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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毛澤東爲何點名胡适爲

“罪大惡極幫兇”?(圖)

　　“我這個人，可以當皇帝，但不能當宰相”，這番話是胡适1948年在“行憲國大”期間講的。何謂“行憲國大”？原來國民黨政府于1946年11月25日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決定1947年 1月1日頒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實施，其目的是爲了通過“憲政”鞏固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在國際上樹立“民主”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48年 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又在南京召開了“行憲國民大會”（簡稱“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完成中華民國政府之組織”。會議期間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劇，而胡适在其中扮演了他生命史上最不光彩的角色。

　　蔣介石讓胡适當總統

　　1948年3 月2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即“行憲國大”）在南京國民大會堂開幕，胡适出席。30日，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胡适任臨時主席。當天早上，蔣介石對外交部長王世傑說，他考慮了很久，不願當總統，但願意擔任行政院長。他想請胡适爲總統候選人，要王世傑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3點，王世傑向胡适傳達了蔣介石的意圖，要胡适拿出勇氣來。胡适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内外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但我實無此勇氣！”

　　

胡适

　　當天下午，胡适跟王世傑、周鲠生談了3個多小時，仍沒有自信。晚8時15分，王世傑前來聽最後答覆，胡适終于表示接受，并補充說，蔣介石可以考慮更爲适當的人選，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議。他還說：“蔣總裁對我完全沒有承諾的責任。”

　　王世傑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轉告蔣介石。蔣說：“很好，我當召集中央執監會議，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4月1日，胡适又有些遲疑，感到昨天的決定有些倉促，希望王世傑再向蔣介石表示：“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月2日晚，蔣介石在官邸約見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名胡适爲總統候選人，他自己當行政院長。他又虛假地說，或者由他當總統，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長。胡适認爲蔣介石的态度非常誠懇，令他感動，當即表示：“讓蔣先生決定吧。”事後胡适得意地對曾擔任他秘書的胡頌平說：“我這個人，可以當皇帝，但不能當宰相，現在這部憲法裏，實權是在行政院，我可以當無爲的總統，不能當有爲的行政院長。”

　　4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行憲國大”期間召開臨時全體會議，讨論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的産生方式。蔣介石宣讀了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演說詞，聲明他絕不競選總統，并提議由國民黨提一個無黨派的人出來候選，此人須具備五個條件。據胡适當天日記記載，這五個條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對中國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愛護國家，反對“叛亂”。五、對世界局勢，國際關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說，蔣介石在會上始終沒有說出這位候選人的姓名，但在場與不在場的人都猜想說的就是胡适。

　　蔣介石爲什麽想把總統的交椅讓給胡适呢？

　　根據當時憲法的第39條及第43條規定：“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及總統于立法院休會期間，依嚴重情況發布緊急命令後，須于一個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認。如不同意，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這就是說，總統行使權力必須受到立法院的約束，這當然是蔣介石不能接受的。據王世傑1948年2月10日日記記載：“蔣先生往廬山休息。臨行前蔣先生語嶽軍（指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張群），謂彼是否做總統尚須考慮。憲法中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語，因此總統如過分幹涉行政院，則與憲法精神不合；但時局如此危險，蔣先生如無充分權力，将不能應付一切。此在蔣先生考慮之中。”可見蔣介石需要的是不受憲法限制的充分權力，他假借不當總統來擴張總統的實權完全是在“行憲國大”召開之前的預謀。

　　在4月5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讨論總統候選人的會議上，張群忠實貫徹了蔣介石廬山談話的精神。他直言不諱地捅破了那層窗戶紙：“并不是總裁不願意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個虛位元首，所以他不願意處于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常委會能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規定在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當天下午，中常會通過了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理權”的建議，蔣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擔任總統候選人。

