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國三代大學生的飯碗： 從天之驕子到剩男剩女 三代大學生的飯碗 2009年，大約611萬的畢業生，他們很苦。因爲就業壓力而自殺的石家莊女生讓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還在因爲工作問題而每日奔波焦慮。 南都周刊封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江湖的風雲變幻決定着個人的飯碗和命運。 2009年，大約611萬的畢業生，他們很苦。因爲就業壓力而自殺的石家莊女生讓世人扼腕，而更多的人還在因爲工作問題而每日奔波焦慮。溫家寶總理也感慨，最擔心憂慮的一件事就是大學生就業問題。這種憂慮背後是宏觀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畢業人數多，工作崗位少，而今年又是慘逢全球經濟衰退。 反觀上世紀90年代，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雖然也要到處投簡曆面試，但謀個飯碗似乎并不難，他們可以通過市場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也可以讓國家給自己找個歸宿。 再往前的十年，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們似乎就根本不用爲飯碗發愁。天之驕子，國家統統包辦謀生問題，雖然他們也會因爲想留在心儀的地方，想找個心儀的工作而絞盡腦汁，但畢業之後，生存并不是一個問題。 我們選擇講述三代畢業生的故事，最早是光榮與夢想，後來是理想照進現實，如今是一地雞毛。故事主角雖然個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窺三個年代的社會以及畢業生的命運。看看中山大學學生的找工經曆，或許也可以推測暨南大學、華南師範等高校學生的困難。 或許并不是學和用脫節的問題，或許不是大學生素質變化的問題，或許也不是擴招的問題。 這個背後有高校就業體制的變化的因素，有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關系，有總體失業人口增加的可能，有對大學的定位的再思考問題。 而需要再強調的是，認識個人的命運，得先認清你所處的社會特征，以及這個社會所處的曆史階段。我們或許要根據這些判斷改變意識，或許要根據現實加大付出。唯願我們的畢業生們能在困難面前更加勤奮，過上溫飽以及更好的生活。 光環褪色走向普通勞動者 關于中國青年就業狀況的調查曾經顯示，截至2005年，在15歲至29歲的青年中，青年失業率爲9%，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無疑，大學生找工難的背後，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國目前青年就業形勢整體困難的寫照。 南都周刊編輯 羅燦記者· 張守剛 2009年4月12日，在一次大學畢業生招聘會上，近3萬學生進場求職。攝影 施梓慶 有人概括說，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讀書比吃飯還重要，如今俨然已是社會中流砥柱的他們，一手數着鈔票，一手遮掩着内心殘留的理想主義。而9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有用沒用成爲他們衡量事物的價值标準，“精神貴族”逐漸難敵“财富人生”的誘惑，有産有閑成爲生活目标。到了這些年畢業的大學生，隻剩下一句話：我們活得好辛苦。 看看這幾個月發生的畢業生求職悲喜劇。石家莊女大學生投水自殺，身後留下10萬字的求職日記；北方工業大學15名應屆畢業生集體上網“拍賣”，叫價月薪2000至3000元；還有濟南女生街頭發求職啓事，應聘“專職太太”…… “2009大學生就業”大戲剛拉開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壯。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9年《經濟藍皮書》中稱，截至2008年底，有100萬名大學生未能就業。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爲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今年兩會期間,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預測，今年大概隻有300萬的學生能夠找到工作。 大學生不吃香了，“海龜”派也早已不再光鮮。一位國際獵頭公司經理聽說記者正調查大學生就業，極力建議采訪“海帶”（海待）：“你想采訪幾個，我給你介紹幾個！”而那種家裏花四五十萬元送出國鍍金，歸國後被迫在小縣城賣保險的“極品海龜”，也着實存在。 天之驕子的命運從來沒有如此狼狽。面對悲慘世界，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到底是爲什麽？ 有的說是經濟危機。今年3月，上海對外發布的調查報告稱，受金融危機影響，當地逾半數外企今年不招收應屆生，其他有招聘計劃的企業崗位數量也極有限。如果将就業問題歸之于金融危機，那爲何去年還有100多萬大學生未就業？ 還有的怪罪于高校擴招。據統計，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而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進一步增大到611萬人。但問題是，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抱怨自己的大學生太多？ 我們不妨從80年代、90年代與當下，這三個年代大學畢業生的求職經曆來重新審視眼下所謂的“大學生就業危機”。摘錄一個讓生于70年代、80年代的人感到心酸的段子： 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 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 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 當我們沒找工作的時候，小學生也能當領導； 當我們找工作的時候，大學生也隻能洗廁所 …… 問：我們這一代到底招誰惹誰了？” 這一代沒有惹誰，他們的心情之郁悶也可以理解。上個世紀80年代，大學生畢業國家包分配，基本不用爲飯碗問題發愁。于是，有網友呼籲：恢複分配制度！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好時光”已經不再來了。 内地畢業生分配制度，最早于1951年由當時的政務院決定，“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這事甚至由當時的共和國總理親自來抓。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沿襲計劃分配制度，那時候大學生是各單位争搶對象，隻要是大學生，搶來再說，幹什麽再商議。 1987年，是大學畢業分配制度的一個轉折。那一年，首次出現大學生被接收單位退回的現象。經過兩年摸索，國務院于1989年批轉了當時國家教委“關于改革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的報告”，這也是用人單位與畢業生雙選制度的開始。于是，90年代的大學生雖然也開始投簡曆面試，但通過市場選擇個人喜好職業的同時，還可以指望國家給自己找個歸宿。 随着1999年大學擴招的引擎強勢發動。各大學人滿爲患，于是，開始在天南海北迅速建設“分校别院”，四處飄蕩着“建設國際一流名校”的口号，上大學費用也一路飛漲，大學生越來越像流水線上制造的産品，“就業難”開始成爲社會話題。 