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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海外引薦中國優秀作家
作家王剛接受記者采訪。
很多人都看過《甲方乙方》《天下無賊》,卻鮮有人知其編劇是作家王剛；他的小說《英格力士》曾入圍茅盾文學獎,他的新作《福布斯咒語》10日上市,昨日他接受本報專訪----
○我本人比較多愁善感,生活經驗也很豐富,所以我對自己小說的可讀性從不擔心。
○隻有中國作家聚群在國外,才會吸引更多人的關注。
作家王剛最近很忙。即将在5月10日上市的《福布斯咒語》起印超過十萬冊,上半部在《當代》刊發；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長篇小說《英格力士》前不久被企鵝出版集團購買版權以英文版方式在海外發行……與此同時,他的驚人之語也一句接着一句:去年說“讓葛浩文和顧彬滾回去”,今年又說“中國作家應該學發廊女”。
他的新書最近又引起一番争議。讀者認爲這部以房地産大亨馮石爲主人公的小說作品,影射了潘石屹、王石、張欣等中國地産大鳄；《當代》在封面上撰言評價它:“看舊社會民族資本家的艱辛,可讀《子夜》；看新社會資本家的宿命,可讀《福布斯咒語》。”由于以 “福布斯”冠名,美國《福布斯》雜志還專程派記者Gady Epstein(艾遠征)于3月份赴北京采訪王剛,并第一次爲一本中國小說,在這份世界最著名的财經雜志刊發了署名專題文章；而對于《福布斯咒語》引發的“富人恐懼”說,SOHO中國聯席總裁張欣予以斷然否認……
曾在商海打拼多年的王剛對讀者和張欣的态度如何反應?曾是馮小剛“禦用”編劇的他對中國文學又有何看法。在《福布斯咒語》上部即将上市之際,本報記者電話專訪了作家王剛。
王剛目前正在修改已經寫完的《福布斯咒語》下部,住在北京北戴河的他,一開窗便能望見大海。回答記者的提問,他邏輯清晰,毫不避諱一些“俗氣”的事實,比如,他說自己曾經“罵”翻譯家葛浩文是爲了引起他的注意,說曾經痛苦地寫劇本是爲了賺錢。
作家應學營銷學? 向世界推薦中國作家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王剛的論調獨樹一幟,他從營銷學入手,分析認爲中國作家應該集體走出去,“隻有中國作家聚群在國外才會吸引更多人的關注。”有記者說,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最缺少的是所謂大牌的文學經紀人,向世界讀者引薦中國當代作家。
記者:你的長篇小說《英格力士》簽約國際大牌“企鵝”出版社,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現在銷量如何?
王剛:英文版本在美國已經上架,銷量不錯,但在法國和意大利的銷量一般,具體數字沒有統計出來。
記者:去年你說過讓“葛浩文等帝國主義‘洋爸爸’滾出去”,但前不久你也表示“中國作家應該集體到國外紮根。”爲什麽這樣說?
王剛:我說讓“葛浩文等帝國主義‘洋爸爸’滾出去”,是因爲葛浩文沒有關注過我,我對他不滿意,罵一罵,就是讓他知道我。
我覺得中國作家比較自私,當時在國外,有人對我曾經的一個朋友說,“王剛的小說不錯,介紹我聯系一下他”,結果那個朋友卻說不認識我。其實當代中國有很多優秀作家,大家應該互相幫助,多向海外出版社引薦優秀同行,我很想把李洱、楊志軍等作家推薦出去。
記者:你在魯迅文學院的同學餘華也有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國外出版,在你眼裏,中國作家在海外的整體生存狀況如何?
王剛:中國作家在海外一直得不到很大的推薦,我們這一代作家很幸運,遇上了中國經濟大發展時期,世界圖書出版界也來中國找機會,餘華簽了“蘭登”,我簽了“企鵝”,但無論是誰,更多的還是應該生存在自己國家,西方對我們的關注其實非常有限。
到底有沒有“原罪”? 張欣在說假話我說實話
有商場實戰經驗的王剛認爲:“中國所有富有的資本家都有腐敗的可怕曆史,沒有這些他們不可能到達今天的位置。”這些年來,中國富豪福布斯榜上,不勝枚舉的成員锒铛入獄,王剛相信,剩下的人,也在惴惴不安,誰是下一個犧牲品?隻有上帝才知道。
針對“福布斯咒語”引發的種種話題,張欣斷然否認自己“生活在恐懼中”:“他會說他必須要說的,但是事實是我們并不生活在恐懼中……說中國的每一個富人都是罪犯,怎麽可能是事實?”
記者:你筆下的富人馮石似乎無時無刻不處于一種恐懼和不确定的情緒中,但SOHO中國聯席總裁張欣對此的回應卻并不相同。在你看來,坐擁财富的“福布斯”富人們在恐懼什麽?這種恐懼是你下海從商的切身感受麽?
王剛:是的。資本家在中國處于很獨特的位置,政府不喜歡他們,老百姓恨他們,中産階級蔑視他們,而他們自己也很小氣,不做慈善、很少幫窮人。因此他們恐懼, 他們怕經濟政策的改變,他們每個人多少都有“原罪”,有肮髒的曆史,尤其是在原始财富積累階段。他們不是清教徒,所以怕被人抓出來。張欣在說假話,王剛在說實話。
記者:書名用了“福布斯”,書中也提到了“胡潤”,對這些富豪排行榜你個人怎麽看?
