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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上海灘頂級老洋房/勞改隊見到潘漢年:最高指示不能殺
發佈時間: 6/20/2009 2:32:03 AM 被閲覽數: 14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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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上海灘 來看看上海最頂級的十棟老洋房(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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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館


  上海有一幢“白公館”,它坐落在上海西區頗具詩意的的汾陽路上。汾陽路樹高枝繁,環境幽雅,路邊的小洋樓也大都曆史悠久,如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官邸、猶太人俱樂部、丁貴堂舊居、潘澄波舊居等。當你不經意地踩晌這兒的落葉時,耳邊還會響起一股流水般的鋼琴或小提琴聲,而在濃郁的悟桐樹後的一座座幽靜的花園裏,一幢幢風格迥異、各呈奇姿的小洋樓正若隐若現……白公館就是其中之一。

  所謂“白公館”,是指上海汾陽路150号那幢氣勢非凡的灰白色洋樓,因爲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居住過而名噪上海。其實,白氏父子在這兒居住的時間并不長,而在他們入住之前的數十年間,這幢洋樓早就發生過許多傳奇故事了。也許是因爲白氏父子名聲太大,所以人們習慣上就把這棟洋房稱爲“白公館”。

  現在,這幢花園豪宅成了寶萊納的“仙炙軒”極品燒肉餐廳。餐廳保留了樓内原有的建築特色及裝潢,又重新作了規劃整建。“仙炙軒”奉行“品質至上”的服務特色,每天迎來大批海内外的美食家。昔日的将軍故居,今日依舊名流彙集。

  


  
汪公館


  王伯群住宅,是何應欽内弟,民國政要、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時兼大夏大學董事長、校長),于1931年在愚園路1136弄31号,爲娶續弦大夏大學校花保志甯建造的,曆時四年,于1934年落成。該建築系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築,占地10.78畝,主建築面積2158.8平方米,耗資30萬銀元。

  四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各種大小廳室共32間,樓内通道迂回,上下貫通,房廳、客堂均用東方傳統藝術裝飾,室内配以彩繪壁畫,連門窗拉手也全用紫銅開模制作,空鑄梅花窗欄。主樓南面有花園草坪1.3公頃,園内綠樹蔥郁、綠草如茵,有水池、小橋、假山、花壇,園中百花四季吐豔。在當時可謂上海灘少有的豪宅。此建築由協隆洋行柳士英設計,辛豐記營造廠施工。1935年王伯群與保志甯在此舉行婚禮。

  1937年抗戰爆發,王伯群随大夏大學撤至貴陽,撤離上海後,該建築由保志甯叔父保君健代管。保志甯作爲第一任主人住了僅二年又半。

  上海淪陷後,于民國28年(1939年)該建築被汪精衛作爲僞政權駐滬辦公聯絡處,亦稱“汪公館”,期間愚園路1136弄内麋集了陳碧君(汪精衛妻子)、周佛海、李士群、諸民誼、梅思平、陳春圃、羅君強等一夥特務,成爲汪僞集團在上海的巢穴。弄内10餘幢花園洋房均被汪僞霸占,日僞武裝軍警100多人日夜守衛,一般市民不容近前。民國29年(1940年)3月30日南京僞國民政府正式開張,汪精衛來滬以此爲行宮。愚園路一帶宣布戒嚴,重要路口築壘設防,出動裝甲車遊弋,故今日1136弄地下水泥路面尚有密鋪鋼筋。

  1945年日本投降後,該建築一度成爲國民政府軍統組織的招待所,1946年保志甯回滬,将此屋出租給英國駐滬領事館文化宣傳處使用,自己僅住三樓。1948年下半年解放前夕,保志甯出走美國,成爲美籍華人,住在紐約。

  1949年初,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政委員會接收,中共長甯區委和區文化局曾設于此,1960年長甯區委決定由區少年之家使用,并建立了長甯區少年宮,成爲培養下一代的搖籃,并辟爲上海市對外開放的旅遊單位。