無疑，畢業分配制度的變革是與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轉型相适應的，市場經濟越來越發達，畢業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市場化。而從先前的分配制度到現在的自由選擇，畢竟一種進步。 自由選擇，意味着你可能不選擇任何用人單位，也可能沒有任何用人單位選擇你。 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曾于2005年聯合推出《中國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調查對象爲15歲至29歲的青年，調查結果顯示，截至當年，我國青年失業率爲9%，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大學畢業生一般在22－25歲這個年齡段，正是處在以上調查範圍内。由此可見，大學生找工作難的背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國目前青年就業形勢整體困難的寫照。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表示，大學生就業難将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但他認爲，大學生數量不是就業困難的主要因素，因爲隻有25%左右的新增勞動力是來自大學畢業生，“質量問題才是關鍵”。 經濟發展模式拖累優勢群體 我國大學生占人口比率不高，卻難找到工作。近幾年，我國經濟以9%、10%的速度增長，但主要是依靠低技術的勞工實現，不同于當年日本經濟依靠技術出口實現的增長。 南都周刊編輯 羅燦記者·羅小敷 實習生·李穎娟 2008年11月，河南鄭州的一場招聘會上，求職者沖破保安防線。 現在的大學生就業形勢究竟有多嚴峻？公開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将有611萬大學畢業生，除去國家計劃招收的30多萬研究生，剩下的90%以上要面臨就業問題。如果按照70%的就業率計算，将有170多萬人找不到工作。 然而，這可能是樂觀的估計，因爲今年還得考慮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1999年全國高校擴招後，就業難問題年年都在談。究竟是什麽導緻了就業難？大學生究竟何時找工作不再難？記者專訪了麥可思人力資源信息管理咨詢公司總裁王伯慶博士。 10個專業集中三成未就業生 南都周刊：1999年高校擴招後，我國大學畢業生從2000年的不到95萬劇增到今年的611萬。從社會人口發展結構來看，如何看待這個數字？ 王伯慶：根據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大衆化理論，以毛入學率爲指标，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屬于精英教育，15%至50%轉入大衆化階段，50%以上的則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8-22周歲的人口中，2006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爲22%，我國的高等教育尚處于大衆教育階段，大學生占人口比率相對還比較低。 南都周刊：爲什麽比率不高，大學生卻難找工作？ 王伯慶：今年就業難，有金融危機的影響，但這并不是根本原因，大學就業難問題已經存在好幾年了。綜合來說，有這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國家的産業結構是一個低技術含量的産業結構，近幾年我國經濟以9%、10%的速度增長，但這些增長是依靠低技術的勞工實現的，對大學生的需求比較有限。 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也處于10%的高速增長階段，但它依靠的是技術出口實現的增長。因此，當時日本的大學生非常搶手。所以說，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大學生的求職本不應該成問題，之所以我們出現問題，主要原因還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合理，這不是一個對大學生有較大需求的高速增長，而是依靠農民工的高速增長。 另外，高教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滿足服務産業的需求。服務産業，不僅僅指餐館、娛樂，還包括咨詢公司、軟件開發公司這類技術含量高的行業。事實是，一方面這些企業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比如說，IT公司常抱怨招到的大學生雖然學的是 IT，但卻是10年以前的技術了，培養出的學生與社會技術進步的需求變化脫節。 第三是供大于求的專業盲目擴張。我們曾做過一次調查，2007年的本科畢業生中有約30%失業人數集中在少數的10個專業裏，我們國家有500多個本科專業，說明這10個專業确實是嚴重過剩了。但是明知道這一點，爲了能夠收學費，擴大辦學規模，很多學校還是通過跑關系來争取設立這些專業，比如法學、計算機、藝術、體育、新聞等等。這些不具備辦學條件強制設立的專業，都屬于“三鹿奶粉專業”，學生花很多錢去讀，最後找不到工作。而且現在就業再差的專業，學校都稱其就業率是80%。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個懲罰機制，讓高校就業率透明化，讓消費者和市場來優勝劣汰。 許多大學生本來是賣不掉的 南都周刊：有哪些解決問題的建議？ 王伯慶：從長遠來說，調整産業結構是最重要的，給大學生更廣闊的就業空間。其次，要改進大學教育，真正能夠跟随勞動力市場需求，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而目前最需要迫切解決的還是控制供大于求的專業，如果一個大學已有的專業就業特别差，國家一定要痛下決心讓學校砍掉這些專業，而将招生的權利隻保留給那些辦學條件好、就業好的學校。比如說法學，北京大學這些有實力的學校可以辦，但高職高專等也辦法學就沒有什麽意義。 從這三方面入手，才能切實有效解決問題。現在政府推出的幫助大學生就業的政策中，當兵也好，當村支書也好，考公務員或者自主創業也好，都是臨時措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而且，大學生自主創業畢竟是少數，即使在美國，大學生自主創業也不是主流。 南都周刊：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國外有何經驗？ 王伯慶：國外政府一般不會單獨爲大學生就業問題采取措施，這樣做會對沒上過大學的人不公平。更多的還是高校在教學内容上下很大功夫，讓大學生能夠滿足需求。 大學生在發達國家屬于就業的優勢群體，他們要找工作相對容易。政府需要改善的不是大學生就業數量，而是就業質量，但是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還是大學生就業數量。外國高校的就業指導中心就一個辦公室、兩個工作人員，給大學生提供就業資料。這是因爲他們在培養的環節中就已經能保證大學生能夠适應社會需求，它“生産”出來的産品首先是市場需要的，因此不用花很大功夫去推銷，而我們大學培養的學生許多本來是賣不掉的，隻有拼命往外推銷。 80年代大學生：天之驕子，國家包養 1980年代是一個單純且懷揣夢想的時代，讀讀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句，便能獲得心靈最直接的溫暖和撫慰，而“理想”一詞，還在大學生的字典裏閃閃發光。他們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勵着，躊躇滿志，渴望建功立業。