王剛:中國的有些富人削尖腦袋想進富豪排行榜,這就像一種包裝,有廣告效應在裏面,會讓他們在社會上更有力量。這樣來說,上榜是件好事,但規律也确實存在: 我以前的老闆因爲涉嫌金融詐騙被判無期,後來牟其中被捕,排行榜上的富豪們紛紛落馬。這不是咒語,更準确地說,應該是嘲諷。一批批倒下,就應該對此加以審視,“窮人們”也會從中發現下一個是誰。
記者:在另一部作品《月亮背面》中,你也關注過房地産行業,現在《福布斯咒語》更是以此爲主題,其中還有很多“一個項目要打一百多個報告,蓋二百多個公章”之類的細節,爲什麽會對地産業如此關注?
王剛:我曾經在海南做過房地産,在廣西北海炒過地皮,後來回到北京,我所在的集團也做地産,蓋房子、炒地皮、或者接手别人蓋了一半的樓,這些都是曾經的體驗。不能否認房地産業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功勞,但恰恰也是房地産折射出中國經濟中最黑暗的一面。
影射地産大亨? 好作者不可能随便影射
小說《福布斯咒語》情節從1999年講起,毫不回避地描寫了一個房地産商的“原罪”。主人公地産商馮石在山窮水盡之時,遇到了海歸女孩姜青,兩人若即若離卻又風雨與共地經曆了創業過程中絕處逢生的翻身之戰。讀者普遍認爲,小說是以地産大亨馮侖、潘石屹、張欣幾個人的海南往事和北京奮鬥史爲原型的。
記者:《福布斯咒語》的寫作長達5年之久,是邊構思邊寫麽?
王剛:真正動筆是從2005年開始,其實在寫另一部長篇《英格力士》之前就想寫了。我自己有下海經商的經曆,期間嘗遍了從商的酸甜苦辣,當時時間上沒有拉開距離,沒有沉澱,也缺少觀察,但是在沒有動筆的時候就随時都在構思。
記者:《福布斯咒語》在《當代》刊出後,讀者從其中看到了潘石屹、王石、張欣等人的影子。你是否真的影射了這些成爲中國社會新貴的房地産商們?
王剛:想成爲一個好作者,是不可能随便影射什麽的,但我在商界嘗遍榮辱之後,回過頭再來寫,肯定會寫出真實的觀察的體驗。商界無法明确進行劃分,地産業和其它産業都是相似的,抓出任何一個來寫,别人都會說到影射。回到我的這部作品上,當某天我死了,潘石屹、王石他們都死了,現在讓張欣他們引以爲傲的建外 SOHO也被拆了重建了,隻有兩個人還是會活着,那就是我小說的主人公馮石和姜青。争議很大的文學形象往往都會超脫,到那時候,人們就會感歎原來曾經的中國有過那麽一個瘋狂、傷心和無奈的時代。這部作品的文學價值也在于此。
記者:《福布斯咒語》被人評價爲寫出了“新社會資本家的宿命”,但除了寫商業操作外,書中還用大量的篇幅描寫了主人公馮石和姜青的愛情,是爲了加強故事的可讀性麽?
王剛:不是,由于我本人比較多愁善感,生活經驗也很豐富,所以我對自己小說的可讀性從不擔心。在我看來,寫一個事件,不管大小,很大一部分需要通過愛情表達出來,男人隻有跟親密的女人上了床才會說真話,他們可能是朋友、夫妻、也可能是“狗男女”。
回首茅盾文學獎: 獲獎感言都準備好了
王剛的《英格力士》獲得過很多獎,也曾入圍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記者問及王剛對于自己作品得獎的态度,王剛的回答也相當”功利”:“某個讀者說喜歡我的作品我都很高興,文學獎項是一批人經過方方面面的權衡的結果,得了我會很高興,很感動。”他坦言當初《英格力士》入圍茅盾文學獎,他連獲獎感言都準備好了,最後沒有機會宣讀。
記者:從《甲方乙方》到《天下無賊》,之前最讓人熟知的是你的劇本,在創作過程中,劇本寫作和小說寫作有什麽不同?
王剛:我寫劇本是爲了賺錢,在中國劇本要審查,受到的牽扯很多,所以寫劇本讓人很不舒服,它不是藝術也不是文學。而寫小說,我完全就是自己的祖宗,寫的時候完全投入,嬉笑怒罵,完整表達自己的内心。我更看重的是小說作家身份而不是編劇。
記者:2005年,《天下無賊》獲得了第42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但之後沒再看到有其他劇本問世,還會繼續寫劇本麽?
王剛:這幾年找我寫劇本的人很多,但都沒有寫。馮曉剛曾找我寫《貴族》,我也沒接。如果小說寫不出來了,有空、給的錢多、我也願意再飽受折磨的話,那也還會寫。
記者:有評論家說中國的“文壇”現在已經變成了“文攤”,也有德國漢學家顧彬把中國當代文學形容爲 “垃圾”,你怎麽看呢?眼下的中國文壇,你看好的作家有哪些?
