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名称：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系列之一：世界著名抒情音乐小品
演奏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尤金·奥曼迪指挥
纽约爱乐乐团／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
专辑介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篇题为《演奏的时代》的译文，原作者是日本的一位著名音乐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十九世纪定为“作曲的时代”，将二十世纪定为“演奏的时代”。对于这种音乐时代更替的划分观点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苟同，但由于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音乐审美趣味的转移而含有其合理性。如果我们用这一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当前的音乐审美倾向，则是否可以将二十世纪末叶到现在看作是一个“欣赏的时代”，或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语汇：叫作“发烧的时代”。因为在目前，音乐作品的二度创作已通过各种先进的记录媒体，如录像带、激光唱片（CD）、影碟（LD）等等，使大量极为优秀的演奏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准作品”。对于这些“准作品”的听赏、观赏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那些喜爱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们，已不仅仅满足于曲目的选择，而是更多地偏重于演奏版本的比较以及对录音质量的刻意追求。
基于以上考虑，唱片公司特别编辑了这套“西方古典音乐精品系列”。该系列共有五张激光唱片，按“著名抒情小品”、“著名婚礼音乐”、“著名圆舞曲”、“著名教堂音乐”及“著名序曲”分类，独立成片。每张唱片所选曲目均为上百年来欣赏率最高、听众人数最多、同时也最能体现纯器乐音色的典范之作，它们均出自西方音乐史中最能代表各个时期音乐风格的大作曲家之手。如巴罗克乐派代表人物巴赫、亨德尔，古典乐派代表人物莫扎特，浪漫乐派代表人物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及肖邦、柴科夫斯基等，民族乐派代表人物西贝柳斯、格里格，印象乐派代表人物德彪西等。该系列中的所有曲目均由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管弦乐团演奏，由最具盛名的几位大指挥家执棒。比如由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的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尤金·奥曼迪指挥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乔治·塞尔指挥的美国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及由伟人帕波罗·卡萨尔斯指挥的马尔波罗节日乐团。现在，这几位指挥大师均已谢世，这些版本因此成为绝版而更具有收藏与欣赏价值。
曲目：
01. 斗牛士进行曲 (比才)
02. 哈巴涅拉 (比才)
03. 间奏曲 (比才)
04. 法郎多尔 (比才)
05. 致艾丽丝 (贝多芬)
06. G大调小步舞曲 (贝多芬)
07. 土耳其进行曲 (贝多芬)
08. 如歌的行板 (柴科夫斯基)
09. 军队进行曲 (舒伯特)
10. 小步舞曲 (莫扎特)
11. 春之歌 (门德尔松)
12. 乘着歌声的翅膀 (门德尔松)
13. 嘉沃特舞曲 (巴赫)
14. E大调前奏曲 (巴赫)
15. 晨曲 (格里格)
16. 女武神之奇 (瓦格纳)
介绍及素材均来自网络，谨在此感谢上传音乐的网友！/文学城
中國遠征軍：
流落緬甸和雲南邊境的老兵們（圖）
瞭望東方周刊
他們爲衛國走出國門，卻流落到曆史之外。他們的獻身庇護了我們這個時代，卻在時代的夾縫中輾轉老去。這是一群特殊的軍人和老人，廣爲人知——他們是中國遠征軍流落緬甸和雲南邊境的老兵們。
他們爲衛國走出國門，卻流落到曆史之外。
他們的獻身庇護了我們這個時代，卻在時代的夾縫中輾轉老去。
這是一群特殊的軍人和老人，廣爲人知——他們是中國遠征軍流落緬甸和雲南邊境的老兵們。
尋找國家民族的平衡線
一個民族自尊過度的時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他們衣衫褴褛，油滑不羁；他們組織渙散，毫無章法；他們有着一切凡人都有的貪生怕死，卻沒有軍人應有的威武尊嚴；他們不斷嘲笑、抱怨、咒罵着命運，但最終仍心甘情願爲袍澤弟兄們登上戰事慘烈的南天門。
3月份開始，隻要你坐在電視機前，總會在某家衛視看到這群以潰兵身份亮相的“炮灰團”。與以往銀幕上的軍人形象截然不同，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以下簡稱《團長》）力圖展現普通人在戰争年代卑屈的獻身。
此劇主創爲2007年熱播電視劇《士兵突擊》的原班人馬，因而被觀衆寄予較高期望。3月初，雲南、江蘇、上海、北京4家衛視同時上映《團長》，不出意外地掀起新一輪收視高潮。
截至目前，《團長》的口碑呈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喜歡的認爲是“戰争題材影視作品的裏程碑”，讨厭的則不客氣地斥之爲“故作高深的注水肉”。
“各種反應都是正常的，在我預料之中。”《團長》總制片人吳毅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開創了戰争題材的新類型，告訴你電視劇原來也可以這樣講曆史。”
向被遺忘的曆史緻敬
“選擇遠征軍題材，因爲這個空間可講的事情太多了。”《團長》編劇蘭曉龍曾在接受媒體群訪時說，他想做一個主旋律的東西，“主旋律是我們國家和民族需要的，它甚至不一定是憂患，也許就是一種自信，也許是該有的自尊。而一個民族自尊過度的時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我認爲主旋律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永遠在找的一個平衡線。”
2007年4月中旬，蘭曉龍與康洪雷去滇西采風，從昆明出發一直往南到騰沖，把滇西主要戰場都看了一遍。他們找到很多老兵，從70多歲到100多歲，看上去與普通農民無異，可是翻開他們的檔案，籍貫有湖南、河北、四川、福建，有西南聯大的學生，有曾經的上校、少尉……
“當你了解到他曾經在戰場上拼殺，再對照他眼前的樣子，你就覺得不做這個事對不住他們，也對不住自己。”康洪雷當即感慨。
采風結束兩個月，蘭曉龍拿出26萬字的大綱，其間号啕大哭數次。
他喜歡帶着所有來騰沖的朋友去國殇墓園。一次，他與同是電視劇編劇的好友史航同去。兩個人扛了一箱騰越小燒，正好可以圍着山澆一圈。墓園山坡的小墓碑，刻着各種各樣的名字和兵種，比如一等槍手、三等馬車夫。看到有意思的名字，就拿着酒杯跟墓碑碰一下。
“我們是在向這段曆史緻敬，也真的需要緻敬。”《團長》中出演主角“孟煩了”的張譯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說。在接這部戲之前，他僅僅知道有中國遠征軍這個說法，具體曆史完全不了解。“我覺得非常慚愧。”
《團長》結尾，老年“孟煩了”走在騰沖的大街小巷，背影悠遠而沉默。扮演者是當地一名抗戰老兵楊再景，遠征軍時期做後勤工作，經曆過太多戰争年代的生生死死。“他講話，無論說什麽，我都想哭。”張譯說。
《團長》背後的遠征軍
《團長》濃縮了滇緬抗戰中兩次遠征的經曆。
在電視劇中，“川軍團”從淞滬會戰戰場下來，流落到一個小鎮并重新聚集。他們空降到緬甸，又被迫撤退回國，最終重樹信心，以慘烈的代價拿下南天門戰役。整段曆史從1942年持續到1945年。
前幾集中，“炮灰團”團長龍文章在從緬甸撤退的路上聚攏了上千散兵遊勇，在崇山峻嶺中狼狽地往國内跑。這看似黑色幽默的情節，原型即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大撤退，發生在1942年。
由于當時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遠征軍入緬的時間幾次反複，最終錯失戰機，坐視仰光淪陷，入緬已經失去保全仰光國際交通線的根本目的，中國遠征軍孤立無援地被棄在叢林中自生自滅。