國家 “包養”的體制也讓他們終身有靠，從而不用太多考慮形而下的苦惱。 編輯 吳金記者·王越 北京報道 1981年北京大學的學子。那時候的中國大學生，衣着樸素，理想高蹈。 考上大學，等于捧上“鐵飯碗” 已經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鄧映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81級學生。他至今還記得，1985 年那個溽熱的7月，他在一天時間内辦好了自己的戶口和糧油關系，并在當晚便帶着單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鄉湖南的火車。全系同屆有51位同學，大概隻有六七個人像他這樣回到了故鄉工作，其餘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們習慣以45度角仰視大學畢業生的年代。作爲奇貨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學生被稱爲“天之驕子”。當年第四軍醫大學的學生張華爲了救落水農民不幸身亡時，還引發了一場大讨論：是不是值得用大學生的命來換農民的命。盡管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二人的生命并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這場讨論，足見大學生在公衆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鄧映如畢業這一年之前，我國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單軌制”，由國家統一下達招生計劃、統一招生，大學生除了可以公費讀書外，每月還能領到數十元助學金，基本能夠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開支。相應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也采取“統包統分”模式。簡單而言，在這種模式下，高校畢業生就業“由國家包下來分配工作，負責到底”，“統籌安排、集中使用、保證重點、照顧一般”，享受國家幹部待遇。換句話說，隻要考上大學，就意味着接受了國家的“包養”，捧上“鐵飯碗”，從此終身有靠。更不用說鄧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國學子都心向往之的頂尖學府，而他的文學專業，在當年也一度炙手可熱，就業對于他們從未成爲一個問題。 鄧映如說，平均每人有五六種就業選擇，對他和他的同學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雖然從理論上說，當時畢業生要完全服從國家的安排，并無自由選擇空間，但實際上，處于象牙塔尖的一流學府畢業生大多可以根據自己的志向和愛好主動聯系用人單位，而且幾乎毋庸置疑的，也都會得到無比熱情的反饋。“不要說拒絕，就連‘考慮考慮’這樣的托辭都沒遇到過。” 碗裏的飯不對胃口，也得往下咽 當時中文系畢業生大緻有幾個去向：媒體、國家機關或事業單位、企業，對于大多數懷揣着文學夢，希望在專業領域内有所作爲的熱血青年們來說，其理想程度依次遞減。所以，如今絕對會令畢業生們趨之若鹜的去國務院、人大常委會擔任公務員的就業機會，對當年的鄧映如和他的同學們卻并沒有特别的吸引力。不過，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畢業生中，有一位後來成爲了耀眼的政壇明星。他是胡春華，這位1979年以全縣最好的文科成績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縣人，1983年被分配到西藏團委任幹事，現在他已經是河北省省長。 鄧映如比胡春華晚兩屆，他的同學大多選擇了報紙、雜志等媒體，一方面能夠發揮專長，另一方面也不會遠離文學。也有些人去高校從事了教學和研究工作，隻有少數人進入國家機關，成爲公務員。而進入企業從事行政工作這條路，幾乎沒有人考慮過。 鄧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鐵肩擔道義”的社會新聞記者，所以他也早早聯系好了幾家媒體，準備做進一步選擇，卻沒想到一個偶然的“國家指令性計劃”改變了他爲自己設定好的人生軌迹。 “國家指令性計劃”，又是一個富有計劃經濟時代特色的名詞，通俗地說，這是國家親手包辦畢業生與某些用人單位之間的“聯姻”。打個比方，假如煤炭部所屬的淮南煤炭學院想引進北大畢業生，那麽可以通過煤炭部申請向北大要人，攤上指标的畢業班就必須要有一個人頂缺，而一般情況下，來自用人單位所在省份的畢業生會成爲首當其沖的選擇。所以那一年，一個去向是湖南的“國家指令性計劃”指标落在了湖南籍畢業生鄧映如身上。 “鐵飯碗”在這個時候顯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沒有飯吃，但倘若碗裏的飯并不可口，也隻得硬着頭皮往下咽。當然，不是不能拒絕國家的安排，但那同時也意味着無法獲得學校開出的介紹信，無法證明自己是北大畢業生的身份和社會關系，更無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單位報到。 年輕的鄧映如在沮喪和無奈中度過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畢業生辦理戶口留京手續的截止日期也過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隻得打點行裝準備回湖南，去他從未期望過、也全無了解的單位奉獻青春。 二十多年之後，鄧映如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還是不勝唏噓。雖然在他離京的前一天，學校分配辦突然通知他已經另有人頂上了“指标”，可北京也已注定不再是他所能停留和大展身手的舞台。他回到湖南，在從前一位老師的建議下選擇了與自己專業比較對口的湖南文藝出版社做編輯。時光一晃就到了現在，他的記者夢成了個一生難以釋懷的遺憾。 “包辦婚姻”轉向“自由戀愛” 也許晚幾年畢業，鄧映如的選擇和命運都将有所不同。随着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業制度的相應變革，1985年國家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對國家招生計劃内的學生畢業分配實行“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由本人選報志願、學校推薦、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制度。”自此，傳統的“統招統分”制度開始向“雙向選擇”逐漸轉變，供需方“自由戀愛”的曙光照進了鐵桶一塊的“包辦婚姻”。 與此同時，商品經濟也在中國社會中以日新月異的速度發展着。 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級學生韓敬群畢業時，畢業生們的就業形勢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相比師兄那一屆，“計劃”的色彩淡了許多，可他們面對的選項也明顯減少。盡管從專業關聯度、社會美譽度和收入等多個方面綜合考慮，媒體對于中文系畢業生來說仍然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吸引力顯著提高。在韓敬群的同屆同學中，就有好幾位忍受着專業不對口的不适，去了南方的海關系統。 當年學習成績優秀、年年能拿獎學金的韓敬群是班裏公認的搞學術的好苗子。本科畢業後，他又留校讀了三年的碩士研究生。 時值80年代末，以加速度飛快積累的物質财富讓人們的思想遭受着摧枯拉朽般的沖擊。