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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洛桑/川軍抗日慘烈陣亡64萬人/高樓下危棚陋屋為何變名勝地?
發佈時間: 4/1/2009 1:27:00 PM 被閲覽數: 11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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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瑞士洛桑/皆因有缘
     
 今年夏去了瑞士的洛桑,感觉日内瓦湖没有我想象中的漂亮,可能是我没找对地方。就掐了几张照,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日内瓦湖边运动的一家人



湖上的帆船



天鹅



旅馆房间



日内瓦湖夜景,日内瓦沿岸是一个个小镇



从小就喜欢爬山,每到一个城市,总喜欢到最高的地方去一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楼梯,这设计,就怕晕不死人。



从钟楼眺望日内瓦湖



古老的钟



随手掐了一张


皆因有缘摄影。
谢谢观赏!

 

川軍抗日最慘烈 兵員占全國1/5陣亡64萬多人

2009/04/01 

成都晚報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在成都有這么一些人,在他們模糊的記憶中,祖輩、父輩在抗日戰爭彈火紛飛的戰場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換來了中華民族的勝利。但在盛世的今天,他們卻尋不到哀思的寄托。昨日,市檔案館向本報獨家披露了一批未能送達的抗日戰爭時期成都將士陣亡通知書,并委托本報尋找英雄的親人。 

  ▲檔案館披露

  37封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

  走進市檔案館恆溫恆濕的保管室,年月久遠的紙張所特有的味道扑面而來。市檔案館政策法規處調研員姬勇從檔案架上取下一盒牛皮紙質的檔案盒,告訴記者:“盒子里裝著37名川軍將士的陣亡通知書。”

  檔案盒里薄薄的宣紙已被歲月染黃,上面記錄著陣亡將士的基本信息:姓名、所屬部隊、職務、家族名號、死亡事由及時間、埋葬地點、相貌或特征、住址。“由于地址不詳,或親屬搬遷,再加上當時戰亂等復雜情況,這37份陣亡通知書均未送達至將士家屬手中,那意味著英雄的家人們直到今天仍然對至親的下落不得而知!”姬勇的介紹中透著深深的遺憾。

  最年輕陣亡將士年僅十八

  從年齡一欄,記者發現,37名川軍將士均犧牲在壯年,從十八歲到四十歲不等。最年輕的吳少成來自陸軍四十七軍一七八師五三三團一營二連,是一名二等列兵,1940年4月24日陣亡于山西陵川附城鎮五虎山,年僅十八歲,家住原成都馬道街八號。同為1940年陣亡的黃元吉當時四十歲,埋葬地點為湖北省應山縣報本祠附近,其妻周氏居住在原成都縣東轅門街一五一號。

  這37名川軍陣亡將士來自不同的隊伍,軍銜最高的是上尉連長曾少武。陣亡通知書顯示,時年二十九歲的曾少武并無妻女,在1940年6月23日圍攻南昌戰役中陣亡,其父曾洪興居住于原成都東門外錦官驛新編門牌九十號。

  陣亡通知細節還原歷史

  一頁一頁地翻閱這37張陣亡通知書,毛筆書就的小楷繁體字雖極為清秀,但傳達的每條信息都力透紙背,令人肅然起敬:彈中頭部、彈穿胸部、失血過多心力衰竭、受暑成痢醫藥無效……致死原因一欄的客觀記錄,使抗戰時的慘烈、川軍將士們的英勇無畏復活在字里行間﹔黑圓臉矮小身材、面黑、面方色黃、面長色黑……通過相貌或特征一欄的簡要描述,將士們的親人如接到這紙遲來的陣亡通知書,眼前定會浮現出已久藏心底的音容笑貌﹔因戰況緊張未經掩埋、埋葬于湖北省隨縣十里鋪附近、埋葬于陣地后方……埋葬地點一欄很多并不精確,讓人不禁悲從中來。

  物是人非,陣亡通知書上登記的不少“遺族領恤人”住址仍可在今天的成都城內尋到,如一等兵賴華云的父親賴鼎力住在原成都東門外水井街4號,目前那里正在打造一條特色街區﹔上等兵文明忠的父親文運開當時居住在原成都縣少城窄巷子第十五號,現在的寬窄巷子正以別樣風情吸引著天下來客。而有些住址則太過寬泛,如二等兵楊占云的父親楊書再的住址僅有短短6個字:四川成都城內﹔上等兵易順卿的父親易大通居住于“成都東門外”。

