廟中很罕見，也與南京“總統府”內的俞樾《楓橋夜泊》詩碑截然不同。“南京那塊是仿制的，寒山寺內才是正宗的。”不過，在該古碑旁邊，又豎起了一塊俞樾《楓橋夜泊》詩碑，上下有浮雕龍，碑石也比原碑高大許多。汪祖民介紹，連同寺外新立的“中華第一碑”，寒山寺有三塊俞樾所書的《楓橋夜泊》詩碑。“同一人所書的詩碑在一個寺有三塊，這在全國寺廟中絕無僅有。”

說起南京那塊仿碑的緣由，汪祖民說，有資料稱，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軍大肆掠奪中國文物，著名的《楓橋夜泊》詩碑尤為日人所矚目。當時，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社企圖以舉辦“東亞建設博覽會”的名義，把詩碑運到日本，大漢奸梁鴻志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逆人民之意把詩碑運出國門，于是就請原刻俞樾詩碑者、曾隨蘇州一批碑刻藝人承制南京中山陵碑刻工程的蘇州刻碑高手錢榮初，依照原樣以假代真刻碑。不料，后來仿制的詩碑因故沒能運往日本。

得知南京淪陷后，松井石根策馬狂奔到寒山寺拍照

然而,蘇州一位對歷史頗有研究的學者認為,這一陰謀的幕后推手就是臭名昭著的甲級戰犯、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日本甲級戰犯,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元凶之一。曾先后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班班員、駐中國廣東武官、駐上海武官、駐台灣日軍司令官、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等職,駐華13年,是一個“中國通”。1937年11月24日,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戰大綱》,決定12月上旬進攻南京。12月1日,日本參謀本部根據松井石根的要求,電令華中方面軍攻占南京。同日，松井下達了准備攻克南京的作戰命令。不久，日軍第6師團以重炮猛轟南京中華門，炸塌城牆數處，日軍蜂擁而入，南京淪陷。

南京被攻下的消息傳到蘇州后，當時盤踞在蘇州的松井石根欣喜若狂，他親率百余護衛策馬狂奔到寒山寺，在《楓橋夜泊》詩碑前與另8名日本人合影。

松井石根在寒山寺拍照后，因其與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中將私交甚厚，并深得裕仁天皇的寵信，知曉裕仁和朝香宮鳩彥也喜歡《楓橋夜泊》一詩，他便將在寒山寺拍的照片分別寄給裕仁和朝香宮鳩彥。

照片引來“九尾狐”密謀“天衣行動”

裕仁接到松井石根的照片，大喜，在次日特意召見了日軍參謀次長多田駿，表示想一睹寒山寺《楓橋夜泊》詩碑的真容。于是，多田駿出了一個餿主意，讓裕仁下詔書給松井大將，把《楓橋夜泊》詩碑從蘇州運往日本。松井石根接到敕電后，想到寒山寺內《楓橋夜泊》詩碑在蘇州乃至華夏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強行掠碑，于是有著日本軍界“九尾狐”之稱的他，召見了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社隨軍記者長谷川信彥，商議如何“巧取”《楓橋夜泊》詩碑。

經過一番密謀，詭計悄然實施。1939年3月14日，應日本人要求，南京偽維新政府派出了偽行政院宣傳局科長陶艾抵達蘇州，向偽省府接洽博覽會事宜，要求就地代雇參加東亞建設博覽會的刺繡、泥水、造艇等工人。

1939年3月15日，受日寇控制的《蘇州新報》第2版，以“大阪朝日新聞社舉辦東亞建設博覽會”為標題，說“大阪朝日新聞社定于本年4月1日起，在日本大阪甲子園舉辦東亞建設博覽會，并分函偽維新、臨時兩政府及滿洲國，征求治下名貴及特色手工參加該會，偽維新政府方面已派員向蘇州偽省府接洽，在蘇州就地招刺繡女工和泥水匠、造艇匠參加東亞建設博覽會”。但是，這條新聞中絲毫沒有提到寒山寺詩碑之事。

次日，《蘇州新報》第2版刊發了一條新聞，這條新聞的主標題是《寒山寺碑運日》，副標題是《參加大阪東亞建設博覽會》，文中寫道:“日本朝日新聞社定期在大阪甲子園舉辦東亞建設博覽會。茲悉該社此次舉辦之展覽會中，除陳列名貴出（展）品外，并以唐代詩人張繼所詠之《楓橋夜泊》詩聞名中外，因此圓（寒）山寺之名隨之大噪，至陽春三月，來蘇州踏青尋芳之騷人墨客，亦以一臨斯地憑吊為幸，而東邦人士旅蘇（州）者亦糜（靡）不前往一游為暢，故特在會中仿照寒山寺假造一所，為逼真起見，將寒山寺碑即日搬運赴滬，再轉運至大阪陳列，屆時東鄰友邦人士之未履中土者，得能摩挲觀賞，用意良善，并聞此碑一俟大會閉幕再行運歸原處，是則東渡后之寒山寺碑將益增其聲價矣！”

據說，當松井石根看了《蘇州新報》的“運碑”報道后，認為自己是妙計天成，無人能識破。隨后，他命部下特高課課長小丘策划了一個“天衣行動”，組織精干特工喬裝成海盜，隨時待命﹔另派干練特工在日本本土博覽會結束時對《楓橋夜泊》詩碑進行掉包，用假碑換下真碑，待運碑船啟程返回途中，待命的“海盜”特工迅速采取手段，使運碑船和假碑同沉汪洋，而真碑則被留在日本。

日本人為什么會鐘愛寒山寺和《楓橋夜泊》詩

松井石根和其天皇主子為何都對《楓橋夜泊》詩碑感興趣？

蘇州一位學者告訴記者，松井石根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他很喜歡《楓橋夜泊》一詩，對晚清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國學大師俞樾的書法也很崇拜。

汪祖民說，自古以來，張繼的《楓橋夜泊》詩，在日本眾所周知、家喻戶曉，還被編入教科書，影響遠超過了同是唐代詩人的李白和杜甫。而且，清代俞樾在《重修寒山寺記》一文中也說過:“凡日本文墨之士，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

“日本人對寒山寺情有獨鐘，可謂到了痴迷的地步，還仿蘇州的寒山寺，在日本東京也建造了一個寒山寺，而且刻了《楓橋夜泊》詩碑。”這究竟是何因呢？汪祖民介紹，公元753年12月20日，66歲高齡并且雙目失明的大唐和尚鑑真，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陪同下東渡弘法。所以，中國的佛教和文化在日本影響深遠。而且，寒山的300多首詩作也流傳到了日本，被許多日本僧人喜愛、研究。自北宋日本僧人成尋向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僧禹珪乞寒山詩開始，日本至今所藏的寒山詩版本為數可觀，其原因在于寒山詩的“口語化”，以及所謂的“寒山精神”。

在寒山寺弘法堂，記者發現除了有玄奘和鑑真的塑像外，還有一個站立手持法器的僧人銅像。“這是空海大師，曾西渡來到中國，傳說到過寒山寺。”汪祖民說，唐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空海以學問僧的身份，隨著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乘船來到中國。在長安時，他學習了中國的書法、詩文、畫像、雕刻等，于公元806年歸國，帶回了漢文經典、密教佛像、書畫等。“空海是日本真言宗的開山祖師，作為代表日本文化的先驅者，在日本一直以來享有崇高的聲譽。”

今日寒山寺鐘聲已非張繼所聞，大鐘為日本僧人寒山所贈

離開弘法堂來到大雄寶殿，記者看到殿內一座銅鐘格外醒目挂在一角。汪祖民介紹，該鐘是日本鑄送的，“有尋鐘與贈鐘之事，成為中日傳統友誼見証的美談。”

