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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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買美國國債，為何不藏富國民？

2009/03/17

　這次北京兩會，很熱鬧，采訪的記者非常之多，可挖出的猛料卻非常有限，特別兩會委員的提案，很少關注當前民眾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兩會傳媒看下來，留在印象是就是過氣的體育明星劉翔該不該缺席政協會議，還有要恢復繁體字的等無關痛癢的提案。這些中國精英分子是不是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底層？我真的懷疑這些精英分子。民眾最為關切的“高房價、高學費、高藥費，低收入”，這四座壓在中國普通民眾身上的“三高一低”的大山是目前中國擴大內需的根本障礙所在，這些精英們卻未能認真討論，更別說提出什么解決方法了。

　　兩會留給我最深印象是溫家寶總理在1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中國已成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確實有些擔心。溫家寶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証中國資產的安全。

　　由溫總理呼吁之中我卻嗅到了一股寒意，盡管中國目前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實體，可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處于世界中下水平的國度，且教育經費投入還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這樣的中國有必要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嗎？寧可把數目如此巨大的財富投在美國，也不把財富藏于本國國民，這是為什么呢？美國人比中國民眾更為可靠？

　　我不是什么經濟學家不懂高深的經濟理論，可我還是明白，本國的國民擁有一定財富的國民──也就是中產階級數量越大，國家認同感就越高，社會就越發和諧穩定。眾多國民都是貧困狀態，何來激發大家的愛國之情呢。國家富裕而多數民眾卻很窮，這是中國目前現狀，誰也否認不了的現實。是如何造成這種局面的呢。

　　1989年我初中畢業來到珠江三角洲作農民工，那時合資廠收入高一點的農民工月工資就有800多元。現在20年過去了，農民工收入仍是1000元左右。20年，創建中國財富一線產業工人──農民工收入僅僅增加了200多元。1989全年國民生產總值15677億元，200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30.067萬億，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這20間增長了20倍。中央財富的積蓄方式可窺一斑。

　　現行的財經政策都是往中央集中財富，地方財政穩定大頭都給了中央。現在許多百姓都痛罵地方政府把中央的好政策政執行歪了，中央出台了許多利民的政策，可百姓就是得不到多少實惠。打著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幌子，不斷提高中央財政收入比例，但是，財權上收的同時并沒有相應的上調事權，給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財政壓力。由地方政府負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具有明顯的外溢性的公共服務已感到力不從心，中央再好的政策，縣、市地方財政無法實施也只能空應付百姓。只顧中央政府大把大把花錢，不顧地方特別是縣、鎮級地方財政拮據，是缺乏藏富于民治國思想。

　　美國是最為發達國家，可美國人會真心幫助中國強大嗎？讓中國強大起來與美國競爭，美國人會干這樣的傻事嗎？溫總理對美國的擔憂，令我想起1999年，那個號令中國無數工人下崗，推動讓社會財富更為集中的經濟中國鐵腕強人總理去美國進行消氣外交，在美國風風光光的消氣外交，他在媒體公開認為美國人的氣消得差不多了。誰知強人總理回國只有一周，四顆導彈就炸了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激起了全國人滿腔怒火。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治國者何時從崇洋抑內轉變學洋抬內的思維，讓民眾創造的財富更多歸入民間，則國之昌盛民眾之福址也。

　　李陽景/ 辣椒城

應對金融危機的“中國特色”

2009/03/17

正是這些“特色”在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剛剛閉幕的“兩會”釋放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信心。從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答問來看，中國“信心”有其基礎，這種基礎不僅在于中國有積累和實力迅速推出四萬億投資，而且在于經濟運行和體制的“中國特色”。

　　溫家寶在答問中闡述了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關系結構的“中國特色”。他對中國和歐美的情況做了一個比較，指出如果說美國、歐洲是在金融危機和實體經濟受到影響兩條戰線上作戰的話，那么中國金融要防范風險，但是“我們沒有拿財政的錢去補金融的窟窿”。他認為，經過十年多的改革，中國的金融基本是健康和穩定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此前央行副行長蘇寧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從2008年11月開始的信貸投放高增長是一件好事。在他看來，目前整個國際金融處于非常動蕩時期，國際市場信貸几乎停滯令實體經濟非常困難，在這一大背景下，國內信貸規模的高速攀升，既說明了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也說明了中國金融體系流動性是充裕的。

　　另一“中國特色”則是積極發揮政府和國有資本在振興經濟中的綜合作用，從改善民生入手提振內需。最近已經引起國內外媒體廣泛注意的“重慶經驗”，則是地方改革試驗的典型。3月22日提前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即指出，重慶和一批更小的內陸城市已成中國經濟復蘇的新引擎。較早對“重慶經驗”做全面和深入解釋的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把“重慶經驗”解釋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關鍵是通過國有資本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從而有經營性收益上交，使政府有能力減稅，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近年來重慶出台了不少“藏富于民”的措施，比如重慶購房的契稅一直保持在1.5%，對企業一直只征15%的所得稅，目前超過85%的農民已有基本的醫療保險，等等。

　　這些“中國特色”在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正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們的基礎是什么？為什么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盲目地大規模發展金融衍生產品和現代金融業，還是以實體經濟為主？為什么一直比較肯定政府和國有資本在發展經濟中的正面積極作用？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各種決策一直是在不斷的爭論中展開的，而要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保護多數民眾的利益的聲音一直有著強大的傳統和影響力。

　　去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此前流行的經濟理論的說服力大為下降，在這種背景下，今年兩會的眾多辯論才開始為媒體所關注。美國CNN報道說，今年的“兩會”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討論和爭論”。其實，中國的“兩會”從來就有爭論，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在采訪感言中說，“其他國家的議會新聞里會有很多辯論，我們的兩會里沒有嗎？不，是我們選擇呈現的太少了。”崔永元亦有類似感受，“是媒體沒跟上”。從前兩年一些代表委員希望叫停“改革與反改革”的辯論，到今年把辯論視為積極正面的民主進步，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正是因為有這些辯論和制衡的存在，中國在全球危機中的經濟運行才顯示出一種“中和”的“特色”。

【作者：吳銘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