王剛:我覺得任何一個所謂的國外“漢學家”都抵不上生活在中國的村婦,他們學幾十年漢語,卻也許連幾個最常用的俚語都不會說。顧彬有什麽資格把中國當代文學形容爲“垃圾”,到底是“文壇”還是“文攤”也不重要,關鍵是在中國如此複雜的大環境下,怎麽可能會全是“垃圾”。中國當代的作家是站在20 世紀巨人的肩膀上,他們有創作的自由,種種因素綜合起來就生産出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湖南作家閻真的《滄浪之水》、比如李洱的《花槍》,還有林白的《一個人的戰争》等,我覺得這些作品都已經達到了國際水準。有這麽一批優秀的作家,即使現在不被人看好,後人也會證明。
閻又文：身在大陸 去世31年才“曝光的潛伏者(組圖) 人民網
核心提示：閻又文，這個陌生的名字，與劉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爲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置于顯著位置。
閻又文有六個子女。他去世時，老大24歲，最小的隻有8歲。他們填寫家庭出身時都是“革幹”（革命幹部），1949年以前起義的國民黨将領及其親屬都是如此。
他們沒想到，若幹年後，父親的身份卻成了一個自己家人也解不開的謎團。
謎團集中出現在一家人入黨、提幹時的政審上。
從閻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兒，“一到政審就卡殼。”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在突出政治、以階級鬥争爲綱的那些年代裏，閻又文的妻子不但不能入黨，還成了“反動軍官官太太”，老二曾就職某公安機關，後被調離，一直未能歸隊。老三畢業于哈軍工，本可就職國防科工委，卻被分配到一民用工廠當維修鉗工。
政審的結論一般不向當事人透露，閻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隊申請入黨，部隊多次向農業部發函外調政審，卻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閻又文同志曆史問題不清楚”。
閻家子女找到統戰部。國民黨起義軍官的檔案應該都在這裏，可是，統戰部的名冊中居然查不到閻又文的名字。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正在北京市檔案館展出的“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撥開了真實版“潛伏”的冰山一角。
閻又文，這個陌生的名字，與劉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爲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肖像置于顯著位置。
新中國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義秘書、國民黨少将，實爲中共隐蔽戰線上的共産黨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明爲國民黨起義将領，實爲黨的統戰工作者。直到他逝世31年後的1993年，閻又文的真實身份才爲其子女得知，而他的故事和功績，仍不爲大衆所知。
記者日前多方采訪，爲讀者再現這個真實版的“潛伏”故事。
閻又文
身份謎團
1962年，在農業部糧油生産局局長任上的閻又文在京病逝，時年48歲。
閻又文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這樣的碑文:
“閻又文同志，山西省萬榮縣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糧油生産局局長，中國共産黨黨員……閻又文同志，過去曾爲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這段碑文，有幾處措辭讓人頗費思量:既爲共産黨員，按常理該寫明參加革命時間和入黨時間，但碑文中沒有。
新中國成立後閻又文的曆任職務清楚，但新中國成立前的部分卻代之以語焉不詳的“過去曾爲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但在1962年，閻又文的家人面對這個不同尋常的碑文，心中有許多問号卻無處釋疑。
閻又文有六個子女。他去世時，老大24歲，最小的隻有8歲。他們填寫家庭出身時都是“革幹”（革命幹部），1949年以前起義的國民黨将領及其親屬都是如此。
他們沒想到，若幹年後，父親的身份卻成了一個自己家人也解不開的謎團。
謎團集中出現在一家人入黨、提幹時的政審上。從閻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兒，“一到政審就卡殼。”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在突出政治、以階級鬥争爲綱的那些年代裏，閻又文的妻子不但不能入黨，還成了“反動軍官官太太”，老二曾就職某公安機關，後被調離，一直未能歸隊。老三畢業于哈軍工，本可就職國防科工委，卻被分配到一民用工廠當維修鉗工。
政審的結論一般不向當事人透露，閻家人并不了解内情。直到老六在部隊申請入黨，部隊多次向農業部發函外調政審，卻仍然找不到清晰的答案，得到的回答都是“閻又文同志曆史問題不清楚”。
閻家子女找到統戰部。國民黨起義軍官的檔案應該都在這裏，可是，統戰部的名冊中居然查不到閻又文的名字。
線索到此中斷了。熟悉的父親似乎被重重迷霧籠罩了起來。
直到1993年，閻家子女對父親身份的求索才出現了拐點。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光人曾是閻又文二女兒的領導。這位北平解放前的老地下黨得知閻家情況後意識到什麽，但無從求證。
劉光人對閻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公開的身份是《平明日報》的記者，而閻又文是傅作義的秘書，兼任華北“剿總”新聞處處長，兩人多有接觸。
