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國歷代的政治中心滅亡記 (圖)   READERA

蒙古帝國歷代的政治中心滅亡記 一.序言 蒙古興起于十三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窩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南征北戰，使蒙古軍隊的足跡印在東亞、東南亞、中亞、西南亞及歐洲等地，建立起包括一系列宗藩國在內的大蒙古國。 在成吉思汗到蒙哥執政的這一段時間里，蒙古帝國的中心地域是漠北——成吉思汗時代的政治中心是在怯綠連河（即克魯倫河）上游的大斡耳朵；窩闊台時代的政治中心已經遷移到了新建的首都和林。忽必烈即位之後，卻將政治中心南移——不再以漠北的和林為首都，而是以開平為上都，以燕京為中都（後改建為大都），采取了兩都制。 由此可見，蒙古帝國其政治中心建立的順序是大斡耳朵、和林、上都、大都。綜觀歷史，一個帝國的政治中心，其陷落代表著這個帝國的滅亡，對于憑借武力而建立起來的蒙古帝國，其政治中心的陷落，不但是武力衰退的標志，也是統治走向崩潰的標志，而在元明交替時，蒙古帝國歷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順序是大都、上都、大斡耳朵、和林。下面將按照蒙古帝國歷代政治中心陷落的順序，對其陷落的過程一一予以敘述。 二.大都、上都 忽必烈于中統元年（1260年）三月在開平即汗位，史稱元世祖。上文已經提及，元朝是兩都制的，兩都分別是指大都與上都，大都位于古幽燕之地，即今日的北京；而上都就是原來的開平，位于灤河上游。元帝春夏居上都、秋冬居大都。 元末至正年間，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各地群雄紛紛起兵，聲勢浩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由關先生、破頭潘率領的一支義軍攻克了上都，焚毀元帝宮闕，其後，元軍收復了上都。 控制了江淮地方的濠州鐘離人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派徐達、常遇春率軍北伐，目標直指元大都。不久，朱元璋稱帝，以應天（今南京）為京師，年號“洪武”，國號為“大明”，史稱明太祖。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日，明將徐達“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士填壕登城而入（關于明軍克大都的經過，詳見拙作《史詩般的征服——明取元大都簡析》）。”[1] 過去很多歷史學者都認為，明軍攻克大都，意味著元朝政權被推翻了，這種看法其實並不全面，因為元朝是兩都制的，大都失陷了，還有另一個政治中心上都存在。例如李治安先生指出︰“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雄踞燕山腳下的元大都，其地位和重要性似乎超過位于蒙古草原東南邊源的元上都，甚至有以大都為正都，上都為陪都的看法。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由于‘上都分省’實是朝廷中樞組織‘都省’的核心部分，由于‘上都分省’官員每年扈從皇帝在上都駐留半年左右，‘發號布政，罔不在焉’，從而構成了實際上的全國政治中心。嚴格地說，元代的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是同等重要的，並沒有正陪主次之分。因皇帝歲時巡幸，上都和大都是迭為政治中心或留都的。上都和大都，均設有留守司，就是有力證據。”[2] 元順帝在大都陷落的前夕，帶領百官扈從逃往上都。洪武二年（1369年），明將常遇春、李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明朝將大都改稱為北平）往取開平”，[3]元順帝不得不放棄上都而逃往應昌，明軍“北追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4]名將常遇春在凱旋途中病死于柳河川，其追擊元帝的戰略任務轉由李文忠代為經略。 洪武三年（1370年），李文忠率軍經居庸關、興和、察罕惱兒、開平等地進攻應昌。《明太祖實錄》記載︰“（五月）癸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余里，獲一胡騎。問之，日︰‘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今日應昌往開平，報國喪’。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並後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並獲宋元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5] 應昌之戰可視為上都之戰的延續，從大都逃出的蒙元小朝廷，終于在應昌之役被殲滅。不過，當時跟隨元順帝從大都逃出的百官扈從，仍然有一部分在應昌之戰中成為了漏網之魚。例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即與一些隨從逃往了漠北，明軍要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捕魚兒海之役，才基本上將這些漏網之魚打盡。 [1]《明太祖實錄》洪武元年八月庚午條 [2]李治安著的《元代政治制度》，第43頁 [3][4]《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三月己卯條 [5]《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年五月癸丑條 三.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 斡耳朵是“宮帳”的意思。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大皇後孛兒帖就住在大斡耳朵，其地在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上游；忽蘭皇後住在第二斡耳朵，其地在土兀剌河（土拉河）；也速皇後住在第三斡耳朵，其地在不兒罕山（肯特山）附近；也速干住在第四斡耳朵，其地在哈剌和林（鄂爾渾河）之西。 在上述的四大斡耳朵中，前三大斡耳朵都是集中在東至兀古者河上游、西至不兒罕山、南至怯綠連河上游、北至斡難河上游一帶。這一帶地區的面積大小相當于現在的海南島，是蒙古帝國的祖宗肇基之地，歷史地位無可替代——《元朝秘史》一開頭就說蒙古人的始祖孛兒貼赤在“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山，立下了營盤”，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斡難河源正式即大汗之位，他的葬地就在這一帶，其後，多位蒙古大汗及宗王的葬地也是在這一帶——《史集》稱︰“在成吉思汗的子孫中，拖雷汗、蒙哥汗以及忽必烈合汗的子孫和他的氏族的偉大遺骨，也安置于上述地方。”[6]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封皇孫甘麻剌為晉王，就藩于“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7]代替北平王那木罕統領蒙古本土。甘麻剌祖孫三代均嗣封晉王。元武宗時，設立了和林行省，分割去晉王的一部分權力，天歷時期帝國內亂，甘麻剌的孫子八的麻兒間卜死于上都，此後，晉王之封遂絕。不過，直到元末，晉王在漠北的管理機構內史府仍然繼續存在。 在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中，其大斡耳朵的地位特別重要，因為在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台建都和林之前，大斡耳朵一直是蒙古帝國的政治中心。盡管此後蒙古帝國的政治中心先後遷移到和林、上都、大都等地，但大斡耳朵始終保持著獨有的影響力——窩闊台汗是在大斡耳朵即汗位的，後來的蒙哥汗及泰定帝也是在此即位的，故大斡耳朵的得失對蒙古帝國的盛衰而言，亦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義。 元末明初的應昌之戰後，故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敗逃漠北，不久即汗位。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命十五萬明軍北征——“（徐達）以征虜大將軍出中道，左副將軍李文忠出東道，征西將軍馮勝出西道，各將五萬騎出塞。”[8] 其中，李文忠率東路軍由居庸關而趨應昌，兵鋒直指克魯倫河。《鴻猷錄》記載李文忠“略地至驢駒河、朵顏等處。”[9]所謂“朵顏”並非是指明代遼東的朵顏三衛，而是指不兒罕山一帶的兀良哈部落，因為遼東的朵顏部與不兒罕山的兀良哈部實際上是同族，均起源于斡難河流地域，所以在明籍中經常會出現“朵顏”與“兀良哈”二詞互換的情況。《史集》記載兀良哈部落一個叫“兀答赤”的千夫長，在“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子孫們帶著自己的一個千戶，在稱為不兒罕山——合勒敦的地方，守衛著成吉思汗偉大遺骸所在的他們的森嚴禁地。”[10]所謂的“不兒罕山——合勒敦”，顯然是在不兒罕山當中，可見，李文忠到達的“朵顏”之地，必然是成吉思汗的葬地不兒罕山，由此推論，李文忠此前經過的“驢駒河”，當然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地克魯倫河上游。李文忠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順利地越過了這一帶，繼續向和林進軍，蒙軍已經棄守了他們的祖宗肇基之地。 李文忠一直進軍到阿爾泰山東面的稱海之地才撤軍。