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敗亡：屍體填滿萬人坑， 婦女團慘遭淩辱(圖)
1936年10月，紅軍21800餘人組成西路軍經河西走廊向新疆前進，但因寡不敵衆而兵敗。戰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後慘遭殺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鄉者二千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綿延兩千裏的河西走廊裏，淹埋着一段悲壯的西路軍曆史。西路軍問題一度被認爲是“張國焘逃跑路線”失敗的一個标志，西路軍真相也從此被淹埋，幸存者後來大多受到不公正對待。《西路軍》系列叢書記錄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曆史，也還了西路軍一個公道……摘選時有大幅删節。
她從萬人坑中掙紮着爬了出來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一千八百餘名将士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向甘西、新疆挺進。他們沿着冷寂的絲綢古道，孤軍奮戰，流血裂冰，糧絕彈盡，幾乎全軍覆沒。
1937年殘冬，四五十名被俘紅軍指戰員，被押到西甯南灘“萬人坑”。又深又大的兩個坑裏填滿了紅軍的屍體，空氣中散發着濃濃的血腥味。馬家軍（國民黨十大雜牌軍之一，被稱爲最殘忍的部隊）兩三個人揪住一名紅軍，連砍帶戳踢進坑裏。
胡秀英感到自己還在呼吸，睜開眼睛，周圍一片漆黑。她慢慢擡起手，把胸前和頭部的土松開些，從萬人坑中掙紮着爬了出來。她對天盟誓：“隻要有口氣，我就要找紅軍，爲死難的戰友報仇!”
胡秀英，婦女團一營副營長，19歲，處于生命的最好年華。紅四方面軍轉戰進入川北，解放巴州，她次年參加紅軍。當時的任務主要是擴紅。她參加宣傳隊，先後三次用七個多月時間，動員1100多名青少年男女參加了紅軍，以成績卓著于第二年4月入團，8月入黨。倪家營子戰鬥中，她帶領全排戰士沖入亂敵之中，端着繳獲的輕機槍猛射，打倒敵人一大片，又乘機帶領戰士占領敵人的掩體，與瘋狂反撲的敵人激戰。她以戰功晉升爲一營副營長。
胡秀英被俘後和近百名女戰士關押在張掖一個大房子裏，三天三夜沒有吃喝。敵人不斷提審拷打，逼問誰是當官的。第四天夜，馬家軍把她們用麻繩捆綁着連在一起，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胡秀英和戰友們互相鼓勵：“不要向匪徒們低頭求饒！”“要死得剛強！”
昏暗的冬日，她們和100多名男戰士一起被押送到西甯。沿途因饑餓病重走不動或因反抗而被殺害的就有好幾十個人。
她們被關在西甯大校場，每人每天隻給兩碗雜面糊糊。有人說：“這是迷魂湯，喝下去，糊裏糊塗拉出去活埋!”大家笑了，這笑，帶着淚水。
敵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紅軍押到羊毛廠做苦工，幾天後，她又和七八個人被挑到馬家軍陸軍醫院。陸軍醫院有20多名被俘紅軍在做苦工，他們幹最髒最累的活，還動不動受傷兵虐待，拳打腳踢，還挨軍棍和馬鞭的抽打。
一天，她和難友楊桂芳、何玉蘭乘哨兵不注意溜出大門，逃到北門外湟水河邊，卻被巡邏隊抓回。陸軍醫院院長把她們毒打一頓，說：“這個共産婆，本性不改，不能再用!”就在這天夜裏，她和四五十名戰士被押到萬人坑活埋。