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之時，司令長官杜聿明與孫立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美國軍校留學出身的孫立人選擇了進入印度這條損失最小的撤退線路。而杜聿明則遵從蔣介石讓遠征軍撤退回國的命令，從極爲荒涼的野人山撤退。
“第一次遠征中因爲戰争死的人不多，絕大部分是在野人山撤退的時候沒水沒糧、疫病流行死的。10萬大軍最後隻剩了4萬多。”騰沖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原中國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少尉參謀盧彩文介紹說。
電視劇後半部分花大篇幅描寫了慘烈的南天門戰役。“怒江邊，南天門上，日本人的堡壘猶如怪物。敵人惡毒，川軍團隻能把仗打得‘斷子絕孫’。彈盡糧絕，牙齒也是武器。”蘭曉龍所著同名小說《我的團長我的團》中這樣概括。
這一戰役的原型爲滇緬戰争曆史上著名的松山戰役。松山位于橫斷山脈南麓、怒江西岸，海拔2690 米。滇緬戰争期間，由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揮的拉孟（松山）守備隊在此駐防，并用一年的時間修建了極爲複雜的永久性工事，形成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據點，牢牢控制着怒江戰場的主動權。這與《團長》中日本指揮官竹内連山創造的連通古樹、石崖的工事極爲類似。
松山戰役的著名，在于其慘烈程度和殲敵比例整個抗戰史上難有匹敵。它發生于1944年，曆時120天，中方官兵陣亡8000餘人，日本守軍1400名除1人化裝突圍全部戰死，無一被俘或投降，雙方陣亡人數之比接近6：1。
“除了雲南和緬甸幾個地方以外，其他地名全是虛構的，沒有一場真實的曆史中發生的戰役。但是我會把滇緬作戰最濃縮的戰争寫進裏面。”蘭曉龍說，“史實部分占了60%的神。形也許一點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
曆史觀是最大的顧慮
人物、地名虛構，不僅僅是出于藝術創作的考慮，也是規避風險的辦法。
“這個電視劇的藝術和技術我都不擔心，最大的顧慮就是在曆史觀方面。”吳毅介紹。在劇本創作階段，他曾請軍方、廣電總局和雲南省委宣傳部的有關人員把關，把握講述的“度”。“現在采取的方法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講中國軍人抵禦外敵，回避黨派的區别。”
在《團長》中也出現了共産黨的身影，如遊擊隊裏有一名熱愛學習的左翼進步青年，但沒有明确指出其身份。“我們也反複讨論過國共平衡的問題，後來發現比較難與情節融在一起，現在這樣的分寸還算合适。”吳毅說。
劇組同人們已經關注滇緬戰争題材很久，隻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時機，不知道“氣候”如何。這次，《團長》終于開拓了講述這段曆史的空間。史航這樣認爲。
此前以滇西曆史爲主題的影視作品也有不少，比如電影《國際大營救》、電視劇《滇西往事》等等。但“往往擺脫不了固有的模式”。騰沖滇緬抗戰博物館館長段生馗說，“這也是這麽多年來第一部較爲真實地反映滇西抗戰曆史的電視劇。”
流落緬甸的中國遠征軍
日本人來悼念他們的戰馬，中國人卻不見來探望老兵
楊伯方最大的心願，就是和其他中國遠征軍老兵一起，戴上軍功勳章，在歡呼聲中，列隊走過天安門廣場。
2009年3月中旬，當《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來到緬甸曼德勒，尋訪這位在二戰後流落于此的遠征軍老兵時，卻得知他剛剛在兩個月前與世長辭，終年89歲。
這位多年來一直在爲流落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回家而奔走呼籲的老兵，最終沒有逃脫客死異鄉的命運。
“二戰結束後，有上千中國遠征軍流落在緬甸，而如今，剩下的僅有10多人，且年齡都在90歲左右。”旅緬遠征軍暨後裔聯誼會會長王玉順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絕大多數老兵在臨死之前，都沒有和家人聯系上。”
“我對得起祖國”
“楊伯方的心願也是大家的心願。”居住在緬甸曼德勒的中國遠征軍老兵張富鱗說。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兩枚紀念章。
這兩枚紀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頒發；另一 枚則是廣西一個援助老兵的民間組織頒發。
1941年，正在山東第一師範讀書的張富鱗和全校師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師生，隻有女同學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參與抗日工作。”他回憶說。
張富鱗參加的是隸屬于宋子文的中央稅警團。1941年12月，稅警團改編爲新三十八師，孫立人任少将師長。張富鱗的職務是師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後，赴緬參戰的張富鱗脫離了隊伍，留在了當地，“我們參軍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戰的。”這也是選擇留在緬甸的大多數遠征軍的想法。
1950年，張富鱗和緬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後進入一家華文學校教書。他說自己的曆史分爲兩部分，一是離開學校拿起槍打日本，二是放下槍拿起粉筆在異國他鄉教授中文，“我對得起祖國。”
說到激動處，張富鱗總會反問本刊記者：“你說，中央電視台爲什麽不來采訪我？爲什麽？”10多年前，曾有一位記者采訪過張富鱗，但最後稿件沒有發表，“那個記者說時間不對，你說，還要等到什麽時候呢，要等我們都死光了嗎？”
在心平氣和之後，張富鱗坦承，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他們這些遠征軍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邊不是人”，“現在好了，是美女照鏡子，兩邊都喜歡。”
講到打仗的經曆，張富鱗總是淚流滿面。
“你見過大森林嗎？你見過下大雨嗎？”張富鱗習慣性地反問。在他對那段經曆的記憶中，最深的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進緬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全線潰敗，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時候雨季剛來，那不叫下雨，簡直是天漏了。”張富鱗說，“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瘧疾、螞蟥、毒蛇，加上饑餓，45000人的大軍，最後隻剩下7000多人。”
張富鱗認爲自己之所以沒有死，是因爲他在師部。
若幹年後的2002年，一位緬甸軍官告訴張富鱗，他們有一次在追捕幾名地方武裝組織的叛軍時，在森林裏走了三天三夜，偶然發現一個山洞，進去一看，裏面遍地骷髅，橫七豎八。在骷髅中間，散落着鏽迹斑斑的槍、徽章以及發報機等，“那是你們中國兵。”
親身經曆讓張富鱗還原出當年的細節：一群筋疲力盡的士兵爲了躲雨，發現了這個山洞，他們進入裏面休息。就在放下槍抖落衣服上的螞蟥剛剛躺下時，他們發現，再也站不起來了，“山洞裏沒有氧氣 。”
他在國殇墓園裏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僅16歲的韓天海正在老家重慶的一間學堂裏讀書，跟着老師唱“抗日救國來當兵”，“幾個抓兵的人沖進了教室，說我到了當兵的年齡。”
韓天海沒有任何反抗。
“那時候好多新兵連手榴彈都不會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韓天海說。他所在的預備二師，是第一支打入敵占區的成建制的中國軍隊，在滇西的多場戰鬥中功績彪炳，死傷慘烈。
在滇西的高黎貢山上，即使現在，村民犁地時，還經常會犁出當年死去士兵的遺骨。
和其他遠征軍相比，韓天海更多一份讓他心悸的被俘經曆。因爲年齡太小，日軍沒有殺他，而是讓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戰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親眼看到過，太慘了。”
每次日軍殺俘虜時，都會讓他陪殺，“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誰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殺。”在心裏面他已死去許多次。
1944年5月，反攻騰沖的戰鬥打響，韓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亂殺掉三個哨兵，逃出俘虜營，返回部隊。