也是在這個時候，“賣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殺豬刀的”論調一天天甚嚣塵上。坦白地說，高校年輕教師的慘淡待遇讓學生時代的韓敬群受到不小的震動，另一方面，他也不願在“每年必須發多少論文”的壓力下被動地親近他所熱愛的文學，所以，還沒到畢業分配的時候，他就明确了一件事：自己肯定不會繼續留在高校裏。1991年研究生畢業後，他按照自己的意願去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雖然年齡上差着幾歲，但對于同是“60後”的鄧映如和韓敬群來說，能夠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在文學和文字相關領域裏建功立業，是他們畢業時一緻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像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樣，會成爲許多畢業生擇業的決定性因素。 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國家幹部鄧映如的起始工資級别是23級，領到的第一筆工資有50多元，一年以後轉正，工資漲到了80元左右。剛去時，出版社在一個工廠的招待所裏包了幾個雙人間，免費提供給新分來的大學生暫住。不到半年，又給他在一套三室一廳的宿舍中分了個帶陽台的房間。沒有居住成本，鄧映如不但養活自己綽綽有餘，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資，寄給在老家的母親。對于他們這樣的大學畢業生，幾年後成家的時候，隻要領了結婚證，就可以申請分一套兩室一廳的公房，每個月隻需象征性地付點租金。“消費”這個詞之于他們是陌生和隔膜的，一無動力，二無能力，三無市場，單純的生活同時也意味着較小的壓力。 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韓敬群的起點相比師兄要高上許多，因爲有研究生學曆，他進入出版社後首月工資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學同班同學的妻子的工資與他差不多。兩個人收入加起來有400元左右，但他的感覺僅僅是夠維持正常的生活，遠不如師兄寬裕。 他記得畢業後不久有位同學幫他們搞到了一台日立電視的指标，價格約折合人民币3000元，相當于他們倆大半年的收入。思想鬥争了很久，他們決定買下。基本全無積蓄、也很難從清寒的父母那兒得到支援的他和妻子四處告貸，終于湊出了這3000元，之後便過了好一段拼命省吃儉用攢錢還債的窘迫日子。幾年後他們有了一間19平方米的小平房，雖然擠迫，可在大多數還居無定所的同學們看來，已經是非常幸福了。 在韓敬群安貧樂道的同時，他的87級師弟王旺桂抛棄了北京某國營制藥廠辦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廣州，成爲第一批“下海”試水民營經濟的弄潮兒。王旺桂說，之所以做出這個勇敢的決定，一是因爲廣州那家廣告公司可以給他開出高得駭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爲相較原來炮制公文的活兒，他的文字駕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從鄧映如，到韓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畢業生們的去向越來越分散和多元。韓敬群大略地算了一下，加上中途轉行的，他的同班同學中現在真正從事文學相關工作的人占比不到一半。仍對文學懷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他雖然在出版行業已經算事業有成，卻還是把自己歸入了“失意者”的行列。現在自己經營着一家文化公司的王旺桂也與師兄心有戚戚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作爲曾經的大學畢業生和如今一屆又一屆新的大學畢業生的領導，韓敬群常常爲他的後來者們感到莫名的擔憂。他能清楚地看到他們的壓力、迷茫、不安全和不确定。和自己那時候相比，他認爲社會評價人才的标準越來越嚴格，而大學畢業生們能得到的機會也少多了。 而他的師兄鄧映如用了更直白的比方來形容大學畢業生貶值這一事實：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過高中的人已經算了不起的文化人，可是到了80年代，上過高中的人比比皆是。如今大學畢業生的普遍程度，與80年代的高中生大緻相當，相對而言含金量不如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因此也不能期待受到“天之驕子”那種搶手的待遇。當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變成大衆教育，社會對于人才的起評線已經提高，這是時代的進步，卻并不意味飯碗的絕對數量在變少。 讓鄧映如和韓敬群都憂心忡忡的，是越來越畸形單一的評判“成功”的标準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心态和之後職業生涯的影響。仿佛當官與賺錢才是成功的标志。 韓敬群說，直到現在，他們同學聚會時都不會把掙錢多少、官階高低作爲相互比較“成功”與否的标準，大家衷心佩服的，仍然是那些才華橫溢、能寫出好作品的同學。然而他也很理解當下的畢業生們在就業過程中愈發直奔主題的思路，畢竟他們初出茅廬就要與殘酷的生存短兵相接，連緩沖和喘息的機會都很難有。同情、着急，可是愛莫能助。 2008年10月，北大中文系84級同學舉行了他們的畢業二十年聚會。在爲這次聚會專門制作的紀念冊上，韓敬群在後記裏寫下這樣一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 90年代大學生：雙軌之下，不愁工作愁選擇 1990年代是個過渡的年代，統分和并軌收費并存，又恰逢中國經濟的騰飛，這個年代的大學生既沒有統分制下的拘束，也沒有市場化後的就業重壓，盡管不再是昔日無上光榮的“天之驕子”，但也沒淪落到今朝“落地的鳳凰不如雞”。他們在盡享擇業自由的同時，也第一次有了“亂花漸迷遊人眼”般的歡樂煩惱。 南都周刊編輯 張鵬記者·石宴瑜 1994年，假期中的一群大學生悠閑地乘坐小船沿長江遊玩，他們那代大學生并沒有太多的就業的壓力。 過渡生 看着報紙、電視上關于大學生就業難的鋪天蓋地般的報道，在媒體工作的何燕會不禁感歎世道之艱。 何燕是中山大學中文系1994級的畢業生。1994年，對熟悉中國的高等教育變革的人來說，是1977年恢複高考後的另一個曆史節點。那一年，原國家教委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的試點意見》，明确提出國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針政策爲指導，從招生開始，通過建立收費制度，以獎學金制度和社會就業需求信息引導畢業生自主擇業。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學在内的37所部屬重點高校則是并軌收費制改革的第一批試點。四年後的這屆畢業生達到了創紀錄的106萬人，是當時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畢業生數量最多的一年。當時，國務院還特别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處理好比較嚴峻的就業形勢，做好1998年畢業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1998年我畢業時，找工作就已經有裏不良的苗頭。” 何燕說她至今仍清晰記得畢業前的一幕幕場景。 “講台上的系黨總支書記邱國新老師仍舊是一副和藹可親的笑容，面帶笑容着講出的話也沒讓我們感到有什麽不同。”