成都晚報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在成都有這么一些人,在他們模糊的記憶中,祖輩、父輩在抗日戰爭彈火紛飛的戰場上,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換來了中華民族的勝利。但在盛世的今天,他們卻尋不到哀思的寄托。昨日,市檔案館向本報獨家披露了一批未能送達的抗日戰爭時期成都將士陣亡通知書,并委托本報尋找英雄的親人。 

  ▲檔案館披露

  37封未送達的陣亡通知書

  走進市檔案館恆溫恆濕的保管室,年月久遠的紙張所特有的味道扑面而來。市檔案館政策法規處調研員姬勇從檔案架上取下一盒牛皮紙質的檔案盒,告訴記者:“盒子里裝著37名川軍將士的陣亡通知書。”

  檔案盒里薄薄的宣紙已被歲月染黃,上面記錄著陣亡將士的基本信息:姓名、所屬部隊、職務、家族名號、死亡事由及時間、埋葬地點、相貌或特征、住址。“由于地址不詳,或親屬搬遷,再加上當時戰亂等復雜情況,這37份陣亡通知書均未送達至將士家屬手中,那意味著英雄的家人們直到今天仍然對至親的下落不得而知!”姬勇的介紹中透著深深的遺憾。

  最年輕陣亡將士年僅十八

  從年齡一欄,記者發現,37名川軍將士均犧牲在壯年,從十八歲到四十歲不等。最年輕的吳少成來自陸軍四十七軍一七八師五三三團一營二連,是一名二等列兵,1940年4月24日陣亡于山西陵川附城鎮五虎山,年僅十八歲,家住原成都馬道街八號。同為1940年陣亡的黃元吉當時四十歲,埋葬地點為湖北省應山縣報本祠附近,其妻周氏居住在原成都縣東轅門街一五一號。

  這37名川軍陣亡將士來自不同的隊伍,軍銜最高的是上尉連長曾少武。陣亡通知書顯示,時年二十九歲的曾少武并無妻女,在1940年6月23日圍攻南昌戰役中陣亡,其父曾洪興居住于原成都東門外錦官驛新編門牌九十號。

  陣亡通知細節還原歷史

  一頁一頁地翻閱這37張陣亡通知書,毛筆書就的小楷繁體字雖極為清秀,但傳達的每條信息都力透紙背,令人肅然起敬:彈中頭部、彈穿胸部、失血過多心力衰竭、受暑成痢醫藥無效……致死原因一欄的客觀記錄,使抗戰時的慘烈、川軍將士們的英勇無畏復活在字里行間﹔黑圓臉矮小身材、面黑、面方色黃、面長色黑……通過相貌或特征一欄的簡要描述,將士們的親人如接到這紙遲來的陣亡通知書,眼前定會浮現出已久藏心底的音容笑貌﹔因戰況緊張未經掩埋、埋葬于湖北省隨縣十里鋪附近、埋葬于陣地后方……埋葬地點一欄很多并不精確,讓人不禁悲從中來。

  物是人非,陣亡通知書上登記的不少“遺族領恤人”住址仍可在今天的成都城內尋到,如一等兵賴華云的父親賴鼎力住在原成都東門外水井街4號,目前那里正在打造一條特色街區﹔上等兵文明忠的父親文運開當時居住在原成都縣少城窄巷子第十五號,現在的寬窄巷子正以別樣風情吸引著天下來客。而有些住址則太過寬泛,如二等兵楊占云的父親楊書再的住址僅有短短6個字:四川成都城內﹔上等兵易順卿的父親易大通居住于“成都東門外”。

 

上海豬籠寨:高樓下危棚陋屋為何變名勝地?(組圖)

 

 


2009/04/01 











實拍“現實版豬籠寨”上海奇特居民住宅 (2008-11-22 15:24:00)
標簽:筒子樓 版豬 居民住宅 街坊 真相調查 上海 休閑 分類:圖聞天下

文/愚巷

在這個小小院落里,人們自如地吃喝拉撒、繁衍生息。而這里,是上海現實版"豬籠寨”──隆昌公寓,隆昌路362號。有特色!