他說，據山田正平美朮館整理之《山田寒山年譜》記載，山田潤子（1856-1918），僧號寒山，日本明治三十年秋，他聽說只有到中國才能學到真正的書法，又聽說畫家中林梧竹西渡到中國游學，因此他也西渡到中國，在當時很荒廢的蘇州寒山寺擔任住職。當時，寒山寺那口赫赫有名的唐鐘，也就是張繼在詩中所提的鐘，已在明清之際被盜運到日本。在中國滯留4個月后，寒山回國到處尋找此鐘的下落。無果后，他鑄了兩口相同的鐘，一口留在日本，一口送到蘇州寒山寺。

愛國志士刻仿碑蒙混日軍卻被漢奸發現

2002年出版的《重修寒山寺志》人物卷記載，據當時尚在的老人回憶，1923年寒山寺住持為四川人大休﹔1929年至1944年住持是靜如。該書“大事記”中，未提及《楓橋夜泊》詩碑仿制一事。而早前有關文章透露，刊登在《蘇州新報》上的有關“運碑抵日”報道，靜如法師也看到了。這位愛國的法師唯恐《楓橋夜泊》詩碑被日寇掠走，他立即請來名滿江南的蘇州石刻大師錢榮初到寺。靜如法師緊閉門窗后，向錢榮初奉上20根金條，說明請其刻碑瞞敵之事。錢榮初一聽是請他在最短的時間內仿刻一塊詩碑，用掉包計欺瞞欲掠碑的日寇，立馬將20根金條退回給靜如法師，當即答應刻碑，不收一文。

在靜如法師安排的寺外密室內，錢榮初僅用兩天時間就將《楓橋夜泊》詩碑仿刻成功。豈料，就在錢榮初仿刻詩碑時，卻被一個人盯上了，此人就是大漢奸梁鴻志的遠房表弟朱君仁。朱君仁是偽政權特務機構的特務頭目，他奉梁鴻志之命看好蘇州寒山寺的《楓橋夜泊》詩碑，唯恐有人用掉包計來藏匿被日本天皇“傾慕”的原碑，到時不好交差。所以他親率30多名特工，密切監視寒山寺的往來人等，“終于在靜如和錢榮初運仿碑進寒山寺時，將仿碑截住。”

朱君仁截獲仿碑后，因懾于靜如法師和錢榮初的民間聲望，未敢加害他們。

梁鴻志得知錢榮初仿刻的《楓橋夜泊》詩碑被朱君仁截獲后，急電朱君仁火速用專車護送仿碑到南京，暫將此碑藏于南京總統府內。梁鴻志將仿碑雪藏后，立即呈書松井石根，建議日本憲兵悄悄將蘇州寒山寺內的《楓橋夜泊》詩碑用商船運抵日本，與此同時，將錢榮初刻制的仿碑在南京總統府內展出。因《楓橋夜泊》詩碑的原碑和錢榮初刻制的仿碑一模一樣，所以梁鴻志向松井石根獻媚道:“此瞞天過海之計，可確保寒山寺內的《楓橋夜泊》詩碑永久地留在大日本帝國的皇宮內。 ”

然而，松井石根對梁鴻志插手“掠碑”一事非常不滿。他認為，這是梁鴻志和他在天皇面前爭寵，當即否決了梁鴻志移花接木運碑之計，而命令小丘提前執行“天衣行動”。

然而，就在“天衣行動”啟動的前一天，一樁詭異的命案發生了，松井立即下令停止行動。



▲這個大土包下就是唐武宗的陵墓



唐武宗畫像



一片荒涼的端陵

仿刻詩碑的石刻大師突然暴死寒山寺外

1939年3月20日早晨，朝陽斜斜地穿過樹叢的枝枝丫丫，將光線斑駁地散落下來。一批進早香的香客，三三兩兩地走在通往寒山寺的路上，陽春三月的空氣沁人心脾，再加上目光所及的優美風景，這一切令香客們心曠神怡。

就在這時，有人突然指著前方喊了起來:“快看，有個人趴在地上！”人群突然寂靜了下來，几秒鐘之后，人們迅速朝前方涌去。一個膽大的老頭蹲了下來，用手拍拍那人的肩背，見無反應，便招呼來兩個香客，合力將此人翻轉過來。眾人一看，頓時大吃一驚，這人滿臉是血，顯然已斷氣多時了。這人到底是誰呢？

在寒山寺的山門外發現了一具無名尸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傳遍了姑蘇古城。很快，身份確定了，居然是錢榮初。在錢榮初家人和親朋那哭天搶地的悲慟中，圍觀者紛紛猜測，到底是何人要加害他呢？有消息靈通的人私下傳說錢榮初刻詩碑想瞞天過海卻被發現一事，難道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就在街頭巷尾議論紛紛之際，松井石根也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立即命令日本憲兵隊趕去，將死者的尸體運回，并讓法醫對死者進行驗尸。法醫發現死者上衣口袋內有張紙條，就讓憲兵轉交給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打開紙條一看，頓時面如土色，原來這張紙條是用鮮血寫的，上面的血字赫然在目:“刻碑、褻碑者死！吾忘祖訓，合（活該）遭橫事！”這分明是個詛咒呀，看那意思，無論是誰，無論有何原因，只要敢打詩碑的主意，就不會善終。錢榮初因私刻《楓橋夜泊》詩碑而暴斃，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想到這里，松井石根驚出一身冷汗。

但是在內心里，松井石根還是很疑惑，這個詛咒是真是假，它到底為何會附加在《楓橋夜泊》詩碑之上？發下這個詛咒的人究竟是誰呢？

這個對中國文化曾有較深研究的“中國通”立即陷入了沉思，他立即放下繁雜的軍務，一頭扎進故紙堆，查閱有關《楓橋夜泊》詩碑的歷史記載。隨著他對《楓橋夜泊》詩碑研究的不斷深入，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原來，據野史記載，關于詩碑詛咒的傳說確實存在，而且，這個詛咒竟然是中國唐朝皇帝唐武宗發出的。詛咒說，書刻《楓橋夜泊》者不得好死。而且，傳說北宋翰林院大學士郇國公王珪、明代才子文徵明、清代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俞樾，都因書刻此詩不得好死。

唐武宗又為何會對一塊詩碑下咒呢？詛咒真的靈驗？一個不靠譜的詛咒，何以穿越了千年的光陰而陰魂不散？

迷信的唐武宗和他的“仙丹”配方

想要解開《楓橋夜泊》詩碑的詛咒之謎，首先要從唐武宗說起。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博士生導師李天石教授告訴記者，唐武宗是唐朝中后期一位比較優秀的皇帝，27歲繼位的他曾征服回紇，鎮壓昭義鎮叛亂，削弱各鎮割據，限制宦官專權。《舊唐書》因此稱贊唐武宗，“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杰。”但是，他也有個缺點，就是特別崇尚道朮，對長生不老之朮和仙丹妙藥十分迷信。

據介紹，尊崇道教的唐武宗將老子的降誕日（二月二十五日）定為降聖節，全國休假一天﹔又在宮中設道場，在大明宮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趙歸真為師。傳說，為了長生不老，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們煉制的仙丹妙藥，多次催促。趙歸真就告訴他，有一種仙藥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請求前往采制。這實際上是趙歸真在找機會脫身。但唐武宗沒有放趙歸真走，只答應派其他人去，還問他到底用到什么藥材，要他開具一個清單。趙歸真無計可施，就給武宗開出了一個煉制仙藥所需的用藥清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這几乎是一個永遠無法備齊的單子，然而，武宗居然下令各地求購。


長生夢碎臨死前頒布駭人遺旨

由于服用所謂的仙丹妙藥，唐武宗的身體受到極大損傷。原來，這些所謂的“仙丹妙藥”的成分卻是黃金、水銀、丹砂、硫磺等，一起放入煉丹爐中燒制而成，其中甚至會產生微量砒霜，大量服用怎可安然無恙呢？