抗日戰争勝利後，韓天海離開部隊去邊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維持生計。他的另一個打算是，攢點錢後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勢逆轉，身爲中國遠征軍戰士的韓天海已難以回鄉。
若幹年後，他因做生意在雲南邊境碰到了當年的一位戰友，這位戰友告訴他，在雲南騰沖的國殇墓園裏，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韓天海專程前往國殇墓園，找到了那塊苔藓斑駁的墓碑。
88歲的韓天海已經弄不清自己家鄉的具體名稱，隻記得自己出生在重慶，後來家裏搬到成都一個叫棉花街的地方開了一個織襪子的店鋪，他有兩個哥哥，一個叫韓天才，一個叫韓天元。
同樣來自四川和韓天海同齡的劉朝回清楚地記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嶽池縣廣新場九區義民鄉（音），“我有一個哥哥叫劉朝明，一個弟弟叫劉朝輝。”
和劉朝回同來參軍的還有5個老鄉，他們出發前，全縣的學生都來歡送，“用竹竿挑着長串的紅炮仗，放個不停。”那種“啪、啪”作響的聲音一直沒有停下來，“我們守陣地，日本人往上沖，我們要不停地放槍，槍一不響，日本人就沖上來用刺刀刺我們，他們的刺刀比我們的要好，好多戰士被他們刺死了。”
讓劉朝回至今難以忘記的是，當年和他一起參軍的5位老鄉，在開往雲南戰場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劉朝回住在緬甸北部的城市臘戌，據他講，臘戌最多的時候有20多位遠征軍老兵，但現在除了他之外，僅剩下一位90多歲的河南籍老兵。
“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英雄。”提起當年參軍時的情景，劉朝回說。但這一切随着時局的變化而變幻，在流落緬甸的日子裏，很長的一段時間，劉朝回甚至不敢講明自己的身份。
淪爲“野人”部落的遠征軍
張富鱗難以忘懷一次邂逅：幾個月前，一位高齡的中國人暈倒在曼德勒火車站，有熱心的華人将其送到當地的華人會館，雖然這位老人說話已經含糊不清，但張富鱗看過之後确認，他肯定是當年的中國遠征軍。“有90歲左右，聽口音又是多省籍（緬甸當地華人将雲南、廣東、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統稱爲多省）的人，像這麽大年齡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當年打仗流落到這裏的。”
現年74歲的曼德勒多省籍同鄉會副會長王榮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曼德勒，還有一位名叫朱長江的遠征軍戰士當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經告訴他之所以當和尚，是因爲他們當年躲藏在山上時，被一個緬甸當地人告發，随後遭到緬甸軍方的圍剿，死了好多弟兄。後來他的上司爲了複仇，殺了那個緬甸人全家。“他覺得報複有些過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記者前往曼德勒的一處山上打探，當地一位和尚稱，的确是有一個叫朱長江的中國和尚，但不知道他現在身在何處。
曾在緬甸當陽生活過多年的華僑王升鴻說，在當陽，最多時有30多位老兵，有開小賭場的，有鑲牙的，有開汽車的，大概隻有一半在戰後和家人取得了聯系，而回到國内的隻有五六個，“一個叫吳應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幫他寫信聯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沒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緬甸好。”王榮森說。
在緬甸做玉石生意的華僑尹正權說，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廠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當地深山老林裏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後來他們去交涉，發現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條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們說的話根本聽不懂，應該是他們自己的語言，後來他們聽見我們說漢語，就用很簡短的漢語和我們說話，我們聽懂了幾個詞，比如國民黨兵、打日本人等，我們猜測他們是當年留下的遠征軍。後來我們給了他們一些東西，換回了我們的工人。那個位置在印緬邊境，是當年遠征軍撤往印度時經過的地方。”
身爲師部通信兵的張富鱗說，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戰死的兄弟們後，師長孫立人總會獻上一束花，并留下傷兵守墓，說等到戰争結束後，他會接兄弟們榮歸，“但世事難料，後來孫立人自身難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們，更是連自己都倒在了異鄉的叢林。”
不想就這麽潦倒地回去
祖籍廣東海豐的張家長回鄉探親已經是在離家整整45年之後。張家長說，1943年，年僅18歲的他告訴哥哥，家裏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難，必須有一個人外出逃生，因此他準備去當兵。
當兵後的張家長被分配至預備二師，和韓天海在同一個團，“有一次一位戰友中槍，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張家長到中緬邊境的雲南畹町看望幾個當年的戰友，戰友告訴他，國民黨老兵回國再不會受到限制了。
這一年，張家長幾經輾轉，終于回到了廣東海豐。當他的哥哥見到他時，激動地說：“你當年說出去逃生，沒想到一去這麽多年，走了這麽遠。”
不過，張家長說，他依然能感覺到異樣：“有個老同學，見了我扭過頭不敢認，生怕我會連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頭開着一家布店的張家長，已經完全習慣了這裏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灣的，也有在大陸的，他們生活都不錯，經常說讓我去他們那裏住，但我不願意去。”
張家長說，他是廣東海豐張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緬甸曼德勒張氏家族的第一代人。這位在家中已經習慣于說緬語的遠征軍老兵，經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說中國話”，“因爲這是他們的母語。”
老兵陳華的回家之路充滿了悲涼和傷感。
陳華說，1937年，在參軍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嶽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訴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時，陳華的二兒子還在妻子的肚子裏。誰知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緬甸經商的華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陳華，說他到雲南進貨時碰到一位中國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親陳華，并轉交給他一封信。寫信的人叫陳傳毅，就是陳華的二兒子。激動不已的陳華立即給兒子發去電報，并于一個多月後回國。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後，我們倆隻能相對大哭一場。”陳華說。另一件讓陳華内疚終身的事情是，因爲他的一封信，讓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個世紀50年代，我給雲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寫過信，結果她被她的弟弟告發，說是私通國外，一幫人就到家裏去抄家，這位朋友很聰明，把信燒掉了。那幫人翻來翻去，最後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發現一張《人民日報》，報紙上有一張毛主席的照片。這位朋友就被定爲反革命罪，被批鬥緻死。”
