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些年來，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呼喚思想的解放，通過思想的解放來推進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們發現，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沒有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現在爲止已經建立了基本市場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間還是很多。例如近年來提倡的建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縮小收入分配差異、限制壟斷等等。

　　這些問題都提出來了，但如何執行呢？社會改革方面，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也是這些年裏的改革重點，但執行同樣也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

　　今天，大多數人都會認爲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級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動。中央的改革動議，地方不執行；地方的改革動議，中央不認可。很多的改革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後推。

　　但顯然推遲改革并非辦法。在推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問題爆發出來。一方面，權勢階層呈現出非道德化的趨勢，腐敗越反越嚴重。這可從經濟界的各種醜聞到黨政高級幹部和基層政權的腐敗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層社會的高度不滿，各種社會抗議運動成爲中國社會生活的“正常”現象。當然，這也表明權勢階層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對立化，尤其表現在基層政權。也就是說，改革往後推并沒有多少空間。到了沒有了任何空間，各種問題就會遽然激進化，從而失去控制。負責任的行爲就是要直面問題，通過及時的改革來解決問題。

漸進改革變成頭痛醫頭

　　問題在于，爲什麽改革沒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個相關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中國的改革模式，就是漸進改革。漸進改革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摸着石頭過河”。

　　在很長時間裏，漸進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改革有個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麽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實實地往前推進。就是說，一旦目标确定，那麽就要動員一切可能的資源去達成那個目标。市場經濟體制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但是，漸進改革也逐漸地發展成爲爲了漸進而漸進。在很多官員那裏，漸進變成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改革。這樣的改革本身就決定了很難有突破。

　　第二個相關的因素就是缺乏思想。從本質上說，思想危機才是中國改革面臨的真正危機。從表面上看，中國并不是沒有思想。從社會思想的角度看，現代的中國社會和晚清社會并沒有多大的區别。

　　說百家争鳴并不确切，因爲各種思想并沒有真正的交鋒，大家各說各的話，各自尋找社會支持力量。但說“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麽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百家”思想的出現并不見得中國沒有思想危機。

　　“百家”思想具有幾個明顯的特征。首先，很多思想實際上是舶來品。有太多的人從海外進口思想，而不是從觀察中國的實踐來發掘和發展思想。一些人往往從概念出發，試圖用蘋果（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橘子（中國）和改造橘子。從本質上說，這些舶來品思想沒有現實可行性。

　　第二個特征就是思想和權勢的結合，就是說，思想往往是爲權勢階層說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成爲了權勢的“有機知識分子”（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語）。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總理溫家寶多次呼籲“窮人經濟學家”的誕生的原因。

　　在中國社會，權勢階層從來不缺有機知識分子，但大多數弱勢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和農民工是沒有本身的有機知識分子的。

缺乏能解釋中國現實的思想

　　第三個顯著特征就是思想的極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這樣。左派看到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話語的主題詞經常是和毛澤東思想、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其核心說穿了就是政府萬能論。

　　無論是這些主義還是政府萬能從前發生過作用，但要把它們放在今天的中國環境裏，就非常成問題了。

　　另一方面，所謂的自由派也一樣。在經濟領域，西方新自由主義一直很盛行，是市場萬能論，或者政府無用論。似乎一旦沒有了政府或者政府從經濟領域“滾蛋”了，什麽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在政治領域，自由派一提到政治改革，就是多黨制，似乎除了多黨制，就沒有其它政治途徑了。無論左右派，都有不少的原教旨主義者，并且越來越極端，也越來越具有烏托邦主義色彩濃厚。

　　因爲利益的多元化，“百家”之間的不同聲音盡管也屬正常，但恰恰說明了改革思想的匮乏，就是那種切實能夠解釋中國現實、改造中國現實的思想。

　　第三個相關的因素是改革的動員機制問題。現在的情況是，即使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但也往往缺少資源動員，或者說改革者不敢去作改革動員，改革要不就實行不下去，要不就成爲一紙空文。

　　這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形成非常明顯的對比。在鄧小平時代，一旦目标确定，就會盡一切可能去動員資源。改革開放初的農村改革是這樣，特區政策也是這樣，南巡之後的大規模的經濟改革更是這樣。

改革太依賴官僚機構自身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改革者都盡最大的努力把中央、地方和社會的力量都動員起來，用改革力量來克服阻力，用改革力量推進改革。

　　相比之下，現在的改革太過依賴于官僚機構自身。官僚機構自己設計改革，自己實施改革，所以不可避免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這樣，改革往往陷于無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

　　這樣的改革顯然沒有巨大的動力，改革更成了犧牲品。這些年的社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陷于這樣一個僵局。在科學發展觀的主導下，社會改革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也有足夠的财力來作改革，但可惜的是，改革作了一些，就是推行不下去。

　　與鄧小平時代比較，今天的中國擁有更大的改革資源，至少從财力上來說是這樣。同時，也說明了今天中國具有了更大的能力來吸收消化改革所産生的負面效果。

　　不能進行有效的改革動員也與思想不解放有很大的關聯。不僅在進行怎樣的改革方面要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在動員和實施改革方面進行思想大解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利益已經多元化，方方面面的利益變得十分複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動員從政府到社會的各方面支持改革的力量，改革就會很難進行下去。

　　面對中國社會無窮的問題，改革不能成爲既得利益者之間的一場利益遊戲。作爲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如果不能有效動員充分的社會支持來進行改革，這個主體地位就會受到挑戰。