  


  
嘉道理住宅


  延安西路64号,上海人都曉得是上海市少年宮所在,但它曾爲嘉道理住宅的曆史就鮮爲人知了。

  它的原主人艾裏·嘉道理,英籍猶太人,想想就是天生做生意的料兒。以500港币起家,日後成爲滬港兩地都鼎鼎有名的實業大老闆。

  嘉道理住宅,源于一個悲傷的故事。1919年,嘉道理原來的住宅失火,他的妻子急着讓保姆逃走,自己卻不幸喪生。悲痛不已的嘉道理帶着孩子回倫敦散心,委托他的好友布朗在上海另起新居。而布朗酗酒成性,浪蕩頹廢,幹脆又把此事扔給了洋行承包。承包商當然刻意豪華,足足花了四年時間才造好。當嘉道理接到100 萬兩銀子的造價時,他大吃一驚,不過,新居的确美侖美奂,成爲嘉道理的最愛。

  嘉道理住宅氣勢恢宏,占地14000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更顯示出它的卓然不群。寬廣的草地讓人頓覺視野的開闊;中間就是對稱、端莊的住宅,光建築面積就有3300平方米,1929年甚至還加蓋了一層。你一見到它,會感受到宛如皇家宮殿的華貴驚豔,你很難看到如美鑽一樣的建築,但它的确就是。勻稱整齊的柱石,撐起了宮殿的巍巍骨架;端正狹長的陽台,尤其是二樓的陽台,正好充當了天然走廊,上面應該彌散着仕女裙裾翩翩的幽幽氣息。

  今日的上海市少年宮即爲嘉道理住宅。

  這幢房子是鋼筋混凝土結構。一樓大廳是舞廳與餐廳,整個一樓都是招待客人共同享受娛樂的場所。樓上有多間卧室,各個房間的裝修、色調都别具特色。光浴室、衛生間就有六處。内外牆面、地坪幾乎全部采用意大利大理石,入門處有愛奧尼克式的大理石柱廊;大廳頂部特意以大理石砌出穹窿,地面四周也鋪設了大理石,中間則以柚木拼成花紋,是跳舞最理想的地闆。連樓梯的石級、扶手與欄杆都是大理石的,所以人們稱它爲“大理石房子”。嘉道理慷慨大方,交遊廣闊,所以這個偌大的宮殿經常賓客滿座,否則父子三人置身于此,太容易感覺到冷清孤獨。這座建築的哲學是獨樂樂不如衆樂樂。

  也許正因爲此,它成爲少年宮是最适宜的造化安排。可以告慰嘉道理的是,它在孩子們的快樂笑聲中,實現了大理石的永恒――它會一代代地被銘記下去。

  


  
蔣宋住宅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前,在上海的住所大多是臨時的,到了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才在上海真正安置了一個家。

  不過這所住宅也不是蔣介石掏錢買的,而是他大舅子——宋美齡的哥哥宋子文買來作爲宋美齡的陪嫁。這幢法式花園洋房位于法租界賈爾業愛路9号(現東平路),由一座主樓與兩座副樓組成。副樓位于主樓兩側,分别是侍從人員、警衛人員的住所及工作室。主樓坐北朝南,由造型不一的東、西、中三個單元組成。

  現在這幢建築及花園已經成爲上海音樂學院附屬學校的一部分。東側副樓是學校的行政辦公樓,主樓東側二樓原是蔣介石、宋美齡的卧室及衛生間,且有一秘密暗道,發生緊急情況時可從暗道直達樓外。現在卧室與衛生間已打通,成了學生們練琴的教室,隻有暗道仍然保留着。主樓中間單元底層,現由學校出租給高華紡織品有限公司作辦公室。