陳華說他的願望，是在有生之年還能回家鄉看看，“但我不想就這麽潦倒地回去，給孩子們添負擔。”陳華說，他正在申請台灣方面發放的戰士授田補償金，有50萬新台币，如果能領到這筆錢，他就回去，但目前台灣方面讓他提供當兵時的證件，他全都丢了，“我的軍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棄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陳達夫和邊一帆在曼德勒相繼去世。
兩位老人的去世，讓在曼德勒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劉雅馨有些難過。在來曼德勒留學之時，她曾受廣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間組織委托，向他們發放紀念章，“我打聽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才剛剛去世。”
身爲“80後”的劉雅馨，坦言自己對抗戰曆史了解得不夠深入，“我們看的都是《地道戰》《地雷戰》等片子，對遠征軍的曆史，知之甚少。”
旅緬遠征軍暨後裔聯誼會會長王玉順的父親就是一位已經過世的遠征軍，讓這位遠征軍後代傷心的是，在緬甸，經常會看到日本人前來悼念他們當年在戰場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連他們的戰馬都修有紀念碑，而怎麽很少見到我們中國人來悼念那些爲抗日犧牲在異鄉的英魂呢？
“關于這段曆史，還有一些地方需要我們去重新檢讨。比如如何評價這支軍隊對抗日救國的貢獻，還有，我們的遠征軍到緬甸是爲了抗日，但直到現在還有一些緬甸人認爲我們當時是侵略了他們。這些工作，都要我們後人去做。”王玉順說。
流落緬甸的中國遠征軍的情況引起了中國官方的重視。2002年，在中國駐曼德勒總領事館的組織下，由9名老兵組成的中國遠征軍回國訪問團終于成行。
當時參與組織此次活動的王榮森稱，他開始找老兵說此事時，好多老兵都不願意回去，經過多次做工作，終于有11位老兵答應回國訪問，“就在臨出發前，又有兩位老兵因爲孩子的反對未能成行。”
中國遠征軍回國訪問團的成功訪問，打消了衆多遠征軍老兵心中的疑慮，一些老兵爲此向中國駐曼德勒總領事館提出，花那麽多錢回國訪問，還不如花幾塊錢人民币給他們發一張證明，“隻要說我們打過日本鬼子，爲國家做過貢獻就行。”随後，幾位老兵以緬甸現生存抗日遠征軍全體退伍老兵的名義，向中國駐曼德勒總領事館遞交了請願書。
中國駐曼德勒總領事館領事張建興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向中國遠征軍老兵發放紀念章一事，他們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的時候，他們向中央提出申請，很快得到了批準。
每每說到這枚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頒發的紀念章，張富鱗總是很激動，“中國俨然已經是一個大國了，因爲它的發展開始遵循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允許多元，允許蝴蝶成群，也允許蜜蜂存在。”
遺失的回鄉夢
一些人遺忘了老兵，一些老兵也遺忘了戰争
《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 | 雲南騰沖報道
走進騰沖縣騰越鎮洞坪村，老兵張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陽光灑在新農村建設中剛修築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歲的老人佝偻的身體斜倚在路邊石頭上，小心地避開臀部至今未取出彈片的部位。身邊放着拐杖，還有一杯與他的眼神相仿的濁茶。
他的農家小院在路對面，推門進去，數百隻曬着太陽的蒼蠅轟然而起，又旁若無人地落下。老人選擇坐在屋門前的台階上，迎着陽光，低垂眼睛，任憑蒼蠅們在衣服上爬來爬去。
他開始講述自己抗戰中的經曆，反複翻檢着時間與地點已經搞混的記憶。
說話間他偶然擡頭指着一側砌得工整的石頭房子，略帶欣慰地說：“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這是他一生最大榮耀。
模糊的抗戰記憶
像張金正這樣，在滇緬戰争結束時選擇留下的傷員和不願參加内戰的軍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
他們可能來自全國的各個地區，抱着報效國家的理想，或者因抓伕加入國民黨軍；他們在滇緬抗戰中浴血拼 殺，以慘烈的代價獲得對日的巨大勝利；他們因負傷、部隊解散等原因留在雲南，多數過着窮困窘迫的生活，終生未得回鄉；他們是雲南最後的抗戰老兵，與時間一起默默凋零。
張金正的老家在河南開封，具體哪個鄉哪個村已經記不得了，他說隻知道家在黃河邊，1938年國民黨炸開花園口大堤以阻擋日軍時，家鄉全被淹沒。
張金正說，18歲時，給地主家打長工。那時他的名字還叫做王正興，後來的名字是在入贅騰沖後改的。“軍隊來抓壯丁，地主家有錢，不用去，就找我們來頂。”張金正回憶。以後的抗戰經曆，他卻隻有一堆錯雜重疊的記憶斷片。
對老兵們來說，戰争的記憶悠遠模糊。雲南解放之後，幾乎無人再提及國民黨軍隊抗戰的曆史。運動頻繁到來的年代，家人唯恐與反革命分子沾親帶故，老兵自己更是絕口不提。
直到近年來關心滇緬抗戰史與老兵生活的民間人士逐漸增多，繼而引來媒體的關注，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經習慣遺忘的老兵這時能想起的，往往隻是當年從軍的斷片殘影。
貴州籍老兵李華生是遠征軍預備2師第五團的勤務兵，曾經下連隊參加過光複騰沖的戰役，他說他印象深刻的隻有一件事：
“一次師部要去軍部開會，要走過騰沖城的西門。那裏是日軍的控制區，十幾匹馬剛剛在小路露頭，日軍的槍聲就響，也不知道是哪裏出來的。
“師長就跟我說：‘小鬼，騎着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遠鏡在後面看着，讓我沖出去吸引敵人，好觀察日本鬼子在哪裏埋伏。
“我騎着大紅馬快快地跑，子彈就從我耳朵邊上擦過去，差點死了。後來知道是一個鬼子在樹上架了機槍，大樹被他們挖空了，他躲在裏面。我們通知了198師的炮兵，把大樹打倒了。”
唯有談起這段曆史，李華生的話最多，情緒也最激動。
卑微曲折的和平生活
“老兵們過得非常貧困。一般士兵幹不了别的，隻能靠種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當過軍官的留下來情況會好些，但解放後在運動裏受到的沖擊也大。”段生馗組織過爲老兵捐款的老兵協會，熟悉老人們情況的他如此說。
曾當過國民黨少尉參謀的盧彩文回想起上世紀50年代的經曆，不住搖頭，“我們問心無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慮。”“文革”開始盧彩文已成爲“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爲活靶子供革命群衆“練手”。
盧彩文是騰沖人，在當地有不少親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後不久便恢複工作，做過中學老師、年級主任、校長，晚年還做過政協委員。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騰沖的境況就沒這麽好。
李華生是在騰沖光複後自己開小差溜出來的，在騰沖縣清水鄉良盈村安家，這是他此前打遊擊的地域範圍。他說：“這裏還是比家鄉狀況好些。”
上世紀50年代，李華生當上村裏的農會主席。當時政府曾動員老兵們回家鄉，大約走了300多人，他因爲在管事沒能回去。沒想到1952年當地掀起“打歹”運動，打擊對象就波及到一些農會主席、民兵營長，李華生也被牽扯進去。
“當時抓了三個頭兒，槍斃了兩個。我平時沒打過誰罵過誰，隻判了我3年徒刑。”李華生回憶說。後來，他又在勞改的地方帶着被管教的人幹活，表現積極，待了兩年多就出來了。
此後他靠種田爲生，結婚生子。他在山間蓋了兩間小石頭房子，屋裏沒水沒電，每天做飯要去山裏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濟，菜就自己在屋前種一點，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兒都去世了，兒子是個混混，離開家三四十年了，現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兒媳跑了，丢下孫子也是個混混，30多歲了還沒結婚，也從不來看他。”段生馗介紹說。最近幾年，他反而成了最常來看望李華生的人。
摸不着的回鄉夢
段生馗在網上寫過李華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騰沖熱海的必經之路上，他便呼籲遊客們經過時能捐一點錢給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塊牌牌，上面寫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勸我别這麽幹。”
