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全耀
吳莉莉、張研田（中）
六十年代在台灣
說法一：大學畢業後，吳莉莉去美國留學，認識了海倫。斯諾和史沫特萊等人。“七七事變”後，她回國參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萊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後史沫特萊鼓勵設法引進一種新的娛樂：西方式的交際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吳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裏教交際舞，吳莉莉成了交際舞的明星。
有一個晚上，史沫特萊已經睡下，突然聽到隔壁吳莉莉的窯洞有吵鬧聲。待史沫特萊跑到隔壁窯洞，就見賀子珍正用一個手電筒打毛澤東，毛澤東坐在桌旁的闆凳上，仍舊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軍大衣。他沒有制止賀子珍，他的警衛員立在門旁，顯得很尴尬。賀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
毛澤東最後站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着嚴厲：“别說了，子珍！趕快回去吧。”賀子珍卻突然轉向吳莉莉，當時，吳背靠着牆。接着她走近吳莉莉，揮起手中的手電筒，另一隻手抓她的臉、揪她的頭發。血從吳莉莉的頭上流下來，吳莉莉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背後。後來，毛澤東命令警衛員将賀子珍送回了家。
毛主席、李德、朱德、吳莉莉
這件事發生後，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婚姻徹底破滅了，賀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蘇聯去了。
經過賀子珍大鬧窯洞這件事，吳莉莉也無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強行送往西安。這裏有兩種說法：一個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毛澤東當時也無法違抗；另一說法是：周恩來懷疑吳莉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戰略情報人員，危害極大，就和葉劍英派人強行劫持了吳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讓她再和毛澤東見面。
吳莉莉到了西安之後，被國民黨拘捕。此時，一直追求她的大學同學張研田，已經當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來，兩個人結了婚。
婚後二人生了一個兒子張小芒和一個女兒張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吳莉莉根本不愛張研田。他們的夫妻關系很奇特：雖然在人們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親密和諧。但是一關上家門，就形同路人，誰也不再理誰。就連張研田在外面終日和兩個歌女鬼混，吳莉莉也不聞不問，置若罔聞。
吳莉莉1949年從成都去台灣，不僅與丈夫關系不好，吳莉莉還始終不能忘情于毛澤東。往往在吃飯時，她會站起身來，舉杯高呼：“爲那位北方的偉人祝福！”眼中放出異樣的光彩。
有一次她與閨中密友雷錦章（其夫原西北大學校長張光祖，也是吳莉莉在北師大的同學）閑談，吳莉莉始終認爲中國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澤東的身上，一談起來竟然泣不成聲，連手中的的煙卷熄滅了，煙灰跌落在白鍛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後來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1949 初，張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張光祖家同住在一個大院裏，後來張研田帶着兩個孩子坐飛機去了台灣，吳莉莉竟然拒絕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錦章家，張研田到台灣一個月後，有一天，一隊國民黨士兵突然闖入張光祖和雷錦章的家，從卧室的大衣櫃裏把吳莉莉揪出來，她雖然竭力掙紮，哭哭啼啼，最終還是被強行拖上汽車帶走，送到了台灣。
到台灣後，張研田曾擔任台灣駐日的“亞東關系協會”理事長，還曾任台灣農學院院長，兼職經濟部政務次長，對台灣土地改革有傑出貢獻。
後來，張家人丁凋零。張研田夫婦均已過世，他們的兒子張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兒張小菲現在美國，是一位經營中藥材的富商。吳莉莉在1975年去世，張研田1986年去世。
說法二：據張研田在大陸的孩子張依群回憶，因學校排演歌劇《茶花女》，父親張研田與攻讀當代文學的女同學吳宣晨(吳莉莉)相識。吳是河南省滿清時鹽務官的女兒，當過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領袖，思想激進，喜好演戲。父親從此與吳相愛。
1930 年父親從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在早期畢業于日本東京水産講習所的同鄉楊扶青建議下，報考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業研究所，于1932年學成畢業，同年受聘河北農學院教授，到1934年與北京大學同學吳宣晨結婚，吳就成了我的繼母。1935年受東北流亡學生的影響，當時許多熱血青年投筆從戎，父親和我的繼母先後來到陝西西安，投奔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父親當了楊虎城的參議(智囊團成員)，繼母從事西安的婦女運動。“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父親預感危機将臨，繼母也感到處境進退維艱，二人協議分手。
在此期間我的繼母吳宣晨（吳莉莉）經一位共産黨員介紹，到延安去學習，此後正值美國進步女記者史沫特萊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因而我的繼母當了史沫特萊的專職翻譯，與毛澤東等多有接觸。後來繼母與毛澤東夫人賀子珍不睦，遂離開延安，回到西安。