  主樓南面原有一占地30多廟的大花園,現已大大縮小,隻有三四畝大。順着花園往前走幾十步有一汪池水,池水旁有一前一後、一大一小兩座假山,在一塊突兀的假山石上,镌刻着蔣介石親筆題寫的“愛廬”兩個大字,今天依然清晰。蔣介石把廬山牯嶺别墅稱爲“美廬”,把杭州西湖的别墅稱做“澄廬”,把上海這所住宅稱做“愛廬”,可見他對這幢洋房的喜愛。

  “愛廬”平時由蔣介石副官蔣富壽看管,宋美齡常來小住,并将母親接來同住。宋美齡給予侍衛的生活待遇頗爲優厚。當初宋美齡曾向蔣介石提出“最好用幾個女衛士”,蔣介石笑笑,指着孫宗憲等男衛士說:“他們都年輕活潑,有文化,又會打槍,不是很好嗎?”宋美齡微微颔首,就不再提了。

  “愛廬”周圍,衡山路東平路口10多棟花園别墅,都是宋家、孔家和陳立夫、陳果夫留下,角上有一棟,如今開了間“Sasha酒吧”,還有些附屬建築開了店,但主要的房子都還在學校圍牆裏。

  


  
沙遜别墅


  “ 羅别根花園”位于虹橋路,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房地産大王沙遜興建的度假别墅,該棟老洋房目前爲一家外資企業使用。“羅别根花園”的建造者沙遜是英籍猶太人,是到上海最早的外國冒險家,20世紀30年代被稱爲上海地産大王,當初名下産業曾遍及上海灘,包括南京路外灘的13層沙遜大廈(和平飯店北樓)、蘇州河北岸的河濱大樓、江西路上的都城大廈(新城飯店)和漢彌登大廈(福州大樓)、茂名路上的13層華愚公寓(錦江飯店南部)和18層格林文納公寓(茂名公寓)、陝西南路的裏弄房屋和凡爾登花園等等。“羅别根花園”曾經是沙遜的私人别墅,屬典型英國古典式鄉村别墅風格,建築面積在900平方米左右。

  


  
興國賓館


  美商的中國營業公司是舊上海最大的房地産公司之一,除了投資興建普通住宅外,還投資興建了許多高級裏弄住宅和花園别墅,今興國路上的興國賓館内有别墅多幢,就是由該公司興建的。

  該公司的經營方法是,當他們購進一塊相當面積的土地後,就請設計師将土地劃成若幹塊,并通過經租人到各大公司遊說,鼓動公司買房,住宅可以由客戶自己委托設計,也可以由中國營業公司設計,所以這裏的地産是由中國營業公司經營的,但每幢建築有鮮明的個性。這裏的一号樓是太古洋行大班住宅。

  


  
東湖賓館


  在淮海中路與東湖路轉角,即今東湖路7号内有一幢被大塊草坪相圍的二層洋房,這幢花園洋房由英商瑞康洋行老闆約瑟夫(R.M joseph)興建于1925年。約瑟夫是英籍猶太人,當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争爆發後,他即被日軍拘捕送進了集中營,這幢漂亮的住宅就被日本軍官占用。當抗戰勝利後,約瑟夫去向不明,即由中國政府接收後租借給美國在上海的駐軍,由于東湖路舊名杜美路,這裏也被上海人叫作“杜美花園”。今爲東湖賓館使用,對外開放。

  


  
馬勒别墅


  位于現延安中路陝西南路拐角處,有一幢極具北歐風情的花園别墅--馬勒别墅,于1936年落成。傳說這所房子的設計是依照當年花園主人馬勒最寵愛的小女兒一個夢境設計的。當初小女兒夢到自己擁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話般的城堡”,于是馬勒請來了設計師,在陝西南路30号設計了這座有着北歐挪威建築風情的城堡式别墅,并投入巨資,曆時7年造成。