結果，會昌六年（846），也就是他當上皇帝第六個年頭的新年朝會，就因為他病重而沒有舉行。這時候，道士們依然編造鬼話欺騙他。他們告訴武宗，生病是因為他的名字叫李瀍，“瀍”這個字中有“水”，與唐朝崇尚的土德不合，土克水，所以不利，應該改名為“炎”，炎從“火”，與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災禍。

然而，改名并沒有給他帶來鴻運，他的病情日漸加重，宰相李德裕等請求覲見，也沒有得到允許。就在他將名字改為李炎之后12天，他一命嗚呼了，成為歷史上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藥”而死的皇帝。

傳說，唐武宗酷愛張繼的那首《楓橋夜泊》詩，在他猝死前的一個月，他還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呂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塊《楓橋夜泊》詩碑，當時還說自己升天之日，要將此石碑一同帶走。于是在唐武宗駕崩后，此碑被殉葬于武宗地宮，置于棺床上首。并且，唐武宗臨終頒布遺旨:《楓橋夜泊》詩碑只有朕可勒石賞析，后人不可與朕齊福，若有亂臣賊子擅刻詩碑，必遭天譴，萬劫不復！

換句話說，《楓橋夜泊》詩碑也只可有此一塊，只要有人再刻《楓橋夜泊》詩碑，就會死于非命。

而這位迷信長生的皇帝，整個寒山寺，都几乎因為他的一句話而毀于一旦。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寒山寺几乎毀于滅佛浩劫中

李天石教授介紹說，唐武宗不單單崇信道教，他還做出了更加駭人的舉動──滅佛。中國古代史上曾有過“三武滅佛”之舉，即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其中，唐武宗的滅佛規模最大。唐武宗之所以這樣做，除了關鍵的經濟因素外，主要是因為道士趙歸真等宣揚佛道不能并存，而唐武宗自己也認為佛僧的存在影響了他修煉成仙。據說，為了讓皇帝下定決心滅了佛教，當時的道士還散布輿論說:“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他們解釋說:“黑衣者，僧人也。”這樣的情況下，武宗滅佛就理所當然了。

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并沒收其財產。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到會昌五年（845），武宗又下令僧侶凡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正式度牒的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僧人也被強迫還俗。

據李天石教授介紹，唐武宗在會昌五年七月下旨裁并天下佛寺，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則遣返回國。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余所，僧尼26萬余人還俗成為國家的納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

作為佛教重地的蘇州寒山寺，在這次佛門浩劫中，自然是未能幸免。寒山寺最早的古塔，據推測就是毀于此時。

年輕天子為何會喜歡《楓橋夜泊》詩

既然唐武宗不喜佛教，他又怎么會喜歡那首讓寒山寺揚名的《楓橋夜泊》詩呢？李天石教授表示對此沒有研究，但他建議記者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考慮。

專門從事心理分析的陶老師熱線的心理專家認為，唐武宗是27歲繼位的，對于一個政事繁忙的一國之君來說，此時才尤其偏愛一首詩有點說不過去了，所以追溯起來，這可能要和唐武宗幼年的處境以及內心深處的意愿有關了。

其實，相對于立儲之爭，幼年的唐武宗的日子并不艱難。按照嫡長子繼承制，作為唐敬宗和唐文宗弟弟的他，根本就不奢望做什么皇帝，只是游離在權利斗爭的邊緣。但是，唐朝中后期宦官專權，任意廢立皇儲，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間，這對于年幼的他來說確是一種極度的憤怒，同時也伴隨惶恐、痛苦和焦灼不堪。歷史已經証明，唐武宗總體而言是個好皇帝，有抱負，有魄力，有建樹，很顯然，這些品格在他幼年時期已顯端倪。對權利斗爭一知半解，對未來歲月的茫然無措，對宦官任意弄權的嚴重不滿而又無能為力，這一切讓他惴惴不安。他因此一直都在尋找一種內心的安寧，想忘掉不快。當他接觸到張繼的《楓橋夜泊》詩時，感覺到了一個最具詩意的語言構造出的清幽寂遠的意境:江畔秋夜漁火點點，異鄉旅客臥聞靜夜鐘聲。這種境界對于找不到出路的他而言，無異于是世外桃源，也許，只有在此詩中方可尋得內心想要的那種與世無爭的寧靜。因此，刻碑留念或許便是他尋求永久寧靜的一種方式。

唐武宗死后，被安葬在位于陝西咸陽三原縣東北17公里徐木塬桃溝村北的端陵。那么，他的陵墓內到底有無那塊《楓橋夜泊》詩碑呢？

盜墓賊有無發現那塊《楓橋夜泊》詩碑

陝西咸陽三原縣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端陵尚未進行過考古發掘，也尚未對游人開放。據其介紹，端陵在歷史上曾被盜過，至于盜墓者是誰，眾說紛紜，不過焦點都集中在兩個人身上。

第一個人是大名鼎鼎的黃巢。理由是黃巢在退出長安城后，唐軍大將高駢在寫給唐僖宗的奏章中，曾說到“今則園陵開毀”。

第二個盜陵的人是溫韜。溫韜是五代時梁國人，祖籍是華原（今天陝西的耀縣），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節度使，鎮轄關中地區。傳說溫韜生下來時，剛好有匪星隕落在昭陵（李世民墓）所在山上，迷信者遂傳，有一個將給唐皇陵帶來災難的人物出世了。結果，溫韜在長安做了七年行政長官，關中地區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他趁戰亂時動手掘掉的。溫韜盜掘唐皇陵是有案可稽的，不論正史，還是野史，都有明確記載。《舊五代史﹒溫韜傳》載:“唐諸陵在境者悉發。”《資治通鑑》說:“華原賊帥溫韜聚眾，唐帝諸陵發之殆遍。”《新五代史﹒溫韜傳》載:“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惟乾陵風雨不可發。”而乾陵僥幸躲過災難的原因，是因為溫韜這個人特迷信，就在他派人挖掘乾陵的那一天，風雨大作，溫韜認為這是天意，就打消了挖掘乾陵的念頭。

至于端陵被盜何物，由于歷史久遠，根本無據可考。那么，唐武宗陵內有《楓橋夜泊》詩碑一說能成立嗎？該工作人員表示，此前從未聽說過，也沒有從史料上看到相關記載，估計是后人附會的。

歷史上果真有几起刻碑喪命事件印証武宗詛咒？

雖然這只是傳說，但無風不起浪，傳說也不可能是空穴來風。那么，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其他人刻寫了《楓橋夜泊》詩碑，這些人的下場是否真應了唐武宗的詛咒而“必遭天譴，萬劫不復”呢？

經查証，《楓橋夜泊》詩碑民間（相對于帝王之家而言）始刻于北宋，作者為翰林院大學士郇國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連遭變故，王珪本人也暴亡。第二塊《楓橋夜泊》詩碑的作者是明朝書畫家文徵明，詩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亦身染重疾，在世間受盡病痛折磨，含恨辭世。清代大學者俞樾是第三塊《楓橋夜泊》詩碑的作者（現蘇州寒山寺內的《楓橋夜泊》詩碑即出自俞樾之手），清末光緒三十二年，江蘇巡撫陳龍重修寒山寺時，有感于滄桑變遷，古碑不存，便請俞樾手書了這第三塊《楓橋夜泊》石碑。俞樾作書后數十天，便倏然長逝了……

松井石根恐懼詛咒中止奪碑計划

時空再回到1939年的蘇州，錢榮初刻完《楓橋夜泊》詩碑后立即暴斃了，在《楓橋夜泊》詩碑的歷史記載中私刻詩碑的人都“萬劫不復”了，這讓松井石根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此碑真的是烙上了千年的詛咒，只配帝王把玩和擁有，凡夫俗子怎能去享受帝王的尊榮呢，難怪會應了詛咒，不得好死啊。日本天皇雖也是一朝天子，但他是異國之君，萬一也難以跳出唐武宗詛咒的怪圈，那該如何是好呢？