時隔60多年，記者采訪劉光人時，他仍清晰地記得閻又文的形象:“他細長身材，高高瘦瘦的，說話文文靜靜，像一介書生。”因爲《平明日報》是傅作義的報紙，閻又文對劉光人還多有關照，但雙方皆不知對方的真實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統的一次老幹部聚會時，劉光人遇到了曾經的同事、同樣是老地下工作者的王玉，聊天中談及閻又文後人。
沒想到王玉的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
劉光人回憶，王玉先是長歎一聲，然後對他說:“已經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幫我聯系到閻又文的子女。”
王玉揭開的謎底證明了劉光人的猜測:閻又文是我黨深度潛伏的隐蔽戰士。而王玉，就是和閻又文絕密單線聯系的聯系人。
“找弟弟”
1945年8月，抗日戰争勝利。
就在日本投降幾天後，在陝甘甯邊區保安處（簡稱邊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級交派的任務:到綏遠（今内蒙古）傅作義部隊中去找一個叫閻又文的地下黨員。
此時，黨組織已經和閻又文失去聯系快7年了。
音信全無7年，閻又文還會是當年的閻又文嗎？邊保的領導提醒王玉，閻又文有變壞的可能，但以組織對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黨的好黨員，忠于黨的信仰。
閻又文1914年出生，與傅作義是小同鄉，同爲山西省榮河縣（今萬榮縣）人。在山西大學讀書時，閻又文就參加了地下黨員杜任之、張友漁等領導的進步文化活動。抗日戰争爆發後，閻又文原計劃到延安參加革命，後來按照邢西萍（徐冰）的安排，到愛國将領傅作義将軍的部隊中從事抗日工作。
閻又文才華出衆、文筆鋒銳，很快得到傅作義的賞識，做了傅的私人秘書。1938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在傅作義的部隊協助政工，秘密發展閻又文入黨。
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義的态度也發生了變化，共産黨的政工幹部被“禮送出境。”由于事出緊急，黨組織來不及做出妥當安排，閻又文自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王玉的任務就是恢複黨組織和閻又文的聯系。可閻又文在哪裏？在傅作義的部隊中任何職？王玉一概不知。
王玉化裝成皮貨商人，購置了一批皮貨，雇了一個駝隊，向傅作義部隊所在的歸綏（今稱呼和浩特）進發，一路尋找。但中途遇到軍事行動，被滞留近兩個月，無功而返。
1946年春節後，王玉再一次化裝來到包頭。正在發愁閻又文無處可尋時，一天在餐廳吃飯，王玉聽到一個國民黨軍官口音與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鄉。
此人名叫薛起祿，是傅作義部隊司令部機要室的秘書。王玉又是上煙又是敬酒，兩人越聊越近，很快稱兄道弟。
王玉報上了自己的化名“張治公”，并編造了個在綏遠工作的弟弟張治忠，說弟弟曾給家裏來信囑咐，家裏要給他去信，可托閻又文長官轉交。
閻又文（左二）代表國民黨部隊簽署《綏遠和平協議》。
王玉假意向薛起祿打聽弟弟的下落，并“捎帶着”詢問了一下閻又文。
無中生有的“張治忠”，薛起祿自然不知道，但他給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閻又文，他是傅長官的秘書啊！”
王玉聞之大喜，更加放開手段籠絡薛起祿，請客、送禮自不在話下。幾天後，薛起祿把王玉帶進了戒備森嚴的傅作義長官司令部閻又文的辦公室。
辦公室裏還有幾個人在辦公，薛起祿也在身旁，王玉隻能按照自己以前的說法，把找弟弟的事說了一遍。
閻又文上下打量了王玉一番，說了一句“不記得有這麽一回事”便低頭繼續看報，不再理會王玉。
王玉隻好退身出來。雖然這次沒有相認，但見到閻又文，任務已經成功了一半。
幾天後，王玉打聽到閻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兩盒糕點直接登門拜訪。
閻又文的母親把王玉領進屋。對這個莫名其妙通過自己來找弟弟的王玉，閻又文很是警惕。閻母在場，王玉也不好亮明身份，仍舊不住嘴地絮叨着找弟弟的事。
待到閻母轉身出屋，王玉一改進門之後點頭哈腰的姿态，直起身子接連問了三個問題:“你叫閻又文嗎？”“你是山西榮河人？”“你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嗎？”
閻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轉爲慎重，點頭稱是。
雙方對視了一下，王玉決定單刀直入了:“閻又文同志，我是從延安來的，黨中央派我來找你。”閻又文情緒激動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說:“多少年了，我總盼着這一天啊！”
這是根據王玉回憶整理的雙方相認情景，但記者總覺得，這樣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認，對雙方都太過冒險。
記者就此詢問過有着長期地下工作經驗的劉光人，他說:“的确是冒險，但閻又文與組織斷線7年，根本沒有預定的接頭方式。對方要麽是同志，要麽是敵人，隻能冒險求證了。”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處長陳靜，對王玉和閻又文相認的這一情節，有着和記者同樣的疑問。她是在去年整理“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曆史材料時，才知道閻又文這個隐蔽戰士的，随即展開了研究。陳靜告訴記者，她曾聽到過兩個版本的“接頭”:一說王玉提到了閻又文的入黨介紹人潘紀文；一說王玉的衣領中就縫着一封潘紀文給閻又文的密信。不過，這僅僅是傳說，目前還沒有史料佐證。