  主樓爲三層,頂部矗立着高低不一的兩個四坡頂,東側的坡屋頂高近20米,上面設有拱形凸窗,尖頂和凸窗上部均有浮雕裝飾物;西側的坡屋頂高約25米,屋頂陡直。這一建築具有典型的挪威建築風格,采用高尖陡直的屋頂,有利于抵禦北歐寒風侵襲和減少屋面積雪。

  主樓南立面上有三個垂直于主屋脊的造型優美、裝飾精細的雙坡屋頂和四個老虎窗,連同東西兩座四坡屋頂交織在一起,宛如一座華麗的小宮殿。中間雙坡頂的裝飾木構件清晰外露,構件間抹白灰縫條,比較典型地表現出了斯堪的那維亞情調的鄉村建築風格。主樓的外牆用泰山面磚鑲嵌,頗具特色。

  


  
丁香花園


  上海被稱爲萬國建築博覽園,而點綴在這個城市中的風格各異的老式洋房,更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位于華山路上的丁香花園,是上海灘最負盛名、保存最爲完好的老洋房之一。丁香花園的盛名,不僅在于其建築本身,還在于洋房主人身份的傳奇色彩。

  丁香花園的主人李經邁,是清末朝廷重臣李鴻章的幼子,其出身爲庶出,是姨太太莫氏所生,此姨太太原爲李家丫環出身,後被李鴻章收房,故在李家地位不高,李經邁也在李家受歧視。

  


  
張學良公館


  九· 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是個風雲人物,但卻扮演了悲劇的角色。1933年以後他曾三次來上海,有三處寓所。第一次是1933年3月,他通電全國下野并準備出洋考察,随後從北平來滬,宋子文爲他安排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就是在這裏,他戒去了毒瘾。一個月後,他去了歐洲。

  第二次是 1934年回國,到滬後先暫住在莫利愛路(今香山路)2号洋房裏,他的侍衛副官長譚海物色了高乃依路(今臯蘭路)一号的花園洋房,租了下來。趙一荻(趙四小姐)也從北平南下住此相伴。不久,張學良出任武昌行營主任,離開上海,而趙四小姐卻常來此小住,因此這一處被人稱爲“張學良公館”。
 
 

我在勞改隊見到的潘漢年:

最高指示不能殺(圖)

 

 


  鍾叔河:我在勞改隊見到的潘漢年

  曆史與人生的碰撞總是偶然又驚心動魄。《曆史風濤中的文人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自“新文學史料叢書”,是二十世紀若幹文人在政治風濤中輾轉颠簸之境況的真實記錄,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包括了“胡風反革命案”、“丁玲反黨集團”等文壇大事件。

  


  潘漢年

  “相信人民”

  潘漢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後幾年裏,我有幸(其實應該說是不幸)能見到他。那時我已經是“湖南省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的“老犯人”了。

  大約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繪圖室的勞改隊幹部忽然交下一項任務,要在關押反革命犯的二隊和關押女犯的一隊的監房旁邊各蓋一棟小平房,叫繪圖室趕快畫施工圖、編造預算。這兩棟小房是幹什麽用的?蓋起來以後讓誰來住?幹部照例不說,犯人和就業人員也照例不問。

  我在被捕之前,從“大字報”上看到,胡風被判刑後關在四川,是單獨監禁的,知道咱們國家裏有這麽一種囚禁犯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這麽多人,許多人被“永遠開除”,被宣布爲“反革命”,關人的地方當然需要很多啰。但是,究竟是誰會被關到這個井岡山腳下的地方來呢?——當時我萬萬沒想到關來的會是潘漢年和他的愛人董慧。

  大約在1975年夏天(也就是上述小平房改好後不久),有個泥木隊的犯人告訴我一個“新聞 ”:小平房裏“住”進了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太婆,看樣子是犯了錯誤的大幹部,他們有不少的書,有錢買魚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煙。還有兩個去給小平房修陰溝的犯人,還從老頭兒手裏弄到了一包“牡丹牌”。這一“好運”馬上成爲新聞,傳遍了機械廠的監房,但随即也就産生了後果:“非奉命令,不準接近本隊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這證實了我的判斷:來者是被當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沒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詩人和戰士、黨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負責人、在陳毅市長之下實際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幹部潘漢年同志。

