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對于五四事件，人們向來注意的是學生慷慨激昂的演講，鏗鏘有力的口號，簡短精悍的標語，似乎沒人注意到那天學生隊伍中的“出喪”的色調，當然，這一白色色調不是對“逝者”的悲傷、哀悼和懷念，而是對當時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改革局總裁陸宗輿這三個“賣國賊”的詛咒、憤恨和作踐。

“丟白旗”

為“賣國賊出喪”正是那天學生的用心所在，學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預備丟到他們家里的。這個創意，其實並不是五四青年的獨創，他們是參考並借鑒于前不久留日學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駐日公使章宗祥啟程回國時，“當時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國家駐日外交界人士紛紛到東京火車站歡送，忽然來了中國男女留學生數百人，章夫婦起初誤以為他們也是來歡送的。後來他們大叫，把旗子拋擲，才知不妙。”陳獨秀說︰“駐日公使章宗祥回國的時候，300多名中國留學生趕到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面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子擲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嚇哭了。’當時經外國人勸解，學生並無暴力舉動。”後來楊晦也說︰“五四前不久，在駐日公使章宗祥帶著日本小老婆回來商量如何賣國時，留日學生跟送喪似的送他，白旗丟了一車廂，他的小老婆都被嚇哭了。”

看來，丟白旗來“送喪”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車站就已發生過了。有了四月份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為章宗祥“丟白旗”、“送喪”的先例，就不難理解5月4日那天學生打著“挽聯”，“個個手持白旗”為“三賊送喪”的創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禮堂開大會時，就認可了這樣的做法。楊晦回憶說︰“在會上，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麼對付章宗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陸、章）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準備行動。決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舉行游行示威，並給賣國賊送白旗。”可見，五四學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學生為書寫標語口號、表明態度而備的，更是為“三個賣國賊”“送喪”而備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報》這樣描述當時投白旗時的情形︰“學生均大罵賣國賊，聲震數里，敲門不開，則以手執之旗桿將檐頭瓦戳落並將臨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執之旗亂擲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籠罩于賣國賊之府第，與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寶耀彩爭輝，亦奇觀也。”

曹、陸、章是與日交涉的主事者

問題是，學生為什麼要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丟白旗“送喪”呢？

當初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提出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直接交還中國的正當要求時，在我國土上曾對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國“落井下石”的日本卻要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並稱膠州灣問題“中日兩國間業已解決”，拒絕美國提議的將原先在德國治下的山東權益“五國共管”，雖說五國共管也是極不尊重中國利益的，但總比讓中日兩國交涉要好，因為倘中國與日本交涉，就無異于投羊入虎口。

日本拒絕美國提議的理由是，中國在1918年9月與日本簽訂濟順（從濟南到順德）、高徐（從高密到徐州）兩路借款換文，同時也簽署過一項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而當時簽訂這些換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就山東問題換文在復日本外務大臣近藤新平的照會中說，“中國政府對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議欣然同意”。正是有了這個“欣然同意”的換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這可以證明協議並不是在“被強迫”的條件下簽訂的。

這就使得想為中國助一臂之力的美國無能為力，于是在巴黎和會時，美總統威爾遜就向中方代表質詢︰“一九一八年九月當時，協約軍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

美總統威爾遜的質詢使得人們移怒于簽訂這一換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簽訂二十一條條款的外交次長曹汝霖及當時的駐日公使陸宗輿也成為人們眼中的“賣國賊”。匡互生說︰“但日本的外交家卻能立刻拿出中國專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按，當為“欣然同意”）四個字來做非強迫承認的反證，來做鉗制中國專使的口的利器。這一個消息宣傳以後，北京所有的學生除了那些腦筋素來麻木的人以外，沒有不痛罵曹、章、陸等沒有良心的，沒有不想借一個機會來表示一種反抗的精神的。”

王芸生也說到曹、陸、章成為人們眼中的“賣國賊”的緣由︰“山東問題之敗，固大勢使然，而一般輿論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會中威爾遜有‘中國何以欣然同意’之質詢，既憤民四條約之簽字，尤憤民七濟順、高徐兩路借款及山東問題換文，憤怒及于辦理兩次外交之當事人。”