《明太祖實錄》記載李文忠在回師時“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涌出，人皆以為天助雲。”這里所說的“桑哥兒麻”，在《元朝秘史》中叫“桑沽兒河”，相當于今天的僧庫爾河。元史學者陳得芝先生稱，“（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最早指出，曲雕阿蘭（大斡耳朵的所在地）應是在克魯倫河與其上游支流僧庫爾河匯流處附近河中之一島”，[11]而他本人則進一步考證曲雕阿蘭應在“克魯倫河與僧庫爾河匯流點之西、兩河下洲之間的廣闊地區。其地應在巴顏烏蘭山之南。”據陳得芝先生的著作介紹，一些蒙古學者及東德學者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此地附近找到了大斡耳朵的遺址。[12] 《元史.文宗本紀》記載至順二年（1331年）八月，大斡耳朵的所在地仍有“民戶萬七千一百六十”，陳得芝先生認為“若按每戶五、六口計”，該地人口“約有十萬口上下”，與“哈剌和林、稱海並為元代漠北三大重鎮。”[13]李文忠部回師的路線必然經過“桑哥兒麻”及“驢駒河”。也就是說李文忠軍經過了克魯倫河與僧庫爾河匯流的那一帶地區，而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就在那里。但是，明人史籍在記載李文忠軍經過那一帶地區時沒有踫到任何“重鎮”，可能當時的大斡耳朵已是屢經戰亂，成為了一片斷牆殘垣，甚至渺無人煙，故末能引起明軍的注意。 [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59頁 [7]《元史.百官志》之五 [8]《明史.徐達傳》 [9]（明）高岱著的《鴻猷錄》之《北征沙漠》 [10][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59頁 [11][12]陳得芝著的《蒙元史研究叢稿》第118頁 [13]陳得芝著的《赤那思地小史》，《元史論叢》第六輯 四.和林 和林，又叫哈剌和林。《元史》記載，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就已經定都和林了，[14]但《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史集》均沒有提到過此事，據陳得芝先生的考證，所謂的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其實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區建立了一個新斡耳朵(但不是‘首府’)”，[15]這個斡耳朵就是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中的第四斡耳朵。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窩闊台在即位之後的第七年，開始在鄂爾渾河畔興建和林城，建築工程一直延續到蒙哥汗時期。蒙哥汗死後，他的兩個弟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立。忽必烈在開平即了位，而阿里不哥則在和林即了位，雙方大打出手，忽必烈憑借中原豐厚的人力物力，最終取得了勝利，阿里不哥于中統元年(1264年)投降。忽必烈隨即將蒙古帝國的首都從漠北和林南遷至開平，僅在和林設置了宣慰司都元師府。 後來，漠北持續發生了諸王針對大汗的叛亂。元廷多次派遣親王、大臣率軍平亂,並先後封北平王那木罕、晉王甘麻剌等鎮漠北(上文提到甘麻剌,祖孫三代均坐鎮漠北)。元廷還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罷和林宣慰司，改設和林行省，進一步加強了對漠北地區的控制。和林行省管轄和林路及稱海宣慰司都元師府等，皇慶元年(1312年),元廷改和林行省為嶺北行省。 元末明初，元順帝的繼承者愛猷識理達臘在應昌之役慘敗後，逃往了漠北。關于愛猷識理達臘的駐地，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日本學者和田清根據《明太祖實錄》的有關記載認為，愛猷識理達臘撤到了和林。[16]而我國研究蒙古史的學者達力扎布則認為“對蒙古大汗來講，擁有四大斡耳朵就象征繼承了成吉思汗的遺產，也就有了宗主的資格。所以，有元一代大汗都牢牢地控制著嶺北地區，特別是大斡耳朵所在的克魯倫河中上游至三河之源的地區。昭宗(指愛猷識理達臘)北走，也應當據守此地。”[17]表面看來，達力扎布與和田清的觀點有一致的地方，因為成吉思汗的第四斡耳朵就在和林城一帶。可是，達力扎布根據成書于十七世紀的一些蒙古史籍否定了和田清關于愛猷識理達臘撤到和林的觀點，因為蒙古史籍《蒙古黃金史》及《蒙古黃金史綱》等書一致記載了元順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爾斯和坦相對峙。”[18]達力扎布據此認為，“巴爾斯和坦”這座位于克魯倫河畔的城是“北元比較長期的政治中心所在。”[19]達力扎布的觀點得到了國內一批專家的響應，例如近年出版的代表官方態度的《內蒙古通史綱要》就引用了達力扎布這一新觀點. 我認為達力扎布用蒙古史籍的記載來否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不太妥當。一方面，《明太祖實錄》基本上是當事人記當時事，而上述蒙古史籍大多數產生于十七世紀，比《明太祖實錄》要晚出，其可信度與《明太祖實錄》相比，肯定要打折扣。另一方面，蒙古史籍一致記載的元順帝“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爾斯和坦相對峙”的這一段話，有多處錯誤。首先，跟隨元順帝一起離開大都的劉詰，遺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記》，里面清楚地記載了元順帝是從居庸關逃出的，而並非象蒙古史籍所一致記載的古北口；其次,根據諸多明代的漢文史籍(例如《北巡私記》、《明實錄》等等)，元順帝離開大都之後，跑到了上都，後來又跑到了應昌，最後病死在那里，根本就沒有到過漠北的巴爾斯和坦——就連達力扎布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猜測跑到巴爾斯和坦的是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理達臘。 盡管明軍曾經多次橫掃過克魯倫河那一帶，盡管明帝與蒙古大汗多次互派使者、互通書信，可是明代的漢文史籍對巴爾斯和坦這座城沒有任何記載，這不能不令人懷疑這座城到底是不是“北元比較長期的政治中心所在。”相反,清代的史籍記載了此城，這表明該城直到明末清初才發生了一點影響——它可能是成吉思汗之弟別里古台後裔的駐地，當時滿清正對其進行招降。 蒙古史籍大多數產生于十七世紀，這不是偶然的。有人認為這些蒙古史籍其實是蒙古諸部降清的產物——蒙古貴族們向滿清獻上載有自己世系的史籍，是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利益，其內容出于政治目的任意涂改，特別是關于元末明初那一段歷史，錯漏之處非常多。就象二十世紀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樣︰“《阿勒垣.托卜赤》(即《蒙古黃金史綱》)與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只能追溯到十七世紀，而這些書的聲望屬于最低等的那一流書中。”[20] 上文已經說過，明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年）兵分三路北征，其中李文忠的東路軍打到了“驢駒河、朵顏等處”，也就是今天的克魯倫河、肯特山那一帶，隨後，又進軍到了土剌河，逼近和林。《明太祖實錄》記載“虜將蠻子、哈剌章覘知之，悉騎渡河結陣以待”，[21]雙方爆發了激戰，李文忠率領明軍一直打到阿魯渾河，“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這里的“虜將蠻子”及“哈剌章”，後來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與北元汗廷一起在捕魚兒海那一帶遭到明軍的打擊，[22]特別是“哈剌章”，就是跟隨元順帝一起從大都出逃的“知樞密院事哈剌章”，[23]由此可見，“蠻子”及“哈剌章”所率領的保衛和林的部隊，是元帝的直屬部隊，據此足以證明，當時的元帝愛猷識理達臘的確是撤到了和林，而不是遠在克魯倫河的“巴爾斯和坦”。 李文忠率軍由阿魯渾河之後，“追至稱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24]另外，《王享記》記載“文忠自驢駒河疾趨進，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于阿魯渾河，又追至于聘海”，[25]清楚地說明在土剌河、阿魯渾河、聘海與李文忠作戰的一直是蠻子與哈剌章。 “稱海”與“聘海”，是同一地方的不同譯名，即是隸屬于元和林行省的稱海宣慰司。對于這座城的具體位置，專家們眾說紛紜。[26]有人認為稱海城是在和林城的北面鄂爾渾河上游，這是和田清的觀點，[27]而台灣官方三軍大學出版的《中國歷代戰爭史》就采取了和田清的觀點，[28]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李文忠就沒有打到和林城。更多的人認為稱海城是在和林城的西面、阿爾泰山的東面，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李文忠由克魯倫河一直往西前進到阿爾泰山的東面，當然也就越過了和林城。 正如陳得芝先生所說的“和田清的說法去事實最遠”。[29]實際上，《元史》等大量的歷史文獻表明，十三世紀末，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孫海山率部出鎮稱海，抗擊海都等反叛勢力時，其駐防地就在阿爾泰山一帶。也就是說，李文忠向稱海挺進時的確到達了阿爾泰山的東面，早已經越過了和林。明人高岱的《鴻猷錄》亦稱洪武五年李文忠“取和林，虜遁去。”[30]和林城是一個寄生城市，要靠從漢地輸入大量物資歷來維持。