何燕說，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級學生就業形勢分析指導會上，邱老師說了很多話，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隻有兩句話是重點，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們，你們該考慮投點資，買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試”，另一句是“93級的師兄師姐的就業情況相當不錯，你們不用擔心。中文系的學生就是萬金油，隻要願意吃苦，到哪裏工作都可以勝任”。 “師兄師姐的就業情況相當不錯，爲啥還提醒我們萬金油、吃苦？”當時不解的何燕現在覺得老師是在有意給學生一些隐約的暗示。 在開這個會之前，班裏大部分同學都像何燕一樣，對于就業并沒有太明确的概念。過去的三年大學生活，大一忙着參加廣播站、合唱團和話劇社等社團活動，大二忙着考英語四級和計算機，大三又一轟隆準備過英語六級和實習，進入大四，除了要寫畢業論文，還要準備登上社會的大舞台了，那種感覺有點蒙。 隔壁402宿舍的馮櫻是少有的目标堅定者，她入學時就規劃好了未來就是要做記者。亢小燕則打算做警察，她總是笑着說“穿上警服多有型啊”。同班那兩位爸爸都是房地産公司老總的廣州女同學，更是一早就明确不會參加系裏的任何推薦，她們早就有了前程：一個确定會進爸爸的公司，另一個則會到某大報的體育部。 大多數同學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麽樣的工作，隻是籠統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決戶口、穩定的工作。班上66個人裏，除了6個保送讀研究生的，近50人都報名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資格考試，這些情況都在邱老師的意料之中，因爲曆史證明，進入政府機關和媒體的中文系畢業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籠統或是沒規劃并不重要，因爲他們都堅信，工作總會有，面包也會有，而且還不會差到哪裏去。 信心 隔壁宿舍的美女英子總是給大家說她哥哥、廈門大學計算機專業的1991級畢業生西門的經曆。 “我哥哥他們畢業的時候，大家都是自己找工作，因爲學校推薦的單位大家都瞧不上，像福建省圖書館，到他們系裏要人時，大家一聽這種單位，就嚷嚷‘當圖書管理員啊，誰去啊！’他們看中的可是銀行、海關、外企這樣的肥缺。” 英子還說，他哥哥的一位同學畢業去了海關，一報到就分了兩房一廳，那福利真是好得讓人羨慕。當時簽下來單位後，這位同學請大家喝酒，大家都開玩笑說，“海關這種單位很危險啊，誘惑多，你可千萬别栽了被抓啊！”幾年後據說這位海關老兄果真被抓了，罪名是協助走私受賄了幾百萬，當然這是後話。 “中大不比廈大差，咱們找不到海關、銀行，工商、稅務應該可以吧，沒有兩房一廳，咱總會有個單間的破宿舍吧！”英子的話讓大家信心滿滿，于是何燕和她的同學們沒事時會暢想未來的新單位以及單位給自己的房子。 何燕自己也相信自己能謀個不錯的職位。她的信心來自于廣州美術學院1998屆的一位外号“老陳同志”的老鄉。盡管老陳的專業比較冷門，但班上的同學在畢業前都在廣州找到了下家，而且大多自己找的。老陳他們沒畢業時就幾乎都做着兼職，甚至有個同學還沒畢業就已經掙了40多萬了。 “冷門的專業，都能在廣州全部謀到職位，萬金油的中文應該也不會差。”每想到這裏，何燕總能找到樂觀的理由。 事實上，這一屆中文系的畢業生在廣州确實有着不錯的機會。1998年2月，廣州市政府下發的《關于1998年申請接收普通高校畢業生的補充通知》裏，明确指出要優先錄用“本科以上的機械制造、計算機和中文秘書等緊缺專業”，而國際貿易、國際會計、經貿英語等專業學生将限制接收。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中文系的學費是每年2500元，熱門專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會計則是3500元，學費低的反而優先錄用，學費高的卻是限制接收，真是一個諷刺。”現在的何燕回憶時總會笑。 事實上，機會确實不少。 1997年的秋天，廣州依然炎熱。學五飯堂門口的公告欄上，就陸續出現了花花綠綠的海報，寶潔、殼牌、華爲，這些如雷貫耳的大公司，已開始陸續進駐中大“招兵”了。 等待 對于中文系的畢業生來說，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下，不同學校和不同專業的畢業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雙向選擇”的政策出現于1988年，與以往國家對高校畢業生統包統分的政策不同，學生在國家方針政策指導下選報志願，采取由學校推薦、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就業方式。在這樣的政策下，學校不再擁有絕對權力，畢業生開始有了擇業自主權。何燕那屆并軌生，仍然是在雙向選擇中“自主擇業”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外企、民企，隻要有單位接收，學校都會放行。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該做些什麽，何燕心裏并沒有底，隻知道同别人一樣添置行頭，趕制簡曆。 在老師的指點下，班上的男生開始買西裝，女性買套裙等。何燕20年的人生裏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套裙。“這套毛料套裙價值480元，牌子是百圖的，而我一個月的夥食費也才不過350元。”不過後來聽師姐說廣州火車站附近的白馬時裝城很便宜，班裏有個海南女同學去買了兩套衣服才花了300塊錢，這讓何燕曾經罵過娘。 接下來是制作個人簡曆。因爲大部分同學都在媒體實習過，資料基本都是一疊厚厚的剪報。學裝潢的同學義務幫忙設計封面，舍得花錢的同學更是用高級紙把簡曆分成幾個顔色區，以區分簡曆中不同部分的内容，對于，照片大家都明白，雖然用人單位不會以貌取人，但把照片弄得漂亮些總不是壞事。 何燕他們同學都知道的一個小插曲是關于李武的。他是班上最後一個簽約的人，當時，一個報社聽說他還沒落實工作，而報社正好就有一個進人名額，就通知他去面試。他的副總編後來喝酒時告訴他，面試其實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歪瓜裂棗”，看到他模樣端正後什麽也沒說隻扔下一句話“好，簽約吧！” 但也有些工作不是長相好就能決定的，還需要加分的“軟件”，比如是否入黨。1998年公務員的招考中，有部分職位明确要求隻招黨員。何燕班裏隻有一批大三時發展的入黨積極分子，畢業前，這撥人中裏隻有部分能發展爲預備黨員。爲了争取這張王牌，有人開始“使暗勁”。班上有個女同學，性格乖巧，在同學裏人緣挺好。找工作的這段時間，她很少住在宿舍，于是在考察表現的時候，有人打了小報告說她住在男朋友那裏。再後來，公布名單時她果然落選了。 歡喜 大多數沒有背景的同學，隻能等待用人單位到系裏挑人。老師們會根據對方單位的要求酌情推薦若幹人，而她們每天都會穿得一本正經，等待機會來臨，然後，在機會中選擇更合适的。 時間到了1998年4月，班裏有半數以上的同學都落實了單位，尤其是外省生源，因爲學校之前聲明，過了4月就将把檔案轉回生源地。 當時同一個宿舍的六個人中，有兩個基本敲定進機關端起公務員的鐵飯碗。家在北方的何燕雖然心裏着急，但還在等待，她手頭已經有個墊底的單位在惠州，但她卻希望留在廣州。 何燕的命運在4月中旬敲定。那時廣州正是回南天，天氣潮濕，在去資料室路上的何燕被老師叫住，“廣州一家國企黨群部門要招人，你來試一下吧。”老師說。 “哦”了一聲後，何燕參加了面試。三個月後一男一女的面試官，成了她的上司。 1998年，廣州提出了“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的城市建設口号，對參與建設的企業用人也有特别政策，允許申報接收畢業生的時間延長至4月30日。