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明最后24年： 赴蘇聯仍領全部工資 文革父親被鞭尸
2009/04/30 |
王明去蘇聯后，祕書田書元還按照有關規定，定期給他寄錢物等。1956年“八大”上，毛澤東仍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負責給他寄錢物的田書元被撤職，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國”。從1966年下半年起，國內再沒有給王明夫婦寄工資和物品。
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從 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養病3年多。病情好轉后，他與妻子孟慶樹，兩個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陳啟珍回到北京，住進孟公府2號家中。王明回國后，參加了政務院法制委員會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復發住進北京醫院后，沒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法制委員會被撤銷，改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1956年后赴蘇不歸
1955年初，王明又因膽囊炎急性發作等病，再次住進北京醫院。醫生建議他做切除手朮，但王明和孟慶樹不愿做手朮，致使病根難除，時好時壞，沒有徹底治愈。
王明這次是肝炎、膽囊炎和心臟病連續發作，治療一段時間后也未見根本好轉。于是，王明向黨中央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經黨中央同意后，他們辦理了出國手續，決定乘飛機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擔架把他送到機場。孟慶樹、兩個孩子和陳啟珍仍然與王明同行。另外，還有北京醫院保健護士朱琛燕、警衛員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出發，2月1日到達莫斯科。
王明去蘇聯后，祕書田書元還按照有關規定，定期給他寄錢、物、藥、報刊等，并經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澤東仍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選舉結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蘇聯治病的，而且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所以與蘇聯有關方面很熟。蘇聯政府對王明給予了精心治療和周到照顧。由于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蘇聯方面的精心治療，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身體逐漸康復。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國了。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間又在蘇聯竭力反對“文化大革命”，必然會受到批判。特別是在批孔評儒和所謂十次路線斗爭教育中，出現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編印成冊。
王明后來在莫斯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了一些親屬在“文革”中遭受株連的情況。他在《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中說：“‘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現了大標語：‘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從此以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紅旗》雜志，經常選擇王明作為頭號攻擊和誣蔑對象。……此外，紅衛兵按照毛澤東的命令，對埋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親陳聘之進行鞭尸，還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歲、年邁的繼母黃蓮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書不是燒了，就是扔了。”
其實，王明的手稿和藏書并不是被燒了或扔了，而是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收繳了。
黨和政府雖然在政治上對王明要求嚴格，但在生活上卻是細心照顧。王明去蘇聯養病，照常每月領全部工資。要藥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給予滿足。“文化大革命” 中，一直負責給他寄錢物的田書元被撤職，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國”。這樣，從1966年下半年起，國內再沒有給王明夫婦寄工資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區的寓所里寫完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只過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該書竟成了他的遺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后，除了用詩歌攻擊中共和毛澤東外，從1969年開始，已經進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創作“高峰”，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產黨黨報《加拿大論壇報》上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同月31日，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又將這篇近4萬字的長文作為小冊子出版。
1970年4月，他為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
1974 年3月，王明把《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文化革命 ”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孤僧的命運和毛澤東的十大》四篇文章，匯集成書，取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1975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一書。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報》中文版全文連載此書。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蘇聯莫斯科，終年70歲。(摘自：《王明傳》戴茂林 曹仲彬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 |
強奸幼女，中國式的“豬流感”
2009/04/30 |
浙江麗水市碧湖中學多名女生遭強奸，至少有10位13周歲到16周歲的女初中生曾被陳偉軍、大兵等人強奸，碧湖中學被“糟蹋”的女生數量有几十人之多，其間，多個女生墮胎、被傳染性病乃至被診斷為終身不孕。涉案人員中有多個村干部，在坊間傳聞中還涉及多位公務員。（網易）
習水強奸案，讓人出離憤怒﹔麗水的強奸案，只讓人覺得濃黑的悲哀。我們曾經很善良的以為習水強奸只不過是一個個案，卻不曾料到強奸幼女已“豬流感病毒”式的彌漫到了各地。從習水強奸案，到貴州學生妹賣淫，現到麗水強奸，強奸幼女之病已再現了豬流感式的流毒無窮。