松井石根越想越怕，他怕盜奪詩碑的行動會“妨主妨己”，遂打消了掠碑的念頭，并將“悟”出的道理電呈裕仁天皇。天皇經反復權衡，准奏。

于是，松井石根徹底放棄了這個計划。

隨著時間的流逝，那起發生在明媚三月寒山寺門前的命案，已漸漸從人們記憶里消失了。當然，在這個世界上，類似千年詛咒這樣的東西其實是并不存在的，但發生在《楓橋夜泊》詩碑之上的樁樁“怪事”又該如何解釋呢？發現周刊記者經過調查，揭開事實真相……


“三旨宰相”王珪有沒有遭“天譴”

《楓橋夜泊》詩碑民間始刻于北宋，最早刻這塊碑的人是翰林院大學士郇國公王珪。據傳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連遭變故，王珪本人也暴亡。這是對唐武宗死前所說的應驗，還是巧合？

南京博物院古代藝朮研究所書畫鑑定家張蔚星說，這個刻碑的王珪，就是李清照的外公，也是秦檜夫人王氏的爺爺。史書上記載，王珪為人膽小怕事，一貫順承帝意，以明哲保身處世，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他上殿奏事稱“取聖旨”﹔皇帝裁決后，他稱“領聖旨”﹔傳達旨意是“已得聖旨”。他雖在政治上碌碌無為，但是文學造詣確實不錯。在《宋史本傳》上記載，王珪是三朝元老，為宋朝廷起草詔書達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歐陽修讀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詔時，忍不住贊嘆說:“真學士也。”

“王珪書《楓橋夜泊》是因為他文學地位非常顯赫，他寫碑的時候，正是服喪期間，并沒有署名。其實，書了碑文后，他本人在朝廷上的權勢并沒有削弱。元丰四年（1081年）10月，皇帝發現有大臣和大理評事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有人想趁機陷害王珪父子，但陰謀沒有得逞。王珪的死，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死因，但史書上說他死在任上，活到了67歲，這在古代已經是比較長壽的了。他死后，宋哲宗還封他為歧國公。”


文徵明寫完《楓橋夜泊》后四十年才死

400多年后，由于王珪寫的《楓橋夜泊》詩碑已經不知去向了，于是，當時中國書壇最有名氣的文徵明便再次寫了這塊詩碑。但據說，詩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也身染重疾，在世間受盡病痛折磨，含恨辭世。他難道也是中了唐武宗的詛咒？

張蔚星笑笑說:“并不是這么回事。文徵明與沈周、唐寅、仇英并稱為吳門四家。這四個人當中，文徵明是生活最有規律的，他和唐伯虎同年，但比唐伯虎長壽多了。唐伯虎死于嘉靖二年（1523年）12月，終年54歲，而文徵明活到了近90歲。文徵明寫《楓橋夜泊》詩碑，應該是在50歲前，也就是嘉靖元年前后。因為嘉靖二年春天，文徵明就以應貢赴京，繼授翰林院待詔留京。而且從現有‘徵明’二字，可以知道是他42歲后所寫，也不同于致仕以后的風格，和他50歲時的《金陵詩帖》字體相近，應是他50歲前所寫。”

那么，文徵明究竟是怎么死的？如果是中了詛咒，為何沒有立即去世，而是過了40年以后呢？據了解，文徵明是一個非常勤奮的書畫家，加上生活又講究規律，他算是很長壽的。一直活到了89歲，去世前，他在一艘小船上，正在為別人寫墓志銘。當時他很安靜地寫著小楷，但還沒寫完，就放下筆坐在凳子上安詳地辭世了。專家推測說，文徵明很有可能是由于心臟病突發才去世的。

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俞樾應是自然死亡

又過了近400年，寒山寺被重修，俞樾為此寫了第三塊《楓橋夜泊》詩碑。但，怪事又發生了，碑成后十多天，俞樾便溘然長逝……俞樾是因何去世？是死于非命，還是自然壽終？

俞樾寫這首《楓橋夜泊》時，是在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當時俞樾雖已85歲高齡，但他仍以其飽滿的情懷、穩重的章法、渾圓的筆意，揮灑淋漓，一氣呵成。“俞樾是曾國藩的學生，當年科舉考試，俞樾以‘花落春仍在’為題目，被曾國藩贊為佳作。但是俞樾官運不好，被御史曹登庸以‘試題割裂、出題不謹’彈劾罷職。38歲時為避兵燹，他移寓蘇州，潛心學朮。曾國藩有兩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是李鴻章拼了命掙錢，還有一個是俞樾，拼了命地寫書。俞樾是經學大師，當時他書《楓橋夜泊》碑的時候，年事已高。他四世同堂，85歲的時候還牽著重孫俞平伯的手，神采奕奕的。俞樾也是高壽，86歲才壽終，是自然死亡。”

臨終前，俞樾還作了留別詩10首，又作“自喜”詩和“自恨”詩，代訃辭行，頗為瀟灑豪邁，在戚戚別情中掩藏著大氣和高亢，而最后一首 《臨終自恨》是俞樾臨終前，在彌留之際，口授孫子俞陛云記錄下來的，可謂“臨終詩筆尚如神”。

張蔚星說，清代以前書《楓橋夜泊》的書畫名家，大都居住在蘇州，還有一點都是比較長壽，并沒有出現寫了碑就猝死的現象。

只有民國張繼的死因有几分神祕

1947年，蘇州名畫家吳湖帆請國民黨元老張繼也寫刻了一塊《楓橋夜泊》詩碑。請現代詩人張繼書唐代詩人張繼的詩，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但張繼寫了《楓橋夜泊》詩碑后，第二天便與世長辭了。這再一次讓人們聯想到了唐武宗的臨終遺旨:《楓橋夜泊》詩碑只有朕可勒石賞析，后人不可與朕齊福，若有亂臣賊子擅刻詩碑，必遭天譴，萬劫不復！

張繼究竟是怎么死的？為何會突然間猝死呢？張蔚星介紹說，張繼雖然和唐代寫《楓橋夜泊》的張繼同名，但張繼自己曾說，他的名字是:繼承革命先烈的意思。張繼是河北人，大有燕趙慷慨遺風。他在國民黨中資格雖老，卻坐清水衙門，和蔣介石關系不佳。張繼一生有三件事，大家印象很深刻。第一件是:1935年，孫鳳鳴在湖南路中央黨部大禮堂前刺殺汪精衛時，54歲的張繼和張學良一起制服了刺客，保全了汪精衛的性命。第二件事，就是張繼怕老婆出了名，其妻崔振華是一個有名的“河東獅吼”。當年，宋慶齡、何香凝在國大提出了“聯俄抗日”的提案，張繼也在上面簽了名，回去向老婆如實匯報，劈頭蓋臉挨了一頓臭罵。于是他又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眾人責問他為何這樣輕率，張繼紅著臉承認:“是老婆不贊同孫夫人的主張，不讓我簽字，奈何？”第三件事，就是張繼猝死。1947年12月15日，也就是張繼寫了《楓橋夜泊》詩碑第二天，就突然死亡了。張蔚星說，有人認為可能是中了詛咒，還有人推測，可能是蔣介石派人殺了他﹔但公開的說法是:突發心臟病不治身亡，終年66歲。而在寒山寺現有的碑廊上，則寫著:“……近日勞瘁過甚，至遲至三日始行，書就越一夕即作古人矣。”由此推測，張繼是因為疲勞過度，導致心臟病突發而亡。

總統府《楓橋夜泊》石碑的另一種說法

如今，不僅蘇州有《楓橋夜泊》詩碑，在南京的總統府內也有一塊。昨天，記者探訪了這塊讓人誠惶誠恐又充滿神祕的石碑。石碑比人還高，漢白玉質，放在總統府煦園東長廊南端小亭內，碑的正面、背面以及其中一個側面都有字。記者注意到，碑文的落款是:俞樾。