《史集》記載窩闊台時代“每天有五百輛載著食物和飲料的大車從各方到達該處（指和林）。”[31]蒙哥死後，阿里不哥據和林與忽必烈爭立，忽必烈切斷了漢地對和林的供應，阿里不哥就難以繼續在和林呆下去了。而到了洪武五年的時候，蒙古統治者已經被驅逐出了中原，自然也不會有什麼物資繼續供應和林，這時候的和林城恐怕成為眇無人煙的廢墟了，明軍並沒有在此地停留。 《明太祖實錄》記載蒙元名將擴廊貼木兒自洪武三年（1370年）的沈兒峪之戰敗後，跑到了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32]那麼，李文忠在向和林進軍時為什麼沒有踫到擴廊貼木兒呢？這是因為李文忠的東路軍是配合徐達的中路軍一起進軍和林的——當時擴廊貼木兒正在率領元軍南下阻擊由雁門關北進的徐達部。徐達的中路軍于三月在土剌河擊敗了擴廊貼木兒。擴廊貼木兒後撤，再與賀宗哲率領的另一部元軍會師，一舉擊退了跟蹤而來的徐達部。徐達築壘自保，然後撤回。此外，徐達的部下湯和亦在斷頭山一帶與元軍作戰時受挫。 擴廊貼木兒雖然擊退了徐達的中路軍，但李文忠的東路軍卻乘機橫掃了和林，然而，東路軍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跟隨李文忠出征的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周顯、振武衛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死。 《明太祖實錄》記載擴廊貼木兒在此戰之後“徙金山之北”，“卒于哈拉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33]關于“金山”的地理位置，史學界又有爭論。和田清認為“金山”是指阿爾泰山，而“哈拉那海”在科布多一帶。[34]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擴廊貼木兒很可能參加了在稱海城阻擊李文忠的戰斗，因為稱海與科布多均在阿爾泰山的東面，兩者相距不太遠。達力扎布則認為“金山”是“元將納哈出所據今吉林懷德一帶的金山”，而“金山之北”可能是“指克魯倫河中下游一帶”，“哈拉那海”可能是《元史》中“屢見不鮮”的人名，“衙”是指“驛站”。[35]兩者各執一詞，那一種說法最接近于事實，現在還難以斷定。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擴廊貼木兒與徐達作戰之後，再也沒有返回和林。 洪武五年的嶺北之戰，是關系蒙元小朝廷存亡的大決戰，戰後，蒙元小朝廷以及擴廓貼木兒均永遠離開了和林。此後，蒙元的小朝廷再也沒有固定在某一據點，而是來回活動于克魯倫河、哈拉哈河及大興安嶺等地，真正退回了游牧狀態。 [14]《元史.地理志》 [15]《嶺北行省建置考》 [16]（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155頁 [17]達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蒙古史研究》第三輯第99頁 [18]佚名《蒙古黃金史綱》 [19]《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新編第二十六、二十七輯》第105頁 [20]《明太祖實錄》洪武五年二月甲辰條 [21]《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條 [22]（元）劉佶《北巡私記》 [24]《明太祖實錄》洪武五年二月甲辰條 [25]（明）何喬元《名山藏》之《王享記》 [26]陳得芝《元稱海城考》，《蒙元史研究叢稿》第57頁 [27]（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19頁 [28]台灣三軍大學出版的《中國歷代戰爭史》之《明代》卷及其附圖 [29]陳得芝《元稱海城考》，《蒙元史研究叢稿》第57頁 [30]（明）高岱《鴻猷錄》之《北征沙漠》 [31][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69頁 [32]《明太祖實錄》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條 [33]《明太祖實錄》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條 [3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20——21頁 [35]達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蒙古史研究》第三輯 五.游牧的汗斡耳朵 　　從洪武五年（1372年）昭宗愛猷識理達臘離開和林到崇禎七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甘肅大草灘為止，在這二百六十多年的時間里，歷任蒙古大汗均不再擁有固定的首都，其政治中心是汗斡耳朵，由于分裂與戰亂，歷任蒙古大汗的斡耳朵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處于四處飄蕩的游牧狀態。 　　自從愛猷識理達臘的繼任人脫古思貼木兒死後，蒙古諸部一度陷入了混亂狀態，就象明成祖所說的，“夫元運既訖，自順帝之後傳愛由識里達臘（即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六輩相代瞬息之間,且未聞一人遂善終者。此亦可以驗天道。”[36]在一個時期內，連當時的蒙古大汗是誰，各種史料的記載也是大相徑庭，更不用說其政治中心——斡耳朵的確切位置了。盡管如此，檢諸史料，仍然有很多蒙古大汗的斡耳朵被明軍進攻及摧毀的紀錄，下面將對此予以探討。 　　[36]《明太宗實錄》永樂六年三月辛酉 　　六.捕魚兒海 　　愛猷識理達臘離開和林之後，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死去，脫古思貼木兒嗣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脫古思貼木兒率部游牧到喀爾喀河、貝爾湖、克魯倫河一帶，在此遭到了明軍殲滅性的打擊。 　　《明太祖實錄》記載以脫古思貼木兒為首的蒙元小朝廷(即是汗斡耳朵)是在“捕魚兒海”被殲的。[37]所謂的“捕魚兒海”，即現在的貝爾湖。當初元太祖成吉思汗按照蒙古游牧貴族的傳統分封親族時，將兀魯灰河等地（相當于現在的烏珠穆沁旗一帶）封給了同母弟哈赤溫的後裔。而鄰近的捕魚兒海亦應該是哈赤溫後裔的勢力範圍。 　　關于脫古思貼木兒部被殲的過程，《明太祖實錄》有詳細的記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慶州，聞虜主脫古思貼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38]“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余里。玉以弼（即定遠侯王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車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大尉蠻子率眾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千人，其眾遂降。虜主脫古思貼木兒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余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指愛猷識理達臘）妃並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貼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人，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余輛。聚虜兵甲焚之。”[39]十多天後，“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破故元將哈剌章營，獲其部下軍士一萬五千八百三戶，馬驢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余匹。”[40] 　　捕魚兒海之戰，蒙元損失十萬人左右。而明軍的損失卻是微不足道，據說是“不費寸兵，以收其效。”[41] 　　洪武五年和林之戰中幸存下來的蒙元軍隊，主要有蠻子、哈剌章的軍隊及原屬擴廊貼木兒的軍隊。這些軍隊全部參加了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魚兒海之戰。他們雖然在和林逃脫了滅亡的命運，卻最終在捕魚兒海末能幸免。 　　首先，蒙元小朝廷直屬的蠻子及哈剌章二人的軍隊，他們一直承擔著保衛蒙元小朝廷的任務，《明太祖實錄》詳細地記載了他們在捕魚兒海與蒙元小朝廷一起覆滅的過程。其次，還有上文提到的擴廊貼木兒及其部屬在和林之戰之後跟隨著愛猷識理達臘，“從徙金山之北”，[42]也就是說擴廊貼木兒一直跟隨著愛猷識理達臘轉移到了“金山”，而《明太祖實錄》記載擴廊貼木兒“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死亡時間是洪武八年八月，[43]其後，明軍在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魚兒海之戰中，俘虜了蒙元“詹事院同知脫因貼木兒”，[44]脫因貼木兒就是擴廊貼木兒的弟弟，此戰之後，各種史料再也沒有關于原屬擴廊貼木兒的軍隊的記載，由此可知，包括脫因貼木兒在內的原屬擴廊貼木兒的軍隊，已經在捕魚兒海被殲滅。 　　值得一提的是，明軍還在捕魚兒海俘虜了蒙元吳王朵兒只。[45]朵兒只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哈赤溫的後裔。