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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官員淡出：從兩會看中國政治的保守取向

2009/03/13

蕭曹／兩會的“民生”重點，原本是胡溫政策的特性，也是中國社會發展轉型需求的反映。但與十六大相比，十七大后的中國政治，明顯呈現出保守特征，一些具有鮮明個性的官員先后淡出公眾視野，落實科學發展觀所帶來的新氣象，也被金融危機所沖淡，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既定方針雖然沒有改變，但也因保增長退出主流議程的次席。

民生取向從十六大的主動，到十七大的被動，只說明了執政者一種被裹脅的無奈。個性官員的涌現，一是因為十六大新朝新氣象的客觀需求，新的權利輪替必然給新的執政風格提供空間。二是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需要一批官員帶頭沖鋒，以探索新路。李金華、李毅中、潘岳以及地方的仇和，是其中的代表。而且他們都是依托于落實科學發展觀所提供的機遇，憑個人特質在各自領域展現才華。無論是李金華的鐵面審計，李毅中在安全生產上的決不容情，還是潘岳對特殊利益集團絲毫不留后路的大膽沖擊，都成為胡溫新政的鮮明注腳，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詮釋。

但十七大后，由于十六大權利布局基本完成，中國政治進入一個相對的平緩期，為了十八大及其后權利的順利延續，各方都顯然奉行了無錯為功的政治態度，政治空間收緊，個性官員失去了舞台。而受到落實科學發展觀沖擊的傳統既得利益集團，得到了喘息的空間。一退一進之間，那些充當馬前卒的個性官員就基本失去舞台。

在保增長的政治任務面前，雖然有官員稱“‘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是一體的,切不可把9個字簡化成‘保增長’3個字”，熟悉中國官方話語的人都明白，這樣的強調正說明現實操作中“保增長”3個字正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正確，客氣地說，落實科學發展觀雖然沒有被架空，但也沒有被真正落實。這倒不是各級官員抗拒中央，各級政府面臨的窘境，著名的“汪溫之爭”就是一個縮影。

“汪溫之爭”說明執政者內部，對如何應對和把握金融危機有不同的認知。金融危機是“轉變發展方式、結構調整的機遇”，還是“需要在協調平衡各方需求”才能小心渡過的挑戰，目前來看，還是后者占了上風。

既得利益集團的回歸，是政治保守的必然

另一方面，經濟危機使得保守的傳統既得利益集團得到了延續舊有增長模式的機會。這種保守可從兩會方方面面看到，十六大及其后，中國還有“綠色GDP”這樣的概念為科學發展作注，現在已經難以尋找這類特征鮮活的提議。民生議題很多，而大多是老生常談，金融危機可說是最大且惟一的關鍵詞。雖然驍勇的潘岳仍然強調“絕不能因一時擴大內需而讓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項目上馬”，但受到打壓的他顯然已經十分孤獨和落寞，在“綠色GDP”被無限期擱置后，他所提出的所謂“環境經濟新政策”也只聽雷響，不見雨下。也許制度建設本身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一片保增長呼聲中的中國當下政治生態及執政處境，對類似可能放緩增長速度的政策，實在難以提供像樣的空間，社會更難以報樂觀的態度。

經濟轉型也已不是媒體關注的最重要熱點

經濟危機迫使擺脫危機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以往對環保、科學發展觀十分關注的媒體，現在對這些問題的熱情也大為減弱。雖然有媒體呼吁，“借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之機和《循環經濟促進法》實施兩個月之際，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向人民許諾，在09年內分期公布2005－2008年綠色GDP報告”，但應者聊聊。科學發展觀因為沒有統一的標准體系，而難以有效地導引中國經濟社會前進的方向。地方政府以及各個部門，都在口頭上呼應科學發展觀，而在實際操作中，仍然以GDP為最重要標准。

所有這些，都在顯示一個方向：十六大以來，落實科學發展觀所帶來的新氣象，有可能被金融危機滌蕩一空，越來越保守的跡象，說明現時代與江時代沒有什么明顯的區別，胡溫的“民生”取向，由十六大時的主動，變成了現在安慰社會民眾式的被動選擇。不得不關注民生，是保守政治面對社會穩定時的一種無奈。

如果沒有金融危機，就按既定的方針，十七大一屆將為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奠定基礎。但問題是現在有了，這個目標的實現，將取決于執政者的勇氣，和全社會的共識。如果不能完成，未來的政治，將勢必經歷一段相當長的蕭規曹隨時期，新的轉型機遇何時或是否出現，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