于是，學生們準備丟白旗給曹、陸、章等人便成為必然的事了。

有換文並不等于就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華權利

今天，我們如何看待他們的“賣國賊”的身份呢？

先看章宗祥，章宗祥被稱為“賣國賊”很大程度上與1918年9月中日簽訂的關于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換文和山東問題的換文有關。

當時，中國政府陷入財政困難，日人以利息低、無回扣、無抵押的優厚條件給中國政府提供借款，然而，世上哪有免費的午餐，尤其是日本，它豈能供你免費午餐？借款得有擔保，中國先以吉黑兩省官有林礦相抵，後又以要求以德國已失之濟順、高徐鐵路為擔保，而這後者則涉及山東問題，便為以後巴黎和會埋下伏筆。

當中日簽訂濟順、高徐二路借款的換文時，中國提議與日本簽訂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客觀地說，此以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于中國有利”。顧維鈞對威爾遜總統這樣解釋︰“當時日本在山東之軍隊既不撤退，又設民政署，置警察課稅，則地方不勝其擾，非常憤懣。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約。該約亦只有臨時之性質。”日本應英國的要求在中國國土上向德國宣戰，正是基于取德國勢力代之的非分野心，在德國被擊潰後，日本便趁機盤踞山東，造成事實上的統治，實為中國心腹之患。

而在這個換文中，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調集于青島，撤廢現行民政署，中日合辦經營原屬德國特權，現在事實上被日本佔據著的膠濟鐵路。可見，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客觀上，起到了制止日本在我國土上為所欲為，變本加厲的作用，對中國來說，其心情當然是“欣然”的。但同時，膠濟鐵路歸兩國合辦經營，這為以後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就山東問題已在中國“欣然同意”的狀態下“業已解決”也埋下了伏筆。

其實，退一步講，關于山東問題，即使有了中日之間的這些換文在，也並不是表示中國就承認日本可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和利益，“賣國賊”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辭呈中“委屈”地說︰“此項合同里，亦並無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之文；果系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則此項鐵路本屬德國權利之內，何須另行墊款始能允此路權，顯系路權之外，其他不得繼承，尤可反證而明。況路線聲明可以變更，確屬臨時假定，斷非許其繼承德國權利，與二十一條尤無關系。”

況且巴黎和會中國的失利，亦非只是與“換文”有關，很大程度上，與英法等國與日有出賣中國利益的條約在先的緣故，在日本威脅退出和會後，對中國抱同情的美國也有心無力。

“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再看曹汝霖和陸宗輿，他們被稱為賣國賊更多因素與四年前中國屈辱地簽訂二十一條有關，那時，曹汝霖當外交次長、陸宗輿任駐日公使。

曹汝霖說，當年簽訂二十一條時，他與總長陸徵祥、參事顧維鈞、駐日公使陸宗輿等人可是“內外協力應付，千回百折，際一發千鈞之時，始克取消第五項”的，所有“經過事實，我大總統（按︰指徐世昌）在國務卿任內，知之甚詳。不敢言功，何緣見罪？”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牢騷更大，他想不通的是，一、世人說他親日，而當年談判時他的一切作為莫不嚴格按照總統指示進行的；二、世人以為最後協議簽字者為他，而簽字者只可能是時任外交總長的陸徵祥；三、世人籠統誤以為中國全盤接受了“二十一條”，其實最後所接受的是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後議定的“不滿十條”。他說︰“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于拒絕撤回。會議結束，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的努力矣。……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的確，關于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這一歷史事件，我們過去，以至現在，也許將來，常會說，中國政府于1919年5月9日最後時刻，在日本的通牒的壓力下，被迫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條”，歷史書上也是這樣寫的。今天，我們又何嘗不是以“接受二十一條”這樣的籠統之詞敘述的嗎，如果這樣敘述的話，就完全無視和抹殺了民國外交部與日本艱難而漫長的交涉的事實。