沒有錢，更沒有回家的路費。外省老兵們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卻很少有人如願。
“解放前路不通，從騰沖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說去别處。我又是逃兵，抓到會被判槍決。解放後沒錢，而且在這裏就受批鬥，是壞分子，更不敢亂跑。”李華生說。
2007年，貴州電視台曾策劃老兵回家的活動，當時選了9位老兵。李華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遙遠，需坐飛機，老兵們事先都被組織體檢。
“有兩位老人體檢沒通過，怕路上出危險，沒讓他們回。結果天天來我辦公室哭。”騰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馬家新說。
李華生身體很好，但他也沒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記得自己家在哪兒，12歲就被抓伕出來，自此就跟家裏失去了聯系。他隻知道家在貴州省湄潭縣，具體鄉鎮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裏還有沒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張金正曾經與河南老家有書信往來。60年代，家裏還寫信過來問，能不能寄一點糧票回家。張金正歎着氣說，“一直沒錢回去，坐飛機到昆明就要80塊一張票。現在八九十歲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兒子笑着提醒：“哪裏是80塊，是800塊一張票。”老人“哦”一聲，轉頭往遠處看去，神色更顯落寞，一行濁淚順着他臉上的皺紋滑落。
誰向他們伸出了手
最初，志願者對國民黨抗日老兵持有一種複雜的心态
彭彥無法忘記那個摟着柴火的佝偻背影。
2007年5月的一天，彭彥見到了已年過八旬的潘振華，潘參加過著名的新牆河戰鬥。
古舊的軍帽粘滿了灰塵，腳上的豬皮鞋已經裂開，腳趾頭都露出來了。漆黑的小屋裏，照相機的閃光燈映出老人蜷縮在角落裏的輪廓，對光線毫無反應。
鄰居反映，潘振華的兒子在平江做生意，“很少管老人”，失明15年的老兵，還得自己上山撿柴。
随後他們看到，老人出門時，帶着一根長長的繩子，一頭綁在家裏，一頭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後100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撿到柴火後，再順着繩索輕輕地爬回來。
“老人家，您最希望得到什麽？”彭彥問。
2008年9月22日，彭彥、楊衛清接到一個電話：“潘振華去世了！”電話那頭聲音急切。兩人心裏一震，朝 着新牆河方向深鞠一躬。
事後得知，那天下午潘振華像往常一樣順着繩子上山，回來時不小心摔在草叢裏，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楊衛清和6名“湖南老兵之家”的志願者，風塵仆仆地趕往嶽陽新牆河吊唁---在陣陣哀樂中，彭彥再次看到潘振華，老人的笑容凝固在一幅遺像中。
輾轉南北的潘振華，至死隻擁有一個過于粗略的稱謂：抗戰老兵。
5年捐助100位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貿公司的白領韋志華，将一位作家寫的“老兵文章”發表到“崔健論壇”。作爲論壇管理者，她發起了網友熱烈讨論，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論壇正式啓動。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爲雲南地區的中國遠征軍老兵。
2100元，是這個民間組織第一次籌款的總額，這筆資金援助了雲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資金由保山市委宣傳部設立專戶，指定專人負責管理。
2006年1月，韋志華開始了她的雲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國遠征軍老兵。2007年5月，爲紀念抗戰爆發70周年，彭彥也組織起11位驢友，一路尋訪老兵。
随後，參加援助的論壇網友達成了一種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錢“一對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從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論壇共收到彙款18餘萬元。 捐款者中包括下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韋志華逐漸淡出。随後，範玲、彭彥、楊衛清等人接過韋志華手中的接力棒。
通過持續不斷的尋訪，5年間，他們共捐助100多位抗戰老兵。
2008年10月19日，援助中國遠征軍的活動達到了一個高潮：在《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的倡議下，民間力量與媒體聯動，将流落緬甸65年的遠征軍老兵李錫全接回了湖南常德。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一對一互助”重新啓動，59位老兵将繼續得到捐助。
志願者獨力難支
楊衛清和彭彥最近每天都在看《我的團長我的團》。
“盡管許多地方與史實有出入，但至少能讓人們關注中國遠征軍。” 楊衛清說。
盡管“純民間公益、非商業、非官方、不具任何政治立場”的宗旨挂在論壇醒目部位，但仍有人不理解，說他們“作秀”；再加上人們心中對于國民黨軍隊的固有偏見，“老兵之家”的援助之路仍然艱辛。
志願者們都不富裕。2008年，楊衛清去雲南接老兵李錫全回家，給單位請了長假，總共花去了4000多元，回來後女友和他起了“小摩擦”。
“‘老兵之家’的每一次活動都是AA制，團隊内部并沒有固定的分工，大家合作靠的是一種默契。”楊衛清說。
即便是募捐到的微薄資金，偶爾還會遭到質疑，讓他們感到委屈。實際上，在錢物方面，志願者們做了規範，“社會援助的錢物造冊備案，且直接送到老兵手中”。
“官方和企業的援助十分有限。”彭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彭楊二人表示，他們已經想好，4年爲一個周期，将援助行動繼續下去。
重新理解了戰争
“老兵最需要的其實不是物質，而是渴望重新獲得社會的認可。”彭彥說，“老兵之家”曾發給老兵一枚榮譽章，但回家後，榮譽章丢失了。焦急中，老兵寫信給彭彥，希望再拿到一枚，即使花錢買都可以。
很快，彭彥向老人郵寄了一枚新的。
長沙縣的一位老兵去世後，家人曾把志願者請到家裏，一家人齊刷刷跪在他面前。“這是父親的遺願，你是我家的恩人。”老人的兒子說，你們讓我父親回到了70年前。
彭彥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許多遠征軍老兵，隻能把自己當年浴血抗日的記憶深藏在心底，甚至不敢對自己的兒孫提起。
“在援助老兵的過程中，不是我們用愛心幫助他們，而是我們被老兵深深地震撼，覺得欠他們太多。”楊衛清說。
2008年元月的一次探訪過程中，遠征軍老兵黃瑞祥的講述，徹底改變了楊衛清對于戰争的看法。
老人經曆過緬甸戰役、印度訓練、反攻緬甸、翻越野人山等大小戰事。交談中，黃老顯得很愉快，但問到野人山的往事，老人卻在瞬間沉默。他一動不動，在5分鍾内，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完全沉浸在回憶裏。5分鍾後，老人才回過神來。
蚊子、毒蛇、疫病過後，黃瑞祥所在的重機槍連，出發時官兵共133人，從野人山走出來，僅剩下16人。
和楊衛清一樣，之前，彭彥跟網上的所有憤青一樣，動不動就聲言“打仗”。如今他比其他同齡人更渴望和平。彭彥說，和平年代的人們難以想象，争奪松山那樣的普通小山頭，會死去一萬多名中國士兵。在淞滬會戰中，每10分鍾就有一個連的人全部犧牲，1個小時就可以傷亡過萬。
國家越來越包容了
現在，志願者們最害怕的就是時間。許多老兵逐漸故去。他們感到援助活動的緊迫：尋找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幫助老兵，拍照采訪爲他們做“口述曆史”。
2008年4月，彭彥前往平江走訪遠征軍老兵朱錫純。年過花甲後，朱錫純把當年的參戰經曆寫成了20多萬字的回憶錄《野人山轉戰記》。這本回憶錄一直還沒有變成鉛字。
比之民間組織，援助老兵的個人行動也越來越廣泛。浙江天台縣的範許洋在挨家挨戶走訪後，找到了10位健在的抗戰老兵。
“最初我們對這些國民黨軍中的抗日老兵，持有一種複雜的心态。”楊衛清說，現在想：“其實在八年抗戰裏，都是保家衛國，流血犧牲，這些士兵，難道應該湮滅在曆史中？”
彭彥說：“地方政府雖然沒有明确表态，但也沒有阻止我們的民間救助，我想時代在發展，我們的國家也是越來越包容了。”
艱難還原滇緬抗戰史
曾經被擦掉的，不光是聲音，還有記憶
最初找到那些老兵的時候，戈叔亞聽到的不是他們的講述，而是飲泣。