他在世襲的封地上被俘，意味著成吉思汗親自分封的哈赤溫汗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元主脫古思貼木兒及其子天保奴在逃亡途中被阿里不哥後裔也速迭兒所殺，與脫古思貼木兒一起逃亡的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于當年投降了明朝。自從元順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帶領百官部屬從元大都出逃之後，這個以元帝為首小朝廷經上都、應昌、和林、捕魚兒海等一系統激戰，至此基本上已經瓦解。 　　[37][38][39][40]《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條 　　[41]《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 　　[42][43]《明太祖實錄》洪武八年八月己酉條 　　[44]《明史.擴廊貼木兒傳》:"擴廓嘆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為！”乃遣其弟脫因帖木兒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 　　[45]哈赤溫的後裔原封濟南王，後來濟南王也只里因在元大德年間參與阿難答篡位而被元帝所殺，元帝改封其族人為吳王。 　　七.成吉思汗的始興地及其葬地 　　蒙元小朝廷的直屬部隊在捕魚兒海之戰幾乎損失殆盡，蒙古大汗脫古思貼木兒在逃亡的途中被元世祖親弟阿里不哥的後裔也速迭兒所縊殺。也速迭兒在瓦剌等部落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然而，蒙古政局仍然不穩。《明史.韃靼傳》記載︰“敵自脫古思貼木兒後，部帥紛,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雲。”所謂“韃靼”，其實就是明人對蒙古本部的稱呼。 　　明永樂年間，蒙古主要分裂成韃靼和瓦剌兩部分。韃靼廢黜了原大汗鬼力赤，立了一位名叫本雅失里的新大汗，而實權則掌握在權臣阿魯台的手中。據《蒙古源流》記載，阿魯台為“阿速人”，[46]而在元朝時，由阿速人組成的阿速衛是元廷的侍衛親軍之一。有學者認為“捕魚兒海之役，阿魯台同產兄妹二人被明軍俘虜，他本人則似乎在哈剌章部下。後來阿魯台以呼倫貝爾為根據地，左右蒙古政局達三十年，可能就是在哈剌章舊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7] 　　瓦剌原分布于札布汗河、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葉尼塞河上游，據說人口有四萬戶以上。此時，瓦剌乘蒙古本部的勢力日漸式微的機會，開始介入爭奪蒙古統治權的戰爭中。 　　韃靼與瓦剌互相混戰，瓦剌佔領了和林一帶。[48]據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的研究，“肯特山（即不兒罕山）以西成吉思汗第三斡耳朵，第四斡耳朵之地的巴兒忽惕加入衛拉特（即瓦剌）後組成了新的衛拉特，而尚未被瓦剌侵佔的第一及第二斡耳朵後來合並成了鄂爾多斯。”[49]據此可以認為瓦剌佔領的地方為肯特山以西以和林為中心的那一帶，當中包括成吉思汗的第三、第四斡耳朵在內。瓦剌向明朝稱臣，明朝封其三首腦馬哈木、太平、禿孛羅為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 　　明朝還對韃靼進行了招撫。在永樂七年（1409年），明成祖“遣都指揮金卜歹、給事中郭驥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謂我封其三強酋，殺之”。[50]明成祖大怒，派總兵官淇國公丘福北征韃靼。丘福前進至克魯倫河之北時中了韃靼軍隊的埋伏而全軍覆滅。明成祖遂于永樂八年（1410年）率軍親征，[51]在明軍的壓力之下，韃靼大汗本雅失里與阿魯台分道揚鑣，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馬向西欲投奔瓦剌，而阿魯台則率另一部分人馬東奔。當本雅失里前進至斡難河源時，明成祖亦率領追兵尾隨而至，雙方爆發激戰。本雅失里戰敗，僅以“七騎渡河遁去”。[52]《明史》對雙方的戰場作了專門的介紹︰“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53]斡難河源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正式即位的地方，故稱之為“始興地”。 　　明成祖在斡難河源擊敗了本雅失里之後，再率師向東，痛擊了阿魯台部。明成祖回師之後，瓦剌殺死了逃亡中的本雅失里，並乘機侵佔了克魯倫河上游一帶，其騎兵甚至還南下到了興和一帶，[54]顯然，瓦剌又佔領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至此，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之地已經全部落入了瓦剌之手。盡管瓦剌早已向明朝稱臣，但其在此期間卻擅立一位名叫“答里巴”的傀儡為大汗，甚至開始侵犯明境，故明成祖不得不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再次北征，膺懲瓦剌。明軍越過克魯倫河，在撒里怯兒之地開始與瓦剌的前鋒發生了接觸，當明軍繼續前進到撒里怯兒與土剌河之間的忽蘭忽失溫的時候，答里巴、馬哈木、太平、禿孛羅等率領的瓦剌主力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時，雙方進行決戰。明軍一舉擊敗了瓦剌軍隊，並將其驅逐出了成吉思汗的第一、第二斡耳朵之地，瓦剌可能重新退回了肯特山以西。 　　此戰的戰場是忽蘭忽失溫（蒙語“紅山嘴”[55]），位置在撒里怯兒與土剌河之間。而所謂和“撒里怯兒”，即是《元史.太祖本紀》中的“薩里川”，也即是成吉思汗第二斡耳朵的所在地，相傳他的葬地就在這附近。當時跟隨明成祖一起北征的金幼孜，他在《後北征錄》中記載︰“（六月初三日）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于此度夏。”[56] 　　由上文可以知道，韃靼大汗本雅失里將明軍引至成吉思汗的“始興地”斡難河源與之作戰；而瓦剌則將明軍引至成吉思汗的“葬地”撒里怯兒與之作戰。這兩個戰場都與成吉思汗的遺跡有關，這決不是偶然的。《蒙古源流》記載，全體蒙古人認為“聖主（指成吉思汗）不僅僅是蒙古的主上，而是收服了整個五色四夷的皇天之子”，誰冒犯了成吉思汗的神靈，誰就會“招災引禍”，[57]《蒙古源流》記載瓦剌太師脫歡在成吉思汗遺下的宮帳中舉止悖謬，結果被成吉思汗的神靈用箭射死。關于類似的傳說，諸多蒙文史籍均有記載。在現代人的眼中，依靠鬼神來戰勝強敵的古代傳說當然是失實的，但古代蒙古人對此是深信不疑的。例如《元史.郭德海傳》稱“三峰山之戰，睿宗（即拖雷）令軍中祈雪”，認為拖雷靠召來大雪而戰勝了金軍；而《蒙古黃金史綱》則記載元順帝逃出大都之後，其子必里克圖（即愛猷識理達臘）“祭‘扎答’（即祈雪），降了風雪，漢軍士馬凍死殆盡”，[58]認為必里克圖靠召來大雪而殲滅了追兵。本雅失里選擇成吉思汗的始興地與明軍作戰；而瓦剌選擇成吉思汗的葬地與明軍作戰——反映了蒙古人企圖借助成吉思汗的神靈來懲罰明軍的願望。 　　[46]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67頁 　　[47]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88頁 　　[48]《明太宗實錄》永樂七年六月丙寅條，可參考白翠琴《瓦剌境域之變遷》 　　[49]岡田英弘《達延汗六萬戶之起源》。“鄂爾多斯”，其詞源于“斡耳朵”，其領主號稱“濟農”。“濟農”即是昔日統領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地的“晉王”的變音。 　　[50]（明）何喬元《名山藏》之《王享記》 　　[51]明成祖在首次親征時于三月初七日經過“沙城”，明成祖當時稱“適所過沙城即元中都”，元中都為元武宗海山所建，武宗死後工程遂止。明成祖北征時其宮闕已經崩毀。詳見金幼孜的《北征錄》的有關記載。 　　[52]《明太宗實錄》永樂八年五月己卯條 　　[53]《明史.韃靼傳》 　　[54]《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二年二月庚戍條 　　[55]（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67頁 　　[56]（明）金幼孜《後北征錄》六月初三日條 　　[57]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70頁 　　[58]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42頁 　　八.亦乃集 　　明成祖二次北征之後，瓦剌重新歸附明朝，韃靼乘勢攻擊瓦剌，並侵犯明境。明成祖遂于永樂二十年（1422年）、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三次親征韃靼，對其根據地進行了犁庭掃穴式的打擊。明成祖最後病逝于親征途中。 　　明成祖死後，韃靼再度臣服明朝，但勢力已經大不如前了。瓦剌乘韃靼疲弊之機，迅速擴張勢力，開始了統一蒙古的事業。 　　宣德年間，韃靼與瓦剌作戰時失敗，在瓦剌的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被迫遷離了克魯倫河。《王享記》記載︰“阿魯台與其子失捏干止余人馬萬三千，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剌等處。”[59]所謂的母納山、察罕腦剌，其地在明宣府、大同、寧夏、甘肅邊外，相當于今天的內蒙古包頭以西烏蘭山一帶。其後，阿魯台父子在與瓦剌作戰時死去，部屬紛紛潰散，有很多潰散的韃靼部屬投降了明朝。例如《王享記》記載阿魯台的另一個兒子︰“阿卜只俺窮蹙來歸，朝廷官之為左都督，傳至其孫勇，封靖安伯，由和寧王遂以和為氏”，[60]因為明成祖曾經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所以阿魯台的兒孫降明之後便改姓了和。 　　