提起"豬籠寨”福建那邊居多,有的叫筒子樓,在上海有筒子樓實屬少見,看過周星馳演的電影《功夫》鏡頭也是在筒子樓里拍攝,不過不是上海的這家筒子樓。

晒衣服也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年齡大的長者們對筒子樓有著深厚的感情,筒子樓里生活了几十年,街坊鄰居都如同一家人。

豬籠寨的生活模式其實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延續了好几十年,可能是當年國有企業為了解決職工的住房問題而建立的。

住戶們的陽台上放著很多雜物,有的在陽台上做飯,有的洗衣服,筒子樓很大,看起來住戶們空間并不大。


每當夜幕降臨,筒子樓里燈火通明,忙碌一天的居民吃過晚飯開始閑暇,隔壁鄰居在大聲哼著流行歌曲,對面小兩口的吵鬧聲,小孩的哭叫聲,老人們打麻將聲....點點滴滴的生活匯聚在筒子樓里,筒子樓里每天發生的故事也是街坊鄰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上海豬籠寨:高樓下危棚陋屋為何變名勝地?

聯合早報何惜薇/源自倫敦的雜志《Time Out消費導刊》在其最新一期的上海版本中,一改向來多半介紹當地老洋房披新裝或奢華會所開張營業的做法,罕見地推出雜亂不堪“豬籠寨”的特寫。它如旅游指南般附上地圖,標出這所名為“隆昌公寓”的所在地,還推荐房子周邊的飲食店。

早在去年底,經一位攝影發燒友把公寓的照片上載互聯網后,這座建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像周星馳電影《功夫》中豬籠寨的建筑,即成為滬上旅游勝地,網上不難發現提議結伴前往參觀的帖子。

網上討論得沸沸揚揚,滬上媒體也競相描述這幢老式住所天天上演著的《72家房客》場景:麻將局快結束時的吆喝聲、主婦們的切菜聲、孩子被打罵的哭喊聲,還有輪候理發老爺爺們的“想當年”論。

欠缺發展的中國城市里相信仍有不少這類建筑,但它出現在上海這個積極躋身國際大都會行列的城市,就有如提醒著各級政府,還得加速推進舊區改造,也同時成了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日前呼吁“上海不能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危棚簡屋”的最佳依據。

就算是在靜安區這個涵蓋現代商業“金三角”梅龍鎮廣場、中信泰富和恆隆廣場,以及遍布改造后新式里弄和公寓的上海中心城區,也不難發現濃濃歐美風情背后,仍有危棚簡屋存在。網上就有文章指出這是“都市里的村庄”怪現象,就隱藏在一幢幢高樓后面,“常常是成片的棚戶區,疊床架屋,臟亂不堪”。

文章的作者把亂象歸咎于歷史殘留的痕跡,也就是租界和華界長期并存,缺乏規划與管理,以致居住條件之差超乎想像。隆昌公寓的部分居民說,即便是殷切希望住屋環境有所改善,也不愿意被強制遷至偏遠的地方或獲得不合理賠償。

事實上,上海市民針對遭動遷而上訪或在住房外牆挂上橫條加以反對的例子屢見不鮮,在一定程度上挑戰著上海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及國際大都會形象的塑造。為此,上海市政府不久前出台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本市舊區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見》,推出兩輪“事前征詢”試點:

先向居民征詢“愿不愿改造”,同意改造戶逾九成,才能辦理地塊改造前期手續﹔然后再提出“如何改造”問題,征詢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意見,在特定時間內,簽訂協議的居民戶數超過三分之二,才能進入實施改造階段。

此外,居住房屋的拆遷補償安置,將以市場評估價為基礎,外加補貼等等﹔各區也將竭力在受影響區域范圍內建造安置房,供居民選擇。當地甚至計划新增擴區面積約七平方公里,新增安置房源預計可達800至1000萬平方公尺。

長久以來,拆遷者皆被視為“強勢”的一方,拆遷戶則是“弱勢”群體。有了上述《意見》,弱勢者被授予更大話語權,像隆昌公寓居民般的上海市民理應雀躍萬分,可是事實并非如此。尚且不說上海信訪辦公室還有多少動遷戶的上訪案子沒作出總結,不久前的一則消息恐怕還是許多市民心頭的一根刺。

中國全國工商聯在不久前的全國政協上遞交了名為《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的大會發言,指出去年針對九個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包括土地成本和總稅收)所占比例為49.42%。其中,三個一線城市中,上海的開發項目流向政府的比例最高,達64.5%﹔北京為48.28%﹔廣州是46.94%。

盡管上海市長韓正強調有關數據肯定有誤,并指出上海市在舊城改造中是免收土地出讓金的,“大家可以找土地規划部門核實”,但舊區改造《意見》的網上論壇中,還是有人提到那傳說中流入政府口袋的“64%”。道理其實再簡單不過:舊區改造始終必須是項惠民利民的實事。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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