“無從說起。幾十年來沒有一個人要聽他們的經曆，包括子女。”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種運動紛至沓來，這些抗戰老兵們成爲“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曾經的衛國經曆隻能緘口不言。許多老兵的子女因家庭出身問題無法正常上學或就業，在“文革”期間與父母劃清界限。
民間滇緬戰争史學者戈叔亞尋訪到的老人裏，不少在土改時被定爲曆史反革命，有的判刑20年，出獄後已經年過半百。
彼時的曆史教科書裏，對國民黨抗戰的正面戰場似乎沒存在過，遑論“冷僻”的滇緬戰争。作爲這段曆史不合時宜的證人，遠征軍老兵們的存在注定處于沉默的黑箱中。幾十年來，他們的聲帶像是被擦過了。
被擦掉的不光是聲音，還有記憶。
騰沖本地人盧彩文是黃埔軍校第19期畢業生，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的少尉參謀。部隊收複騰沖之後，他希望繼續讀書，總部批準他離開部隊。他于1948年讀了高中，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區政府做法制股長，後來又做教師。
“政治運動來了，要清理階級隊伍。”盧彩文的日子開始不好過。“文革”開始後，更是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挨批鬥、寫檢查、上學習班上。“上個廁所都有人跟着。”
今年92歲的張金正老家在黃河南岸，已經忘了具體的地址。18歲時，給地主家當長工的張金正爲東家頂了壯丁。他被帶到西安訓練，到過河北、山東、湖南，最後到了雲南，但時間在他的講述中颠倒，戰役的名稱混淆在一起，隻有一點記得清楚：“我在遠征軍二十集團軍，軍長是周福成，總司令是霍揆章。”
其他的，像是記憶的房子倒塌後淩亂堆疊的碎磚頭。
爲家鄉立下心願
80年代中期，一些曆史禁區趨于突破，抗日正面戰場的作用在官方層面開始得到承認，類似《台兒莊大捷》這樣的描述國民黨抗戰的電影得以上演。在民間，言論相對變得自由，像戈叔亞這樣的一批民間人士，開始了他們對于滇緬戰争的研究。
1983年，剛工作不久的戈叔亞去西南邊境爲公司尋找藥材，第一次聽當地百姓說到日本人的侵略，他大爲驚奇。自己出身軍人家庭，又畢業于雲南師範大學的曆史系，自以爲對二戰史很了解，卻從未聽說過這段自己家鄉的往事。
大約同時，雲南财經學院的學生段生馗向舍友們講起家鄉騰沖抗戰的曆史，遭到舍友們的一緻奚落：“瞎說！日本軍連重慶都沒打到，怎麽可能打到邊遠的騰沖？”50歲的騰沖農民段培東，在當地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英國人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大戰役》，裏面對滇緬戰場隻字未提。
外界對這段曆史的毫不知情，讓幾位雲南人不約而同立下心願：“我要做一點事情證明給你們看！”
如今，戈叔亞成爲國内研究滇緬抗戰曆史的專家；段培東在自家後院的山洞裏完成紀實文學“抗戰三部曲”，用110多萬字的篇幅全面回顧滇緬抗戰；段生馗在和順鎮建起全國首家民間滇緬抗戰博物館，迄今接待參觀者上百萬人。
更多研究、寫作、收藏等方面的民間力量，幾乎都在80年代中期陸續浮現。他們在國内找不到足夠的資料，勉力依靠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的相關檔案、國外的少數研究著作以及大量對國民黨軍官士兵的訪談，從各個角度嘗試重現滇緬抗戰的曆史。
“一開始是悄悄地幹，後來消息一傳開，不少抗戰老兵就自發找來我們家。”段培東說。
墓園風波背後的大氣候
騰沖的國殇墓園複修在這樣的氛圍下被提上日程。
國殇墓園始建于1945年7月7日，由當時的騰沖百姓自發捐錢捐物修建，以紀念滇緬抗戰期間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收複騰沖的陣亡将士。主體建築忠烈祠主牆上挂着孫中山遺像，兩旁是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還有蔣介石手書的“河嶽英靈”。
“文革”期間，墓園主體紀念碑和埋葬官兵骨灰的小碑被毀，墓園挪用作騰沖縣黨校，蓋起兩座教學樓，校長辦公室就設在正中央的忠烈祠。
1984年，騰沖縣兩會期間，一批希望記錄騰沖抗戰曆史的代表委員集體建議，要求修複墓園。“一些基層幹部，尤其是黨校的校長、老師們争議很大。”時任騰沖縣林業局來鳳公園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劉春明回憶，“他們認爲黨校顯然比墓園重要，由此發生了多次激烈辯論。”
3月交上的建議，争執了半年才批複。1984年9月，騰沖縣裏終于下文件要求黨校搬遷，任命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傅宗明爲墓園複修委員會主任，劉春明爲副主任，具體主管複修工作。
劉春明嚴格遵循着文件中提到的一句要求：“原樣複修”。複修工程剪彩過後，又引起了一些議論。
第二年，中央有關部門的領導來騰沖，參觀了國殇墓園，從省裏到縣裏都有領導陪同。有關領導參觀了主體建築忠烈祠，認爲體現了曆史唯物主義。
國殇墓園原貌就此得以保留。
肯定國殇墓園的背景是，早在1985年，爲紀念抗日戰争勝利40周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等單位已對抗日戰争館的史迹和文獻陳列進行了改版，就國民政府和軍隊在抗戰中的作用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在當時産生了轟動性的社會效應。
還有些模糊地帶
盡管基調已定，有關這段曆史的各種調查、出版、紀念，還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帶。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不管我走到什麽單位，總有人來調查我。”戈叔亞回憶說，“這件事給我帶來巨大的煩惱，後來文章都不在家寫，專門跑到廣州住在小旅館裏寫。”
1989年，《解放軍畫報》記者陳立人出版了《緬甸，中日大角逐》一書，屬于國内反映此段曆史較早的著作。
1994年，段培東的“抗戰三部曲”出版，經過了雲南省出版處、宣傳部、文聯、統戰部和出版社五家聯合審查。“最終一緻通過了。”段培東說。
“我披露了不少在滇西的黨史内情。”段培東說，比如第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曾在1926年參加過共産黨；滇西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在抗戰中一直随身帶着兩部油印冊子，其中之一是《論持久戰》。
2005年，段生馗的博物館開館。“展館的第一部分是講滇緬抗戰是在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下取得勝利的。我們選了毛澤東的照片，還有彭德懷拿着望遠鏡眺望百團大戰戰況，對于這些導遊需要費心對觀衆講解。”段生馗說。
北師大二附中退休老師朱雪立，60年代至今一直教曆史，她對本刊記者回憶說，從80年代一直到 2000年，中學曆史課本中沒有提到滇緬戰争。眼下的高中曆史新教材則與段生馗博物館“心有靈犀”，以百團大戰與滇緬戰争并舉，各占200字左右篇幅，後者的意義主要是強調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貢獻，如救出英軍7000人。
酸楚的身份懸疑
90年代，雖然國共合作背景下正面戰場的曆史已廣爲人知，但在全國範圍内的檔案館、博物館、曆史紀念館裏，都鮮見關于滇緬戰争的内容。
關于滇西地區國民黨抗日的資料本就不多。1946年寫出《抗日戰争滇西戰事篇》的學者方國瑜，曾在1983年撰文介紹：“這方面的抗日戰争資料，或毀于日機轟炸，或埋于窖中受潮腐爛，或被國民黨中央軍政機關遷走時銷毀，或被國民黨反動派遷往台灣。”
國民黨對于滇緬戰争曆史也諱莫如深。個中心病，在于成名于滇緬戰争的多位高級将領如陳明仁、鄭洞國、衛立煌，此後在東北戰場的“親共”表現。
幸存的史料、史迹，又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被大量銷毀。
在全國範圍内，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擁有的滇緬戰場資料最全，80年代曾開放過一段時間。如今“所有的個人卷宗和涉及國民黨政治的部分，對任何人還不開放。”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道炫對本刊記者介紹。
地方上的資料則屈指可數。騰沖縣檔案館辦公室主任李生鵬介紹：“縣檔案館存有關于民國的檔案2510件，其中抗戰部分的隻有27件。1992年開始對外開放。”
博物館方面，始建于1987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紀念館，直到1997年才增加了有關遠征軍的内容。
與史料傳承的艱困互爲表裏的，是遠征軍人至今的身份懸疑。