從萬人坑逃出，胡秀英先在西甯南山洞裏躲了幾天，以後就裝啞巴，在平安、保安等地給人幫工，慢慢學會了青海話。
“要不是紅軍娃撲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西路軍總醫院駐地，臨澤賈家屯莊幾間相通的大屋裏，住滿了紅軍的傷病員。地上鋪着草，中間架着火。嶽仲連的大腿在淌血，北屋裏的一個紅軍娃娃來到他身邊照顧他。
馬家騎兵猛沖過來，個個黑臉秋風，眼睛溢滿肅殺之氣：“能走的帶走，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馬家兵問嶽仲連能走嗎，他說不能走。“叭”一槍，紅軍娃娃撲到他身上，子彈從娃娃的腦袋穿過，又從嶽仲連的左肩穿過。那麽小的娃娃當時就死了。馬家兵見他沒死，又上來在他脖子上、頭上連砍三刀，他頓時昏了過去。馬家兵搶死人的東西，把東西拉過來拉過去，把地上的麥草引着了。第二天，他又活了過來。地上、牆上全是凝固的血迹。戰友的遺體遍地都是，有的被燒得面目全非，屍體上燒着的衣服和皮肉冒着縷縷青煙。他無法挪動身子，便咬緊牙關支撐着擡起頭，還有一個活的，下巴被打掉了，臉上、身上全是血，樣子十分吓人。
嶽仲連，四川省南江縣人，1933年14歲參加兒童團，後正式成爲紅軍戰士。因爲年齡小，紅軍打仗時不讓他們參加，給他們找個隐蔽的地方藏着。長途行軍，小孩子走那麽多路，跌倒就睡着了。老戰士燒了燙水給他們燙腳活血，否則第二天就沒法走。幾年後他任警衛排班長，西路軍組建騎兵師，他随警衛排的一個班都到了騎兵師。騎兵師增援高台時他大腿負傷，被送到賈家屯莊紅軍總醫院。
附近的老鄉來掩埋屍體，發現嶽仲連還活着，就悄悄把他擡到沙河的一個小廟裏。天黑後，一個姓賈的老爹給他送來一罐熱乎乎的洋芋米湯。老爹扶起他，一口一口地喂。他喝了米湯後，慢慢地能說話了。十多天過去，他終于能動彈了，就試着爬出去要飯。他的傷漸漸好了，就輾轉張掖、臨澤、高台一帶，放羊、薅草，幹些雜活謀生。剛找上個落腳點，又被馬家隊伍抓了兵。他1946年逃走，定居玉門。
多年來，他每年都給紅軍娃娃燒紙。他常說：“要不是紅軍娃撲到我身上，我早死了！”
西甯、張掖……處處是裂地驚天的屠殺
新編第二軍軍長馬步芳的傳令隊傳令長馬英回憶——
一批紅四方面軍俘虜130多名，押在西甯大南門外的土地局裏。馬步芳對我說：“馬英，今晚傳令兵在南灘殺紅四方面軍俘虜，你監管去，不要讓跑掉一個。若跑掉一個俘虜，我就要殺你的頭。”
我們到南灘殺人的地方，馬進朝傳令兵大隊長已經帶了傳令兵殺掉10多個紅軍了。我們在坑沿上拉着紅軍就殺。我殺紅軍8名，用槍打死2名，共 10名。白八甲殺了15個。陝金全殺了三四個，殺完後說：“我的刀不利，殺得慢，有的沒有殺死就推進坑裏去了。”陝少祖殺掉紅軍七八人。馬顔林殺掉七八人。尕拉文是用小刀，殺掉紅軍5名，其中沒殺死的有2名，推進坑裏（我用槍補打死的那兩個）。馬明勝是用蘇聯大刀殺的，殺掉紅軍19人。尕拉木殺掉紅軍七八人。
馬子文（曾任馬步青參議，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西甯市副市長，政協副主席）——
1955 年，由我負責挖掘活埋紅軍的萬人坑。西路軍戰士遺體挖掘的地方有兩處。一處在苦水溝，三個坑，挖出人頭1000左右。一處在南城門裏頭，當時有兩個廟，一個叫火神廟，一個叫三官廟。火神廟有三個坑，挖出人頭700左右。萬人坑中還挖出一些烈士遺物，其中有一張湘鄂贛的布錢票。還挖出一個小人頭。每10個人頭裝一個紅布口袋。那時是我數的，總數1700個人頭。
在大梁這地方，馬步芳的三兄弟馬步瀛把30多個紅軍的膽取下來做眼藥。