原韃靼大汗本雅失里死後，阿魯台一方面降明，另一方面則秘密擁立了一位名叫阿台的韃靼大汗。阿魯台究竟在什麼時候擁立阿台大汗的？各種史料記載不一，專家們亦爭論不休，不過當時的明成祖顯然一直都不知道韃靼還存在著一位叫阿台的大汗，而阿台首次出現在《明實錄》是在明成祖死後的宣德九年七月丙申條中。《明史.韃靼傳》記載阿魯台死後，“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竄居亦集乃路。外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 　　明軍首次經營亦乃集路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上文已經提到明軍曾經在洪武五年兵分三路征伐蒙元，其中徐達的中路軍與李文忠的東路軍分別在嶺北與元軍作戰，而馮勝、傅友德率領的西路軍則成功地平定了甘肅，當時，亦乃集路是隸屬于元甘肅行省的，其守將卜顏貼木兒亦投降了明軍。後來，元明雙方多次在亦乃集路一帶進行拉鋸戰，元代在西夏黑水城的基礎上擴建的亦乃集城，在戰爭中成了廢墟。到了永樂年間，鬼力赤當上了韃靼大汗之後，長期游牧于亦乃集一帶，不久，他便與阿魯台一起遷移到蒙古草原東部的克魯倫河流域，並死在那里，而本雅失里則成為了韃靼的新大汗，到了本雅失里與阿魯台先後敗死的時候，阿台又重新回到了亦乃集一帶，據此，有人認為阿台就是鬼力赤的後裔。波斯史料《突厥系譜》的有關記載也支持這一觀點。[61]不過，《蒙古源流》卻認為阿台是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的後裔。[62]而《蒙古家譜》則稱阿台是成吉思汗“第二弟哈卜圖哈薩爾之後”。[63] 　　阿台在亦乃集仍然保存著一整套統治機構。和田清指出︰“從《實錄》正統元年春正月己卯條載明軍討伐阿台時，獲得‘樞密院銀印一顆’；二年六月癸未，阿台派遣‘殿中阿魯’入朝看來。可知阿台直到此時還維持著一些元代以來的中國式官制。樞密院當然就是元朝的陸軍部，所謂殿中，就是內御史台的侍御史。”[64] 　　《王享記》還記載了明軍在征伐阿台、朵兒只伯時，“奪還永樂中所封和寧王誥敕玉圖書以歸。”可見，盡管被明朝封為和寧王的阿魯台已死，但阿台仍然保留其和寧王的誥敕。關于誥敕，《明史.職官一.禮部》記載︰“諸蕃有保塞功，則授敕印封之。各國使人往來，有誥敕則驗誥敕，有勘籍則驗勘籍，毋令闌入。”也就是說，蒙古諸部必須擁有明朝所封的誥敕，才能與明朝進行互市交易，明朝的這一政策，促使某些受到誥敕的蒙古部落產生了雙重統治機構的奇怪現象。例如明朝分別于永樂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給臣服的阿魯台所部頭目授予職事，從都督至千、百戶、鎮撫不等，共計授官三千多人，阿魯台本人則封為和寧王，建立了一整套明式的統治機構；[65]但韃靼卻又保存著“樞密院”、“殿中”等的原有統治機構。從阿台保留著明朝的誥敕來看，阿台似乎是承認明朝對此屬下的誥敕的，當然，這主要是為了方便與明朝進行互市交易。[66] 　　阿台、朵兒只伯等人因為侵犯明境，而遭到明軍的連年討伐；同時，還受到瓦剌的夾擊。《全邊紀略》記載︰“朵兒只伯眾三千，駐也可林察之地，去涼十里，絕食來歸。”[67]朵兒只伯只不過僅僅三千人左右，從這段記載可以判斷出阿台的人馬也不會太多，而所謂的也可林察，僅距明軍駐守的涼州十里，並不算遠。朵兒只伯雖然已經擺出了投降明朝的資勢，可是，就象《明史.韃靼傳》所說的，阿台、朵兒只伯“外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所以，明軍並沒有停止對其的討伐。例如“正統元年，將軍陳懋敗朵兒只伯于平川，追及甦武山，頗有斬獲。”[68]明軍對阿台、朵兒只伯等人進行犁庭掃穴式的打擊是在正統三年，《明英宗實錄》記載了尚書王驥的一份奏文︰“臣同總兵官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朵兒只伯于石城，殘虜食盡，竄于瓦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反之，執其偽左丞脫羅及其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逐殺八十余里，獲金、銀牌六面，印璽二顆，馬騾駝牛四百有余，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朵兒只伯只以數騎遁，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樞密同知、院判、僉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乃集地，執偽萬戶二人，雲朵兒只伯竄野孤心。禮令為向導，將二千騎追襲五百余里，到黑泉而還，偽平閭阿的干招其余黨來降。右副總兵都督趙安等出冒寧至刁力溝，執其右丞都達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蓋兵出沙漠千有余里，東西夾擊，虜眾幾盡，邊境用寧。”[69]此役，據《全邊紀略》記載“和寧王阿魯台之甥阿魯卜林者，說虜來，為都督蔣貴鄉導，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效。上予以指揮之秩，命甘州給俸並其廬。”[70]至此，阿台與朵兒只伯已經眾叛親離。《殊域周咨錄》記載明軍“轉戰二千余里，俘賊男婦二千余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71]阿台與朵兒只伯無疑已經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明史.韃靼傳》記載此役之後“阿台、朵兒只伯等來歸”；而《王享記》對此役之後阿台與朵兒只伯的動向也有相同的記載︰“阿台、朵兒只伯亦來歸矣，然亦外納款而已。”[72]所謂“來歸”，當然是指明軍用武力逼使韃靼大汗歸附了明朝。 　　阿台既然歸附了明朝，明朝為什麼沒有對其進行敕封呢？可能一方面是因為阿台歸附明朝時部屬幾乎潰散殆盡，其本人已經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實在是無足輕重；另一方面，阿台的屬下阿魯台曾經封王，而阿台身為大汗，在韃靼中地位極高，不便安排；同時，明朝也許來不及對阿台進行敕封——因為阿台剛剛歸附明朝沒多久，就被瓦剌所剿殺了。[73] 　　[59][60]（明）何喬元《名山藏》之《王享記》 　　[61]（日）本田實信《關于北元早期汗系》 　　[62]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69頁 　　[63]（清）羅密《蒙古家譜》 　　[6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206頁 　　[65]《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條、十二年二月丁末條、九月庚寅條、十二月丁酉條、十五年五月辛丑條 　　[66]蒙古諸部巧妙利用誥敕與明朝進行互市交易的例子有很多。例如蒙古著名的朵顏、福余、泰寧三衛，均有明朝授予的誥敕，明中後期，哈剌慎控制了一部分朵顏衛，便以朵顏衛的名義與明朝交往，目的是為了通貢、互市和求賞，蒙古左翼諸部東進時並了泰寧衛，萬歷年間與明朝交往的泰寧衛速把亥，其實就是內喀爾喀部長，此外，明末以福余衛的名義出現的宰賽等部，其實也是是內喀爾喀部長。詳情見《清太宗實錄》天聰四年三月丙午條；馮璦《開原圖說》卷下；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第523頁 　　[67]《全邊紀略》卷五之《甘肅略》 　　[68]《明史.韃靼傳》 　　[69]《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四月乙卯條 　　[70]《全邊紀略》卷五之《甘肅略》 　　[71]（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之《北狄.韃靼篇》 　　[72]（明）何喬元《名山藏》之《王享記》 　　[73]《明英宗實錄》正統三年九月丁末條 九.“土木之變”後明軍對韃靼的一系列“搗巢”行動 　　瓦剌殺了阿台汗，統一了蒙古，脫脫不花名義上是蒙古大汗，但實權卻操縱于太師也先手中。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舉進犯明境，明英宗親自率大軍反擊，結果在土木堡全軍覆滅。明英宗在此戰中被瓦剌俘虜，史稱︰“土木之變”。[74]瓦剌在緊接著的進攻北京的軍事行動中受挫，遂撤回塞外，後來，瓦剌遣使到明朝求和，並送還了英宗。 　　“土木之變”暴露出明軍已經逐漸腐朽，此後，明軍再也末能重現洪武、永樂年間橫掃蒙古草原的風采，盡管明軍的戰斗力衰退了，但仍然多次進攻歷任蒙古大汗的政治中心——汗斡耳朵。明軍的系列軍事行動在漢文的史籍中稱之為“搗巢”，現在將對此一並予以探討。 　　[74]《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戍條、《明史.英宗本紀》 　　十.滿都魯的汗斡耳朵與孛羅忽的八白帳 　　“土木之變”後，瓦剌太師也先殺死了大汗脫脫不花，自立為可汗。不久，也先又被屬下所殺，至此，瓦剌逐漸衰落。而短暫統一的蒙古亦重新分裂，韃靼諸部陸續擺脫了瓦剌的控制。 　　一些草原游牧部落在正統年間進入河套地區，《明史.韃靼傳》稱︰“河套，古朔方郡，唐張仁願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平衍，敵來，一騎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韃靼某些部落擺脫瓦剌的控制之後，“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虛時，而邊事以棘。” 　　《明史.韃靼傳》記載韃靼滿都魯在成化七年（1471年）“入河套稱可汗”，《明憲宗實錄》也比較詳細記載了滿都魯稱汗的過程︰“加思蘭乃與眾商議，欲立孛魯忽太子為可汗，而以己女妻之，因立己為太師。孛魯忽不敢當，讓其叔滿都魯。