總統府的這塊碑，曾經引發了寒山寺和總統府《楓橋夜泊》詩碑誰真誰假的爭論，一時間吵得沸沸揚揚。總統府陳列研究部的陳寧駿揭祕說，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一次較大規模的整修中，在西花園桐音館東南假山附近發現了這塊詩碑，為了保護它，就把它遷到了長廊里。在遷移中，他們發現碑座上刻有七排文字:“大日本帝國陸軍省海軍省后援，大阪朝日新聞社主催大東亞博覽會，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出品，寒山寺詩碑于大阪朝日新聞社……日本石材工作，株式會社謹制”。這說明，總統府的這塊詩碑是寒山寺的復制品。

根據之前掌握的資料，這塊碑應該就如前文所說，1937年12月，日寇占領長江下游及當時中國首都南京，其頭目松井石根在寒山寺與石碑合影后，日本侵略者將喜愛至極變成了喪心病狂的瘋狂掠奪，想把這塊詩碑運回本國、據為己有。為了保護這塊石碑，蘇州錢榮初老人連夜刻碑，傳出以贗碑迷惑日寇的動人傳奇。但是操作途中，漢奸將仿碑截住，用專車運到了南京，密藏在總統府內。但是陳寧駿卻說，還有一種說法是，煦園內的這塊石碑是1939年3月，維新政府在成立一周年之際，為了博得日本主子的歡心，按原碑大小字樣，重新制作的。在當時，這塊碑是漢奸們奴顏媚笑、迎合奉承的道具。

李大釗、劉海粟等人也書過《楓橋夜泊》碑

據調查，歷史上，除了王珪、文徵明、俞樾、張繼之外，李大釗、劉海粟、陳云也書過《楓橋夜泊》詩碑。如今在蘇州寒山寺，《楓橋夜泊》詩碑的塊數也頗有爭議，有的說有六塊，有的說有七塊。

其中，有六塊詩碑的說法是:第一塊是王珪詩碑，由于王珪詩碑久已不存，1996年，蘇州著名書法家費之雄從3000余字的王珪手跡墓志銘拓片中，找出相應的文字，由蘇州碑刻博物館雕刻藝朮家時忠德重刻﹔第二塊是文徵明詩碑，這塊碑原先僅存“霜、啼、姑蘇”等數字而已，現殘缺部分用集字的方法進行刻制而成﹔第三塊碑是俞樾詩碑﹔第四塊是張繼詩碑﹔第五塊是李大釗詩碑。這是李大釗1919年30歲時所書，1994年為寒山寺千方百計尋覓到的﹔第六塊碑是劉海粟詩碑。1981年冬，時年86歲高齡的畫家把自己關在房內約5個小時，用整個身心完成了一件力作──行草《楓橋夜泊》。劉老完成這件作品后病倒了多天，但他對這幅作品非常滿意，認為不亞于俞樾所書。根據劉老生前愿望，這塊碑于1994年鐫刻完成后置于寒山寺碑廊內。

而七塊的說法，前面六碑都一致，就是多了一塊陳云詩碑。據說，是根據陳云82歲時所寫的、贈送給評彈名家劉*若的《楓橋夜泊》雕刻而成。

刻碑大師錢榮初暴死之謎數年后破解

看來，有關《楓橋夜泊》詩碑有詛咒的傳說，只是個別案例，屬于一種難得的歷史巧合，但正是這種巧合，為寒山寺保全了這塊碑。那么，錢榮初的命案又是怎么回事？

陳寧駿說，其實當時錢榮初并沒有死，解放后，他還曾經回到寒山寺找靜如法師，但那時候，靜如法師已經不在了。那么，當時老百姓發現的死者究竟是誰呢？

其實，暴斃在寒山寺外的死者并非錢榮初，而是長相與錢榮初非常酷似的另外一個人，他的名字叫錢達飛。錢達飛與錢榮初有刎頸之交，也是個愛國志士。錢達飛曾在東洋留學多年，是個“日本通”，他對日本的政治、經濟都非常有研究，對日本政界、軍界知名人士也“知之甚深”。

錢達飛在得知靜如法師和錢榮初大師的計划失敗后，便力勸錢榮初喬裝打扮、隱姓埋名去外地避難，他自己則舍身取義，用“血書”引誘松井石根“研究”有關《楓橋夜泊》詩碑的歷史記載，以嚇阻日酋掠碑之陰謀。據說，當錢達飛把自己的“妙計”講給錢榮初聽時，錢榮初不忍錢達飛冒名而死，錢達飛謊稱自己身患癆病，已行將就木，他說，用一即將大限的病軀護碑，值！錢榮初被錢達飛一身正氣深深感動，與其灑淚而別。

由此可見，所謂的皇家詛咒不過是人們的心理暗示罷了，并不存在真正的詛咒，也沒有應驗。《楓橋夜泊》石碑的詛咒之謎，至此已被徹底解開。 (本文來源:現代快報 )