老兵蔣紹福曾是遠征軍53軍軍部警衛營戰士，攻打騰沖文廟時，部隊快打光了，軍長周福臣讓警衛營頂上。他所在的警衛排34人組成敢死隊沖上去，隻有包括他在内的3個人活着出來，其中2個人在下一次戰鬥中又犧牲了。
解放後他生活潦倒，直到2005年接到縣委統戰部發放的每月200元生活補助。
“這些補助來自民間捐款，由統戰部彙總起來統一發放。”與蔣紹福相熟的騰沖前文物保管所所長李正介紹。
民間捐助難以持續，2007年7月，蔣紹福去縣裏領款，辦公室的人告訴他以後沒有了。
那一年，蔣紹福辭世，享年94歲。
關于遠征軍老兵們的待遇問題，騰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馬家新對本刊記者說：“對這部分的政策不明确。有些事情我們很想做。”
“比如，民間都希望政府扶助抗戰老兵，但是縣裏還有大量抗美援朝、援越的老兵，都需要幫助。”馬家新說。
進入主流并成爲時尚
記者采訪期間，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正在雲南等衛視熱播。騰沖當地幾乎家家戶戶按時收看，茶餘飯後就情節争論不休。
“這段曆史對我們雲南人來說已經成爲一個時尚了。”戈叔亞說，影視作品和媒體報道接踵而來，以“遠征”“駝峰”等詞彙命名的活動、地标也越來越多，“現在已經與研究曆史剝離開了。”
今年，騰沖又打算建造滇緬抗戰紀念公園，預算8000萬元，要将所有遠征軍将士的名錄刻在一面紀念牆上。單單搜集名錄的工作，已持續了7年。
甚至已經出現魚目混珠者。騰沖前文物保管所所長李正說，當地有一個經常出席各種活動的“假老兵”。“他其實是1949年的兵，1958年曾經因爲冒充紅軍被捕，現在又來冒充遠征軍。”
“滇緬戰争的曆史浮現演化其實是這樣一個過程：一開始是民間在做，獲得了主流媒體的關注，這種互動又從民間上升到官方，對這件事的重新定性又讓其更加主流化。”央視電影頻道導演、《滇緬公路》中文版譯者朱靖江說。
在他看來，這一過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戈叔亞找到美軍墜落飛機的故事。一開始是單純的民間行爲，後來成爲中美兩國交好的重要見證。當年飛越“駝峰航線”爲中國運送物資的這架飛機，在戈叔亞與美國老兵合作下找到殘骸，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廣爲人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布什都在這架飛機上題詞。
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滇緬抗戰史迅速升溫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以戈叔亞的博客爲例，随便一篇關于這段曆史的研究都可以達到20多萬的點擊量，評論上千條。“這太讓人驚奇了。”
毛澤東也打過敗仗：
自認敗走麥城的五次戰役
中華傳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了，毛澤東無疑是最大赢家。但勝敗乃兵家常事，毛澤東并非“全勝”，他自己也否認“戰無不勝”的頌詞，說自己多次敗走麥城，其中主要的有五次：長沙戰役、水口戰役、高興圩戰鬥、土城戰鬥、茅台戰鬥。
長沙戰役：火牛陣失敗
中共1930年夏天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号，命令各路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在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抵達長沙前，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已進行了第一次長沙戰役，那次戰役一度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下長沙，但很快又被奪回去，而且紅軍損失慘重。現在要第二次攻打長沙，更非易事。朱毛兩人1930年8月24日下達了紅軍分三路向長沙推進的命令。進抵長沙近郊後，紅軍從情報中獲悉，長沙國民黨守軍有六個師一個旅，共31個團，又有堅固的工事，與紅軍相比，占明顯優勢。
毛澤東本想誘使守軍離開工事，再行攻擊，但是沒有成功。他遂于9月1日晚發出第二天發動總攻的命令。總攻戰鬥異常激烈，紅軍甚至采用了古老的“火牛陣”，驅趕牛群來沖破守軍設下的電網障礙，沒有奏效。紅軍多次沖擊，損兵折将，都未能突破防線。此時，長沙附近的國民黨援兵已到達湘潭一帶，紅軍隻好撤退。
水口戰役：打赢了的敗仗
中共臨時中央1932年6月命令紅軍消滅進入江西境内的國民黨廣東軍團(粵軍)，占領梅嶺關，随後再沿江北上。
紅一軍團7月初控制了梅嶺關要隘後，粵軍即由韶關、信豐兼程趕赴廣東南雄，意圖與北面國民黨軍合擊紅軍。毛澤東與紅一方面軍将領決定集中一、三、五三個軍團，同時進攻正在進行南北合圍的國民黨兩路軍隊。
紅五軍團7月8日淩晨向南雄縣境内的水口方向開進，與國民黨軍兩個團開戰。次日，粵軍八個團的援軍抵達水口戰場，國民黨軍力量增至十個團。紅軍對此卻并知曉，紅五軍團仍按原計劃實施攻擊，結果傷亡很大，直至紅軍獨立第三、六兩師到達，才穩住戰局。紅軍主力兩天後到達水口，國民黨軍隊退入南雄，戰役結束。
水口戰役從最終結局來看，紅軍是勝利了，但毛澤東認爲那是一次“打赢了的敗仗”，他說：“我們曆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
高興圩戰鬥：損失兩個師長
高興圩戰鬥是紅軍在第三次反擊國民黨軍隊包圍作戰中的一次戰鬥。毛澤東、朱德1931年9月7日指揮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紅四軍、紅三十五軍向高興圩發起攻擊。兩天的戰鬥過後，國民黨軍傷亡2000餘人，紅軍傷亡2200餘人。國民黨軍占據的地形比紅軍有利，紅軍不僅地勢不利，兵力也不夠集中，而且此前徒步涉水過高興圩以西河流時，遭遇了攻擊，損失較大。
紅軍久攻不下高興圩，兵力漸減，就撤出了戰鬥。高興圩之戰，紅軍損失了兩個師長，即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曾士峨，紅三軍團第四師師長鄒平。
土城戰鬥：情報失誤
紅軍在1935年1月的中共遵義會議後，分三路向赤水河以東地區推進。毛澤東見那一帶道路兩邊都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蹉商，如果國民黨川軍郭勳祺的追兵孤軍深入，紅軍可以在土城以東的青杠坡埋伏兵力将之圍殲，這樣紅軍下一步的北渡長江就無後顧之憂了。這場戰鬥以紅三、五軍團爲主力。
戰鬥在1月28日打響後，郭勳祺的川軍中埋伏遭到重創。但幾個小時激戰，川軍戰鬥力絲毫減弱的勢頭，川軍的後續部隊又迅速趕到。紅軍總部立刻派陳赓、宋任窮率領軍委縱隊幹部團上前增援，朱德總司令在前線指揮。原已北上進攻赤水城的紅一軍團也回師增援，方才穩住了紅軍的陣地，但這一仗最終沒能消滅土城附近的川軍。
紅軍後來從俘獲的川軍士兵處得知，原來的情報有誤，郭勳祺的川軍不是四個團六千多人，而是六個團一萬多人。
茅台戰鬥：寡不敵衆
茅台戰鬥發生在紅軍二渡赤水後。紅軍主力1935年3月進軍茅台以南，但是國民黨有三個師的兵力，附近又有援兵。紅軍敗退，并于第二天第三次度過赤水繼續長征。
蔣介石評價毛澤東"陰陽怪氣"
中越海戰時未放行
倍可親
鳳凰衛視《锵锵三人行》最近一期請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對被公布的蔣介石日記予以解讀。楊天石透露，蔣介石本人是一個50多年，寫日記沒有一天中斷的人。在日記中，他多次提到毛澤東，并多次抱怨。
本期節目内容如下：
窦文濤：《锵锵三人行》，查老師，咱們今天來結識一下，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楊天石老師。您好。
楊天石(民國史專家)：您好。
窦文濤：爲什麽請楊老師來呢？我就想起這個話從那兒聊，這個清明節剛過，我倒是意外想起來，蔣介石就是死在清明節這一天，所以這也算是他的一個忌日。
那麽近兩年呢，爲什麽我就說特别想認識一下楊老師，近兩年一直有一個消息，很引人注意，說蔣介石本人是一個50多年，寫日記沒有一天中斷的人。那麽他這麽多的日記，在什麽地方？前兩年這新聞傳出來，說是蔣家把它放在美國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然後你隻能看，但是也不能拿出來，甚至都看不到原件。就是這個楊天石老師，好家夥，一次又一次的去美國，而且是隻能手抄，在那裏抄。剛才我問你說，你就抄了總量的大概是三分之一？
楊天石：對。
窦文濤：這讓我們覺得非常好奇，蔣介石的這個日記，你從微縮影像上看，是個什麽樣子？是個什麽本子，給你一個什麽印象呢？
楊天石：日記是用的當年民國時期的日記本，是一種規範化的日記本，也可能是當時特制的。
窦文濤：爲他特制的嗎？
楊天石：也可以這麽說，或者說爲國民黨的一些高級官員将領特制的這種日記，每年一本。蔣介石的日記呢，一個很重的特點，就是他用毛筆寫。
窦文濤：用毛筆寫。
楊天石：全部。
查建英：小楷書，是嗎？