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而立為可汗，己為太師。”[75] 　　“孛魯忽”又譯“孛羅忽”，擁有“吉囊”這個尊貴的稱號，在明代，最先擁有“吉囊”稱號的是阿黑巴兒只[76]，他是孛羅忽的祖父。“吉囊”又稱“濟農”，都是“晉王”的音譯，元代，晉王鎮守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而由成吉思汗生前住過的斡耳朵及其遺物發展而來的“八白帳”，是“八座白色的大氈帳組成的成吉思汗的靈堂”，[77]明代，八白帳在“吉囊”的管轄之下。岡田英弘指出︰“一九三五年訪問過八白室（即八白帳）的歐文.拉鐵摩爾的報告說，那里被祭祀的是成吉思汗本人和哈屯（相當于皇後）即孛兒帖夫人，左邊的哈屯是忽蘭哈屯......這里留下了大斡耳朵與第二斡耳朵合並的痕跡。不見了也速與也速干兩個哈屯，其原因可能是第三、第四斡耳朵落入衛拉特（即瓦剌）手中了”。[78] 　　蒙古人退出中土之後，一些蒙古大汗為了表明其繼承汗位的立法性，紛紛在八白帳舉行即位儀式，八白帳竟然發展成了汗位繼承者合法性的標志。蒙文史籍中關于明代蒙古大汗在八白帳即位的記載，最早是阿台汗。據說阿台汗“于庚寅年三十五歲時（1410年）......在聖主[成吉思合罕]的[靈位]前即了位。”[79]此後，據蒙文史籍的記載，在八白帳即汗位的還有脫歡、[80]也先、[81]莫蘭（即“摩倫汗”）、[82]達延汗、[83]博迪.阿拉克、[84]打來遜.吉登[85]等。 　　綜上所述，明代成化年間，在河套地區的除了韃靼大汗滿都魯之外，還有“吉囊”孛羅忽。因為八白帳是在“吉囊”的管轄之內，所以這時候的八白帳也應該遷徙到了河套地區。孛羅忽把大汗之位讓給了滿都魯，顯示了這二人的密切關系，[86]蒙文史籍記載滿都魯、孛羅忽二人“共同治理著”韃靼諸部，[87]這表明，滿都魯的汗斡耳朵與孛羅忽管轄的八白帳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在一起游牧。 　　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在河套不斷侵攏明境，結果被明軍搗了巢。《明憲宗實錄》于成化九年十月記載了陝西參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的一份奏文，稱︰“九月十三日，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遣將往追，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仍與總兵官許寧、游擊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于白咸灘北，又北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營五十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選取精騎令許寧為左哨，周玉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進距虜營二十余里，虜集眾來距，臣督諸將方戰，伏兵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擒斬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88] 　　接著，明軍又在韋州打了勝仗。王越在關于韋州之捷的奏文稱︰“十月十一日，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入寇韋州，臣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延、寧、宣、大總兵範景、周覽、岳嵩俱率兵至韋，適環慶僉事左鈺兵來會，至紅城兒，有二虜衣紅，突攻右哨，游擊緱謙、祝雄擊退之。己而攻左哨，副總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虜眾奪氣，眾軍行之，呼聲振地。虜散漫聚戰，大敗而奔，棄輜重軍器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邀敗之于三岔，共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女一千九百三十四，馬驢牛羊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盔甲弓箭等物一千六百一十。”[89] 　　王越在這兩份奏文中描述了明軍在搗毀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等人的巢穴時，“燒其廬帳而還”，“破虜老營而還”。所謂“廬帳”、“老營”，當然應當包括滿都魯的營盤與孛羅忽的八白帳在內。盡管，韃靼在此戰損失的人不太多，而且明軍在韋州之戰中還有“殺被掠逃者以為功”的嫌疑，[90]但八白帳等政治標志物被摧毀，對其心理上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明史.韃靼傳》記載︰“滿都魯等敗歸，孳畜廬帳蕩盡，妻孥皆喪亡，相顧悲哭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間盜邊，弗敢大入，亦數遣使朝貢。”[91] 　　[75]《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條。關于滿都魯的即位，薄音湖在《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中認為，滿都魯在成化七年稱可汗是“可信的。”但《諸汗源流黃金史綱》則認為滿都魯羊年即位，相當于成化十一年。《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一年七月庚申條中亦記載了滿都魯首次以“王”的身份朝貢。另外，據《諸汗源流黃金史綱》記載︰“伯顏猛克博勒呼（即孛羅忽）濟農可汗，于豬年繼承了大位。”所謂豬年，應當是指成化三年。而《俺答汗傳》書後所附錄的蒙古大汗世系表中，沒有滿都魯，卻有孛羅忽之名，似乎孛羅忽曾經當過大汗。寶音德力根在《15世紀中葉前的北元可汗世系及其政局》中認為，孛羅忽“繼承了大位”是指繼承了“吉囊”之位。 　　[76]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72頁 　　[77]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46頁注17 　　[78]岡田英弘《達延汗六萬戶之起源》 　　[79]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69頁 　　[80]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58頁 　　[81]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71頁 　　[82]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80頁 　　[83]圖巴《蒙古黃史》烏力吉譯，第三章第四節 　　[84]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99頁 　　[85]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360頁 　　[86]《明憲宗實錄》稱滿都魯與孛羅忽是叔佷關系；而《諸汗源流黃金史綱》則稱二人為兄弟關系。詳見該書第78—79頁 　　[87]《諸汗源流黃金史綱》78頁；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81頁 　　[88]《明憲宗實錄》成化九年十月辛巳條。另外，《明史.王越傳》記載︰“滿都魯及孛羅忽、加思蘭留妻子老弱于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寇盡銳西，不備東偏，乃率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為左右哨，出榆林，逾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為千戶。分兵千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滿都魯等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復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數年。 　　[89]《明憲宗實錄》成化九年十一月壬寅條 　　[90]《明憲宗實錄》成化九年十二月壬申條 [91]若干年後，蒙古六萬戶之一的鄂爾多斯重返河套時，顯然是又仿制了八百帳，最終形成了所謂的“成吉思汗陵”。 　　十一.庫克和坦附近的額爾克固特 　　《明實錄》記載，成化十二年（1479年），韃靼發生了內訌，孛羅忽、加思蘭相繼在內訌中被殺，[92]不久，大汗滿都魯亦死去。 　　根據漢文史籍的記載，滿都魯死後，先後繼汗位的分別是“把禿猛可”與“伯顏孟可”這兩人，其中，伯顏猛可自稱“大元大可汗”。[93]可是，根據蒙文史籍的記載，這期間繼汗位的只有“達延汗”一人（“達延汗”即是“大元汗”）。另外，諸多蒙文史籍對達延汗的生卒、即位及功業的記載，並不一致，對于漢、蒙文史籍所呈現出來的矛盾，學術界尚在討論之中，各種觀點迥異。[94] 　　一般認為，滿都魯死後，繼汗位的是小王子達延汗。[95]據說達延汗在位期間鏟除了權臣，逐漸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接著，對滿官嗔、永謝布、鄂爾多斯等部落進行了征討，進一步加強了韃靼諸部落的統一。達延汗還陸續對自己十一個兒子進行了分封，意圖將異姓領主的封土及屬民轉授給自己的後裔。 　　小王子達延汗與明朝的關系是時貢時和。《諸汗源流黃金史綱》記載達延汗在一次游牧時，“移營察罕格迪地方駐牧，由額爾克固特而派出的哨探，發現漢軍在出動，報告可汗；又從額爾克固特派了庫登、保布斯二人作哨探，他們看見兵從庫克和坦經過，庫登、保布斯二人急忙回到可汗處，一個從屋後喚醒，一個解來拴著的馬，請可汗、哈屯二位騎上，由麻扎塔拉中跑掉了，而察罕章哈屯則是從牆的豁口處逃出的。”