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一瓶可口可樂解渴，在今天真是再容易不過。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當初可口可樂進入中國，一波三折，几乎是一部長篇歷險記。

　　我認識兩位引進可口可樂的關鍵人物：佟志廣和孫紹金。兩人官階雖然相差很大，可都是當初引進可口可樂的要角。

　　佟志廣曾任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是我國“入世”談判第二任首席代表。退休之后，佟老兼任許多機構的教授和顧問，東奔西走。孫紹金當年是引進可口可樂的具體承辦單位──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簡稱中糧)糖酒雜品處副處長，孫老退休之后賦閑在家。

　　他們二位回憶起當年引進可口可樂的事，至今還是唏噓慨嘆。

　　話要從1976年說起。當時，中美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兩國互相在對方首都設了聯絡處，年輕的佟志廣在中國駐美聯絡處任商務祕書。

　　一天，當時的可口可樂總裁馬丁來華盛頓找到聯絡處，向佟志廣表達了一個愿望──向中國出口可口可樂。

　　佟志廣現在還記得，從那以后，聯絡處的冰箱里就多了可口可樂這種飲料。他對我說：“是免費贈送的，美國人精明啊，那時候就瞄上了中國這個市場。”佟志廣又說了一個時髦詞：“贈飲”。

　　很快，可口可樂邀請中國駐美聯絡處商務處官員到亞特蘭大的總部參觀。佟志廣說：“公司管理得非常好，產品質量控制也是我們遠遠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聰明的人，把水加上點甜味，竟然賣向了全世界，而且讓人們把喝可樂變成了習慣。”

　　1976年，中國政治局勢動蕩不安。佟志廣告訴美方，現在進入中國“為時尚早”。

　　他向對方這樣解釋，新中國建立以后出生的中國大陸老百姓，只在電影里見過可口可樂，而電影里的可口可樂又總和美國兵聯系在一起。朝鮮戰爭之后，可口可樂的形象已經不單是飲料那么簡單了。當時的中國還不可能接受可口可樂這個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產品。

　　1977年，佟志廣回到國內，進入中糧工作。這一年，馬丁訪問北京，又找到他。馬丁把佟志廣約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飯店，再次提出可口可樂希望重返中國。

　　佟志廣問他：“你認為現在時機成熟了嗎？中國人能接受可口可樂嗎？”

　　馬丁說，他們在中國設廠，重點不是賣給中國消費者，主要是針對到中國旅游的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和美國人。至于上次說的美國兵，馬丁說，他們和美國兵沒有關系，他們不過是賣汽水加甜味來賺錢的公司。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有可口可樂工廠。非洲、亞洲也有很多他們的工廠。他們是商人，哪兒有需要，他們就到哪兒。佟志廣聽了點點頭。

　　到了1978年，中國政治局勢漸漸明朗。經過當時中糧總經理張建華和佟志廣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樂與中糧進入實質性接觸。在談判中擔任翻譯的董士馨回憶說：“當時我們沒有中央的紅頭文件，僅有李先念副總理手寫的一張不大的紙條，意思大致是說可以進行此項工作。這張紙條就是中糧引進可口可樂的尚方寶劍。”

　　中糧談判代表就是糖酒雜品處副處長孫紹金，可口可樂的代表是公司亞洲區代表李歷生，談判地點在北京西苑賓館。

　　“前后一共談了三次，”年近八旬的孫紹金談起30年前與可樂的接觸，記憶猶新，“當時張建華正在西苑賓館開會，我們邊談邊向他請示。”孫紹金提起這位已經去世的老領導非常激動，“張建華是個思想非常開放的人。當年，他和佟志廣一起在中國駐美聯絡處工作，一起去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公司參觀。佟志廣當時是商務祕書，張建華是商務參贊。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張建華功不可沒。”

　　力主將可口可樂引入中國大陸的張建華，得到了當時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的支持。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樂公司與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在北京飯店簽訂協議。協議規定，美國采用補償貿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游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裝罐、裝瓶設備，在中國開設專廠灌裝并銷售。在可口可樂裝瓶廠建立起來之前，從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糧總公司安排銷售。可口可樂撤離大陸30年后重返中國市場，成為港澳之外第一家進入大陸的外企。

　　巧合的是，與此同時，在北京飯店同一層樓另一間會議室里，中美兩國正進行恢復邦交的談判。4天后，12月17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5天后，12月18日，開啟了改革開放進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

　　當時，美國媒體懷疑可口可樂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層外交動向。《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對此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看不出卡特總統與此事有何聯系”，但美國媒體還是把可口可樂重返中國這一商業事件，賦予了不同尋常的政治意義。

