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和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出生于密甦里州的哥倫比亞市，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修習英語文學。 1991年，他還是大四學生時，就申請加入美國志願者組織“和平隊”。何偉通過了面試，“和平隊”計劃將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來挺樂意去那里的，但隨後得到了牛津的獎學金，學費和生活費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請。” 1995年再次提出申請時，有兩件事情已經很不同︰他經歷了一次歐亞大陸旅行，對亞洲有了格外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隊”開始在中國設立項目。于是他沒去非洲，來了中國，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偉在涪陵度過了兩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書並由此開啟了寫作生涯。他為《紐約客》、《國家地理》、《大西洋月刊》這樣的美國頂尖雜志撰稿。有人評價說，“何偉的筆下是真中國，是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國的地氣 1994年我第一次來到亞洲。在此之前我對亞洲並沒有什麼興趣，更別提中國了。但是我想從東方回家，從英國一路搭乘火車經過俄羅斯，穿越西伯利亞。老實說，當時來中國的惟一理由就是這段鐵路的終點是北京。我原本以為，我不會在中國待多長時間，最多一兩周罷了。 結果俄羅斯讓我有點失望。當時它的經濟很糟，看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被擊倒了，在莫斯科，人們排了長長的隊伍只為換取外幣然後買些吃的。然後我到了中國，立刻發現這個國家的不同。你可以觸摸到它的活力。盡管那時我只是個根本不會說漢語的老外，但我能感覺到，這里人人都很務實聰明，盡管他們看到外國人時會有古怪反應。總體上說，中國是一個越來越向外界開放的國度。我意識到這些值得探尋，于是把首次中國之行延長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後，我開始找機會重返中國，並在這里生活。 我申請那會兒，“和平隊”的成員被派駐到四川的小城市。這對我來說是個好事。我去過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樣的城市有很多外國人，會讓我難以自覺地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選擇，當時這是“和平隊”最遠的一個派駐點。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你幾乎看不到什麼外國人，我喜歡這種挑戰。我也喜歡長江和那里的風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歡在那里跑步或者遠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簡單，只是想教書並學會夠用的中文。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慢慢有了寫作的自信，最後，我覺得我能動筆寫這個地方了。 當你是一個駐華記者時，你和當地生活總是有隔膜的，你的“單位”是一本外國雜志，你的目標讀者是美國人。我想這是傳統記者體制的一個短腿，記者和他所報道的對象之間經常存在巨大的鴻溝。很多外國記者並沒有進入過一個中國單位和中國人共事過。我覺得我在涪陵的歲月對我的寫作有著難以想象的重要影響，雖然我已經離開它有10年了。這段經歷讓我更接中國的地氣，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國的大部分方式，我覺得自己在寫作時比大多數外國記者更投入感情。 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中國，我對這里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麼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麼有關中國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中國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 我在涪陵度過了兩年，從1996年到1998年。後來作為一個記者，我總是重返小城市或者農村去找選題。我在北京寫作，但幾乎不寫北京。 我惟一沒去過的省份是海南，我也從沒去過甦州杭州。事實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長時間，特別是浙江南部，但居然從沒去過甦杭。當然，我的出行計劃不是為旅游安排的。我喜歡去那些能夠激發我記者興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溫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時間，當然也包括北方農業省份。 我會去那些未向外國人開放的地方，有時候會被拘留，不過這些經歷通常都帶有喜劇色彩——當地警方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所以罰一筆小錢就讓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給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希望為當地發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負責，不想給自己惹麻煩，所以如果你向他們保證你不搗亂，基本就沒事了。當然，作為一個外國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國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嚇住了。 我很難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密切交往。這很奇怪。中國的知識分子很關注歷史、國際的觀點，有時過于看重這些問題並把它們強加到與之打交道的外國人身上，這讓你時刻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我倒覺得自己更容易被工農大眾接受。一開始，他們因為你是外國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並且不把你當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這是我喜歡他們的眾多原因之一。這種務實讓我更容易與他們打交道，因為他們總是通情達理的。但我又必須說在中國當一個知識分子真難。糟糕的歷史，復雜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勵獨立的思考者。 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間的確有一條鴻溝。有時候我會吃驚︰為什麼當代中國小說會有這麼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圖騰》，這本書無論在文字上還是在象征意義上都和中國的現狀隔得很遠。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那段時間，社會變化劇烈，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戰爭的傷痛被拋下，美國當時的作家們試圖抓住社會心理，于是我們看到了德萊塞，看到了克萊恩，也看到了杰克•倫敦。他們在各個層面關注這個社會。我希望同樣的現象出現在中國，但好像情況並非如此。也許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中國的小說家關注民工嗎？好像不。但如果他們想要抓住當下最重要的故事，他們應該關注。 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美國人通常都對中國抱有相當政治化的看法，覺得這是個被嚴密控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這里的人民都是被壓迫者。而一旦他們真的來了中國，又會大吃一驚而後態度大轉彎。其實中國是一個鬧哄哄的國家，多數中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這是中國動力的來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國有足夠多的行動，也沒看到像樣的草根民主。當然，現在有一些抗議活動，但基本上他們只是在抱怨個人得失。他們應該想想更大的問題。不過這需要時間，尤其在一個多數人剛剛擺脫貧困的國度。這也要求中國教育體系的變革，我感覺中國的學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勵創造性和個人主義。 我相信中國需要政治變革，但我不覺得這是美國的責任，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他們得自己想出解決辦法。對于他們來說，更多地接觸外部世界、接觸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時，我也不覺得那些批評中國的外國人有任何問題。在美國我們也批評美國政府，所以美國人如果覺得中國人有問題，自然就要說出來——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意識到並能夠接受這一點。 中國人和美國人都被他們的文化所困擾，但這種困擾是截然相反的。中國人的心靈是本能封閉的，他們覺得外來者無法了解他們的文化，一旦他們遭受失敗，通常的反應就是關門送客。美國人的心靈則是本能開放的，他們以為所有的外來者都是仰慕美國文化的，以為人人都需要美國產品、美國思想、美國民主。美國人遭受創傷時的反應和中國人很不一樣，看看“9•11”吧，美國人的反應是想要改變整個世界。這是兩種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導致傷害。中國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國人看起來更容易害了別人。 中美之間時不時會關系緊張，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可控的。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務實的階段，所以它的行為都是可預測的。而且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不過，兩國都太民族主義了。我一直很不喜歡美國的愛國主義，既單調又無腦。中國的情況也很有趣。我沒辦法理解一個人怎麼會對國家有那樣的感情。看來我仍然是個人主義者。 在中國討論倫理問題是困難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體主義這個國家會更加健康。個人主義不等于自私自利，它還會讓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點在中國人身上並不太多見。 中國現行體制某種意義上是很有效的，“關系”得到廣泛承認，行賄日趨“規範”，在很多方面，它運行良好。但這不意味著它是個無需改變的體制。我必須再說一遍，這也是中國人必須自己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對這種腐敗卻運行有效的體制很滿意（也算一種“務實”），問題在于，他們什麼時候才想要一個公正的體制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