[96]達延汗的第十一個兒子叫格迪，[97]達延汗“移營”到“察罕格迪”這個地方，可能是格迪的封地，而達延汗的駐地“額爾克固特”，其具體地理位置在“庫克和坦”附近，而“庫克和坦”就是明代的大寧。[98]遠在明永樂元年（1403年），明朝已經將大寧都司從大寧遷回了塞內的保定等地，後來，蒙古朵顏、泰寧、福余三衛便陸續南下至塞外大寧等地游牧。 　　達延汗活躍在明弘治、正德年間。在這一時期內，明軍經常對朵顏三衛游牧的地方進行“燒荒”。所謂“燒荒”，是指明軍將“邊外野草盡燒”，導致蒙古部落“冬春人畜難過”，[99]從而達到削弱其實力的目的。例如《王享記》在有關兀良哈的記載中，稱︰“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甚眾”；[100]《殊域周咨錄》亦記載︰“正德十年，參將陳乾燒荒，朵顏衛酋花當子射殺之。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議討之，令通事往諭，必斬其子乃可贖罪。花當懼，競斬其子首以來獻。花當亦虜中推為豪者。”[101]從《諸汗源流黃金史綱》的引文可以看出，達延汗游牧到朵顏三衛附近，恰巧踫到明軍出塞到大寧一帶燒荒，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達延汗不得不倉徨逃遁。 　　[92]《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十月戊戍條 　　[93]《明史.韃靼傳》 　　[94]詳見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第438頁、薄音湖的《達延汗生卒即位年考》、烏蘭的《〈蒙古源流〉研究》第373頁等等 　　[95]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97、198頁 　　[96]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88頁 　　[97]又譯格列山只台吉。詳見美國塞瑞斯所著的《達延汗後裔世系表箋證》之表十 　　[98]《盧龍塞略》記載泰寧為“可苛”，意即“庫克”。詳見朱風、賈敬顏譯的《諸汗源流黃金史綱》第46頁注5、第47頁注3、第88頁注3 　　[99]（明順義王）俺答《北狄順義王俺答謝表》，轉引自《玄覽堂叢書一》 　　[100]（明）何喬元《名山藏》之《王享記》之兀良哈條 　　[101]（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之《北狄.兀良哈篇》 　　十二.遼東，明軍對察哈爾的“搗巢”行動 　　達延汗的宗本部落是察哈爾（又譯“插漢”），是明代蒙古著名的“六萬戶”之一。所謂“六萬戶”，分別是由左翼的察哈爾、喀爾喀、兀良哈及右翼的鄂爾多斯、土默特、永謝布等六個萬戶組成。一般而言，左翼由大汗統率；右翼由濟農統率，附屬于大汗。 　　達延汗死後，繼汗位的是右翼的濟農阿著（又譯“賽音阿拉克”）。阿著之後，汗位復歸左翼察哈爾的卜赤（又譯“博迪”）。博迪之後繼任汗位的是打來孫（又譯“達賚遜.庫登汗”）。 　　打來孫在位時，土默特首腦俺答成了右翼實際上的領袖，勢力日漸強大。俺答不再甘心受制于人，與打來孫“隙益深”。[102]打來孫受到俺答的排擠，不得不率領察哈爾、內喀爾喀二部遷徙到遼河河套。 　　遷徙到遼河河套的察哈爾，共歷四屆大汗，分別是打來孫、土蠻（又譯“圖門”）、卜台言周（又譯“布延台吉”）、虎墩兔憨（又譯“林丹汗”）。察哈爾最初的駐地據說是在三岔河一帶。三岔河即遼河、渾河、太子河的匯流點以及入海之處，相當于現在的“牛莊西北三叉河地方”，[103]不過，察哈爾大多數是處于四處游牧狀態，很難說有什麼固定的駐地。蒙文史籍稱林丹汗（即虎墩兔憨）曾經建立了一座“金剛白城”，作為察哈爾的政治中心，[104]關于這座城的具體位置，一些人認為是在“今阿魯科爾沁旗罕甦木附近”，但學術界仍有不同的意見，並未有定論。[105] 　　明隆慶四年（1507年），明朝正式封韃靼右翼的俺答為順義王，恢復了雙方的和平互市，結束了雙方圍繞著通貢問題所持續的數十年沖突。[106]《明史》記載︰“俺答封順義王，察罕土門汗（即土蠻）語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107]面對土蠻的要挾，明朝予以拒絕。例如當時的遼東巡撫張學顏就認為︰“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卻之。”[108] 　　明朝既然不與土蠻通貢，雙方的沖突持續不斷，“土蠻數擁眾寇遼塞”，時為邊患，[109]“使明廷遼東大為疲蔽，不久就形成了清朝興起的基礎。”[110] 　　在這場明與土蠻的較量中，漢文史籍有很多關于土蠻汗被明軍搗巢的記載，現摘錄如下︰ 　　隆慶五年（1571年），“土蠻大入”，明將李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將趙完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馘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余級。”[111]明軍的損失是“亡八人，傷三百有二人。漢馬死二十二匹。”[112] 　　萬歷三年（1574年）二月，“總兵李成梁襲虜酋土蠻營，破之，虜引兵卻。”[113] 　　萬歷五年（1576年）五月，“土蠻復入，聯營河東，而遣零騎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還。”[114] 　　萬歷六年（1577年）正月，“（左翼的喀爾喀部落首腦）速巴亥糾土蠻大入”，[115]土蠻“移師遼河劈山——劈山，乃在開原、遼陽間也。于是，李成梁以十七馳沈陽，旦日至丁字泊。虜乃以數百騎繞牆而入，成梁躬率東騎追逐，直搗劈山，去邊已二百余里。漢出火器弓矢挑戰，擊破之，斬阿丑哈等首凡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頭，橐駝二十二頭，器械槍刀亡算。虜殺我軍佟尚紅一人，傷秦得倚等二百五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五騎。”[116] 　　萬歷七年（1578年）十月，土蠻“俄又與速巴亥合壁紅土城，聲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117]“大將軍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勝出塞二百余里，直抵大營，[118]擊破之，斬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駱駝馬牛羊器械亡算。我官軍傷者，凡九十九人。”[119] 　　看來，在韃靼的歷代大汗中，土蠻是被明軍“搗巢”次數最多的，畢竟，這只是明人單方面的記載，相反，蒙文史籍卻贊頌了圖門汗（即土蠻）與明軍作戰的戰績。《諸汗源流黃金史綱》記載圖門汗“即了大位。崇奉珍寶的宗教與經典。行軍于往昔宿敵漢國。在漢地沖鋒陷陣當中，立下勞績的那難吉依（蒙古將領），受到了封賞。”[120]遺憾的是，蒙文史籍類似的記載很少，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明軍從未能對土蠻汗予以毀滅性的打擊。 　　《明史.李成梁傳》記載︰“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可是，當李成梁“位望益隆”時，“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干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每一奏捷，內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子，小亦增俸賚金。恩施優渥，震耀當世。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蒙蔽，督撫、監司稍忤意，輒排去之，不得舉其法。先後巡按陳登雲、許守恩廉得其殺降冒功狀，擬論奏之，為巡撫李松、顧養謙所沮止。既而物議沸騰，御史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交章抨擊。事頗有跡，卒賴奧援，反詰責言者。及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去位。”李成梁被迫離開之後，遼東“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 　　萬歷二十九年（1602年）八月，明廷命李成梁再鎮遼東，這時候他已經七十六歲了，“是時，土蠻、長昂及把兔兒已死，寇鈔漸稀”，“故成梁復鎮八年，遼左少事。”[121] 　　明朝重新起用李成梁與他的長子李如松有關。虎父無犬子，李如松也是遼東的一員猛將，《明史.李如松傳》記載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四月，“土蠻寇犯遼東。如松率輕騎遠出搗巢，中伏力戰死。”其實，萬歷二十六年的土蠻早已經死了——關于土蠻汗的卒年，《蒙古源流》的記載是“壬辰年駕崩”，[122]相當于萬歷二十年（1592年），[123]此後，繼位的是土蠻的長子卜台言周——顯然，這時與明軍作戰的正是卜台言周。[124]卜台言周與李如松，就好象他們的父輩土蠻與李成梁一樣，在戰場上拼了個你死我活。這次李如松“遠出搗巢”，出師未捷身先死。李如松的戰死，是明朝重新起用李成梁的誘因之一。[125] 　　卜台言周之後，繼汗位的是虎墩兔憨。虎墩兔憨即位不久，李成梁就去世了。虎墩兔憨與明軍發生過沖突，當然，戰事已經沒有土蠻汗在世時那樣激烈了。明軍亦曾經搗過虎墩兔憨的巢。例如，《明史.張承傳》記載︰“虎墩兔、炒花、暖兔、宰賽逼處遼境,無歲不犯邊”，“虎墩兔以三萬騎犯穆家堡,參將郎名忠等遏斬其四十余騎。及再舉,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 　　虎墩兔憨在位時，女真人努兒哈赤崛起，建立後金國，成為威脅明朝及察哈爾的主要敵人。