　　4月5日午飯後，蔣介石讓王世傑将國民黨中常委臨時全體會議的情況通報胡适。蔣說，如果他仍然拒絕爲總統候選人，一定會有别人出來競選總統，那結果必定很壞。這樣，蔣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爲總統候選人的原議。胡适順水推舟，跟吳稚輝、于右任、張伯苓等200 餘人聯名提議蔣介石爲首屆總統候選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總統候選人提名有關，胡适此後生了3天病。4月8日晚8時，蔣介石請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飯表示慰撫，除宋美齡之外沒有其他客人。蔣特意向胡适緻歉，說他做了一生中對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虛情假意地說，提名胡适競選總統是他在牯嶺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内沒有紀律，他的決策行不通。胡适對蔣說：“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事，不是壞事。”蔣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組織政黨。胡适說：“我不配組黨，但建議國民黨分化爲兩三個政黨。”

　　同年4月15日，由國大代表、東北元老莫德惠領銜，771名國大代表聯名提出了一份《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明文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爲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财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爲緊急處置，不受憲法第39條或43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就是這個“臨時條款”，賦予了蔣介石爲所欲爲的權力，他先後連任了5屆“總統”，而台灣的“戒嚴”更長達40年。對這份“後果很嚴重”的提案，率先呼應的就是胡适。

　　4月19日，“行憲國大”進行國民黨執政以來的第一次總統選舉，作爲蔣介石陪襯的總統競選人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當天出席代表2734名，蔣獲2430票，得票率爲88.9%；居正獲269票，得票率爲9.8%。這樣蔣介石就如願以償地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這位“總統”于1948年5月20日舉行就職典禮之後，隻在中國大陸執政了8個月。面對中共強大的政治壓力和軍事壓力，在美國政府也希望蔣介石下台，轉而支持李宗仁的情況下，蔣介石見大勢已去，隻得于1949年1月 21日上午10時黯然“引退”。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蔣介石在“行憲國大”上一度想提名胡适爲總統候選人，除了出于“以退爲進 ” 的謀略之外，還跟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息息相關。美國爲了稱霸全球，一直在輸出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國民黨于1946年召開的“制憲國大”就是在美國的竭力推動下召開的，但由于中國共産黨和民盟拒絕參與，美國表示非常失望。美國政府既希望蔣介石按美國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憲法，也希望這位獨裁者改革人事制度。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蔣介石建議：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機構中普遍地增補非國民黨員；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調整；三是短時期内集中實權于國民政府委員會。司徒雷登希望蔣介石按照美國的意圖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大量吸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由開明的無黨派人士組成政治核心。在美國看來，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準的政治人物。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經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國民黨頹勢的總統人選。“行憲國大”召開期間，正值美國國會通過了以 4.63億美元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内戰的“援華法案”。蔣介石爲了獲取美國的經濟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應付一下美國。

　　胡适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

　　由于蔣介石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危機深重，美國政府逐漸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爲代表的國民黨非主流派，認爲他們是新興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戰争期間，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就認爲曾指揮台兒莊戰役的李宗仁是“思想境界高尚的愛國者”，與對日本姑息遷就的蔣介石有所不同。1946年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後，又向美國國務院遞交報告，說“李宗仁的資望日高”，而“象征國民黨統治的蔣介石，其資望已日趨式微甚至被視爲過去的人物”。有了美國官方認可，李宗仁的底氣倍增。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行憲國大”召開之前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了競選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國駐華使館的意圖，立即于1月11日寫信給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鄰先生：

　　前天看報上記的先生願作副總統候選人的消息，我很高興。從前我曾做《中國公學運動會歌》，其第一章說：“健兒們！大家上前，隻一人第一，要個個争先，勝固可意，敗也欣然。健兒們！大家向前。”此中“隻一人第一，要個個争先”，此意出于《新約.保羅遺劄》。第一雖隻有一個，還得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我極佩服先生此舉，故與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贊成。匆匆敬祝雙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後，李宗仁複信表示感謝，并動員胡适也參加“大總統競選”：