  就在“新聞”發生後不久,1975年八九月間的某一天,我們收工整隊回監房,經過場部商店門口時,走在我旁邊的一個犯人輕輕對我說:“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門口的老頭就是那個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個身材矮小、面容清癯、頭發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舊灰色派力司幹部服的老頭,手裏提着一隻小竹籃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個什麽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記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進中是不許出列的),很快就走過商店了。我忙問那個犯人:“他是誰啊?”“特殊犯人嘛!”“真特殊!”旁邊走着的犯人也議論開了:“準許他到商店買東西哩!”“ 我還看見過他到郵局取報紙。”“聽說還拿幾十塊錢一個月的生活費。”……

  那時正在“批林批孔”。有個“造反派”工人當了我們的隊長。這是個性子直爽的北方人,憑良心說對我并不壞,隻是常常“說話走火”,“原則性不強”,粉碎“四人幫”後聽說受了一頓批,後來自己請求調離勞改單位了。他常找犯人談話,進行“形勢、政策、前途教育”,“最高指示”是少不得要背誦的:

  “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這樣的人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造反隊長”越說越興奮,忽然想起也許應該“聯系實際”了,伸出一個手指頭,對着我點一點:“鍾叔河!你當然也不殺啊!”他意味深長地說,“‘不是沒有可殺之罪’啊!現在呢?不殺,一個不殺。這就是政策。英明的、正确的、偉大的政策,是不是?你說!”

  停了一下。“造反隊長”見我沒有回答,又繼續說下去:“一個不殺。這是事實。潘漢年也沒有殺,你們不是都看見了他不是?……”

  聽到這裏,我心中一動,不禁“啊”了一聲。

  “是嗎,你也不能不感動嘛!”“造反隊長”爲他的教育引起了我的反應而高興了,“該殺的我們都不殺,養起來。潘漢年就養在我們洣江茶場。中央交的任務。這是不能讓你們知道、議論的事情。你表現還不錯,圖紙畫得很好嘛。告訴你,讓你相信黨的政策。潘漢年還不殺,你就更不得殺了,是嗎?嗯?”

  我漠然地點了點頭,心裏卻在想:“潘漢年,潘漢年!我知道了!難怪在商店門前一眼望去似曾相識。你‘創造社’的青年作家,你久绾機要身系安危的革命秘密工作者,竟也到這個勞改農場來了嗎?唉,‘夜正長,路也正長’啊!”

  雖然“造反隊長”囑咐我“不要說”,我還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另外幾個知道潘漢年這個名字的犯人。漸漸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裏的是保險“不殺”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長(許多人是通過别的途徑知道的)。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漢年同志的身體還比較好。他曾經多次到機械廠的木工間來買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錢,到木工間撿柴,過了秤,放在籃子裏自己提回去。好幾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間(我到那裏去幫助做翻砂木模的犯人識圖)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臉上總是那樣安詳、恬靜,有時候在我看來還略帶矜持、嚴肅。

  有一次,木工間沒有小木塊了,隻剩下一些大塊頭。潘漢年同志将大塊頭往籃子裏裝時,籃子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趕緊走近去幫助他扶住籃子。他對我說道:“謝謝!”聲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勞改隊裏聽慣了的聲音。

  “潘老!”當兩個人同時彎着腰侍弄籃子時,我輕輕地喊了他一聲。

  潘漢年同志沒有回答。他隻把臉孔正對着我,注視了片刻。臉上的表情仍然安詳、恬靜,但是也含有幾分疑惑,因爲我是個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幹部。讀過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擊‘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聲地向他吐出這一串不連貫的字句。我不知道爲什麽,甚至事先連想都沒有想到,會在有機會碰到他時,對他講這些話。在關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親人、朋友隔絕五六年,在整天是“請示彙報”、“交心交罪”、“坦白檢舉”的氣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個自己認爲是可以信賴的人,都會這樣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講幾句人話,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臉上的疑惑消失了,恢複了安詳,用同樣輕輕的聲音說了一句:“相信人民。”