在活動日本元老對日本政壇施壓的過程中，當時的駐日公使陸宗輿打了一張“悲情牌”。據陸說，當時，中國將秘密交涉內容透露給外報時，這一“以西洋制東洋”故招反使得日本外交部“倍加激昂”，“因亦對我再接再厲”。據他自雲，日本之所以能在最後關口將苛刻而陰毒的第五項條件撤銷？與他在其中打的一張“悲情牌”有關。“宗輿則知能顧全東亞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極不得已時，勢不能不對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陳利害，為秦庭之哭。惟事關機密，現尚未便盡宣，顧彼實因是感動，提議撤銷五號者也。”

“秦庭之哭”那可是勢不可為之時，寄希望于感動鱷魚的事情啊！他說這事情的經過是“機密”，我們不得而知，但從這透露出來的信息也可以想象，陸宗輿在“苦苦哀求”游說日人取消“第五項”的時候，對同為中國人的我們來說，想來也是無比心酸和傷痛的事呢。不管怎麼說，客觀上，日本元老派有賀長雄等人的奔走是日本政府有所讓步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交涉者即賣國賊”

五四時期，曹、陸、章之所以被斥為“賣國賊”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經手了與日人的談判而已，而且這一談判結果當然有損于國家利益。

但要知道，“處此競爭世界，人有強權之可逞，我無公理之可言”的時代大勢下，你到底有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如果沒有勢均力敵的實力作後盾的話，外交談判就不是討價還價，而只有簽字畫押的份。

當時，中國正是他日本廚房里案板上的魚肉，魚肉對菜刀來說有發言權嗎？因此，無論是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屈辱接受，還是巴黎和會上青島眼看不保，都是迫不得已，大勢所趨。再說，沒有中國政府的妥協和點頭，他一個曹汝霖何德何能能賣得了這個國家？一個章宗祥又何德何能送得了山東青島？我們向來將“賣國”的“重罪”開加諸他們個人身上而毫不懷疑他們能否擔當得起這一罪名？

雖然“三賊”他們所交涉的條款雖有損于中國利益，但他們只是“不得不”的選擇，只是我們這個老大衰弱的國家的“辦事員”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學生們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賣國賊”的帽子時，他們就想不通，就要發牢騷了。

難怪曹汝霖在學生把他的宅子燒掉之後，說當年他之所為“不敢言功，何緣見罪”，而有過“秦庭之哭”的陸宗輿亦滿腹牢騷，他“終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辭呈中也說︰“所有辦理中日交涉事宜，無一不恪遵政府訓令，往來文電，有案可稽。”的確，要賣國不是這“三賊”能私下能賣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總統能賣得了的事情，他們來往電文，其實都是有據可查，我們只能怪日本太貪婪、太陰毒，或者說中國太落後、太孱弱，不幸的是，他們是當時的主事者罷了。

然而，“親日”或許是的確的。曹汝霖在前清辦事時，就被輿論稱為親日，在民國時輿論亦有此議，當年冒鶴亭（廣生）給他出一招，叫他“應一反作風，做幾篇大罵日本的文章，登載報上，以轉移人的觀念”。曹汝霖是這樣回答人家說他的“親日”的，他說︰“若如君說，是投機政客之所為，非我之願也。人謂我親日，我不否認，惟我之親日，由于情感，非為勢力，可親則親，不可親即不親，故我之親日，並非媚日。況在失意之時，忽變態度，無故罵人，徒貽人笑，反損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國的官，亦覺心安理得。”可見，他的“親日”與我們所理解的“親日”有所差別，更與汪精衛那樣的“恬不知恥”的“黃臉干兒”有所區別。

五四學生不會掘袁世凱的墓，也不會造現總統徐世昌的反，“交涉者即賣國賊”（況且曹並非二十一條簽字者），這是當時的邏輯，于是曹、陸、章就成“賣國賊”了。于是五四那天就準備好為他們“送喪”了。

本文參考以下材料︰《晨報》、《益世報》、《五四》（楊亮功、蔡曉舟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第一輯史料一）》（民初時期文獻編輯小組編，台北國史館1997年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王芸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下、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運動回憶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江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被于丹折磨的翻譯抱怨 她把中國人不當人