　　适之先生：

　　接到來信，先生對于我參加競選副總統的熱情與鼓勵，非常感謝。我的參加競選，恰如先生所說“ 第一雖隻有一個，還得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的意義。昨日北平《新生報》登載南京通訊，《假如蔣主席不參加競選，誰能當選第一任大總統》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爲蔣主席會競選，而且以他的偉大人格與崇高勳望，當選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覺得先生也應本着“大家加入賽跑”的意義，來參加大總統的競選。此次是行憲後第一屆大選，要多些人來參加，才能充分表現民主的精神，參加的候選人除了蔣主席之外，以學問聲望論，先生不但應當仁不讓，而且是義不容辭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一月十四日

　　然而，蔣介石最不願意李宗仁在政壇上得勢。因爲李是桂系首領，屬擁有軍事力量的地方實力派。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聯合其他反蔣派系逼蔣介石下野。 1929年，又爆發了真槍實彈的蔣桂戰争。1930年和1936年，桂系還先後聯合馮玉祥、閻錫山以及陳濟棠共同反蔣。直至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桂系才貌合神離地皈依“蔣記中央”。所以，蔣介石口頭上表示對李宗仁毫無成見，國民黨員均可公開競選，暗中卻采用了多種手法，動員了多方面力量迫使李宗仁放棄競選。蔣介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讓張群召集于右任、居正、程潛、吳忠信、陳果夫、孫科、丁維汾和李宗仁等人開會，由吳稚輝出面傳達蔣介石的旨意，宣布副總統競選由國民黨内部提名，以統一全黨意志，避免黨内磨擦。但李宗仁嚴詞反對，主張“一切應遵循憲法常規辦理”。時任武漢行轅主任的程潛贊同李宗仁的意見。會議的決定，是由張群出面把不同觀點反饋給蔣介石。接着，蔣介石親自出馬，逼李退選。在《李宗仁回憶錄》中，記錄了蔣、李之間一場劍拔弩張的對話：

　　我說：“委員長（我有時仍稱呼他委員長），我以前曾請禮卿、健生兩兄來向你請示過，你說是自由競選。那時你如果不贊成我參加，我是可以不發動競選的。可是現在就很難從命了。”

　　蔣先生說：“爲什麽呢？你說給我聽。”

　　我說：“正像個唱戲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經粉墨登場，打鑼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來，馬上就要開口而唱，台下觀衆正準備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鑼鼓熱鬧聲中忽而掉頭逃到後台去呢……”

　　蔣先生說：“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你必須放棄。”

　　我沉默片刻說道：“委員長，這事很難辦呀。”

　　蔣先生說：“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這話使我惱火了，便說：“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蔣先生似乎也動氣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氣地反駁他說，“我可能選得到！”

　　在這場不歡而散的談話之後，蔣介石一方面召集黃埔系和CC系的心腹聚會，說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恰如一把匕首插到他心中，要求效忠他的人幫他拔出這柄匕首；另一方面，蔣又派宋美齡出面勸孫科競選副總統。孫科是孫中山先生的哲嗣，又是廣東人，既有影響，又可從李宗仁手裏争得部分西南地區的選票。孫科時任握有實權的立法院院長，不願争副總統的虛位，頗爲猶豫。蔣隻好親自出馬勸駕，不但允許他勝出之後仍兼立法院院長，而且承擔其全部競選費用。這樣孫科就不再堅持了。此後，陸續參加副總統競選的還有程潛、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一共6人。

　　4月23日，“行憲國大”選舉副總統：李宗仁得 754票，孫科559票，程潛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無人票數過半，後3名被淘汰，前3名進入第二輪選舉。4月 24日再選，李宗仁得1163票，孫科945 票，程潛616票，又均未獲半數票，未能通過。當天，蔣介石示意程潛退選，勸說其支持者将票投給孫科。同時，與會的粵籍将領率領大批代表搗毀了攻擊孫科的南京《救國日報》。當晚，黃紹竑建議李宗仁采取“以退爲進”策略自動退選；孫科、程潛爲表示清白，亦必相繼退出。