明朝轉而采取了聯合察哈爾對抗後金的戰略方針，虎墩兔憨亦予以積極的回應，因此，明朝與察哈爾在遼東的戰事日漸平息。 　　[102]（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俺答列傳上》 　　[103]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第427頁 　　[104]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361頁 　　[105]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406頁注61 　　[106]詳情可見清人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 　　[107][108]《明史.張學顏傳》 　　[109]《明史.韃靼傳》 　　[110]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第425頁 　　[111]《明史.李成梁傳》 　　[112]（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土蠻列傳上》 　　[113]《明神宗實錄》萬歷三年二月癸巳條 　　[114][115]《明史.李成梁傳》 　　[116]（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速巴亥傳》 　　[117]《明史.李成梁傳》 　　[118]大營在紅土城，可參考《明史.李成梁傳》 　　[119]（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土蠻列傳下》 　　[120]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104—105頁 　　[121]《明史.李成梁傳》 　　[122]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361頁 　　[123]《萬歷武功錄》記載土蠻汗死于萬歷十四年，詳見《萬歷武功錄.土蠻列傳下》 　　[124]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論集》下冊第437頁 　　[125]（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之《遼左兵端》 　　十三.後記 　　崇禎元年（1628年），虎墩兔憨率部開始西遷，離開了遼東。[126]虎墩兔憨在西遷的過程中，與韃靼右翼兵戌相見。右翼諸部在戰爭中分崩離析。虎墩兔憨霸佔了右翼的地盤，並于崇禎二年（1629年）向明朝呈上貢表，得到了與明朝通市之利。[127]察哈爾從土蠻汗時代起，就要求與明朝通貢，至此如願以償。一部分投靠了後金的韃靼部落，聯合後金來征伐虎墩兔憨。虎墩兔憨倉促西奔，“在邊外連遭兩月大雨，馬死了三分之二，達子亦死了很多”，[128]途中又遭到明軍的剿殺，[129]由于食盡，最後還殺人相食。虎墩兔憨的結局是病死于青海。崇禎八年（1635年）“察哈爾汗囊囊太後”、“甦泰太後”及其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等投降了後金，[130]察哈爾汗統便斷絕了。察哈爾汗統的斷絕實際上也是蒙古汗統的斷絕。 　　明末爆發了農民大起義，使明朝的統治搖搖欲墜，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義軍攻克了北京，明朝滅亡。 　　《明史》稱︰“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雲。”[131]指的是明蒙長達二百多年的戰爭史。明初，明軍在征伐蒙古時，佔盡上風，就象明人所說的︰“夫自我太祖皇帝汛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遁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余魄僅存喙息......”[132]關于蒙古在明初所遭受的重大損失，蒙文史籍亦不諱言。[133]雖然，明軍在正統年間遭遇“土木之變”這樣的慘敗，但蒙古真正對明境發動大規模、長時間的侵襲卻從嘉靖年間開始的，明嘉靖時人魏煥所總結道︰“虜莫強于遼、金、元之時，莫弱于我朝，始盛于今日。”[134]特別是韃靼右翼的領袖俺答，頻繁入侵明境，成了一大禍害；而遼東的韃靼左翼，亦在明境焚燒搶掠。 　　蒙古的入侵，遭到了明軍的抵抗，人馬折損甚眾。土蠻犯薊鎮，“則棒椎岩千騎一時落岩盡死”；[135]俺答犯石州，“則人馬道死數萬”，[136]就象俺答所自稱的︰“雖嘗搶掠些須，人馬常被殺傷。”[137]明蒙戰爭導致“華夷交困”，[138]雙方都陷入了困境。 　　隆慶五年的“俺答封貢”，確立了韃靼右翼與明朝的封建隸屬關系，令雙方擺脫了困境，“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139]而遼東的韃靼左翼，後來也可以用間接的手段與明朝進行經濟交流，例如以朵顏三衛的名義與明朝互市，[140]而且，隨著土蠻等人死去，“寇鈔漸稀”、“遼左少事”。[141] 　　回顧整個明蒙戰爭，探討一下明軍與蒙古軍誰優誰劣的問題。學者王雄認為，從洪武元年至二十三年，向明朝投降以及被明軍俘虜的蒙元人眾達到七八十萬之多，其中蒙古人所佔的比重一定不少。[142]洪武之後，雖然有明成祖對蒙古親征的壯舉，但明軍殲滅的蒙古人數已呈逐年下降之勢。明軍以在戰場上斬獲首級的多少，作為論功行賞的依據之一，而到了明中後期，明軍在與蒙古作戰時，一次斬獲千個首級以上的戰例已經比較少見——在此，需要強調的是，明軍在戰場上斬獲的首級數並不等于明軍的殲敵數。例如，隆慶元年的棒椎岩之役，韃靼人在撤退時“頃跌下岩死者亡算，山岩溝澗數十丈，一時人馬充盈”，事後，明軍搜索這些“山岩溝澗”時，很多韃靼人已經“腐穢不可近”，根本割不了首級；[143]而萬歷九年遼東的長勇堡之戰，韃靼軍在敗退時“皆鉤馱其尸而去”，[144]明軍也割不了首級，故此，單憑明軍斬獲的首級之數很難統計出蒙古軍的真正傷亡。同樣，各種史籍對明朝在明蒙戰爭中的損失也含糊不清。例如“土木之變”，《明實錄》只是記載“死傷者數十萬”；[145]俺答寇邊時，“歲掠華人千、萬計”。[146]上述的記載均不是確切的數據。綜上所述，單憑雙方人員在戰爭中的損失這一筆糊涂帳，是很難得出明軍與蒙古軍誰優誰劣的結論的。 　　蒙古人曾經在“土木之變”中俘虜了明英宗，這證明蒙古人仍然善戰。可是，由此而得出蒙古軍在整個明蒙戰爭中的戰績比明軍要優勝，恐怕令人難以信服。況且，明軍也在正統年間用武力逼使韃靼大汗阿台歸附了明朝。 　　本文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就是統計明、蒙兩個政權的政治中心被對手攻擊的次數，並進行比較，以此作為判斷明軍與蒙古軍誰優誰劣的標準。在明與蒙古長達二百多年的戰爭中，明軍相繼摧毀了蒙古帝國的首都大都、上都、和林，迫使蒙古大汗退回游牧狀態；明軍相繼在捕魚兒海、斡難河源、忽蘭忽失溫、亦乃集等地摧毀了蒙古大汗（包括後來的韃靼大汗、瓦剌大汗）游牧時的政治中心——汗斡耳朵；明軍還相繼在河套的紅鹽池、庫克和坦附近的額爾克固特、遼東等地對蒙古大汗的老巢進行了一系列的打擊。蒙古人撤離中原之後，其政權的政治中心在二百多年的時間里，經常受到對手的打擊，經常處于顛沛流離的狀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相反，自從明成祖于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之後，蒙古人僅在正統年間的“土木之變”及嘉靖年間的“庚戌之變”中兵臨北京城下，但是都未能攻克北京。就此而言，在整個明蒙戰爭中，明軍的戰績比蒙古軍要更勝一籌。最後，以唐人的一句邊塞詩來結束本文︰“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147] 　　[126][127]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之《西人封貢》；虎墩兔憨西遷的原因，可參考拙作《明末滿洲的崛起與蒙古的衰落》 　　[128]《明清史料》乙編第二本，第110頁 　　[129]《明史.馬世龍傳》記載︰“插部大舉入寇。世龍遣副將婁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己中道待之，夾擊，斬首八百有奇。巡撫王振奇亦斬三百余級。寇復犯河西玉泉宮，世龍復邀斬五百余。其年七月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 　　[130]《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五月丙子條 　　[131]《明史.韃靼傳》 　　[132][134]（明）魏煥《九邊考》卷一 　　[133]佚名《諸汗源流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第40頁；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第265頁 　　[135][136][138]（明）王崇古《確議封貢事宜疏》，《明經世文編》卷三一七 　　[137]（明順義王）俺答《北狄順義王俺答謝表》，轉引自《玄覽堂叢書一》 　　[139]《明史.王崇古傳》 　　[140]見注66 　　[141]《明史.李成梁傳》 　　[142]王雄《明洪武時對蒙古人眾的招撫和安置》 　　[143][144]（明）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土蠻列傳上》 　　[145]《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條 　　[146]（明）方逢時《雲中處降錄》 　　[147]（唐）王昌齡《從軍行》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