我在涼州見到被俘紅軍，問他們這樣吃苦圖了個啥。他們說，我們是爲了主義，生是爲了主義，死也是爲了主義。
楊永德（西甯市民政科主辦優撫工作）——
紅軍被害烈士忠骨都用柏香、黑龍紙包裹後裝入紅布袋内。每袋7—15具，共裝袋103個。南灘流水溝萬人坑，是長寬各3米多的一個正方形，坑深10米，是人工挖成的坑。挖掘的時間是1955年10月中旬，下挖2米後才見忠骨，分五六層掩埋，每層埋土約1米。此處共遷忠骨七八百具。其餘兩處是水沖的坑，比較淺，有略加挖掘的形狀。
烈士的頭骨約三分之一有傷痕，是打傷的，傷洞較大。根據分析是用镢頭、榔頭、木棍、鐵鍁等鐵木石器砸的。傷痕骨參差不齊，有的骨片與頭骨連着，有的骨片已經脫落，有的胫骨已斷，可能是用鐵鍁鏟的，有的腳、腿、手、兩臂也有傷痕。參加挖掘人員和圍觀群衆都爲之傷感，甚至落淚。
張掖。 1937年古曆十一月初四，一百師三百旅旅長韓起功，下令将分到各連去的女紅軍以及孩子，集中到大衙門後和東西獄廟。午夜時分，全城戒嚴。有人說：“送你們回家!”她（他）們被推上大車，拉到東關外飛機場。每個人的身上戳一刀或頭上砍一刀，推進兩個長4丈、寬3丈、深6尺的大坑裏。第二天拂曉，當地居民李成文看見，地上甩滿了軍帽、背包、飯碗和鞋子等物，大坑兩側鮮血像水一樣流向公路和周圍地裏。有一個女的和兩個娃子渾身血淋淋地從死人坑裏爬出，又被馬家騎兵檢查隊發現埋掉。從此，人們都叫飛機場爲“萬人坑”。有句民謠：“死人怕的飛機場，活人怕的韓閻王。”
國民黨門源縣政府巡察隊員李春芳——
1937 年二三月，一天晚上，上面的命令來了，叫我們拿上繩子，說是去拉草。我們到了西門，見有很多人。馬匪兵說兩人一個，一個人拉住，一個人綁繩。都是小紅軍，綁住以後就扔到大車上，從城壕口去麻尼旗杆那裏，被馬匪兵都殺了。開始是打槍子，因爲是夜裏，我們沒見用刀砍的情況，實際刀也砍了。這一次是殺21或23 人。又有一次是縣政府的副官通知我們，叫我們拿上鐵鍁埋人，埋的就是被殺的戰士屍體。晚上在窯溝槽埋的，隻覺得一大片，多少人不知道。聽說大橋、古城那裏都殺過紅軍。
國民黨門源縣政府巡察隊員張承學——
頭一次是隍廟那一次。把手、腳凍掉的不能走動的紅軍被俘戰士四五人，拉到窯溝用刀砍死了。有的紅軍戰士叫不要用刀砍，說有一塊銅錢買個槍子，用槍打了算了。第二次是在麻尼旗杆那裏，20多人。紅軍戰士穿的是破氈中間挖個洞捆到身上，都是破爛不堪。
據張掖地委黨史辦統計，西甯、河西等地被害紅軍将士總數爲4643人。
婦女團成員受盡了人間的淩辱
在甘肅會甯，全軍經過簡單體檢合格的1300多名女同志組成婦女先鋒團。王泉媛任團長，副政委吳富蓮，特派員曾廣瀾。先鋒團共有三個營、九個連。婦女先鋒團有1000多名同志，年齡最大的不超過二十一二歲，最小的隻有十三四歲。幸存下來的女兵們回憶：
婦女先鋒團連長向翠花——
梨園口戰鬥時，敵人包圍我們後就狂喊：“沖呀，抓住共産婆，一人賞一個！”這些如狼似虎的野獸般的馬步芳的胡子兵，見人就用槍托、用皮鞋、用木棍、用馬刀，打着、劈着、推着、罵着。敵人将我們100多婦女押進一個土圍子裏，扒光衣服和鞋襪進行糟蹋，連十四五歲的都不能幸免。
婦女先鋒團指導員謝清英——
在張掖城住了幾天，馬家軍又把我們幾百名俘虜押往西甯。一路上，我們真是受盡折磨。紅軍戰士稍有反抗或體弱走不動，便被砍死。到了晚上，馬匪軍還拉出女俘，供其發洩獸欲。我怕暴露真實身份，化名趙玉花，而且拿鍋灰抹得滿臉又黑又髒，雖多次挨槍托，倒也幸免敵人的蹂躏。
閻秀文——
我們被押到西甯，女的分到羊毛廠剪羊毛，後來都被馬步芳賞給他的部下當妻妾或傭人。在羊毛廠裏，我們白天幹着最髒最累的活，吃着兩頓面糊糊，晚上一個排分一個拉去奸污，真是受盡了人間的淩辱。.