但無論當時的情境如何，閻又文在失去組織關系7年後，終于通過王玉又回到了組織的懷抱。
絕密單線
由于王玉是以“找弟弟”的借口上門的，兩人不便在閻家長談。閻又文領着王玉上了大街，走進自己投資開設的一家布店。兩人進了經理室，把門一關，這才暢談起來。此後，這家布店就成了兩人的聯絡點。
王玉來之前，邊保的領導交代任務時，特意囑咐，一是和閻又文建立絕密單線聯系，不允許和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系；二是要閻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戰略性的政治軍事情報，了解和掌握傅作義和蔣介石的關系。
“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風險。
在敵占區，與閻又文聯系的隻有王玉一個人。而即使在解放區，知曉閻又文身份的也隻有邊保和中央社會部的幾位高層領導，再往上，則直接聯系到周恩來、毛澤東。後來閻又文的關系轉到中央社會部，這條情報線更被壓縮到閻又文——王玉——羅青長（時任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主管情報工作）、李克農（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足見中央對這條情報線的重視和保護。這也成了日後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難以被世人知曉的重要原因。
彼時，閻又文已是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政治部副主任，上校軍銜，并兼任十二戰區機關報《奮鬥日報》社長。更爲有利的條件是，他是傅作義的随身機要秘書，深得傅作義的賞識和信任。
傅作義主持的軍事、政治會議，都由閻又文負責記錄，傅作義的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都由閻又文起草。傅作義曾對周圍的人說:“隻有又文寫出的東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語言和我想要說的一樣。”傅作義不會想到，竟然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閻又文和王玉在布店裏先後密談了幾次，把傅作義的軍事實力、作戰計劃、師以上将領的情況以及傅和蔣的矛盾作了詳細的講述。閻又文特别提到，傅作義已經被拉到了蔣介石的内戰戰車上，他的部隊很可能會進攻綏東解放區。而且傅作義在他的部隊中有絕對權威，指揮調度靈活，戰鬥力很強。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且時間緊迫的情報，應馬上送回陝北。但歸綏距延安有2000多華裏，就是騎馬也要走十多天。王玉決定先把情報彙報給我軍綏東部隊。
王玉拿着蓋有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機要室公章的公函，一路暢行無阻通過了國民黨部隊的防區。他找到駐紮在綏東豐鎮的華北野戰軍某部。但接待王玉的部隊領導聽後，卻搖着頭說:“你這個材料對傅作義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高了。”
王玉不能透露自己的情報來源，也無法說服這位領導，好在部隊副政委詳細記錄了王玉的情報。
後來，王玉見到了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人稱“龍潭三傑”之一的李克農。談到與閻又文聯絡和獲得情報後，駐豐鎮某部領導對情報的不信任和輕敵，李克農說:“我們情報工作主要是爲武裝鬥争服務的，有時一份情報可勝過千軍萬馬。有水平的領導是懂得這一點的。”
果然，1946年6月間，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綏東戰役開始，傅部相繼占領了集甯、豐鎮、陽高、張家口等地。
李克農曾語氣沉重地總結:華北戰場初期失利，敗就敗在對情報不夠重視。
不過，在戰役後期，華北野戰軍避其鋒芒，戰略撤退，并沒有與傅作義部隊發生大規模戰鬥。若幹年後，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這樣評價:閻又文的情報，對我華北野戰軍免受更大的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1946年9月初攻占卓資山，17日攻占集甯，19日攻占豐鎮，矛頭直指我黨在華北地區占領的最大城市張家口……綏東戰役的節節“勝利”，讓傅作義部隊大有“橫掃千軍”的氣勢，驕橫不可一世。
此時的傅作義，也對這些戰果喜不自勝，他找來自己的“筆杆子”閻又文，交代寫一封緻毛澤東的公開信，要“長自己的志氣，滅共黨的威風，同時也給蔣公和美國人顯示我們的态度。”
若隻是一篇文稿，閻又文手到擒來，倚馬可待，可這樣一封公開信着實讓他爲難:按照傅的意圖寫，就要公開诽謗、污蔑自己的黨和領袖；不寫或是寫得不合傅的心意，又會讓傅對自己生疑。
閻又文左思右想均不得法，隻好請王玉向中央請示。
此時的王玉，公開身份是包頭一家商店的老闆。開這家店的資金還是傅作義機要室秘書薛起祿等人出的。
原來，在尋找閻又文的過程中，王玉爲拉攏薛起祿，不時會根據自己皮貨商的身份大談生意經。薛起祿當真覺得王玉做生意手段了得，便拿出20兩黃金讓他幫着經營。王玉順勢收下，還拍着胸脯說來年翻倍還他。
有了這個商店，王玉拉上了薛起祿當靠山，持着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機要室的證件，大模大樣地往來于歸綏和包頭，與閻又文保持着密切聯系。
閻又文把自己的難題告知王玉，王玉如實向延安進行了彙報。這一次，閻又文得到了周恩來的直接指示:這封信要寫，而且要罵得狠一些，要讓傅作義和他的官兵興高采烈，得意忘形，讓我們的指戰員看後，在戰場上恨不能把敵人一口吃掉。
9月20日，傅作義部隊機關報《奮鬥日報》刊登了《緻毛澤東公開電》，第二天，國民黨南京《中央日報》全文轉載，大字标題:
傅作義電勸毛澤東
希接受教訓 放下武器
參加政府 促進憲政
文章捉刀者閻又文施展開文筆才華，把這篇傅作義緻毛澤東的“檄文”寫得洋洋灑灑。文章言語犀利，字裏行間極盡譏諷、嘲笑、挖苦之能事。
文章發表之後，在敵我兩方面都産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響。毛澤東要求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說“奇文共欣賞”。朱德總司令看到電台人員抄收的電文後，要求晉綏和晉察冀兩軍區向連以上幹部宣讀:“請将不如激将，人家罵我們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也不過如此。”
事後有文章寫到，毛澤東看到公開信後拍案而起，厲聲說:“不報此仇，誓不爲人！”其實這完全是作者的演繹。殊不知公開信着筆之前，已經通過周恩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
毛澤東确實對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傅作義、鄧寶珊到西柏坡拜會毛澤東，閻又文随行。
傅作義見到毛澤東，向毛澤東說:“我有罪。”毛澤東說:“你辦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随後，有人引見了傅作義身後的閻又文。毛澤東笑着說:“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隻是在場的諸人中，除了知道閻又文身份的幾位中共高層領導和閻又文自己外，沒有人能聽出這句話的一語雙關。
三千地下黨暗戰北平
1947年底，傅作義升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坐鎮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萬嫡系部隊，還手握華北地區40萬蔣系部隊的指揮權。
掌握了傅作義的思想動向，就等于掌握了整個華北地區的軍事動态。潛伏在傅作義身邊的内線閻又文，作用至關重要。
幾乎就在閻又文跟随傅作義進駐北平的同時，他的單線聯系人王玉也接到了調令，從延安來到了靠近西柏坡的河北省平山縣東黃泥村。這個至今仍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子，卻曾經是中共情報史上書寫傳奇的一個指揮中樞——中共中央情報部就設在這裏。
閻又文這條情報線從邊保轉到中共中央社會部，由部長李克農直接領導，情報室主任羅青長具體聯系。
1948年5月，李克農找來王玉，派他進入北平聯系閻又文。其時，黨中央已經開始醞釀遼沈戰役的戰略設想，同時也考慮在華北與國民黨進行大會戰。閻又文的任務仍然是搜集戰略層面的情報:傅作義的政治動向、國民黨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和作戰計劃，傅和蔣的關系。
王玉還是第一次進入北平。李克農這位中共情報史上的傳奇人物所慮甚詳，不但親自講授了在大城市開展情報工作的注意事項，而且告訴王玉:“這次去北平，要把傅作義機要室秘書薛起祿的黃金還給人家了。但不是20兩，而是40兩，我們要言而有信嘛。要讓他對你進一步信任。”
當年王玉誇口把黃金給薛起祿翻倍，如果這次進北平見他時不兌現，當真無法交代。
王玉一進北平，就先給薛起祿打了電話。40兩黃金奉上，薛起祿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縫，于是王玉又被請進了傅作義司令部。
和閻又文接頭後，閻又文把王玉安排住進了北平飯店。這裏常住國民黨要員和大資本家，是國民黨特務、憲兵不敢輕易檢查的安全落腳點。
此時的閻又文，仍是傅作義的秘書，但軍銜已升至少将，兼任華北“剿總”辦公室副主任、政工處副處長、新聞處處長和新聞發言人，進入了華北“剿總”的決策核心。他給王玉辦了一張《平明日報》的記者證。
每周六，閻又文都會在北海漪瀾堂主持中外記者招待會，王玉就持記者證參加。有關的絕密情報，就通過記者招待會這個最公開的場合，秘密傳送出去了。
同樣是以《平明日報》記者身份作掩護的地下黨員劉光人，也在那時與閻又文有過很多接觸。60多年過去，老人憶及往事不禁莞爾:“那時候閻又文常在會後單獨找我，交待寫稿的某些要點。誰能想到這個滿口‘黨國’的新聞官竟是我們的人。”
不但閻又文，就是自己在《平明日報》工作時的許多同事，劉光人也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這份國民黨的北平機關報中，竟然有20多位記者編輯是中共地下黨員。采編部主任李炳泉也是其中之一。平津戰役期間，他還成了傅作義的秘密代表，參加了第一次談判。
平津戰役後來被視作中共情報工作的巅峰之作。根據平津戰役紀念館的統計數據，當時北平地下黨有3000人之衆，外圍人員超過5000人。
平津戰事未開，地下黨員已經形成一條巨大的地下暗河，滲透到傅作義集團的每一個角落，其中甚至包括了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而閻又文，這個平津戰役勝利40多年後才解密的隐蔽戰士，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發動全身
1948年10月，遼沈戰役勝局已定。
東北問題解決後，就要着手解決華北問題了。
中央最初的戰略構想，是先奪取歸綏，攻克太原，解放綏遠和山西全境，然後集中華北解放軍全部和經過休整的東北野戰軍主力，解決傅作義集團。
針對傅作義制定新的戰略，又到了啓用閻又文的時候。李克農派王玉再次潛入北平，限兩個星期拿到傅作義的作戰計劃，最遲不能超過三個星期。
此時的北平城中，已經是風聲鶴唳，國民黨特務機關近乎瘋狂地在全城搜捕着中共情報人員。王玉在回憶中曾談到，行前，李克農特意關照他:此次進北平，要有可能被捕的思想準備。“萬一被捕，不要落到國民黨軍統和中統手裏。如果被傅作義特務抓住，就是身份暴露了，他也不敢殺你。要切記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暴露閻又文，就是犧牲了也不能暴露。”