超過人類想象的蒙古大屠殺 2009/03/02

宋朝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而且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其它文明地區。中國發展停滯以至於最終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國的大屠殺、野蠻破壞、和殘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員、尤其是掌握先進技朮的漢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實行的是種族滅絕和徹底破壞的策略。中國北方被毀得千里無人煙。這在后資治通鑑里有明確記載的事實，而在中國現代史家的通俗讀物里是見不到的。 　　 　　蒙元政權攻打南宋時，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區難以見到的頑強抵抗，事實上，蒙元軍事力量雖強大，但沒有取勝南宋的的把握，這迫使他們改變了野蠻的滅絕屠殺行為，改用相對文明的方式征戰。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殺干淨，也不再焚燒一光。而是啟用當地投降的官員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樣，中國南方(長江流域和廣東福建沿海)地區免遭破壞。馬可波羅在中國見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榮，這種繁榮是几白年來宋代人們創造積累的。蒙元只不過沒有破壞干淨，但他們除了瘋狂搜刮財富，沒有對繁榮有任何貢獻。實際上，中國正在蒙元統治下走向衰退。 　　 　　而在掌握蒙元史編造原則的中國歷史學家筆下，宋代是一個充滿腐朽落后的時代，而蒙元是一個欣欣向榮、生氣勃勃的新時代。馬可波羅見到的繁榮，被他們當所蒙元英明統治的証據。蒙元專家的研究論文，只集中在為兩個觀點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敗、軟弱。二是蒙元時代的科學、文化、經濟成就。他們所有舉出蒙元時代的成就，都是漢族人們創造的。但他們都牽強附會歸功于蒙元政權。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國北方屠刀下千里無人煙的慘劇，對他們的結論沒有什么影響。最多輕描談寫，一筆帶過說蒙元有部分破壞生產力行為，還不忘了交代一下這是個別現象。為了民族團結，不要在追究這種事。 　　　　　　 　　而宋代在這些中國專家筆下，則是充滿統治階級腐朽落后，階級矛盾減弱的朝代。在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文章列舉一系列宋代腐敗現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結論：“這樣腐敗的政權，任何民族都有權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當中國的主人是推倒歷史前進的”。他的話讓我范描寫想起兩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的腐敗，同理，是不是因為清政府腐敗，那英國、俄國、日本等民族就有權力當中國的主人？否則阻礙歷史發展？按照同意邏輯，是不是漢民族的管理者被別人找到腐敗現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權力象蒙元政權那樣屠殺、奴役漢民族。這些歷史學家所作所為，等於是在為另一次大規模屠殺漢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實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區(不僅中國)，不僅造成了文明發展的大倒退，伊斯蘭和歐洲學者(尤其是俄國學者)詳盡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造成至今是有史歷來最大的人道災難。几千萬甚至上億貧民被屠殺。這種屠殺，不但沒有促進當地文明發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奪過的地區發展的全面停滯。我所讀過的一本蘇聯歷史書上清楚地論証道，俄國在蒙古人屠殺和占領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蠻時代。萬幸俄國受沒有被破壞西方文明影響，逐漸恢復了國力，趕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這唯一的文明源頭。那我們今天也未比在中世紀的人們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國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兩千年以來不斷的屠殺、破壞、征服奴役。這其中，蒙元政權是最惡劣例子。 　　 客觀地說，中國明代以后的主流歷史學家對宋的貶斥情有可原。盡管宋代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但是由于宋的軍事軟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殺、搶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榮并沒有留給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國史家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榮。更談不上思考宋的繁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運的是，不受中國史學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則沒有這個偏見，西方國家后來的發展很多受益與宋代的發明創造。對宋的成就多有贊揚。(實際上西方學者受語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現代中國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寫的一團漆黑，已經很難說是偏見引起。說元代因為蒙古人統治而比繁榮，是彌天大謊。根本不具備任何職業道德。 　　 　　 　　中國在宋代已經有成熟的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系統和福利制度。許多寶貴的經驗到今天還被中國遺忘，卻在西方國家卻后來居上，從新發明和改善了這些文化傳統。然而中國的主流歷史學家卻刻意隱瞞真相，使得很多這些關鍵的歷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輝煌成就，需要經過西方學者、或者有歷史造詣的極少數非職業史家用業余時間通過互聯網才能慢慢揭示。 　　 　　很多不同來源的歷史原始資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沒有接觸到文明地區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沒有溫飽，經常發生為了爭奪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殘殺[14]。老老幼病殘遭到遺棄[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場快被破壞。游牧民為了生存，爭奪草場，經常大規模自相殘殺[16]。游牧民族有種族滅絕的習慣，每戰勝一個部落，就把對方男子全部殺光，把女子和幼兒掠奪為自己的奴隸。由於這種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經常到人口稠密地區掠奪人口，補充自己的來源。所以盡管蒙古和土兒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歐洲、西亞、中亞地區掠奪白中國人口，成為白種人，而蒙古地區游牧民族掠奪中國和朝鮮等文明地區的人口，成為黃種人。阿爾泰民族群體原來的人種，已是難以解開的謎。 　　　　　　 　　遠離農業地區的游牧民族從來沒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區的游牧民族可以搶劫財富。搶劫到的財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財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區的游牧民族把它當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們或者直接搶劫，或者利用搶劫做威脅，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馬)強迫文明地區向他們輸送衣物、鐵器、食物、金銀等來維持生活。而文明地區地區打內戰時或者企圖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搶劫時，經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軍。事實上這種雇佣和貿易造成了畸形強大的游牧民族。中國除了華夏文化還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對中國發展有貢獻，比如藏文明、高麗文明和維吾爾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護文明地區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搶劫，對文明發展沒有任何貢獻。恰恰相反，在沒有長城保護的維吾爾地區由於長期被游牧民族破壞，使其落后于華夏文明，使中國發展失去了一個借鑑來源。實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會的寄生虫。為了對付游牧民族野蠻搶劫屠殺，文明地區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成為沉重負擔。成為文明地區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續不斷的蒙古人搶劫拖垮了)。文明地區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虛而入，大肆燒殺掠搶。歷史上也的確有很多游牧民族，受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了華夏文明。只有在他們成為為華夏文明一員后，(成為漢族以后)，才對中國發展做出貢獻。這些民族融合的動力，是華夏文明創造財富的功勞，不是野蠻民族搶劫的功勞。中國史書卻本末倒置。 　　　　　　 　　盡管游牧民族的野蠻生活方式在國外史書中常見，但在現代中國史書中卻是基本絕跡的。 　　 　　中國蒙元史家不厭惡其煩地描寫蒙元政權如何興修水利，救濟難民，恢復農業，復興科舉，証明蒙元的英明統治。這真的是游牧民族帶來的嗎？蒙元在入住中國為食物或女人連父子、兄弟都可以殘殺，連成吉思汗父親死后，其孤兒寡母寡婦立刻被拋棄，任其自生子滅。這樣殘酷的習俗，怎么會一下成為英明的統治階層？ 　　 　　事實上，蒙元政權啟用了漢族官員始于宋代遺留下來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現。蒙古人在中國以外地區沒有這樣做，是因為華夏文明創造的大量財富誘使他們放棄野蠻屠殺破壞。啟用投降的漢族官員治理。這樣他們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財富。華夏文明沒有被破壞的功勞，不用歸功于蒙元。而應歸功于創造財富的漢族人民。蒙元興修水利、救濟難民等行為是華夏文明的殘余，而沒有野蠻民族的任何貢獻。中國宋代官府救濟難民的次數規模遠遠高于蒙元，這在中國史家的材料中是無法見到的。沒有蒙元，中國只有更繁榮，被蒙元破壞摧殘后，中國文明倒退到一個低下的起點，而且從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是因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國史家在大肆吹捧鐵木真、忽必烈的同時，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稱號，這無疑會迫使中國人民蔑視抵抗異族入侵時的民族英雄，強迫中國人民在異族殘酷屠殺和種族滅絕時逆來順受，甚至加入異族屠殺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無窮。 文明發展必須要通過積累才能完善。華夏文明通過無數次經驗教訓，已經懂得興修水利和免除過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發展到已經深度才能考慮全面。對於蒙元這種從野蠻落后背景出來的政權，就沒有這樣的智慧。他們在搜刮財富時沒有節制。造成創造財富的民族生存困難。即使興修水利，也根本不考慮民工的生命價值，結果引發了紅巾起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紅巾軍沒有什么先進武器，組織也似一群烏合之眾，卻能夠在蒙古軍隊統治的確橫掃千里如入無人之境，蒙古軍隊卻無力鎮壓。他們所在文明地區的屠殺奴役，使得沒有人能夠再為他們制造先進武器了。這是給那蒙元統治促進武器發展的說法一記耳光。蒙古人在接觸文明地區前連煉鐵都不會。借助文明地區武器才強大，一旦毀壞了文明地區，自己也就沒有武器了。蒙元統治哪里象中國蒙元學派說的那么高明？ 　　中國蒙元史家經常說沒有蒙元的統一，東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發展。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國早在蒙元前就與世界文明地區大量交流。從農業品種到胡琴、椅子都是從世界文明地區傳來。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運，把大量中國物品運送到西亞、歐洲。