28歲軍長用頭顱和身軀書寫驚歎号!
“勸降”屢破産，蔣介石命令 “處以極刑”
《青海日報》1937年5月18日報道：“馬指揮忠義搜剿黃番殘匪時，緝獲僞第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孫玉清，及僞總政治部要員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孫玉清爲湖南人，年約30餘歲，其妻前俘虜抵省後，現安置醫院中雲。”
青海省政府二堂東廳。馬步芳驕矜地坐在右上方沙發上。孫玉清踏進大廳，馬忠義緊緊跟着。馬步芳的兩道目光直直地迎了上去，盯着被俘的紅軍将軍。
孫玉清漠然瞄了對手一眼，眼光炯炯。他頭已剃秃，面容清癯，眼角有點皺紋，穿藍布中山裝，風紀扣緊扣着。馬步芳指着左下方的沙發讓坐。孫玉清坐了下來。
這次審訊采取了異乎尋常的座談方式。馬步芳的高級幕僚馬紹武、馬德、陳顯榮、馬骥參加了會審，青海日報社社長陳秉淵以記者的身份到會旁聽。
“你是孫軍長，有多大?”馬步芳問。
“28歲。”
“你爲什麽參加紅軍，哪時當軍長?”
“19歲那年在湖南參加，家裏很窮。參加紅軍後在湖北、河南一帶作戰，逐級提升上來。”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作過戰?”
“記不清楚，那一帶許多都是遊擊戰。”
“河西總記得清楚吧?”孫軍長沉默不語。馬步芳繼續問道，“你怎麽被我們俘虜過來了?”
“彈盡援絕，身陷絕境。”
“有子彈，你還要幹?”
“是的！一個紅軍上戰場離不開槍，幹是紅軍的軍紀。”
“你說離不開槍，今天離開了吧？”
孫軍長長歎一聲。
“我們損失很大，總算解決了五軍、九軍、三十軍，把你也捉住了！”
“我軍西渡黃河，不幸就走上一條絕路。地理生疏，沒有後方，補給中斷，糧彈都缺，戰略上錯誤，戰術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很不幸，愧對已犧牲的戰友！”
“我軍作戰怎樣?”
“隻能以龐大的兵力硬拼，不能以少勝多，也不能以對等的兵力取勝!”
“你是軍長，我也是軍長，今天你被俘，還有什麽話可說?”
“我幹的是正義的事業，有話說不盡，自有後來人!”孫軍長态度沉靜。
空氣立時緊張。馬步芳好一陣才問： “你們怎樣對待士兵？”
“紅軍官兵平等，爲革命團結在一起！”
馬步芳曾親自“陪同”孫軍長，到南門外看望在那裏強迫勞動的被俘紅軍。
“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嗎?”馬步芳問。
“是的！别看年紀小，打起仗來可英勇！”
馬步芳還“請”孫軍長到被俘紅軍編成的“補充團”講話。孫軍長到“補充團”看望了自己的戰友和部下，激昂地說：“同志們，西路軍雖然失敗了，紅軍仍然存在，紅軍是殺不完的！黨中央在陝北建立了根據地，陝北的紅軍壯大了!”