僅僅一個多星期後，王玉就從北平回到了東黃泥村，帶回了傅作義的詳細作戰計劃。
此時，遼沈戰役已經宣告全面勝利。在沈陽解放的第二天，11月3日，傅作義接到南京急電，赴南京參加最高軍事緊急會議。此行，傅作義要彙報的就是這份作戰計劃。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蔣介石還沒有聽到他的彙報，整個計劃就先被毛澤東洞若觀火。
閻又文提供的這份情報，牽一發而動全身，對華北乃至全國戰局都起到了影響。
研究平津戰役20多年的北京衛戍區退休幹部董世貴，詳細整理出了中央對遼沈和平津戰役戰略不斷臨機調整的全部過程。
10月31日，毛澤東在給東北野戰軍的電報中指出:“在沈營線戰鬥結束後，應休整一個月左右，約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開始出動，攻擊平津一帶，準備于戰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間……”
直到11月9日深夜，中央解決華北問題的決心還是要先攻克太原，而後再解放平津。發給華北野戰軍的命令:“争取早日奪取太原并抑留傅作義部隊于平、津、保地區，以待我東北主力入關協同華北力量徹底殲滅該敵。”
但時隔六天後的16日淩晨，中央軍委突然作出決定，4時緻電林彪、羅榮桓、劉亞樓，令其“早日入關，防止敵人逃跑”。5時，緻電華北野戰軍撤圍歸綏，緩攻太原，以迷惑和穩住傅作義。爲了同樣的原因，對淮海戰場上已經被包圍的杜聿明兵團也暫緩攻擊。
“如果沒有此後的這些戰略調整，那麽傅作義有可能保存主力，甚至放棄平津退至南方，那将對全國解放進程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董世貴這樣分析。
1997年，閻又文的身份解密之後，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在《北京日報》發表文章《丹心一片照後人——懷念戰友閻又文同志》，文中概述了這份情報的主要内容:傅作義打算在平、津、唐地區和我第四野戰軍、華北部隊會戰，他正用他統帥的六十萬軍隊做這樣的部署和配置。這一仗打赢了，整個華北就是他的天下。這一仗打不赢，他考慮有兩條退路:一是由塘沽從海上南下，與蔣介石在南方會合；另一條是退到綏遠、後套一帶，與馬家部隊會合，負隅頑抗。傅還認爲我第四野戰軍進關不會很快，最早在1949年5月才能進關。這次獲得的情報，從其它方面核證，完全可靠。
1948年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分三路提前入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的國民黨軍，阻斷了傅作義的海上退路。
随後華北野戰軍突然出現在張家口以西地區，發起猛烈攻擊，斷絕了傅作義西逃之路。
12月14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華北幾十萬國民黨軍隊成了甕中之鼈。
影響傅作義
圍城期間，傅作義顧慮重重，搖擺在戰、和之間，情緒極不穩定。他的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行着秘密談判，而另一方面蔣介石的特使也輪番飛到北平，甚至拿着蔣的“手谕”命其南撤。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克農再次派王玉進入北平，要閻又文随時提供傅作義的思想動态。
北平已經被解放軍圍成了一個鐵桶，傅作義的十萬守軍也從城裏封了個嚴實。王玉還沒到達城門，在海澱國民黨的第一道封鎖線就被扣住了。
搜身、盤查的結果隻有一張《平明日報》的記者證，但守軍卻沒有放人之意。情急之下，王玉厲聲說:“老實告訴你們，我是‘剿總’司令部的，有重要情報進城上報！”
他借用守軍的電話，直接撥通了閻又文，報上自己的名字後，又在電話中惡聲惡語地說着“剿總”諜報人員如何被守軍爲難。閻又文自然聽得明白，當即派車把他接到北平飯店。
獲悉了自己的任務後，閻又文詳細彙報了傅作義的情緒波動。
從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駐守在天津、塘沽、張家口、新保安的國民黨部隊全部被殲滅。特别是新保安戰役中，傅作義的“王牌”35軍被全殲，給傅的軍事力量和他個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擊。
12月25日，黨中央宣布了以蔣介石爲首的43名頭等戰犯，傅作義的名字也在其中。
看到自己被列爲戰犯的消息後，傅作義抓起一把牙簽，暴怒地塞到嘴裏，狠狠地咀嚼。忽然他站起身，把桌子上的茶杯、文件統統橫掃落地，嘴裏念叨着:“完了，全完了！”
軍事和政治上的雙重高壓，讓傅作義幾近崩潰。他召回和談代表，準備自行解除兵權，飛到南京去。同時讓閻又文準備一份呼籲北平和平解決的聲明。
閻又文反過來對傅作義進行了勸導。在羅青長的回憶文章中這樣記錄:“傅作義整日愁眉苦臉，飯吃不下，覺睡不着，坐卧不安。當我大軍壓境、傅作義處于無可奈何之時，閻又文又根據黨的指示，緊随傅作義左右，對傅作義展開政治攻勢，把中共方面發表的聲明送給傅，逐段邊讀邊講，針對傅的思想、疑慮，提出一些勸告。”
對傅作義沖擊最大的是被中共列爲了頭等戰犯。閻又文對此提出了另一種猜想:蔣介石對你不率部南撤肯定會生疑。華北丢了再去南方，蔣不會饒過你。共産黨正在和我們和談，這時把你和蔣綁在一起，應該是爲了解除蔣的懷疑。
不久之後，解放軍密使轉來了一封毛澤東親拟的電報，證實了閻又文的猜測。電報告訴傅作義:“我們這樣一宣布，你在蔣和蔣的部隊面前地位加強了。你可表示堅決打下去、别無出路。暗裏和我們談好，和平解放北平。”這下徹底打消了傅作義的疑慮，秘密和談重新開始。
不過，爲給自己留後路，傅作義還是有南逃的準備的。圍城期間，東單公園的秘密機場停着一架飛機，随時都能起飛。另外，他還在天壇南門開辟過飛機跑道，準備修一個更秘密的機場。此事被劉光人偵知，并及時将情報送出城。當天晚上，兩發炮彈準确地命中秘密機場的工地。爆炸聲告訴傅作義:“南逃是沒有出路的。”