東西方交流根本不是從蒙元開始。唐宋代早已繁榮了。蒙元學家絞盡腦汁找例子，証實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朮傳入中國，難道沒有蒙元，這些技朮就不能傳到中國了？ 　　 　　蒙元真的促進東西方交流了嗎？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區以前，就在絲綢之路上搶劫，結果割斷了陸地絲綢之路。割裂東西方的聯系。蒙元入主中國后，由於不斷的屠殺搶劫，使得陸地絲綢之路各文明地區千里無人煙，連生產也沒有，更談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說蒙元把中國火藥技朮傳到西方，這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了象突厥這樣的野蠻部落強大。對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壞，從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發明鼻祖中國，也從此喪失了大部分發明創造的活力。 　　 　　中國主流蒙元史專家為了把東西方交流的功勞歸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隱瞞和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中外海市貿易早兩漢初步建立起來，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規模很大的發展。最遲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廣州首次設立了市舶司，還建立了專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時每年有几十萬外商來廣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稱為“天子南庫”的海市貿易為維持南宋的經濟繁榮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時期，泉州、廣州都是最著名的對外通商口岸，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著貿易往來。這些事實說明，沒有蒙元政權，中國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觸和交往，難道非要象那些蒙元專家所說的，需要靠蒙古帝國瘋狂的屠殺和掠奪之后，才能促進嗎？ 　　 　　蒙元學家還另外制造了一個謊言：蒙古帝國征服中國后，瘋狂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由于財富不是自己生產的，他們毫不珍惜，用極為低廉的價格換取中東、歐洲的奢侈品。這樣自然吸引了大量中東商人前來幫助蒙古帝國敲詐勒索中國人民。貿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學家說這是促進了東西方交流，這類似于說小偷把偷竊、搶劫東西送到到市場銷贓的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生長發展一樣。蒙元帝國的掠奪行為惡劣程度遠遠超過普通的強盜。在他們大量掠奪中國漢族人民財富出賣給外部國家，嚴重破壞了的生產基礎，也破壞了生產者賴以生存的基礎。中國的潮州以前就是歷史上著名瓷器生產中心，在蒙元政權瘋狂掠奪下從此衰落。 國外的書籍中記載，蒙古帝國軍隊殘暴、邪惡的行為包括把婦女強奸以后殺死，把孕婦的肚子刨開、屠殺尚未出生的嬰兒、把死人的頭擺成金字塔炫耀、取樂，無論男女老少一律處死，他們是一群十惡不赦的強盜。蒙古人滅花剌子模，屠尋思干（撒馬爾罕）城約百萬人口﹔滅西夏，屠八十余萬。蒙古人數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數百城，包括屠殺了巴格達的數十萬人口。整個中亞一片廢墟。在中國范圍內，蒙古人曾一度要殺絕中國人，讓良田盡為牧場。若非耶律楚材勸說，恐怕今天早就沒有中國人了。蒙古人僅在中國北方金境內(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屠殺漢、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約占90，其中忽必烈屠殺了一千八百萬人，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公元1279年，元蒙兩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引元代賀清泉《成都錄》）。“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暮，疑不死，復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最保守的估計有1300多萬人，屠殺后竟然不滿80萬人。元丞相伯顏提出并屠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是賤民，財產可以任意奪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殺戮。漢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婦的頭一夜是一定要給蒙古保長過的，中國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劍橋中國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結果，即宋代中國人口有至少一億兩千萬、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萬。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空前絕后的﹔受害者的人數，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年版。蒙元政權的超級野蠻使北方游牧民族從羨慕華夏文明變成蔑視華夏文明，他們再沒有把中國人當成自己的同胞，而是當成自己的獵物。外蒙獨立時，對几十萬非蒙族的漢滿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內蒙的王公勾結日寇進貢中國軍隊。所有被蒙古入侵的民族都痛恨蒙古蠻族的入侵[在俄羅斯，前蘇聯還有專門的紀念蒙古大屠殺的博物館]，只有漢人例外。豈不是奇恥大辱！！象蒙古人那樣殘忍還算是人嗎？中國人在歌頌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壯時是否也曾想到那無數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國人的祖先的？　 第一：中國人的地位問題 　　蒙古在中國建立蒙元廷，并沒有把當地原住民當人。元把境內的子民分為四等，第一當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兒其、波斯、巴格達、俄羅斯、波蘭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魯撒克遜的歐、亞金發碧眼白種人），在中國大地嗜虐的蒙古鐵騎里有很多金發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戰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漢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漢人在內的真正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為落后，這是由于他們的文化更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擴張，并沒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國儒家學派所倡導的吊民伐罪，也沒有任何高級情操的動力，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傳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擴張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掠奪財富﹔一是滿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國的野蠻本質和立國精神，就容易了解漢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輕視漢人，所以列為第三等和第四等國民。在蒙古人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沒有別的用處。而色目人（藍眼睛白種人）則不然，他們在商業上的貢獻，要超過漢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親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銀幣借給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兩紋銀的利息，十年后能高達一千零二十四兩，這是一種恐怖的剝削，當時稱為“羊羔兒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簡單，必要時，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報案，說他在途中被盜匪搶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數賠償。所以漢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鐵木真即曾規定，殺蒙古人的償命，殺色目人的罰黃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兩銀幣），而殺死一個漢人，只要繳一頭毛驢的價錢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戰爭，差別待遇較平時更甚。像一二八六年，為了明年進攻安南王國，征用全國馬匹，色目人三匹馬中只征兩匹﹔而漢人的馬，無論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斷征馬，每次如此，漢人的馬就成為珍品。蒙古統治中國，從基層起就有嚴密而徹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編為一“甲”，首長稱“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當。這蒙古人就是這二十家的總管，這二十家就是這蒙古總管的奴隸，衣服飲食，他可以隨心索取，女子和財產，他更可以隨心所欲。元政府有嚴厲規定：禁止漢人打獵，禁止漢人學習拳擊武朮，禁止漢人持有兵器，禁止漢人集會拜神，禁止漢人趕集趕場作買賣，禁止漢人夜間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長，全由蒙古人擔任。當蒙古人不夠分配，或中亞人賄賂夠多時，則由中亞人擔任。蒙古官員大多數是世襲的，每一個蒙古首長，如州長、縣長，他所管轄的一州或一縣，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漢人則是他的農奴，他們對漢人沒有政治責任，更沒有法律責任。蒙古嬰兒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繼承了州長縣長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構成一個小型的宮廷。 　　 　　可以說這段歷史是中國歷史最悲慘的部分,在這個時期,由几千萬的中國人民被屠殺,無數中國婦女被強奸,無數中國兒童被綁架成為奴隸,最后在屈辱中死去.無數中國人民喪失了祖祖輩輩建設的家園,被驅趕成為奴隸,無數的人被凍死餓死,無數中國人民的財產被蒙古帝國統治者掠奪去,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阿拉伯和歐洲,給他們換來奢侈品.無數的能工巧匠被綁架到異國他鄉,而中國人民卻從此失去了發明創造的能力,從世界最領先的國家, 逐漸落后成為半殖民地。是地地道道的亡國史。 　　 　　 　　第二：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摧殘 　　蒙古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蒙古人都不會漢話，不識漢字，地方官員如此，中央官員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會漢話和漢字。一百年間的政權，也只有兩個漢人出任過宰相，一是帝國初創時的史天澤，一是帝國瓦解前夕的賀惟一，而賀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過忠于中國。正因為這種緣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隸總管的身分，控制中國，所以對漢人毫無感情，對中國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許接受。　 　　 蒙古官員的貪污腐敗，跟他們的初期武功一樣，在歷史上也屬空前。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鐵木兒曾大力整頓官吏，一次就有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個貪官撤職。然而他不能堅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復行放任，以致每一個蒙古官員都是一個百萬富翁。而蒙古帝國特征之一是官員特別多，一塊玉石的發掘或一張弓的制造，都會有若干官員管理，所有官員都靠貪污勒索維持高級享受。