　　4月25日，程潛跟李宗仁采取同一步調，在南京各報發表棄選聲明，并揭露國民黨最高當局破壞民主，操縱選舉，輿論一時大嘩。孫科迫于壓力，也隻好于4月26日退出競選。這一招果然奏效。蔣介石爲避免“行憲國大”的選舉流産，隻好派人動員李宗仁等人繼續參選。當天，由蔣介石授意，大會主席團推舉胡适、于斌、曾寶荪，陳啓天、孫亞夫5人爲代表，對李宗仁等3人進行勸慰。結果李宗仁表示：“放棄競選系個人權利，而是否接受餘之放棄系大會之權。”孫科表示“唯大會決定是從”。程潛表示：“對于副總統競選事，已決定接受大會之解決辦法，在不影響黨的團結，不增加行憲困難，有利于諸選舉人之諒解的大前提下，個人不再堅持己見。”

　　4月28日，胡适擔任主席，第三次選舉副總統。李宗仁得1156票，孫科1040票，程潛515票。當天與會代表共3045人，競選者仍無人得票超過半數。程潛由于得票太少，依法退出。

　　4月29日上午9時，大會第四次選舉副總統。蔣介石在官邸屏息靜聽電台直播選舉情形。結果，李宗仁以1438票擊敗了僅得1295票的孫科，成爲第一屆副總統。消息播出，氣急敗壞的蔣介石一腳踢翻了收音機，立即備車外出：先從官邸駛向中山陵，未入陵園即返回官邸；再開向陵園，又調頭駛往湯山。

　　5月1日上午，胡适、于斌、周鍾嶽、吳稚輝作爲大會代表，迎接總統、副總統莅會接受當選證書。黑幕重重、醜聞不斷的“行憲國大”曆時44天終于閉幕。當天，毛澤東在緻民革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的信中，宣布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不僅業已成爲必要，而且時機亦已成熟。

　　蔣介石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出任總統後，接下來的工作是組閣，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色行政院長的人選。對這一職位的争奪相對激烈。蔣介石最早相中的是張群，但5月21日立法委員投票時，何應欽得票最多，張群隻好尴尬地辭職離開南京。何應欽知道這種結果有悖蔣介石的意願，知難而退，于5月23日發表談話，謝絕行政院長提名。5月24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提出“統（一）字第一号”咨文，送交立法院，提名前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灏（字詠霓）任行政院院長，獲立法院通過。胡适跟翁文灏雖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卻不同意這一任命。他說：“總統謬采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翁上任後，面臨國統區通貨膨漲，物價狂漲（大米賣到了每斤36萬元，玉米面每斤17萬元），爲了力挽頹局，翁文灏實行币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用以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币和東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兌民間黃金、白銀、銀币、外币，結果造成了新的通貨膨脹，迫使他11月2日在立法院召開的質詢會上承認币制改革失敗。胡适的判斷不幸而言中。當陶希聖把胡适對翁文灏的評價告訴蔣介石之後，蔣表示：“好了，你現在就去北平請胡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所有政務委員與各部委首長的名單由他開，我不加幹涉。”說完，蔣立即交代空軍武官夏功權爲陶希聖安排軍用飛機，從南京飛往北平。陶希聖晚10點才抵達下榻的北京飯店，匆匆用餐後，又急速趕到東廠胡同的胡适寓所。不料胡适見他後即說：“你來的任務我已經知道了。這是美國大使館及三兩個教授的主張，這是萬萬做不得的。”又說：“我可以做總統，但不能做行政院長。這部憲法，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内閣制。我如果做總統，就提名蔣先生爲行政院長，造成一部内閣制的憲法。”胡适還再三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蔣先生站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孫科于11月26日接任了行政院院長之職。

　　胡适成了“罪大惡極的幫兇”

　　應該說，胡适在這次“行憲國大”上的種種表現，相當滑稽而拙劣，玷污了他素以愛惜羽毛自诩的學者的清白。即将在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産黨對此有什麽反映呢？