從與王玉接上頭，直到傅作義接受和平解放方案，閻又文幾乎每日提供一份報告，将傅作義的思想動向、矛盾心理和具體表現一一彙報。這些情況，對及時掌握傅作義心理、及時采取相應對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傅作義與解放軍的最後一次談判，閻又文受命作爲談判代表，并對談判過程進行了詳細記錄。回到北平，閻又文把與葉劍英的談話記錄交給傅作義閱。
傅作義看後沉思良久，最終說道:“看起來，事到如今，隻有放下武器這條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閻又文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代表傅作義宣讀了北平和平解放協議。
1月31日中午12時30分，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的先頭部隊，列着整齊的隊伍，意氣風發地開進西直門。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丹心素裹
北平和平解放後，2月2日，傅作義攜鄧寶珊、閻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會毛澤東。
在那裏，閻又文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直接領導羅青長，并正式恢複了組織關系。不過，他的身份仍未公開，繼續以隐蔽身份協助完成傅作義部隊的改編和綏遠的和平起義工作。最後達成的《綏遠和平協議》上，代表國民黨部隊簽字的正是這位中共地下黨員。
從西柏坡返回北平後，傅作義精神大振，積極配合部隊改編和促成綏遠和平解放。同時他又讓閻又文替他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通電全國，願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實行新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這份和平宣言發布于1949年的4月1日，時值世界和平大會在布拉格召開，傅作義的宣言在會上宣讀後，全場掌聲雷動。
新中國成立後，閻又文随着傅作義的部隊接受改編，後參加抗美援朝。歸國後，被任水利部部長的傅作義點名調到水利部農田水利局，任副局長。按照組織的安排，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仍沒有公開。
1960年，閻又文調任農業部糧油局局長。時值三年自然災害，主管糧食生産的閻又文壓力可想而知。他常年在全國各地奔波，積勞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彌留之際，閻又文給守在病床邊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遺言:“有事情找組織。”随即溘然長逝，時年僅48歲。
在48年短暫的生命軌迹中，閻又文一直保持着雙重身份。
一個是國民黨起義将領，解放軍政工幹部，政府部門高級領導。即便是妻子兒女這樣至親至近的人，也隻能接觸到這個閻又文。
這個閻又文，博聞強記，和藹可親，生活樸素，恪盡職守。在水利部工作時，因工作需要常接觸蘇聯專家，40多歲的他用幾個月時間苦讀俄語，就能流利地與蘇聯專家交談。自然災害期間，家裏孩子多，糧食不夠吃，身爲政協委員和局級領導的閻又文有特供證，卻從來不允許家人使用。他說:“我管糧食生産，全國糧食都不夠吃，咱們家有什麽理由吃特供？”
而另一個不爲人知的隐蔽身份，直到1993年才得以揭開，他的子女才想到，父親“有事情找組織”的遺言。
這個閻又文，一個堅貞的共産黨員，丹心素裹，默默奉獻，一生堅守自己的信仰，從不表達卻無限忠誠。
王玉見到了閻家子女後，很快又帶着他們面見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見到閻又文的後人，這位中共情報戰線的老戰士、閻又文當年的直接領導情緒激動。不顧年邁，他爲六兄妹講述着他們的父親，一講就是一天，幾次聲音哽咽。
羅青長提到隐蔽戰線的十六字方針“隐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對閻又文的子女說:“什麽是精幹，就是閻又文這樣的戰士，那麽多年‘白皮紅心’，他是隐蔽戰線的典範。”
此次會面後，羅青長出面爲閻又文證實了身份。1993年春夏之交，農業部分别向閻家六子女單位發去公函:“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産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運用擔任傅秘書的有利條件，爲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爲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貢獻。”
王玉、羅青長的出現與證明終于解開了閻又文身上的謎團。然而，證明僅局限于其子女單位。1997年播出的電視劇《第二條戰線》，把閻又文描寫成了一個反面人物。羅青長于1997年7月10日專門在《北京日報》發表《丹心一片照後人》，爲閻又文正名。
在文章結尾，羅青長飽含深情地寫道:“閻又文才華出衆，文筆鋒銳，行必踏實，事繁勿慌，和若春風，外圓内方。我借毛主席的《詠梅》詞懷念他‘俏也不争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黨的情報事業的開創者和領導人周恩來曾經要求情工人員“有苦不說，有氣不叫；顧全大局，任勞任怨”，閻又文的一生，就是這16個字的真實寫照。
(本文采寫參考了《上上之役》、《李克農》等著作及董世貴先生研究資料，一并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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