何燕正是這個政策的受益者之一，錄用她的企業是參與廣州建設的重點企業，所以，何燕如願留在了廣州。 幾個月後，同宿舍6名女生中，來在中山的小蝦回到家鄉，她進了移動公司，廣州女生gigi進入了廣東電台做起了編導兼主持，靓女瑩則到廣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兩位過關斬将的女生則如願端起了鐵飯碗，何燕進入國企。 如果按現在的行情來說，同宿舍的6個女生的工作都不錯，甚至令人豔羨。 11年後的今天，她們同樣都混得不錯。有句話說得好：畢業的那刻起，階級就劃分了。她們的起點階級都不賴，所以現在也不賴。 幾天前，在中山大學體育場舉行的招聘會上，當看到一名瘦瘦的湖南大學的女生，被廣州一家汽車企業拒絕了簡曆，而原因是“我們隻招本省高校的畢業生”時，何燕明白，開放包容的廣州，現在已不是個可以讓人圓夢的地方。 每個人都明白，其實原因很簡單，現在大學生人太多了。 如今：京穗大學生，“飛人族”求職記 經濟危機、大學生、找工作，當這三個詞在2009年的春天碰撞在一起，面對一職難求，大學生“求職飛人”越來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會，坐火車去；遠一點的，坐飛機去。“喲，又來面了。”經常在火車、飛機上遇到有同樣經曆的“飛人族”，他們也會會心地打聲招呼。 南都周刊編輯 羅燦記者· 張守剛 實習生· 吳敏 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大四的女生，從左到右依次是吳玉琴、張潔、張彥箐、張瀛，她們同住在一個宿舍。但并不是人人都找到了歸宿。 吳玉琴：同時拿到省農行和省移動客服部的offer，她最後選擇去農行。從去年9月開始，她就網申了幾十份簡曆，但很多都石沉大海，在深圳、廣州的幾場雙選會投遞簡曆也沒成功。面試移動時從去年11月26日一直到今年的1月16日，其中經過了1 輪筆試和7次面試“馬拉松”式的求職，非常艱難地拿到了offer。 張潔：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學情報學專業。2008年9月底在網上報名、投遞簡曆；通過了簡曆篩選關後，10月上旬來到上海，參加了交大的筆試和面試。 張彥箐：前幾個月忙着報考中大管理學院會計系的研究生，可惜沒能考上；現在打算回家鄉，報考甘肅省公務員選調生考試。她坦率地說自己的職業規劃不是很清晰。 張瀛：保研到中大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剛上大四時，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允許跨專業保研的名額隻分配到3個。她精心準備了筆試和面試。（記者譚偉山 實習生童華靈） 爲了告别的聚會，先把找工的煩惱抛一邊。2008年12月31日晚，廣州大學城廣工宿舍外新覺青年公館的空房子，有免費啤酒和音樂。這或許是大學城首個民間音樂團體——南噪3樂隊——校園生涯的最後一唱。這天晚上7點一直放歌至淩晨，吸引了超過 600名在校大學生前往聆聽。 譚偉山 攝 4月17日，北京西站。23歲的女孩陳麗敏腳步匆忙，踏上了一列去河北石家莊的火車。今年将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公共管理系畢業的她，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參加求職考試了，失敗、失敗、再失敗，一再擊潰她驕傲的心。“現在的選調生考試，都很黑。”她歎息說。 經濟危機、大學生、找工作，當這三個詞碰撞在一起，2009年這個春天，在畢業生的眼裏更多的是無奈和歎息。“不厚道”，中山大學人文學院05級的男生廖飛用這個詞來表達自己的應聘感受。作爲中大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每年來中文系招聘的知名企業絡繹不絕，而今年，來的多是些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小企業。 “江門一個摩托車廠的文秘都要求研究生學曆，佛山一個鎮政府要求至少做過學生會副主席，這都是什麽條件！” 兩三人簽約，一兩千月薪 3月下旬的一個深夜，陳麗敏獨自一人拉着行李箱，走在廣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涼。 白天的遭遇讓她窩着一肚子火。爲了參加這次畢業選調生考試，她從北京殺到桂林，忍受着小旅館比平日高出兩倍的價格，不曾想中午的時候竟被趕了出來。一臉橫肉的老闆給出的理由是：“這房間一直有人預訂，中午得給人做鍾點房。”一個文弱女孩有什麽選擇？她走出旅館，門外下着大雨。 下午，她買了次日早晨7點返京的車票，不願意再看旅館老闆的臉色，她決定到火車站将就一夜。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迷糊到淩晨3點的時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後她被勒令走出大廳，這次的理由是“你的車時間還早”。一天之内兩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頭，打了幾個哆嗦，覺得“隻剩下半條命了”。 “所有的雄心壯志，都在那一刻灰飛煙滅了。”陳麗敏是那種文靜安分的女孩，事業上沒有野心。她的夢想是有份穩定的工作，工資能養活自己，然後嫁個好老公，過安穩日子。她的專業是公共管理，考公務員算是比對口，但幾番考試下來，她發現自己離這個夢想似乎越來越遠。 最早，她報考國家公務員折戟沉沙，然後，北京、廣東、上海、桂林??她四處參加公務員和選調生考試，一面疲于奔命，一面不斷接到分數沒有過線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設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選調生作爲“保底的工作”，因爲選調生雖然也屬于公務員，但一般是到基層工作，競争相對小一些。 現在看來，這個想法是多麽的可笑。“選調生考試都比較黑，像我這樣在桂林一沒背景，二沒勢力。肯定沒戲。” 陳麗敏也許沒意識到，她争取的公務員職位競争是多麽的慘烈。今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報考審查通過人數達104萬餘人，各職位平均競争比例爲78：1，大大高于去年60：1的比例。北京某些部門的錄取比例更爲懸殊，以北京海關爲例，計劃招錄6 個職位共100個公務員名額，但有11559人報考，錄取僅爲116：1。而中殘聯組聯部“基層組織建設崗”一職，其4723：1的競争比例更是讓人瞠目結舌。 在這之前的2月份，陳麗敏到北京國際展覽中心參加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招聘會。快下公交車的時候，她問售票員“國展怎麽走”，售票員眼也沒擡，回了句“跟着人流走就行！”讓她大感意外的是，那天她投出數十份簡曆，卻沒有一家單位給她面試通知。 “我不大會跟人說話，還是網上應聘比較好吧。”她想。但随後的網投結果也不妙——幾百份簡曆出去，除了幾家小得可憐的私企，沒有一個像樣的單位給她面試機會。 陳麗敏對職位的要求并不高：“我覺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後給我上社會保險。”她也知道，這份薪水在北京連基本生存也很難，每個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心情差的時候，總是想回老家，但回到家了，又覺得北京真好。那種落差好大。” 她内心糾結，搖擺不定。 陳麗敏的宿舍共4人，一個出國的，從讀大一就設計好了未來的道路。一個考研失敗的，決定明年再考一次，也可以暫時避開今年的就業危機。還有一個就是跟她一起找工作的是劉苒萌。 劉苒萌家在北京，找工作比起陳麗敏有些優勢。“4月初，北京有個國企到我們學校招聘，要求是中共黨員、北京市戶口，符合這個條件的我們班裏就兩個。”