  哦!相信人民。我們當然應該相信人民,隻有人民才有最後的發言權。

  “你還年輕”

  這樣又過了好幾個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場内郵電所取犯人訂閱的雜志,單獨行動,在郵電所前又碰到了潘漢年同志。

  他顯然已經認識了我。他的目光除了安詳、恬靜而外,又增添了友善的光彩。

  “您好!”我四顧無人,又忍不住向他說了起來:“您難道會永遠在這裏關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訴。申訴有沒有用我不管,總要把我的道理講出來。”事實上,我已經在寫申訴了,一年一篇。

  潘漢年同志仍然沒有做聲。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輕輕地搖了搖頭,不知是示意我在這種環境下最好少冒風險呢,還是對我所講的情況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後就提着籃子(籃子裏放着報紙)走過去了,隻輕輕地說了一句:“你還年輕。”

  我還年輕嗎?1976年我是四十五歲,也許正是爲人民服務的大好時光,可是,十年徒刑還有五年啊!

  “你還年輕。”當晚躺在監房的黑暗中,這句輕輕的、平淡無奇的話仍然萦繞在我的耳際和心頭。在我聽來,它似乎蘊藏着深厚的關懷和熱烈的鼓勵。“你還年輕。”這就是說,你還應該有堅持下去的力量,你還可以看到該倒的倒下去、該起的站起來,你還可以看到曆史的公正的裁判。

  不錯,我還年輕,我不怕,我得堅強地支持下去!……

  1976年10月,黑夜終于開始破曉。關于潘漢年同志的情況,我又陸續地聽到了許多。

  潘漢年同志是1975年7月從北京某個關押“特殊犯人”的單位送到洣江茶場的。董慧同志比他早兩月到來。他們原來并沒有關在一塊。聽說,這對老夫妻在見面的時候,都流了淚。

  他們夫婦倆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裏,被允許在茶場範圍内“自由活動”。在初來的頭一年裏,潘漢年同志總是每天五點多鍾起床打太極拳,接着就打掃屋子周圍的衛生。到六隊買柴火,到郵電所取報紙,都是這一年裏的事情。可是,賈誼所謂住在這裏“ 壽不得長” 的湖南這塊“卑濕”之地,對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盡管他恬靜、安詳,盡管他天天打太極拳,盡管他已經等到了“四人幫”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漢年同志就開始生病,出來行動的時候也少了。

  大約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一個大晴天,我被叫到場部去“搞宣傳”,有意從潘漢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經過,看見潘漢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曬太陽。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園,替場部幹部們種菜的犯人正在菜園裏勞動。我隻看到他的背部。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聽說潘漢年同志病重,在場部醫院治療。場部醫院的醫療水平,大概等于長沙市的街道衛生院吧。三月間,又聽說“上級”叫把潘漢年同志送到長沙去搶救。不知道是出于什麽考慮,反正人是用汽車送走了。送走的消息我是事後才知道的,接着就聽到了他的死訊。據說,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去時,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漢年同志死後,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壓住進了場部醫院。我是在原判刑期還差一年的1979年3 月16日離開“第三勞動改造管教隊”的。董慧同志在我離開之前十來天死于茶場醫院,病名是高血壓。據說在死前,她向黨提出了恢複黨籍(她隻被“停止黨籍 ”)的要求,當時當然沒有結果。不過,茶場總算給她開了一個追悼會,花圈的上款寫的是“董慧女士”。……

  我一次也沒有在近處見到過她,沒有和她講過一句話。
/倍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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