馬步芳的“勸降”一次次破産，向蔣介石如實上報。蔣介石很快就下了“處以極刑”的命令。
他用頭顱和身軀書寫了一個大大的驚歎号!這個被稱爲“戰将”的軍長，遇難時僅28歲。
臨刑時他大喊“共産主義萬歲”
以下是馬家軍成員的回憶：
馬家軍一百師二九八旅參謀長韓德慶——
孫軍長在文殊溝一帶被民團抓獲，送到酒泉二九八旅旅部。馬步康旅長問：“你當什麽官?”孫答：“沒有當官。”孫軍長被送到火神廟和紅軍俘虜關在一起。有一年輕紅俘站起，說：“孫軍長！”送孫軍長的人就把孫帶回旅部。
孫見馬步康，仍不承認是軍長。馬步康叫我陪孫軍長去洗澡。我在洗澡時對孫軍長說：“馬步康是馬步芳的哥哥，你是個軍長，馬步康、馬步芳對你還要按上賓對待呢!”他猶豫一會兒，突然坐起說：“我就是孫軍長，不識字，由班排連營團長升任軍長！”
當時，馬步康在房外探聽，一聽說是軍長即進房内和孫軍長握手，連說很好。
一百師電台總台報務主任熊維邦——
我們電台分台主任周作锷，不知什麽關系與孫軍長相善。一次，我和張之俊去周家閑談，偶爾遇見了孫軍長，經周作锷介紹才知道這位紅軍軍長。
孫軍長中矮身材，濃眉大眼，面色黑黃，非常健談。他說：“我們這次失敗，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緻的。一來孤軍遠征補給無着，二來天氣寒冷沒有根據地。你們的情況恰與我軍相反，如果調換一下位置，你們縱然有兩百團兵力，我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打垮你。因爲你們的作戰是盲目蠻幹毫無作戰計劃。”
事過不到三四天，張之俊對我說，孫軍長已經被馬忠義殺害了。我說，你根據什麽說的？張說蔣委員長來電指示要處以極刑，昨晚在東關馬忠義司令部執行，臨刑時他大喊共産主義萬歲呢!
馬忠義的傳令兵喇文彬——
我們去河西同紅軍作戰，我們團是最後回西甯的。在回來的途中吃飯時，發現一位紅軍幹部，白天和馬忠義在一起，晚上不在一起。
一天晚上來電話，集合傳令兵。當時我在土店裏住，等我到洋火廠時，已把孫軍長殺在後院的馬槽下面，頭丢在一邊。兇手是馬昌龍，在場的有馬國成（傳令兵）、老尕（馬忠義的舅子）。這時旅部的參謀長耿文魁命令我們把屍體送出去。我們用一條女人褲子把孫軍長的頭包起來，連同遺體一起放到馬車上，連夜送到南門外的一個坑裏。
第二天，耿參謀長又派人來說，軍部要孫軍長的頭，要照相。馬昌龍又到坑裏去取孫軍長的頭，用一塊包袱布包好，由馬國成送到軍部。
遺腹子的童年像青杏子般酸澀
紅四方面軍前進劇團駐紮在西康的爐霍地區時，經常爲駐在此地的紅九軍演出。那時，陳淑娥剛剛19歲，愛上了紅九軍軍長孫玉清。
紅九軍兵殇古浪，孫軍長負傷挂彩。前進劇團奉命前往慰問演出，可是還未趕到九軍駐地就被敵人包圍。陳淑娥帶着身孕被俘，被馬家軍前線步騎總指揮馬元海糟蹋。孫軍長押到西甯這天，馬家軍爲顯示“戰績”，曾讓孫軍長站在高台上，面對人群。陳淑娥也被驅趕着站在人群中。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孫軍長。
在馬步芳的“新劇團”裏，她的身孕慢慢大了。爲了讓孩子順利出生，經過好心人的周旋，馬步芳參謀處參謀牟文斌把她接到家裏分娩，生下個男孩子。孩子還不滿月，她又被要回到“新劇團”。馬元海點名要她當小老婆。
一天，天黑下來，她悄悄逃出馬家。馬元海四處張貼告示懸賞緝拿，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奪了過來，把牟參謀五花大綁，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尋找陳淑娥。陳淑娥不願連累别人，便主動露面，碰上被押解的牟參謀。牟參謀埋怨地說：“這一下孩子在我那兒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馬元海家。馬元海說：“孩子不準留在身邊，也不準過問去向。隻要安心待在我這兒，孩子就不會有危險。再跑别怪我無情!”
孩子被送到貴德縣的劉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澀。六七歲了還穿不上褲子，冬天蹲在炕上，夏天爬在河邊。
馬元海有個遠房侄子很厚道，侄媳也有好心腸。一次，侄媳婦來邀請她到家裏做客。她去時，先到的紅軍姐妹正在說笑。不一會兒，侄媳婦領着孩子進來，指着女紅軍們，向孩子發問道：“坐在一起的這幾個姨姨，誰是你的親媽媽?”
孩子用手直指陳淑娥，稚氣地說：“是她!”