兩次面試下來，劉苒萌很順利得到了這個職位。但談到薪酬，卻讓她傻了眼：月薪1500元。“這個錢在北京沒法活啊，我還得繼續找。” 但這顯然給了陳麗敏更大的壓力。“苒萌之前沒找到工作，别的宿舍同學也沒有動靜，我沒有着急。但現在，我有點急了。”陳麗敏低聲說。她還聽說4月底如果沒找到工作，檔案就可能打回老家，這個沒有确認的消息讓她多了幾分緊張。 她有個外号叫“哼哼”，問她什麽，她就嗯哼幾聲。她比較懶，喜歡睡覺，早上10點鍾起床算正常。起床後先打開電腦，去洗漱一番後，就坐在電腦前看網絡小說，這是她之前的惬意生活。“她好像生活在幻想中。”她的舍友說。 現在，惬意生活徹底結束了。她開始睡不着，早上7點就會早早醒來，腦子裏全是如何找工作的事情。 班裏男生的求職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徐方宇是班裏的團支書，現在工作一點譜也沒有。他的精神狀态跟陳麗敏有點相似，“表面很閑，不知道該做什麽，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覺。” 作爲班幹部，他對班上同學找工作的情況比較了解。班裏一共有40人，出國的有兩三個，考研究生的有一兩個，其他的找工作，而現在簽約的僅有兩三人。“大部分還沒有着落，大家都很彷徨。” 在大學城最後一次演出後，畢業的鍾聲也已經敲響。曲終了，人就要散了，明天大家各奔東西，該考研的考研，該找工作的找工作。 譚偉山 攝 雕塑專業的2009年應屆畢業生楊先挺對找工作抱着順其自然的态度，因爲他現在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畢業創作上。 攝影 戴會錨 找心理老師談心的人多了 說到今年的就業情況，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就業辦的工作人員也連聲歎氣。“很一般，比起去年差得多。”去年，政治學院公布的就業率曾高達91.67％。班上幾位同學跟記者說：“今年學校是指望不上了，還是得靠自己。”倒是學工部有個心理咨詢中心，這幾個月去那裏找老師談心的畢業生多了起來。 徐方宇是考研落敗後，才加入求職大軍的。今年2月7日，他走出研究生考試考場的那一刻，就知道考砸了。“沒什麽招了，開始找工作吧！”招聘會與網絡投簡曆雙管齊下，沒什麽效果，參加了五六次大型招聘會，僅僅獲得了兩次面試機會，“是保險銷售類的，不是很合适。”網上回音更少，投100份，有回音的僅有一兩份。 對這樣的就業慘狀，徐方宇和他的同學們剛入學的時候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我們學校是共青團中央直屬的，高考的時候提前錄取，很多人分數比北大的錄取分數線都高。那時候覺得工作肯定不用愁。沒想到會是這個樣子，心裏很不舒服。” 事實上，他們的境況還遠不是最差的。劉苒萌有兩個高中同學，一個在北京聯合大學，一個在北京城市學院，從來沒跑過招聘會。“因爲他們覺得自己肯定找不到工作。天天就在家呆着。” 打”飛的“四處求職 對張蕭蕭來說，北京與廣州并不遙遠。這個中山大學人文學院應屆畢業生的記事本裏，密密麻麻地記載着衆多面試信息和日程表： 3月16日 上海 3月20日 上海 3月22日 廣州 3月25日 廣州 3月28日 北京 …… 整個三月裏，這個“空中飛人”累積的飛行裏程都夠去一次北極了。爲找工作下如此血本，也許隻有今年的畢業生才做得出來。 時間倒回2009年3月9日，中大的考研初試分數公布，張蕭蕭的英語分數太低，錄取無望。“壓力似乎是一瞬間襲來的，這回不找工作不行了。”當晚，他開始上網尋找招聘會信息，并在網上訂了一張去上海的機票。“買的是一大早的，便宜一些，6折。” 4月19日，坐在宿舍談起這些時，張蕭蕭有些不好意思。“當時真的是急了，所以病急亂投醫。現在想想，很幼稚。”他還記得，去上海的第一個面試，由于剛下飛機，又睡眠不足，他把應聘公司的名字都弄錯了，于是很客氣地被請出了門外。 在北京、上海，張蕭蕭第一次體會到被忽視的痛苦。“在北京、上海說起中大，他們都不感冒。”和北大、清華、複旦的學生一起面試，張蕭蕭感覺并沒有太大優勢，每次輪到他時，面試官總是不冷不熱。“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的錯覺，反正那種滋味不太好受。” 自考研失敗後，這一個月的空中飛人生涯，讓張蕭蕭花去了5000多元的飛行求職費，除了父母贊助的2000元用來添置了西裝，其餘都是他積攢的獎學金。張蕭蕭說，爲了不讓父母擔心，他沒有向家裏要錢。“三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啊。”這個腼腆的男孩苦笑着說，“最後不得不淪落到每天吃飯時間就蹲點蹭飯。” 4月2日，對于張蕭蕭來說是個特别的日子，他終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廣州一家事業單位做企業内刊。“工資不是很高，2000多，勉強夠生活吧。”這時的張蕭蕭，語氣中已透着輕松。據說，這在他們系裏還不是最低工資，有些同學簽了佛山的一個小家具廠當文員，起薪隻有1500，比較下來，張蕭蕭覺得這樣的條件已經算可以接受。不管怎麽說，這隻是第一份工作，他決定先不計回報地好好幹。 一職難求，像張蕭蕭這樣的“空中飛人”，越來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會，坐火車去；遠一點的，坐飛機去。“喲，又來面了。”經常在火車、飛機上遇到有同樣經曆的“飛人族”，他們之間也會會心地打聲招呼。 同宿舍的廖飛來自北方，是個自信而健談的人，他歸結的面試秘訣是“能寫、能說、能應酬，三者必居其一”，這三條似乎他都占滿了，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再加上學生會副主席的頭銜，這些都爲他赢得了不少的offer。但說起自己的找工經曆，廖飛的神情突然暗淡了許多。旁邊的孫子峰捅捅記者暗示道，“他可是心裏受過傷的人啊。” 深圳一家國企是廖飛面試的第一個單位，他面試的職位是董事長助理。過五關斬六将來到最後一輪面試，董事長的第一句話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請你向别人介紹一下我”。廖飛當時一下就懵了，他根本沒做過這方面的準備。“沒有做好功課，怎麽做我的助理。”董事長淡淡地說了一句。 “這句話真的把我吓壞了，隻能低着頭不說話。”平常神氣活現的廖飛傻了眼。爲了緩和董事長的情緒，他拿起一旁的功夫茶壺，不停地給董事長倒茶。“功夫茶要滾水，瓷器又不隔熱，回來一看手都給燙紅了。”廖飛有些尴尬地笑着，“不過最後，我還是沒進。” 最後，廖飛選擇了去政府機關工作，“穩定是大前提嘛”。說着這話時，廖飛神色平淡，并沒有半點喜悅，旁邊的室友楊曦插話說，“爲了這份工作，廖飛一直覺得很對不起楊楚。” 氣氛一下安靜了下來。廖飛點起一支煙，故意用一種輕松的語調說：“這也是沒辦法的，無心栽柳柳成蔭啊。”原來廖飛和楊楚都報考了那個職位，但廖飛過線了，楊楚差0.7分。“那都是他複習公務員的書。”廖飛指着楊楚桌上一堆半人高的書說，“他從大三就開始準備了。” 對于考前一個月才開始複習的廖飛來說，這樣的結果讓他覺得不是滋味，仿佛他是那個背叛兄弟情義的小人。“社會就是殘酷的，我們都明白。”廖飛讓煙霧圍繞着自己，看不見表情。 相對他們來說，宿舍裏的另一個成員楊楚仍處于“水深火熱”中。排兩個小時的隊隻爲投一份簡曆，坐兩個小時的公車去面試，這些他早已鍛煉到麻木。讓他記憶猶新的是，一家往年招聘大專生的事業單位，今年去了幾百個本科生，而最終錄用的是兩個研究生。 這讓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找工作的殘酷，“之前看到北大博士賣肉之類的新聞，總覺得很遙遠，這回是真信了??”他不住地搖頭，語氣裏透着無奈。說着話，楊楚的手機鬧鍾響了《我的未來不是夢》的旋律。他站起身，對着鏡子整了整本已十分整齊的領帶，跟宿舍的兄弟們道别。當天，他還要去面試，應聘一家公關公司的文案策劃。 傍晚6點，疲憊的楊楚回到宿舍，下午的一場大雨，讓他原本筆挺的西服已經有些皺褶，褲腿上也濺滿了泥濘。“怎麽樣？”