　　根據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于1979年底由香港發往北京。孫紹金告訴我，瓶裝可口可樂是最高級的。塑料瓶裝的、聽裝的都比不上，要喝還是喝瓶裝的。可是，瓶裝的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成本很高，不利于普及，所以大量生產還是采用了塑料瓶裝和聽裝。

　　下一個議題是，在什么地方建設可口可樂的工廠？美國人提出了上海。

　　早在1927年，可口可樂就曾在上海設立工廠，叫正廣和汽水廠。那里的工廠在20世紀40年代，成了可口可樂在海外最大的工廠，生產線與美國本土是同一個技朮指標。1948年，可口可樂撤出中國，周恩來指示，將可口可樂生產線拆下來運往北京。據說，這就是改革開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廠第一條生產線。由于這一淵源，可口可樂首先想到在上海設廠。

　　但是，當中糧與上海有關部門聯系時，卻受到上海強烈抵制。上海有些單位和個人在報刊雜志上公開發表文章，指責中糧引進可口可樂是“賣國主義”、 “洋奴哲學”、“引進美國生活方式”、“打擊民族工業”。據孫紹金回憶，上海市財政局的一個干部還給中央領導寫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可口可樂不得不改在北京建廠。幸好時任北京市委書記林乎加眼光比較遠，在他支持下，裝瓶廠最終落腳在北京五里店中糧公司下屬北京分公司的一個烤鴨廠里。廠房只有一間，是烤鴨廠騰出來。1981年4月正式投產。

　　雙方當時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樂贈送一條瓶裝線，每分鐘裝300瓶，中方每年花30萬美元購買可口可樂的濃縮汁。可口可樂方面起初預計投資60萬美元，最后建廠花了將近100萬美元。

　　工廠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見。一位老同志先發話了：“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要求中糧對此作出解釋。

　　中糧公司專門寫了報告，闡述5點理由：

　　一、可口可樂是飲料，有名氣是因為銷售成功。美國人到世界各地都喝這種東西，改革開放之后，外國人來得多了，成為一種必備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

　　二、可口可樂配方用了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們尚未掌握飲料罐裝瓶裝技朮，引進這套設施，有助于技朮進步。

　　四、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汁，但是我們的利潤要比30萬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們僅限在北京設廠，不在其他地方設廠。北京設廠也是有控制的，國家在政策上規定，可口可樂生產量不超過我國飲料總產量的5%，建廠前辦理審批手續等。

　　提起可口可樂配方添加了中國的桂油，孫紹金對我說，“豈止桂油，里面還有甘草、桂皮等很多中藥成分。上世紀末，可口可樂公司每年從中國土畜產總公司進口的中藥就達3.5到4億元人民幣。”

　　情況緩解下來之后，可口可樂計划開更多的廠。第二個廠址選在了深圳。這次雙方達成的協議是，可口可樂提供每分鐘500瓶的裝瓶線，價款的50%為無償贈送，另50%價款由進口可口可樂公司濃縮液補償。由于廣東省領導出面干預，廠址改為廣州。

　　1982年初，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去廣州簽署有關協議，不料廣州也出現了“反可口可樂潮”。此時正值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他們要求“慎重”并且推遲簽字。但哈利及其專機已經獲准在北京入境，馬上要轉赴廣州。怎么辦呢？時任外經貿部部長代表王品清請示國務院領導，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指示“按原計划進行”。王品清親自去機場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團。1983年，廣州廠投產。

　　“現在可口可樂在中國已經擁有了30家裝瓶公司和36家廠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個廠都要經過層層審批，磨很長時間，十分辛苦。”當時在可口可樂公司負責中國公關業務，后來升任公司副總裁的盧炳松說。

　　1986年，可口可樂想在上海建設濃縮汁廠。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這個廠由可口可樂獨資。但在當時，中國尚不允許外資獨資。后來，中方代表提了一個方案：先由可口可樂建兩個廠──一個濃縮汁廠，一個汽水廠，再由美方把汽水廠白送給中方。然后，這兩個廠組成一個聯合董事會，中美各控股50%，組成一個合作企業，這就是第一個中美合作企業。

　　通過這樣一道道復雜的手續，濃縮汁可以在中國本地生產了。盧炳松現在也搞不明白，為什么上海生產的濃縮汁要算進口。“我們把濃縮汁從濃縮汁廠運到隔壁的汽水廠，要提前半年申請配額，蓋48個圖章。”盧炳松說，后來隨著大陸開放程度越來越大，需要蓋的章不斷減少，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就不需要蓋章了。