陳淑娥淚水湧流。10年過去了。馬元海年事漸高，将她逐出家門。
孩子參軍時是1950年正月，還不滿13周歲。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養父養母，流落紅軍告訴他：“你的親媽在蘭州，趕快去找呀!”
一天， 陳淑娥正在一位紅軍姐妹家串門，她收養的小女孩跑來：“媽，快回去！家裏來了一位解放軍。”
“解放軍?會不會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帽子不一樣。”
推開門，一個青年軍人站在面前。她渾身顫抖着、哽咽着：“兒子……兒子……我的兒子!”
中共中央連發幾份電報，派劉伯承等緊急營救
早在193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緻電周恩來等，要求國民黨之馬家軍隊“對西路軍立即停戰”。3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緻電李先念、李卓然，指示以主動的遊擊戰争，獨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并告以“顧祝同已電二馬停戰”。
3月27日，洛甫（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焘緻電周恩來并彭德懷、任弼時，指示爲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步芳、馬步青“講和”。中共中央願以10萬到20萬之代價，請“二馬”停止對西路軍之進攻，并讓“以最快速度辦妥”此事。
4 月3日，毛澤東、朱德等七人緻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葉劍英，指示就國民黨對西路軍見危不救，使其被消滅一事，向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提出質問：要求将西路軍被俘官兵6000人“調平涼關麟征師駐地轉至四方面軍歸隊”；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其他幹部如被俘，應嚴令二馬不得加以任何殘害行爲；對河西餘部請顧令馬軍不得再行追擊。
4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緻電葉劍英：“西路軍左支隊現有人數900多，槍五六百，18日可抵敦煌。”指示向國民黨當局顧祝同、朱紹良交涉，左支隊到敦煌後，“馬軍不得爲難”。
4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再次緻電葉劍英：“要顧祝同發令，二馬不得追擊”西路軍左支隊。同日下午21時，葉劍英電複中央：“顧已電馬家敦煌部隊勿再攻擊。被俘人員開赴蘭州處置，如俘徐、陳及幹部不得殘害。”
1937 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組織援西軍問題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由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領導的紅四軍，軍長蕭克、政治委員郭述申領導的紅三十一軍，以及紅二十八軍和紅三十二軍組成援西軍，劉伯承同志任司令員，張浩同志任政治委員，李達同志任參謀長，劉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肅鎮原一帶集中，準備援助和接應西路軍。以下是一些同志的回憶：
宋任窮——
爲了使在極其艱苦的鬥争中失散的西路軍指戰員能夠很快找到我們，援西軍政治部在蘭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書寫和張貼通告，寫明紅軍的駐地，歡迎他們歸來。對于曆經千辛萬苦陸續歸來的同志們，我們都去看望。回來一個看一個，回來一批看一批，對他們表示歡迎和慰問。
對于歸來的西路軍人員，援西軍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進行審查甄别，除了個别确有叛變行爲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複了黨的生活。
陳再道——
1937 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爲解除西路軍之危，決定立即組成援西軍。我們四軍奉命參加了援西軍，在劉伯承等同志的率領下，于3月5日從駐地三原、淳化出發，日夜兼程，急如星火，馬不停蹄地向西疾進。當我們進到甘肅東部鎮原時，不知什麽原因，援西軍司令部突然接到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原地待命。
爲什麽日夜兼程西進，突然之間又叫停下來？部隊裏的小“諸葛”們議論不止，衆說紛纭。我們奉命停止西進後，劉伯承等同志首先召集軍、師、團領導開會，說明了停止西進的原因。接着，召開了一個連以上幹部大會。在會上，劉伯承同志宣讀了一份西路軍的電報，說西路軍經過多次浴血奮戰，屢遭挫折，傷亡很大，最後到了祁連山，處于彈盡糧絕的境地……劉伯承同志念到這裏，聲音哽咽地念不下去了。
徐深吉——
全會場一陣悲痛的抽泣，有許多同志号啕痛哭，心如刀絞，淚如雨下。張浩政委說不出話來，同志們想起黃麻起義的骨幹紅一、三團，六霍起義的紅六團，甯都起義的紅五軍團，鏖戰川東的紅三十三軍等兄弟部隊和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們，越想越悲痛。這種悲痛欲絕的場面，過去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生身父母去世也沒有這樣悲痛過，革命的戰友，階級感情超過一切。當時不少同志說：中央早知道西路軍的困境，爲什麽不早組織援救？
回顧西路軍慘敗原因
徐向前:
三大緻命問題緻西路軍慘敗
回顧西路軍這段曆史，确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歎。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志從鄂豫皖帶着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餘痛在心。
西路軍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争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西路軍爲什麽終于慘遭失敗呢?