　　如何動員社會力量，解放思想是關鍵。現在很多人并沒有理解思想解放的真正意義。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會産生“雜音”，或者是各種利益的“聲音”或者是基于烏托邦的“聲音”。對改革者來說，可怕的并不是多種聲音的出現，而是一旦出現這些聲音，思想解放就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怎樣進行真正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來突破改革禁區和尋找改革的突破點的。如果思想危機依然繼續，改革就會很難突破禁區，很難找到突破點。這樣看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國政治議程的第一要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赛先生”，“德先生”， “基先生”？   - 五四九十周年感怀

今天是中国的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她是中国现代史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奠定了90年来中华民族进步的基础。 回首90年前的中国，在翻过了“义和团运动”(又名辛丑拳乱)和辛丑条约 最黑暗的一页后，清王朝不得不实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在内一系列改良， 但腐朽的王朝还是在辛亥革命中轰然倒下。中国社会在进行了最伟大的制 度革命的同时，也开始了更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 自孔孟开始的中国主流传统文化已经腐朽，需要彻底革新。 五四运动喊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口号。“打倒孔家店”成为全民族的共 识，尽管还有辜鸿铭，王国维之类的传统文化守护者(或曰遗老遗少)。 告别2500年历史的中国政治和传统文化，中国应该向何处去？ 五四运动的三位旗手指出了3条道路。 李大钊：走俄国人的道路。继承人有毛泽东和张春桥等极左派。 陈独秀：二次革命。先发展资本主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搞共产主义。继 承人有刘少奇，邓小平等。 胡适：全盘西化。走西方后现代的路。继承人有蒋经国等以及一大批右派。 实际上，中国人在磕磕碰碰了90年后，发现中国社会虽有巨大进步，但是 中国的新 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就连“科学”和“民主”，也陷入了“顶个球”和 “球都不顶”的困境。 于是有一批中国人开始发现，中国其实在“赛先生”，“德先生”之外， 还需要“基先生”，即西方文化的根基基督信仰。 这样看来，包括胡适在内的五四一代是既伟大又渺小的。中国需要真正优 质的右派-具有基督信仰的群体，去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特性，来补中国 100多年来坍塌的天。 也许只有这样，“赛先生”，“德先生”也才有其正当位置。 让我们为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中国而欢呼。 上帝保佑中国。   由山哥张贴 WENXUECITY 五四最大的败笔——党国体制   基甸恩典 2009年5月06日          五四运动本身有两个层面。一个叫作新文化运动，一个叫作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现在被中国官方主要定义为爱国运动，淡化了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不能不作的尴尬的事情，因为民主和科学代表的普世价值正被微妙地否定中。其实，五四爱国运动恰恰是五四运动的最大败笔，直接和延续到今天的党国政治体制有关。         自古以来，中国的学生（儒生）就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大家都想“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老祖先们没有提供超出政治的舞台来评价个人的价值。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把中国人搞怕了，一门心思地想怎样才能治国平天下，其他一切学问都没有这个政治任务重要。儒家的家国情结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中。80年代，北大狂欢游行庆祝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就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后来，清华学子不甘落后，提出了颇具工科性格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些其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那种担负起天下的责任的情怀。          我不是说说这种情怀是错误的。要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最高尚的人们都被这种情怀激励着，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曾国藩如此，左宗棠也是如此。这是儒家能够产生出来的最高尚的人群。至今，也是人们要学习的榜样。          但对于学生，过于重视政治理想，反而会坏事。儒家思想其实是蛮简单的，非常简单地区分君子和小人。这种区分大多时候是很感性的，也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儒家的这种君子和小人之分，就像一个孩子看电影，总习惯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区分人物，这是很肤浅地对复杂人性的理解。一会儿说要“杀身成仁”，另一方面又“良臣择主而侍”。怎样产生君王，更是儒家无法回答的，只好用“天人合一”这样粗糙的理论来说“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就像“历史选择了满清”一样模棱两可。          五四学生运动的口号是“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内贼是三个负责交涉的外交官，他们被定为“卖国贼”。现在大家都知道，负责谈判的外交人员是根本不可能卖国的。他们需要听从国内政府的指令。学生的这种感情激动是很儒家的，这是简单地判断君子和小人的习惯。李鸿章与洋人谈判也是如此。军队打败仗了，战争打输了，需要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怪军队或者政府无能，反而是条约的签字者成了卖国贼，这种思维一点都不讲道理。          学生并不了解很多内幕，同时许多当时的外交活动还在幕后讨价还价，不能公开。政治事务和外交交涉，与电子、会计、医生一样，是很专业的事务，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外人最好少插手的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将来好作为专业人士服务社会。但学生的政治热情过于强烈，对政府的信任不足，就非常感性地走上街头了。          前两天听到一个韩非子的说法“儒生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听了之后不禁拍案叫绝。中国文化人喜欢议政，也喜欢武侠小说，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替天行道似的，却缺乏了尊重规则，尊重专业的精神。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和每个人都有关，但并不表明每个人都有能力直接参与政治。人民，最终还是需要委托有政治人才的政党来打点自己的公共事务。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普及公平的价值观来启蒙人民，人民通过舆论来监督政府，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除非你参加一个政党。每个人各司其职的好，不要一拥而上，乱了规则。          五四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比所谓的爱国主义运动更具有长远的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不是为了鲁莽的爱国，而是为了用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科学和民主之后，中国的学者渐渐地意识到基督信仰在西方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彼此的误解越来越少，而了解也越来越深。“赛小姐”和“德先生”背后的“基老爷”，也渐渐被中国学人所理解。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学术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正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进行。过于感性且简单化的儒家，没有办法应付复杂现代商业社会的事务。总之，学生安于校园的学习最好；同时，政府要容忍校园的学术自由。学术可以为了将来的政治，千万不要介入当前的政治。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