　　話說回來，北京的工廠于1981年4月投產后，產品供應飯店，收取外匯。1982年初，征得外經貿部同意，將供應飯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業煙酒公司在投放市場內銷。

　　最初，可口可樂賣到4元一瓶，大飯店里要20元一瓶，貴了點。為了盡快打開市場，可口可樂總公司決定搞促銷。有人提醒說，中國還不適應促銷這一套，但自信的美國人沒聽進去。

　　1982年冬天的一個周末，可口可樂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場推銷可口可樂，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當時國人對這種有點咳嗽糖漿味的汽水還不習慣，但在那個物資緊缺的時代，購物贈物吸引了不少人，這是中國當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

　　北京各大報做出激烈反彈。《北京日報》的“內參”以“可口未必可樂”為題發表文章，認為國家缺少外匯，引進可口可樂浪費國家大量外匯資源。政治局常委陳云在這份內參上批示：只准賣給外國人，不准賣給中國人一瓶。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圈閱了。外經貿部根據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內銷。一夜之間，所有可口可樂都從商店的柜台里撤下來了。

　　美國人不理解，為什么一次簡單的促銷活動，竟引起軒然大波。盧炳松回憶說：“我去總部匯報，美國人嚇一跳：‘怎么賣個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時，汽水從丰台五里店的生產廠往城里運，運輸車上貼著可口可樂的廣告，被警察攔下，不讓進城。

　　1983年又發生一件事，使十分嚴峻的形勢進一步惡化。

　　有一個地方的衛生部門提出，“可口可樂含有咖啡因，不符合衛生要求。”他們的根據是，東北一個研究所給白鼠喂了可口可樂之后，白鼠十分興奮。

　　盧炳松說，當時可口可樂就是他其在華外企的晴雨表。“中國一有什么風吹草動，我的電話就響個不停。其他企業都向可口可樂打探消息，比如你們是不是又挨批了？什么時候搞定通知我們。我們有個什么東西，不知道要不要往上送云云。”

　　對此，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奇偉也深有體會。他說，在經濟上仍然限制重重的80年代，只要“挂”上了可口可樂的牌子，一舉一動都必然會牽涉很多政治的因素。當時中美關系一緊張，我們開展新項目就可能面臨阻礙。

　　盧炳松說，當時可口可樂公司內部分為兩派：鷹派主張打官司，到國際法庭去仲裁，這一派在公司內部一度占上風。鴿派主張用軟辦法，因為即便贏了官司，以后也很難在中國市場上立足。當時，美國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樂的顧問。董事局最后決定，還是用軟辦法，勸說中國領導人給可口可樂放行。

　　可口可樂公司從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資料，拿著這些資料去說服中國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濃度可樂的6倍，中國為什么不禁止喝茶，卻不讓喝可樂呢？此外，可口可樂還邀請中國官員到各國訪問，并和當地官員座談。這個過程對于可口可樂來說相當漫長，工廠閑置，公司一籌莫展。

　　無奈之下，可口可樂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糧公司，請中糧幫忙，而這也符合中糧利益。

　　中糧直接負責協調此事的是糖酒雜品處。先是雜品處處長陳光給《新觀察》寫文章反駁，但雜志拒絕發表。他又寫報告到部里，部里表示愛莫能助。一位副處長劉昌璽提議，以“人民來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他把想法告訴中糧主管雜品處的副總經理朱晉昌，朱說：“你敢寫我就敢簽名。”信寫好，兩人共同簽名。

　　信中說，北京生產的可口可樂有96%是國產原材料，可口可樂公司供應的濃縮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內銷的可口可樂不僅沒有花國家一分外匯，通過旅游飯店，還為國家賺回大量外匯。將剩余部分投放市場，一方面丰富市場供應，同時工廠可獲得可觀利潤。

　　劉昌璽說，當時外經貿部部長陳慕華的女兒恰好是雜品處的員工，于是他就托陳的女兒把信轉交給陳慕華。

　　陳慕華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機場送總理趙 紫陽出訪的機會，口頭向萬里副總理匯報了北京可口可樂生產銷售情況，希望中央批准內銷，萬里當即同意。陳慕華將萬里的意見批在劉昌璽的信上退回中糧。

　　可是，當中糧把萬里的意見告訴外經貿部時，部里表示，停止內銷是根據中央領導文字批示，要恢復內銷，最好也有中央領導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領導責成中糧糖酒雜品處代部擬稿向國務院請示。劉昌璽現在還清楚地記得，趙紫陽在報告上批了兩個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陳云等中央領導都在報告上圈閱。這以后，可口可樂恢復了內銷。