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以後，父親要去抗日，離開老家龍王廟，說等打敗日本侵略者再回來。父親離家後，又回到西安，與繼母重歸舊好，同時他倆都參加當時設在鳳翔的黃埔軍校七分校，父親當了政治教官，繼母作了婦女幹事。抗日戰争進入白熱化，父親在第一戰區任政治處少将處長，隸屬胡宗南麾下。曆時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了，抗日戰争終于取得勝利，我們家和全國人民一樣歡騰雀躍，一心地等待着父親的音信，但此時全國尚未通郵，待到深秋時節，得到從西安來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帶來口訊兒，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後讓祖父和母親同去北平會見親人。1946年3月我父親由西安來北平，由朋友給借了一處房子，住了半個月後，他又回西安。1947年冬父親再次來北平省親，此後我就再也未曾見到他的面。
1949年後父親預感國民黨大勢已去，離開軍界徑自去了美國，在史丹福大學糧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學農業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兩年。1949年秋我的繼母帶着兩個兒子随同國民黨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時國民黨要将她們遣送台灣，繼母得知消息後，帶領兩個兒子逃跑，準備回到延安，結果途中被抓回，還是遣送去了台灣。到1951年底我父親由美國去了台灣，在台灣農學院任教授兼教務長，後提升爲院長。以後，由台灣的“副總統”陳誠牽頭進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親執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與饑餓》、《中國土地政策導論》、《現代中國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國家強制贖買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受到農民和地主的歡迎。按父親的著作《農企業的發展》、《農業政策學》組成了台灣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擔任董事長。父親在任台灣農學院院長期間，因爲他是台灣著名經濟學家，蔣經國在任時期請他兼職了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常務副部長)等許多有關經濟的要職。他的許多著作已被國内諸多大學收錄爲參考教材。
父親一生研究學問，爲官清廉。在西安時已經官拜少将，抗戰勝利後，他委派同鄉王卓元到淪陷區當接受大員，同年其在西安給父親買了私宅(将官一級的官員均有私宅)，他嚴辭拒絕，解除了此人的職務，仍舊住在官邸。到台灣，官拜農學院院長，又是管經濟的副部長，還任台灣最大國有企業——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長，他的夫人想坐他的專車辦事，以示風光，結果被他批評說：“我的公務車你沒有資格乘坐，我的私事也隻能用家中的私車。”他死後房無一間地無一垅，他沒有任何遺産，惟有的是3萬卷書，也捐贈給了農學院。他在台灣的兒子在他死後已無住處，隻得貸款買房。
在以階級鬥争爲綱的年代，因爲有這樣一位父親，我成了内控人員，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灣的父親株連，遭到了生與死的考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前程，我當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親張研田去世後，中共唐山市委統戰部召開了悼念張研田先生追悼會，追憶他在學術上的貢獻。
唐太宗法律故事:
390死囚回家 一年後自覺領死刑
本文網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5/11/40416.html
文：流雲無痕 /辛未，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闵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這個故事我讀了很多遍，總認爲這是一場遊戲。故事記載于《資治通鑒》：
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複核案件，當然主要是死刑案件。皇帝親錄，一則說明唐朝時期，對人生命的尊重；二則是皇帝不放心底下這些幹活的；但最主要的，恐怕還是這乃一項生殺予奪的大權，絕對不可旁落，因此，曆朝曆代都有皇帝欽點死囚一說。
好在唐朝時期，全國死囚犯并不多，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後，減少了很多死刑條文，據記載，貞觀初時，有幾年，全國的死囚犯還不足百人。就是到了632年，全國的死囚犯也僅爲390人，而到皇帝這裏的也就30多人。
太宗在審查案件時，看到應判死刑的這些人面黃肌瘦，很是可憐。這點要說說，古代能到皇帝那裏欽點的死囚，都是經過了層層審查，受盡了各種刑罰(刑具與體罰，不是現代意義的刑罰)，而且也被關押了很長時間，加上長途解運，肯定多數都是那個樣子。
太宗看到這些人，下了一道讓全國震驚的聖旨：全體已決定執行死刑的囚犯，一律放回家，與家人團聚，一年之後的秋天來京城執行死刑。
這30多個死囚和滿朝文武還沒明白怎麽回事，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國的死囚，都放回去，來年都到京城，一起開斬！
此令一出，全國嘩然!
我想當時肯定有很多人擔心得要命：這些死囚可都是一些殺人越貨、強盜無恥之徒，一旦放縱，豈不天下大亂！而更爲關鍵的是，這個命令，沒有附條件，沒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說，沒有警察跟着，也沒有當地派出所監視，這300多号人，就在家裏享受了一年的“最後時光”。
盡管曆史沒有記載，我想當時肯定會有大臣去向太宗皇帝進谏：請收回成命，否則國将不國！可不是，到了宋代，歐陽修老先生在說起此事時也認爲，這個命令過于草率，考慮得不周全。
但想想，其實并非草率，按當時全國人口，應在五六千萬以上，這麽區區390号人，能怎麽樣？況且，按當時的編制，州府以下管理機構就有四級，管理是相當到位的，全國這麽多州府衙門，管理一兩個死囚，還不是輕松。
另外，還有一個心理問題，對于這些人來說，幸福來得太突然了，恐怕沒有多少人去動其他心思，而且，這些人也根本不知道，皇帝就是這樣無條件地放他們回家，沒有監督。
于是乎，這390個死囚就在家好好的養了一年。
以上是貞觀六年的事，開始讀到這裏，我以爲，曆史記載的秀該做完了。然而在貞觀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有這樣的記載：去年放回去的全國死囚390人，沒有人帶領，也沒有人監督，都按時從全國各地來到長安，沒有一個逃跑或隐藏的。
讀到這裏，我沉默了許久：這些人不知道是去赴死嗎？這些人不知道逃跑嗎？在赴死的路上依然如此誠信，如果不是記錄的虛假，那就是基于一種信任。而這種信任也得到了最高的獎賞，全被赦免！故事終于有個完美的結局。
曆史沒有記載，是赦免死罪還是又全放回家，但我覺得已經夠了。我願意相信：這是個真的史實。/檢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