天涯社區    2009-05-04

I had a horrible time in London translating for Yu Dan, the author of Lunyu xinde, who turned out to be a big bully and monster. She would in front of everyone scold the poor Chinese woman who had come with her to "serve" her. She made a huge fuss about the hotel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near Hyde Park) being not up to her standard and the hotel manager had to change her rooms three times in three days -- staying in one of the very best rooms, she still rang m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ask me to complain for her that her room was unsatisfactory. I could only get a couple of hours’ sleep as a result and had to work intensely the next day. I was also told by another Chinese who accompanied her on this trip that she bullied all the 200-odd staff members of Zhonghua shuju, the company that published her book.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about her and would simply tremble at the sight of her. 　　 我在倫敦給《論語心得》的作者于丹當翻譯, 經歷可謂慘痛. 該作家真真是個欺負弱者的大怪物. 她會在眾人面前呵斥從國內來"伺候" 他的女隨從. 她把她住的酒店(海德公園旁一個倫敦數一數二的酒店) 鬧了個天翻地覆, 說其不夠她的檔次. 三天換了三個房間 -- 盡管住的是酒店最好的房間之一，她仍會深夜給我打電話讓我向酒店投訴說對房間不滿意。我因此晚上只能睡一兩個小時但第二天卻又有很大的工作量。我還听另一個隨她一起來的中國人說，此作者把出版其書的整個中華書局的200多號人都欺負的沒有辦法，見之則戰栗。 　　When I was translating for her interviews with English journalists, she spoke at length without stopping for me. When I was trying to give her a signal, she glared at me and scolded: "don't you ever interrupt when I am talking!" When I wasn't sure about a certain point and asked her to clarify for me, she would say, "I've just said it, why didn't you listen to me? Why didn't you write them down?" She knew a few words of English but tried to correct my translation, complaining I didn’t translate this or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interview and in front of the journalist and others, she would suddenly shout at her “servant” (in Chinese) for not filming her properly and I had to explain to the puzzled interviewer that she was talking to the working staff and I wasn’t going to translate.... 　　我為她的英國媒體采訪翻譯時，她滔滔然而不及時停下讓我翻譯。當我欲給其信號讓其停頓時，該人對我怒目而視道︰不要打斷我說話！我若有某處不明向其核實，她說︰我剛說過呀，你為什麼不听？為什麼不記下來？她會說幾句英語，卻來糾正我的翻譯，說我這個沒有給她翻那個沒有翻明白。采訪進行正中，在記者和其他人面前，她會突然用中文對她的中國“佣人”發威，斥其沒有好好錄像。面對一臉困惑的外媒記者，我只好解釋說，她在和中國工作人員說話，我就不翻譯了…… 　　She has no respect for anyone and treated people (especially Chinese) like slaves...it was beyond the limit of what I could take and I couldn’t do my work at all, not only because she was making things difficult for me and I was much distracted by her monstrous behaviour towards the working staff,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because I simply couldn't help wondering in my mind how unconvincing and hypocritical her words to the interviewer were and I simply couldn't concentrate. Rather than doing a whole week’s translation for her till Friday as originally planned, I pulled out on Monday and left London...she really disgusted me and I was appalled by her capability of putting on different faces in front of different people: one minute all fierce and furious towards us and another minute all smiling and sunny in front of the camera and journalist. I could never have dreamed that a well-known author on Confucianism would behave in such an unacceptable way. It is so sad that out of 1.4 billion of my countrypeople she was chosen to speak to the western audience the very essence of our culture -- how fake this world could get I wonder. 　　她對任何人都沒有起碼的尊重，對人（尤其是中國人）如對奴隸……我對其真是忍無可忍，覺得根本沒有辦法工作。不僅僅是因為她的刁難和不體諒，因為她對待工作人員的粗暴行為讓我無法集中精神翻譯；更重要的是我心里忍不住想，她對記者所說實在是虛偽的可以呀，我思想不能集中。本來預計給她翻譯一周一直到周五，我周一就決定拒絕繼續為其工作然後就離開了倫敦……此作家真是讓我開了眼，我對其變臉的本領佩服得五體投地︰頭一分鐘還張牙舞爪對中國人呵斥，另一分鐘馬上笑逐顏開面對鏡頭和記者。我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對論語有研究的知名作家竟然能做出如此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泱泱大國14億人，竟讓斯人來向西方大眾代言我中華文化之精髓，不可不謂悲哀之至 -- 焉知這個世界還能虛偽到何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