“豬流感”的猖厥，根源在毒，上策在于防、中策在于控，下策在于掩。那么，強奸幼女呢？強奸幼女的病毒根源在于官，官風不正，則民風必頹﹔吏治不順，則民心難安。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已身不正，又何以正天下？諸多強奸幼女案之所以駭人耳目，除了我們良知的底線外，還因為集團化強奸幼女的某些“掃天下者” 的存在。“掃天下者”手握國家公器，本應是社會標杆，孰料居然還有如此眾多的害群之馬，以禽獸之行，為官一方，遭踐一方，“橫掃幼女如卷席”。
強奸幼女之毒，上策在防，在于“不戰而屈人之兵”。而要防，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法律的威攝力，強大個案的震撼力。習水強奸案，是豬流感式的強奸幼女病毒的一個治理窗口，本來是預防一大好時機。誰料審判前云遮霧擾，審判中的如封似閉，讓人覺得正義除了面紗的功效以外，几乎乏善可陳。法律失去威攝力，流毒在所難免。
中策在療。治病救人好象一直都是我黨的方針，下重手點死穴，不是逼急了，上峰難有毒蛇嚙手，壯士斷腕的決心。可是治病救人也要分個輕急緩重，傷心感冒和梅毒艾滋壓根兒就不是一個病毒級別。更何況那種豬流感式几乎無解的病毒呢？強奸幼女的病毒出來了，預防時，有關部門（又是有關部門）“菩薩低眉”，將豺狼的凶殘化作相逢一笑，那么，這種病毒“偶爾露崢嶸”了，擴散了，我們又何敢期望有關部門作“金剛怒目”呢？
剩下的策略，只有“掩”了。孟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話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掩萬事休，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那此在禽獸爪牙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羔羊呢？當官自管頭上帽，休問民女心上傷。
但是，一“掩”就天下太平了嗎？非典一掩，流言四起，天下震惶，再說了您老掩得住嗎？明星放了個屁，掉地上，都要被網友挖地三尺地賞鑑賞鑑，更何況是強奸幼女這種豬流感式的大事。
豬流感本來是在豬與豬之間傳播的，就好象強奸幼婦這種病毒本意是在官與官之間傳播。可現在豬流感病毒變種，豬與人、人與人之間亦可傳播。強奸幼女病毒也面臨著變異的危險：由官強奸變成了受害幼女協助強奸者強奸！麗水已現病毒變種苗頭！病毒二代的產生，將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極為可怕的信號！
對待這種事，網友們的態度很鮮明：“天生萬物以養官，官無一德以報民，殺殺殺殺殺殺殺！”然而，網友自說自話，他們自做自孽，就象兩條永不交割平行線！雖然我并不認為這種情緒的渲泄于事有何補，但我以為在網友極端的情緒里面，還是有一點點民意的。如何將此等劣跡真正化于無形，那是上峰值得思考的問題。老百姓剩下的只有那點非理性的盲動叫囂了。 |
辣椒城 | | 鮮爲人知：大特務頭子康生老婆的悲慘下場
（一）
曹轶歐之所以知名，並非僅僅因爲她是康生的老婆，而是因爲她與康生同爲中國現代政壇上的殺手、迫害狂。在某些事情上，她甚至比康生更爲奸邪和歹毒。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她就大顯身手，喪心病狂。她與康生的整人之法有斷章取義、憑空捏造、歪曲事實、刑訊逼供等。許多人在她的手中吃盡苦頭甚至丟了性命。
曹轶歐在中央黨校工作時，林祥當過她的秘書。有一回，黨委開會，曹沒有來。林祥會後給她打了個電話：”曹大姐，您以後有事告訴我一聲，我好替您請個假。“不料，曹勃然大怒：”你算個什麽東西？還敢來管我？！“從此，林祥就一直挨整。
衡啓先是個老紅軍。有一回，衡和另外幾個人准備去看看曹轶歐。因爲是中午時間，衡怕打擾了曹午睡，便在曹的窗戶外面翹腳看了一眼，想看看曹是不是在睡覺，不料正好被曹看到。從此，衡一直被誣爲特務，企圖謀害她。
害人者必遭報應，曹轶歐曾患過一種特殊的病症，這種特殊病症與瘋狂年代和極左政治有特殊關系。到了文革後，這種病更加嚴重。康生死後，她從北京的小石胡同搬進了木樨地22號樓，這座樓是給部長級幹部蓋的，王光美等許多曾被康生、曹轶歐迫害過的老幹部都曾住過這裏。曹轶歐住進這座樓後，時時感到猶如生活在囚室中。人們的咒罵使她終日恐懼、憂慮、痛苦、緊張和不安。她怕敲門、怕響聲，更怕人，特別是怕受過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經常白天黑夜地做惡夢，夢見有許多奇形怪異凶惡的人要殺她、追打她，後來甚至于白天她也見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終日。“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一天傍晚，她孫女一進屋，她就“卟咚”一聲跪在地上沖著孫女哭喊道：“現在有人要向我報仇，要謀害我，快搭救我吧，不然我活不成了！”孫女並不驚慌，近幾年來，曹轶歐瘋瘋癫癫的，語無倫次，說些出格的話，做些越軌的事已是家常便飯了，而且越來越嚴重……一九九一年，她在緊張、憂慮和恐懼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二）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以後，新上任的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王震和前公 安局長馮基平等人，爲慘死在北京公 安局的冤魂們討公道。當年慘死的在那的有吳晗那樣的高幹，也有象孫維世那樣的文藝界人士。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軍管的北京公 安局長的劉傳新趕緊自殺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會放過他的。
但這次的內部清查，非常明確只是清查那些迫害過革命老幹部的“三種人”，唐達獻告訴我：北京公檢法系統抓了十七個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幹部血迹的看守員或審訊員。對他們內部審訊並秘密槍決，王震和馮基平親自去監場。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崗山時代中共中央已經規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達了正式文件；此後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下達了以***的“要把犯人當人看”的語錄作爲導言，宣布不准在監獄中對犯人施以肉刑或變相體罰，如有這種情況犯人可以直接舉報，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這十七個人被槍斃了，並沒有經過公開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沒有在社會上進行任何宣傳。因爲同樣的冤情實在太多了，所以鄧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則，一筆帶過。
據說北京公 安系統的這次清理後，對被清理的這些人的家屬只是宣布：因公徇職。可是勞改系統的幹警們都知道是怎麽回事，這對他們震動很大。此後他們在看管政治犯時都會仔細考慮一番。這倒是對減少公 安局內的肉刑和體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于在公 安部和北京市公 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 安局。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 安系統的軍代表都已經回到軍隊去了以後進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幹部或幹部子弟”鮮血的軍人也沒有因此逃出生天。據說軍隊也按同樣模式進行內部清理，把一批這種軍人押解到雲南……
所以，咱們爲人做事須考慮後果啊，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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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