　　盧炳松是可口可樂公司做公關的第一個華裔，雖然生長在香港，但對大陸頗為熟悉。他透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1986年，搖滾歌手崔健在法國巴黎舉辦的一個由可口可樂贊助的世界搖滾樂比賽上，得了一等獎，回京后開個人音樂會，要找贊助商，找到可口可樂公司。起初，可口可樂非常高興，欣然應允，但被盧炳松緊急攔下，“搖滾樂在當時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有爭議，贊助崔健的搖滾樂，不是要把可口可樂引向歧途嗎？”從此，可口可樂“學乖了”，只是暗暗地賣，不敢再做宣傳了。

　　真正打破不敢聲張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這年10月，英國女王首次訪華。英國廣播公司BBC為此拍了一部紀錄片，中央電視台要買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樂，希望贊助20萬美元，條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樂廣告。

　　可口可樂抓住了這個機會。“20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天價，可口可樂公司一年在中國賣汽水也賺不到20萬美元。”盧炳松說，但美國人很清楚，可樂的廣告一旦在中央電視台上播出，就意味著可口可樂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國做生意了。

　　經過一次又一次艱辛努力，可口可樂終于逐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讀書頻道

北京《小康》雜志記者湖南采訪 被城管打傷 2009/03/19

自由亞洲電台/北京《小康》雜志記者陳勇日前于長沙市岳麓區采訪時與當地城管人員發生沖突，陳勇所帶采訪設備被搶，并因此而受傷。《小康》雜志主管已到長沙了解事件，關于記者在大陸的采訪權益再次受到外界重視。 在中國大陸，新聞采訪受到諸多限制，記者在追蹤采訪時受到威脅恐嚇乃至暴力毆打的消息則不時傳出。本台記者星期四接獲消息人士告知，一家位于北京的《小康》雜志的記者陳勇在長沙市岳麓區采訪時與當地城管人員發生沖突，陳勇所帶采訪設備被搶。 據了解，陳勇3月16日當天准備采訪湖南長沙的波士家具有限公司展廳被岳麓區政府強拆一事。在他到達拆遷現場瀟湘大道時，隨即用相機拍攝了几張照片，卻突然被几名城管攔住，城管要其交出相機。為了保護采訪設備，雙方發生肢體沖突，期間陳勇右手受傷。 陳勇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訪時表示：“事情已經過去了3天，雖然當時受傷了，但傷勢不算嚴重，現在已經基本沒什么大的問題了，我這里有醫院的診斷証明。我本來到那里就是要去了解拆遷一事，卻遭毆打。最過份的是，城管動手打人時，警察就站在附近看。現在當地的任何一個部門都沒有與我聯系，雖然我寫信給了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但當地沒有一個部門給予我回復。” 本台記者就此致電岳麓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建新詢問： 記者：您好，我想問一下《小康》雜志記者陳勇的事情，他之前來你們這邊采訪，結果與城管發生沖突被打。 陳建新：你是哪里打來的？ 記者：我是香港打來，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陳建新：據我們了解，陳勇沒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核發的記者証。 記者：陳勇被打是否應該對此事做一下回復？ 陳建新：我們不接受電話采訪。 陳建新表示不愿接受本台記者的電話采訪。就他聲稱，陳勇是沒有采訪資格的記者，本台記者再打電話給已到長沙了解事件的《小康》雜志的采編中心副主任李先生，他表示：“陳勇有合法的記者証，而且是國家單位核發的，他的采訪是正常與合法的。” 李先生表示，因為他剛到長沙了解情況，因此不愿意就事件做評論。《小康》雜志是中共中央《求是》雜志社于2004年1月1日創辦的政經類月刊，讀者群中不乏公務員。在中國大陸，在各種媒體中從業的新聞記者隊伍非常龐大，而擁有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記者証的比例卻很小。 曾在《中國民營》雜志社擔任記者的湖北自由撰稿人劉逸明認為：“從我以前當記者時候的情況看，就算是沒有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記者証，出去采訪也沒有問題，我們曾拿著單位頒發的記者証去高交會都沒問題。一般情況下，很多記者雖然拿的只是自己媒體頒發的記者証，但出去采訪還是非常順利的，不會遭到阻攔，但你要是去采訪這些比較敏感的事件的時候，尤其是對當地官員很不利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可能視為假記者，進行打擊。”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駐香港特約記者心語的采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