帝國的繁重賦稅，也是促成貪污腐敗的要素之一，他們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時，曾打算把元帝國的賦稅，以一百四十萬兩銀幣包給中國籍巨商劉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極力反對，才算作罷。可是不久中亞維吾爾籍巨商奧都喇合蠻出價二百二十萬兩時，窩闊台怦然心動，終于包給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財稅上，他們不知道鼓勵生產，只知道盲目而凶惡地剝削。十四世紀三十年代全國各項賦稅，平均額較上世紀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這都出在中國人身上。 然而，僅只上述的這些壓榨，痛苦還是輕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賜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隨時把漢人視如生命的農田，連同農田上的漢人，賞賜給皇親國戚──親王公主或功臣之類。宋帝國破滅后所舉行的一次賞賜中，少者賞賜數十戶數百戶，多者竟賞賜十萬戶。每戶以五口計，一次就得到五十萬個農奴。漢人忽然間失去他祖宗傳留下來的農田，而自己也忽然間從自由農民淪為農奴，沒有地方可以申訴。除了大汗的威力無法抗拒外，任何一個蒙古人，都可以隨意侵占，他們經常突然間把漢人從肥沃的農田上逐走，任憑農田荒蕪，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三：蒙古的宗教 　　蒙古的宗主們大多信奉薩滿教，但是，在1307年的一場宮廷斗爭中，中華文明面對一場大危險。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Ananda）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并擅長於阿拉伯文，是寧夏的長官（達魯花赤），是寧夏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他的父親元成宗為了使他回心轉意，曾一度囚禁過他。元成宗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帝位，并處死他。中華文明避免了一場將會是很徹底的改變的危機。 　　 　　蒙古帝國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項是吐蕃宗教國的僧侶，世人稱他們“喇嘛”、“西僧”、“番僧”。這些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所謂活佛，卻是漢人的災難之一。大汗既然尊稱“法王”為國師，無論這種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誠的信仰，結果都是一樣，即喇嘛在蒙古帝國所屬的元帝國中，具有強大力量，雖然還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對漢人逞暴，卻綽綽有余。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扎杭州，把宋帝國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并且至少有五十萬戶農民（約二百五十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云，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一三○八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幸而皇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極力反對，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勢的鼓勵。他們在街上很少買東西，只徑行奪取。一個柴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長官（留守）李壁伸訴，李壁正在處理時，眾喇嘛已手執木棍，呼嘯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毆。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爭路，竟把王妃拖下車輛，拳腳交集，大汗的反應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對高階層統治者還是如此，居于最下層的漢人，可以推斷出所承受的蹂躪。　 第四：看看12世紀的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 　　漢人知道，苦難不僅來自暴*政，而更是來自**──韃靼。**，是漢人對蒙古人輕侮的稱謂。除非鏟除**，解除頸子上亡國奴的枷鎖，暴*政不會停止。 　　我們在史書中，經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國在中國土地上殘酷地進行種族滅絕的紀錄。“乘其駿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戰的目標和動機。比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几盡，金用子女牛羊馬百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矣” 。“關中兵火之余，戶不滿萬” 。“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亦為兵所焚，火月余不滅。”“ “韃靼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等等。 　　那么蒙古屠殺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我看到最早的統計是在尚鋮主編《中國歷史綱要》。蒙古滅金后得戶87萬余，口四百七十五萬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統計數戶七白六八萬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余，少了90%。按照這個統計，北方被屠殺漢族人民人數約四千萬。 　　　 　　 根據《元史》記載，僅陝南一帶雙方交戰后，宋軍陣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達數十萬。 　　蒙古攻宋時，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滅宋，得戶九百三十萬，校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戶數1千三百六十萬也少了30%。按每戶5人計算(金朝境內每戶平均5.4人)，南方宋境內被屠殺人數約2400萬。 　　 　　也就是說，最保守的估計，中國金境和宋境內至少被屠殺了6300萬人，金帝完顏一族盡數被屠，世間從此再無完顏一姓。這還不包括蒙古帝國在西夏的種族滅絕行為中喪失的黨項族人。以及滅遼后種族滅絕的契丹人。 　　 　　四川被屠殺后，人口減少上千萬人，占95%以上，是確定無疑的，但具體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難是宋代人口按戶來統計，一戶有多少人估計不一樣。紹興三十二年四川的戶數為263萬，如果按照均每戶為5人計算，則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約為 1,320萬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川元丰紹興淳熙戶口數》)。但也有人估計是一戶7口人，則人口大約2000萬。　 　　 　　 據《元史。世祖本紀》，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僅十二萬戶，所設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議減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距離元軍平定四川的1278年僅晚6年，也 就是人口數只有戰亂發生前夕的4%，這就說明了四川在與蒙古的戰爭中人口減少得令人震驚。　 　　 　　僅僅成都一城城內被屠殺至少140萬人。城外數都數不清，下面是從中國地方志找到的記載。舊〈成都縣志〉引明人趙防〈程氏傳〉，該傳引元人賀清權〈成都錄〉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又引元人〈三卯錄〉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暮，疑不死，復刺之。"　 　　 　　于是趙防感嘆曰："元人入成都，其慘如此！"。明詩人楊升庵的〈楊升庵遺集〉亦謂："宋宣和中，成都楊景盛（即楊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師之慘，民縻孑遺，以百八十年間猶未能復宋世之半也！"　 　　 　　據說，忽必烈自己估計蒙古人，在中國北方直接屠殺了1800萬人，而歷史學家估計中國北方人口三千死亡萬，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蘇北部、山東西部都是千里無人區。明政府強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據說很多河北山東人是從山西大槐樹移民的后代。這在很多人家譜里可以驗証。　 　　 　　 說南方地區人口下降少還可以，但說基本保存是不對的。傳說里，元軍統帥伯顏在平江南時不殺一人，但是，《續資治通鑑。宋紀一百八十二》卻記載了德佑元年 (1275 AD)十一月伯顏在江蘇常州的大屠殺： ”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譽、通判陳昭、都統王安節(王堅之子)、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殺之煎油倫炮，。。。攻二日，城破，譽死之，昭與安節猶巷戰，。。。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 不屈，亦死。" 從這段記錄里，我們看見“不殺一人”的伯顏， 凶殘到逼迫城外居民*運土，運完土后就把他們抓來填進壘里，還把人來油煎，最后盡屠了常州一城居民。"不殺一人"的伯顏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戰爭中蒙古軍隊所為了。　 　 8　 　　 　　我自己不知道蒙古人在全世界總共殺多少人，但是，被蒙古人破壞以前，中國和亞洲文明古國都相當發達，大城市人口都在100萬以上。僅僅在伊朗地區，被屠殺上百萬人口的城市就有這僅僅是大城市的統計，蒙古人在農村的屠殺人數是無法每次都統計出來的。但所以被入侵國家都記載蒙古人在農村一樣采取種族滅絕政策。當時俄國人口不多，所以屠殺人口總數不大，莫斯科只被屠殺了20多萬人，但是據俄國歷史學家估計，俄國被屠殺人口超過了中國的50%。被直接屠殺地區人口下降超過90%。　 　　 　　如果當時世界其他發達地區人口密度和中國相似，那么被屠殺人口應該不亞于中國的5000多萬。也就是說被蒙古屠殺人口應該不少于1億。至於說被屠殺2億也不是不可能的，第2次世界大戰造成歐洲人口下降了10-15%，(中國被日本入侵也大約是這個數)。蒙古人造成中國全國人口下降50%，北方和四川占90%，造成的損失比德國**和日本鬼子要大多了。 　　 　　第五：對世界總體來說，蒙古人有利于歐洲的興起和亞洲的落伍。 　　蒙古帝國的興起，有人簡單說起到了東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事實全然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看看現在的世界地圖，凡蒙古侵略過的土地，必然落后于蒙古人沒有到過的地方。800年過去了依然如此，而這些地方在蒙古人到來之前，科技文化的文明程度遠勝沒遭蒙禍的西歐。 　　 　　第六：“對中國來說，整體衰落，并從此一蹶不振。” 　　 蒙古的入侵，徹底破壞了中國文化和科技事業的正常發展軌跡。把當時處在世界科技文化前列的中華文明唐宋文明摧毀殆盡。 　　不想說了，在蒙古人到來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科技、文化、和富裕的中心。被蒙古噬略之后，中國整體衰落，并從此一蹶不振，再無出頭之日。 　　 　　因為XXXXX，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只維持了89年。1368年朱元璋的一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將蒙古人趕回了老家。蒙元并未象中國以前倒台的朝代一樣消失，而是退回草原與明帝國并立，并多次對明帝國用兵。 　　 　　以上數字引自尚鋮主編《中國歷史綱要》1955年1月版第273頁。我注意到，在六十年代文革以后，類似的描述在中國大陸通俗歷史讀物中消失了。代之以蒙元促進歷史進步的謊言。在八十年代后，這些謊言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同的聲音被打擊成為 “漢族孤立主義”和 “大漢族主義” 。 　　在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遼金夏元》一書中，作者也引用了相似的數據、即中國人口從宋、金時代的1.2億,下降到不到5800萬。而且指出，這個數字在元代一直沒有增長，保持到明代初期以后，才人口才開始增長，到明末才恢復到宋代水平。 　　 　　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受害者的人數，被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對那些把成吉思汗和蒙古獸兵當祖宗的民族敗類，我要對你們說一句：不要數典忘祖。還要對那些真正的中國人說一聲：文天祥、張世杰等在抗蒙中壯烈犧牲的民族英雄才是值得我們永遠崇拜的英雄 （全文完）　 　 作者：風寒晴(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