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叛逃者”的大陸人生一瞥
隻爲與妻子離婚
鳳凰周刊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兩岸不斷相互策反，以優渥待遇吸引對方陣營人士投奔，韋大衛、朱京蓉、王錫爵，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義者”。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兩岸政治氛圍日漸和緩，但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們，仍未得到對岸最後的“寬恕”，面對故土家園，止于隔海相望，曆史的一頁遲遲未能翻過。
平淡的當下
聊了一下午舊事，總是笑眯眯的朱京蓉起身打開燈。陳設簡單的客廳裏隻有幾個燈泡還能亮，趴着烏龜的魚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着幽幽的綠。這套空軍分給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環外，他和妻子、兩個兒子住了十幾年，現在房子舊了，一個兒子剛搬出去。
到今年5月，朱京蓉來大陸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國民黨空軍上尉黃天明開着T- 33A型噴氣教練機到達廣州，坐在教練機後側艙位的他，就這樣被動投誠了共産黨。那年6月的《人民日報》上，報道了他們“駕機起義回歸大陸”的消息；20 多歲的他們手持《毛主席語錄》，還高喊着剛學會的“毛主席萬歲”。
因長年在大陸軍隊系統工作，到大陸後他從未接受過媒體采訪。三年前從空軍指揮學院科研部副部長任上退休後，這個規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台灣人的飯店當顧問。
“累，今年不想幹了。”這樣的話從他嘴裏說出來，更像謙虛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着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來自台灣的朋友，偶爾，也去東邊會會住在望京的韋大衛，喝杯酒。
韋大衛比他早來大陸13年，開到大陸來的還是蔣緯國的專機“塞斯納”。已經81歲的他，看上去比年輕時瘦小了一圈，手腳略有不便，上下樓梯要扶一把。新買的房子裏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兒子常來探望。天氣一冷，他甚少出門，太陽好時，老夫婦就帶着收養的流浪狗在小區裏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見幾次的，還有王錫爵。1986年開着華航貨機飛來大陸的王錫爵，隻比韋大衛小一年，自中國民航總局華北分局副局長任上退休後，如今住在國務院機關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歡遊山玩水的他，前幾年還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觀光，近年遊興大減，隻是每周在跑步機上練練腿腳。
對這些年歲漸長的“叛逃者”們來說，那些驚心動魄的逃亡生涯，已經離開當下愈來愈遙遠。朱京蓉用“平淡”兩個字形容現在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這份平淡亦是幸福。
無奈的“叛逃”
從1940年後期到1970年後期，每一個來自國民黨陣營的逃亡者，都曾讓那個時代的大陸民衆倍加确信，盤踞在小島上的“蔣介石賣國集團”，是多麽黑暗可怕。大陸改革開放後，這樣的逃亡者，又成爲“台灣人民響應祖國和平統一号召”的鐵證。
相同的事情也曾在台灣上演。爲鼓勵更多人“起事”，1958年，台灣頒布《共軍官員起義歸來優待規定》，按照起義者開來的飛機機型，獎勵黃金，據說最高給過7000兩黃金。20世紀60年代的大陸也出台過類似政策。
但具體到每個“叛逃者”的身上，真實的逃亡原因卻未必和政治黃金有多少關系。
帶着朱京蓉一起回大陸的黃天明，從未公開透露過他回大陸的真實原因。據朱京蓉了解，黃天明曾是台灣雷虎隊中能參與九架飛機飛行表演的資深飛行員，某次代人受過後，他被貶到空軍學校當老師，始終心氣難平。
1956年逃來大陸的韋大衛，原是廣西人，1948年報考國民黨的海軍軍官學校，結果被軍艦拉到台灣直接當兵。雖然國民黨不斷宣傳“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以穩定軍心，韋大衛還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去。廣西的家裏，有他的父母、大哥和兩個妹妹。離鄉7年後，韋大衛才找到機會飛回大陸，那架“塞斯納”上，還藏着他的兩個朋友，這兩人後來一個安家南甯，一個落戶成都，他們回來的理由僅是“想家 ”。
王錫爵自稱逃離台灣原因有三：想家、認同兩岸統一，還有早先他在華航當機長時發生的一次飛行事故。當時他開着一架波音707從關島飛往夏威夷，快到終點時發現迷了路，差點讓上百名乘客迫降海面。最後雖憑他個人經驗安全到達目的地，事故主因是美國的航空公司提供給華航的電腦計劃有誤，美方在王錫爵落地後還打來電話緻歉，但華航不敢追究美方責任，仍将王錫爵從正駕駛降職爲副駕駛半年。耿耿于懷的王錫爵和在台北的夫人都沒通個氣，就回了大陸。
從近年兩岸媒體的報道可見，“叛逃者”的動機除了政治傾向等因素外，多半也包含個人的難言之隐。 1981年開着美制F-5F戰鬥機在福州降落的黃植誠，因非空軍官校畢業，在軍中前途受打壓；1989年在廣東上空棄機跳傘的林賢順，無法忍受妻子引發的流言，來大陸後還要求與妻子離婚。
“文革”際遇
朱京蓉的被迫叛逃，使他成爲這群“叛逃者”裏最爲特殊的人物。
1969年6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黃天明和朱京蓉。會上，周恩來宣布“朱京蓉協助教官駕機起義也立了功”。一直擔心自己下場如何的朱京蓉松了口氣。會後，中共安排他們前往大陸各地遊覽半年。上海的紡織廠、造船廠，東北的鋼鐵廠，地下660 米的煤礦，讓朱京蓉對大陸的生産力印象頗佳。
其時大陸正經曆“文革”，他們參觀的工廠是否在正常運作很難判斷，朱京蓉也沒有機會了解真正的大陸社會正經曆怎樣的起伏。但當時台灣尚處于經濟起飛前夜，那些工廠礦區本身的龐大已讓他們開了眼界。
一次偶發事件，曾讓他懼怕留在大陸。當時他和同行軍官閑聊，3歲跟着父母到台灣的朱京蓉，說自己從小就想當飛行員，那名軍官聞之色變，說自己從小就立志爲人民服務，兩人争執了幾句，對方要批鬥朱京蓉。朱京蓉哭了三天，提出去香港定居。“去了香港，台灣也會派人暗殺你。”一句話，把他吓了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