第一，任務問題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緻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執行甯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甯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複則根據西安事變後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确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複爲了策應河東，改爲東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如此等等。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
蘇聯當時應我黨要求，爲支援我國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準備了大批武器，待紅軍去取（後因西路軍失敗，才将這批武器轉交盛世才的軍隊）。假如西路軍渡河後，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這不是“事後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面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裏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
戰場主動權問題，關系重大。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甯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後被消滅。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線進攻，曆來強調依托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決原則。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麽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
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爲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裏地，見不着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 300多裏地段裏，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隻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主要靠什麽形式去争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運動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禦戰爲主要作戰形式。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人員傷亡一個少一個。要兵源沒兵源，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像這樣打法，焉能不敗？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主權。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焘的分裂主義。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線上來而自居。對于上級的指示，奉爲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我作爲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引自徐向前《曆史的回顧》中《血戰河西走廊》一章，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李先念：
西路軍并非執行“張國焘路線”
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奪取甯夏，及在甘西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這是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經過反複醞釀後作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中央建立陝甘甯根據地戰略部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猶豫徘徊三個月，失掉戰機
1936 年5月東征回師後，從中央安排來看，不僅四方面軍一部要過黃河，一方面軍也要過黃河。比如1936年6月底，當時二、四方面軍還在甘孜、道孚，尚未到達會甯的時候，毛主席6月29日給彭德懷同志的一份電報（即《關于打通蘇聯及其道路、時機問題》的電報），就提出了奪取甯夏或甘西，打通蘇聯的問題了。會甯會師前後還有一系列電報，說明四方面軍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黃河的，後來的西路軍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進行作戰的，并不是執行的張國焘路線。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軍總部到達會甯後，有一天發了一份電報叫我去。我帶着騎兵連急速趕到會甯。到會甯時，正好朱德同志、張國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還有李特和幾位參謀都在場。他們給我看中央發來的電報，記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同志1936年10月5日發給張朱《同意迅速從靖遠、中衛地區過河之意見》和毛澤東、周恩來10月14日發給朱張《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問題》等電報。我看完電報，向前同志對我說，三十軍先過河，其他部隊跟進。
10 月23日晚上，三十軍先頭部隊開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況沒有偵察清楚，夜間又看不見，等船靠岸後，才發現還有一道河，原來是渡到了河中間的一個沙洲上了。時間來不及了，又渡回來。敵人絲毫也沒有發現。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裝成老百姓，又沿河偵察，發現了虎豹口這個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過去一個營，渡河成功。随我們之後，九軍、總部和五軍團也渡過了黃河，由于敵情的變化，胡宗南的部隊北進很快，中央決定先集中兵力擊破南敵，再渡河執行甯夏戰役計劃，其他部隊暫時就不過河。同時王均、毛炳文、關麟征的部隊占領了黃河東岸和中衛一帶。又派飛機轟炸渡口，這樣就把我們渡河部隊同在河東的紅軍主力隔斷了。