當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時，楊楚一言不發地走向了自己的鋪位。廖飛則默默地從抽屜裏拿出啤酒，分給楊楚一罐。 在廣州的一次畢業生招聘會上，一位精心化妝的女孩在等待面試。大學擴招後，畢業生找工作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争。 攝影 王衛 “實在不行就先漂着” 楊楚他們面對的就業危機，僅僅是冰山一角。3月中旬，廣東省公布的一系列數據令人心驚：今年廣東省高校畢業生人數已達33.1萬人，比去年增長14.2%，再加上外省來粵求職人數等因素，今年廣東求職的高校畢業生将超過50萬人，達到曆史新高。 企業招聘的人數則在萎縮，新浪網人力資源部經理劉慧霞向記者坦誠，金融危機中他們的用人計劃是先保證不裁太多的人，但不會增加很多的人員編制。“去年我們跟我們簽約的應屆畢業生有100多人，今年會減半。” 廣東省教育廳統計，從已經舉辦的36場招聘會來看，參加招聘會的金融、經濟、房地産等類型企業大幅減少，用人單位質量明顯下降，招聘崗位數相比去年減少了20%以上。 在中山大學人文學院裏，中文、哲學、曆史三個系今年有250多名畢業生，畢業生們反饋的情況是，目前簽約的大概隻有五成，其中，女生普遍隻有兩三成。 而在北京，即便是名校的畢業生，就業也受到了非常明顯的影響。北京大學軟件專業的田學志說，他已經跟深圳的一家公司簽約，月薪7000元。“跟去年相比，首先簽約時間延遲了，去年4月我們專業的畢業生都已經簽約，現在隻簽了三分之二。還有就是月薪稍低了些，按往年經驗，我們的期待月薪在8000元以上，但現在至少低了1000元。” “對非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來說，形勢更嚴峻，競争更激烈。”智聯招聘高級顧問陳甯說。根據他的考察，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幾大中心城市給大學生的職位已經飽和了。這就意味着，如果想留在大城市，眼睛不能隻盯着寫字樓。 惡劣的就業形勢之下，畢業生的就業觀念也在慢慢發生變化，之前被認爲是低端的保險、醫藥代表等職位，也逐漸進入了他們的考慮範圍。 張蕭蕭說，因爲專業性強，理工科的本科生很難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認識一個華南理工的男生，學的是生物，跑遍了各大城市都找不到對口的工作，最後當了醫藥代表，跑業務。” 陳麗敏的同學劉伶說，工作這麽難找，自己開個網店也不錯。她有個老鄉，自己開網店一個月能賺好幾萬，甚至還招了兩個人大畢業的女碩士做客服。“人家不找工作，租兩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辦公。每個人的出路不一樣。”她半開玩笑地說：“我還想如果他肯要我，我也去做客服。” 不過，像這樣開網店自主創業的畢竟不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就業中心此前一份調查顯示，選擇考研和直接就業的畢業生占了大多數，選擇創業的僅有4%。 國家針對大學畢業生的見習計劃已經啓動，雖然學校也爲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聯系了見習單位，但徐方宇對此很是不屑。“工資沒有，住宿沒有，也就解決下一日三餐，生活費還得往家裏要。這樣的見習有什麽意思？” 生存永遠是第一位的。這個時候，談論未來或夢想顯然過于奢侈。 “還能怎麽樣？繼續投簡曆吧。” 徐方宇老家在山東，沒有門路回去也很難，他覺得還是北京機會多一些。“實在不行，那就在北京先漂着吧。”（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畢業生均爲化名） 辨論大學 從人敬人愛的“天之驕子”到“爲三鬥米折腰”的凡夫俗子，隻用了三十年。三十年後的今天，從讀研讀博逃避就業、出國鍍金、名校生養豬，到公務員考試、大學生回爐、取消大專，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忽如一夜春風來”，吹得學子衆憔悴。三十年間的這種蛻變，有人贊，有人貶，也有了很多似笑而哭的論戰。 南都周刊編輯 張鵬記者·羅小敷 實習生·李穎娟 【讀書無用】 當昔日的“黃金屋”、“顔如玉”漸成今日的“水中月”、“鏡中花”，節衣縮食花大錢讀大學的結果，卻是可能連份體面的工作都找不到，讀書無用論就這樣自然誕生了。 正方： 論據1：花費高，不劃算 按平均水平計算，一個大學生的每年支出爲7000元，這相當于貧困地區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于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的純收入。大學生越多的村莊往往越貧困。 論據2：中國需要的是藍領 中國在全球産業鏈中，處于低端加工制造的位置上，本質上并不需要大學生。且中國經濟每年兩位數的增速基本都是依靠低技術的勞工實現的，而不是大學生。 論據3：越讀越“輸” 書讀多了的人，容易犯眼高手低、高談闊論，一點實事都做不好。尤其是女孩子書讀多了，嫁人都困難。有經典語錄爲證：世界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論據4：讀的都是無用的書 持這種觀念的人認爲，如今的大學教育近乎是中學基礎教育的延伸，課程設置很不合理，必修課的很大部分都是政治基礎和專業基礎，教材老套，連IT教材甚至都是十年前的；教學死闆，缺乏與社會接軌的實用課程，培養出的學生多不符合社會的真實需求。 反方： 論據1：不讀書毀滅一代人 教育本身是一項長遠的投資，要看到長遠利益，因噎廢食或者殺雞取卵，都不可取。“文革”時期讀書無用的做法曾耽誤了整整一代人。唯有國民素養提高了才有社會的長足進步和經濟的興盛。有古語爲證：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論據2：讀書無用還是讀書無錢 知識和财富本就不是一對一的投入産出關系。如果讨論讀書能否掙錢，這本身就帶有功利目的。“黃金屋”、“顔如玉”、“千鍾粟”的讀書時代早已過去。僅就個人生活而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謀生本領、待人接物、判斷能力、思維能力一般都要高于沒受過教育的人。 論據3：不讀書，就業更困難 現在大學生就業難、起薪低，有極端者甚至比農民工的工資還低，這是現實；但另一個事實是如果不受大學教育，就業會更難、起薪會更低。受了高等教育，盡管現在工資低，但起碼有機會走向高薪階層；而不讀書更無用，因爲知識太少而永遠拿低薪的概率更大。同樣的工資，對大學生來說是起薪，而對農民工則是最高薪，這就是知識的力量。 【取消大專】 當本科生、研究生遭遇就業難時，大專生更是叫苦連天，許多用人單位将學曆底線設置成本科生，大專生被拒之門外，國家應不應該取消大專成爲一個新的争論熱點。 正方： 論據1：大專地位尴尬 高等教育隻包括高職和本科兩種，不應該有一個大專這個概念。相比較高等職業教育，目前的大專仍然偏重學術教育，接近本科教育，這就決定了其教學内容的不上不下，既沒有高職教育貼近工作的就業優勢，又趕不上本科教育的學術，這必然導緻其就業時的尴尬。 論據2： 本科生都用不完，還要大專生做什麽 大學不斷擴招，本科已經成爲許多用人單位招聘時設置的學曆底線。稍微低端的就業市場，則把用人重點放在了技校、職校畢業生身上，因爲他們的動手能力更強，大專生由此成爲無人問津的棄兒。 論據3：不劃算的投資 大專生的收費标準一般遠遠高于本科生（三本除外），如果一個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拿出多年積蓄供孩子上完大專，最後的結局卻是找不到工作，或者跟農民工薪水差不多，這個付出值得嗎？ 反方： 論據1： 已經存在的大專生怎麽辦 如果取消了大專，那麽已經畢業或者在讀的大專生怎?
中國三代大學生的飯碗：
從天之驕子到剩男剩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