　　首先應該指出，中國共産黨并沒有因此放棄對胡适的統戰态度——這種态度一直持續到了1956 年。1947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楊家溝中央會議上，提出“可叫胡适當個圖書館館長”的設想。1948年11月，有關領導部門曾指示北平地下黨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夠留下。汪子嵩、王漢斌對此已提供了回憶。胡适通過共産黨電台的廣播宣傳也得知了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說：“他們會用我嗎？”

　　另一方面，鑒于胡适于1948年12月16日被蔣介石派飛機接往南京，中共權威人士曾考慮是否将胡适列入戰犯名單。據黨史研究大家龔育之查證：1948 年12月25日，新華社宣布了43個頭等戰犯名單，其中并無胡适。但1949年1月20日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賀淮海戰役勝利電文中指出：“現在南京城内尚有頭等戰犯……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兇們，例如胡适、鄭介民、葉秀峰等人，企圖繼續作惡。”可知中共中央至少已将胡适劃入了“罪大惡極的幫兇”範疇。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電稱：國統區人民讨論戰犯名單時，許多學生和教授認爲必須包括戰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葉青。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爲新華社撰寫了《丢掉幻想，準備鬥争》一文，指出，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别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到了後來，帝國主義及中國的反動政府隻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毛澤東提到的“極少數人”中的第一個就是胡适。

　　如果站在政治鬥争的立場，毛澤東的上述評價并不過分，因爲胡适不僅在“行憲國大“上帶頭支持莫德惠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就是消滅共産黨）；而且，1948年 12月16日他還跟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長談，含淚進言，試圖說服美國幫助蔣介石進行内戰。他支持蔣介石不妥協地抵抗共産主義的立場，并表示自己“決心放棄學術事業而爲國服務”。胡适萬萬沒有料想到，12年後，他也吃了“戡亂”條例的苦頭。他在《自由中國》雜志的朋友被扣上了“涉嫌叛亂”的罪名，有的竟锒铛入獄。此爲後話。（來源：《百年潮》 2009年第4期）

揭秘︰陳伯達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秘書的？

佚名

1937年，陳伯達帶著妻兒，輾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澤東參加的理論座談會，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

毛澤東仔細傾听雙方爭論。就在爭論愈發激烈的時候，陳伯達發言了。他的高明之處在于運用對立統一的方法加以闡述。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陳伯達發言完畢，毛澤東站了起來，很高興地說:“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散會之後，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于他的情況。

當天傍晚，毛澤東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陳伯達急急忙忙地趕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澤東宴請了一位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這次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澤東跟美國客人說了一些客套話。後來，他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而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這樣，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撂在一邊。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人生的轉折點。

與毛澤東討論古代哲學

被毛澤東看中之後，陳伯達不再坐冷板凳了。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听。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雖然陳伯達的話難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慣了。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澤東，請求毛給予指正。毛澤東很細致地讀完《墨子哲學思想》，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一封信: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的書信很短，但《墨子哲學思想》引起了他極大興趣。雖然復了信，他仍覺得意猶未盡，便又寫了好幾頁紙的意見附在信後。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當時思索的熱點。陳伯達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澤東呈上他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和《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毛澤東讀後，興致很濃，于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七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陳伯達收信後，當即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伯達同志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了三點意見。

一步步爬上高層

借助于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澤東請教，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1939年，毛澤東提名，調陳伯達到毛澤東辦公室工作。

陳伯達調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而當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陳伯達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辦公室副秘書長。

毛澤東給陳伯達擬定了四項任務，即四個研究課題:《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陳伯達說，是毛澤東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現實生活。從此陳伯達便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後，成為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不久的陳伯達出任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後來，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陳伯達被任命為主任。雖然職務在不斷變動，但陳伯達一直沒有脫離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一最重要的職務。倚仗毛澤東的信任，陳伯達很快進入中共高層，盡管他的職務並不很高，但他所處崗位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陳伯達以後能夠飛黃騰達，起點便是毛澤東秘書這一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