三十軍、九軍、五軍渡過黃河後，開始是執行甯夏戰役計劃。我們三十軍先打一條山，掃除北進的障礙，同時派八十八師進占五佛寺，準備進攻中衛。在這裏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軍從金積、靈武渡河，一同進攻甯夏，并派一支部隊奪取賀蘭山中的一個綠洲——定遠營，以便和外蒙、蘇聯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敵軍運動很快，河東部隊沒有找到戰機粉碎敵人的進攻，戰局起了變化，中央又決定放棄甯夏戰役計劃，一方面軍沒有過黃河。我們過河的部隊再回來也困難了。
甯夏戰役計劃放棄後，中央決定将過河的部隊組成西路軍，在甘西創建根據地，并打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于是我們就向西前進。但我們一停下來，馬步芳、馬步青的幾萬騎兵部隊和幾萬民團就包圍上來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甯夏戰役計劃放棄後，在一條山打一下就急速西進，直插到涼州、甘州、肅州、玉門、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蘇聯的援助，不用說多了，有幾十門炮和一定數量的武器和彈藥，就有可能打垮馬家軍,建起甘西根據地。當時沒有這樣幹，兩副重擔同時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猶豫徘徊了三個月，失掉了戰機。
1937年1月，我們越過甘州進到臨澤、高台地區，馬家的騎兵緊緊追擊我們，攔截我們西進，迫使我們同敵人血戰50多天，倪家營子突圍後，隻剩下2000多人。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英勇奮戰了五個多月，先後共殲滅敵人好幾萬，爲支持和配合河東紅軍主力的行動作出了貢獻。在連續不斷的惡戰中，西路軍傷亡也越來越大，最後失敗。
當時出路隻有翻越祁連山
1937 年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開會，決定成立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和我共八人組成，軍事上由我統一指揮，卓然同志負責政治領導；徐、陳離開部隊；餘部分三路打遊擊。占雲同志帶一個支隊，主要是傷病員，就地堅持遊擊戰争；王樹聲同志帶右支隊；我帶左支隊。徐帥當時不願意離開部隊，他說要和我們一起打遊擊，可是會上已經決定了，他也不能不服從。
當時要想擺脫敵人，出路隻有翻越祁連山。有人說，祁連山很高，終年積雪進不去；還有人說，山南面是死海，就是過去了，也無法生存；找當地的牧民詢問，他們也不敢說能過得去。當時情況很危急，剩下的2000多人可能被敵人消滅。我和李卓然、曾傳六、程世才等商量，一緻意見要過山，于是就向部隊做了動員。我們等到夜間12點左右起來，翻越積雪的山峰,因爲這個時候風平谷靜,就是這樣還有不少同志犧牲在雪山上。
翻過祁連山後，見到一個大喇嘛寺，寺裏有點武裝，但火力不強，一打就垮了。部隊在這裏稍作休整後，就沿着祁連山南麓向西走，後來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讓我們走出祁連山，向新疆方向前進。這一帶沒有人煙，找不到向導，也沒有地圖，全靠指南針辨别方向。一天隻能走三四十裏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隊。我們的想法是能救活一個，就救活一個，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沒有糧食，就打野獸，燒熟了充饑。因爲沒有鹽，很難往下咽。走了二三十天後，遇到幾個蒙古族牧民，問問路，進新疆怎麽走?他們說再往西是大沙漠了，過不去了。于是我們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連山，經安西到了星星峽。
1937年5月1日，陳雲、滕代遠同志根據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峽接我們。在這裏休息了幾天，蘇聯派飛機送來了轉盤槍、步槍、皮鞋等物資。我們隻接收了一些輕武裝，炮沒有要，然後就向迪化（烏魯木齊）出發了。
我們到了迪化還有400多人。記得季米特洛夫還發一封信給我們，祝賀我們到迪化。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蘇聯學習軍事技術，一部分留在迪化，組織新兵營，學習軍事技術、政治和文化。這批經過嚴峻戰火鍛煉的同志，後來大部分成爲我軍骨幹。我于1937年冬離開迪化，返回延安。
曆史評價
朱德——
“這件事很重要，這些同志（指幸存下來的西路軍戰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鬥打得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以上指揮員就犧牲了不少。對犧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
陳雲——
“西路軍過河是中共中央爲執行甯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焘的路線，張國焘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爲張國焘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鄧小平——
“贊成這個說明（《關于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胡耀邦——
“教育幹部和群衆尊重西路軍紅軍老戰士，從政治上關心他們，生活上體貼他們，同時要号召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發揚革命傳統，争取更大光榮。”
江澤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徐向前）奉中央軍委命令，……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洪學智——
“很長時期，西路軍由于被當作是張國焘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爲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幸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胡喬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對待西路軍西渡黃河這一重要史實的原則意見，也同意胡繩同志信中的負責态度。”
○摘編自《西路軍·生死檔案》
馮亞光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從剿共到抗日： 張國焘回憶西安事變前後事(圖) 毛澤東那時似乎是聚精會神注意"國家大事"。他笑着對我說：他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他根據他所知道的材料作各種推測，主要說到日本侵略東北和華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
摘自：《張國焘》 張國焘著 東方出版社
原标題：張國焘回憶錄裏記述的"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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