楊天石：應該說是行書。就是比起楷書它要随便一點，比起草書來說呢，它又容易看一點。
窦文濤：在他的這個日記裏，我們能不能發現一些什麽秘密？比方說在抗日的時候，就是蔣介石他對日本，最初的打過來，他的态度，你說是矛盾的，他經曆了什麽變化，從日記裏能看出來嗎？
楊天石：可以看出來，完全可以看出來。在有的時候，蔣介石是堅決主張要拒絕談判，絕不跟日本人講和。例如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應該說首度淪陷，這個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窦文濤：當然了。
楊天石：也就是這是一個曆史的重要關頭，南京淪陷以後，國民黨裏邊的許多高級官僚，都主張要趕快跟日本人談判，例如汪精衛，例如孔祥熙，例如居正，例如于右任，他們都主張要趕快跟日本人談。而且居正表示，如果蔣先生有顧慮的話，到了簽字的時候，我來代替蔣先生簽字，就是說，承擔投降簽字的責任。
查建英：你剛才說的這個，已經到了哪年了？
楊天石：就是1937年。
查建英：1937年，南京淪陷。
楊天石：當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官僚都主張要趕快跟日本人談和的時候，蔣介石态度很明确，不能談。他就把這些人，就是說居正、于右任找來，說革命要講氣節，就是要堅持氣節，不能跟日本人談判。他說如果跟日本人談判的話，結果是什麽呢？外戰可止，就是對外的戰争，中日戰争可止，也許可以停下來。
窦文濤：停下來。
楊天石：但是内戰必起，就是說内部就要打起來，說那樣的話，國家就必然四分五裂。
查建英：我覺得他這裏面還是有一個自己的，對自己權力的考量吧。在裏面就是說，如果他議和，裏邊就要把他搞下去了，憑什麽，你是一個戰敗者呀。
楊天石：如果他單純的爲自己的權力考慮的話，那麽他完全可以走汪精衛的道路。
查建英：走汪精衛的道路，不就成了賣國賊了嘛，漢奸的帽子就戴定了。
楊天石：所以他還是就是說，所有的前提就是不能談，不能談判。如果我說他僅僅是從自己的權力，他完全可以走汪精衛的路。
查建英：對，他可能是一個複雜的。
楊天石：所以當時蔣的決定是不能談和，怎麽辦？遷都，我搬到重慶去。搬到重慶去，意味着什麽？不是逃，那是長期抗戰，做了長期抗戰的準備，蔣介石什麽時候他曾經有過想和的打算？
窦文濤：對啊。
楊天石：這個我想你們肯定很關心。你們無論都想不到，台兒莊大捷以後，他倒是日記裏出現了，這個時候可以到了談和的時機了。
窦文濤：他覺得有點籌碼了，打赢了一仗。
楊天石：中國人打勝了嘛。
窦文濤：結果爲什麽後來是沒有談嗎？
楊天石：談了。這個從1938年，是蔣介石和日本人接觸比較多的時刻。但是每一次都是日本人主動的提出來，要跟蔣談判。而最後的結果都是蔣下令不談，制止談判。
制止談判當年原因很多，一個呢，蔣覺得日本人不講信用。而且日本軍人，日本軍閥橫行，日本政府根本控制不了軍人。即使談成了，那麽他的軍閥，完全可以随時推翻，這個蔣從思想深處，他對日本軍閥沒有任何信任感，談好了，談妥了，他随時可以推翻，這是一。另外嘛，當然蔣覺得就是說，他已經看到了歐戰，就是希特勒在歐洲發動戰争，這個歐戰的爆發，一定會激起新的世界大戰。那麽中國會在世界大戰這個過程裏面，找到機會，找到盟友，找到和中國一起擊退軸心國的盟友。
窦文濤：當時這個蔣介石内心，這也是百爪撓心啊。
楊天石：過去人們有一種誤解，以爲日本是強國，軍事大國。那麽中國是弱國，軍事上我們是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總以爲，日本和蔣介石這段談判，一定是蔣介石主動。其實曆史的真相是幾乎所有的談判，都是日本人主動。
窦文濤：日本人急于求和？
楊天石：日本日急于跟蔣介石談判、求和，而蔣介石最後都是拒絕的。
窦文濤：這個該怎麽理解呢？
楊天石：其實很好理解，這個日本在那個時候，它已經深深的陷在中國這個泥潭裏了。就是日本它雖然是一個強國，但是它是一個小國。它的資源、它的人力都很有限，日本本來是想三個月以内滅亡中國，但是僅僅淞滬抗戰，幾十平方公裏這麽一個小地方，就打了三個多月，所以等到日軍占領了武漢，那麽它的兵力，它的經濟力量，都支持不住了。
查建英：而且其實曆史上的資料，我們看到好多國民黨的軍隊，很英勇的，從軍官到士兵，有些戰役打得特别的激烈。
楊天石：當時日本軍閥的企圖，是迅速的從中國這個泥潭裏邊把腳抽出來。
窦文濤：過去我們妖魔化蔣介石，形成那麽一種印象。你看這個日記，就是說對這個人？他是一個對國家、民族很有承擔，有正義感，有責任感的人呢？還是說是一個權欲熏心，凡事要維護我的統治爲先？你覺得這兩種動機在他心裏是怎麽？
楊天石：我覺得通過對他幾十年日記的考察，我覺得蔣是一個愛國者。我多年以來，我對蔣有一個定位，我都把蔣定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就是第一他還是熱愛中華民族，第二還是在盡可能的，在那裏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
查建英：這個我就聯想到好像在7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是蔣介石晚年的時候，有過一件事情，是越南和我們在南沙群島好像有一個事。
楊天石：發生沖突。
查建英：大陸要打他們，就擔心經過台灣海域，會不會因爲國共的問題，它會擋，後來說是蔣介石親口發令放行，而且好像還給予支持，我們就很順利的就打過去了。
楊天石：你剛才講的這個事情我也看到有關的文章了，這些文章寫得活靈活現。而且不僅是蔣介石表示要允許大陸的艦隊通過台灣海峽，而且還要求打開探照燈。
窦文濤：是，故事是這麽寫的。
查建英：是有，你的意思是個文學版本是嗎？
楊天石：對，那麽我想根據我對于蔣介石的研究，這一種說法是假的。
窦文濤：那是如何呢？
楊天石：是虛構，沒有這件事情。
查建英：是對他的美好想象。
楊天石：這個是我們現在有時候，有些作品文學和曆史的界限分不清楚。用想象用虛構來寫人物，這個是很可怕的。那麽我倒是願意介紹一個千真萬确的事情，可以說明蔣介石他在有的時候，他是能夠跳出這個國共對立的這個界限，能夠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做出當局決定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北京來談判，希望雙方和平。
……
這個是英印政府的失敗。而且說這個尼赫魯之流，是他們的失敗。這個我看到這段日記，我覺得這個是在這個問題上，盡管蔣介石當時已經被趕到了台灣，而且蔣介石在那裏喊，要反攻大陸。但是在維護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這個問題上面，他的立場是很清楚。
查建英：這很有意思。
楊天石：他是認爲他感到高興。
查建英：而且他和“民國政府”，我們那個時候都覺得北洋軍派也很壞，也很賣國。但是在這個西藏問題上，比如說談判那時候也是中印，英國和印度和民國政府談判在那個界限上，東北涉及西藏的麥克馬洪線的時候，也是就是說，“民國政府”拒絕簽字，所以邊境問題到現在都有一個茬，都留下一個，就等于北平政府也不願意割除。
窦文濤：心裏都有一個中國啊。不過這就說到國共之間的曆史恩怨，這個蔣介石啊，我很好奇，他在日記裏對毛澤東，是不是一輩子的老仇人，還是老冤家，他是怎麽個，恨之入骨吧？
楊天石：應該說蔣的日記裏談到毛澤東的地方沒有好話，都是批判毛澤東的。
查建英：比如說，能舉例子嗎？怎麽說的？
楊天石：這麽說吧，凡是講到中共的地方，他常常使用“共匪”，用“匪”字。有時候他用共黨，用共黨就算是比較客氣的了，很多場合底下他是用共匪，當然他稱毛澤東也是匪。那麽蔣對毛的評價裏面，我覺得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個地方就是重慶談判。
窦文濤：他有什麽評價？
楊天石：1945年重慶談判，那麽毛澤東呢，從延安到重慶來，兩黨進行談判，最後簽了一個“雙十協定”。毛澤東向蔣表示他要回延安，那麽在毛澤東回延安的當天，蔣有一段日記，對毛做了一個評價。
窦文濤：他怎麽說的？
楊天石：評價的大概的内容有，前面是八個字“陰陽怪氣，綿裏藏針”。
窦文濤：陰陽怪氣，綿裏藏針。
楊天石：這個是蔣對毛的一個思想性格的一個評價，也就是蔣摸不清楚毛真實的想法是什麽，所以他叫陰陽怪氣。另外就是毛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很謙和，但是綿裏藏針。下面就到關鍵性的話：吾就是我，料其，就是料想判斷，料是料想，料其不能成事，他不會做成功事情的。終，最後，難逃，他逃不出，餘，餘是我，餘之一握也，握是握手的握。
窦文濤：餘之一握也。
楊天石：盡管毛澤東不好對付，陰陽怪氣，綿裏藏針，不好對付啊。但是說他不能成事，他最後是不會逃得出我的拳頭這麽一握的。
查建英：這頁日記他倒沒給撕了，看以後多寒碜啊。
楊天石：那麽這個我想因爲這個是重慶談判，蔣毛見面以後寫這麽一段日記。那麽我曾經有跟他們講到，我說蔣介石有許多錯誤的判斷。
窦文濤：最關鍵的錯誤。
楊天石：這個錯誤，最大的誤判應該是這一次。
窦文濤：誤判敵手。
楊天石：他說他不能成事，恰恰是毛成了事。
窦文濤：把他趕到了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