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嶽飛的死都被牢牢地拴系在“主戰派”“投降派”的标杆上面，無疑等同于揮動着道德的大旗，肆無忌憚地将曆史從多元的立體，強奸成了蒼白的平面。太多人熱衷追究所謂“殺害嶽飛真兇”，卻始終來來回回在高宗與秦桧之間做道德鞭撻，屬于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嶽飛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禮

　　谌旭彬

　　紹興十一年年末，一代名将嶽飛在臨安府的大理寺監獄裏面被拉肋而死。從此，中國知名的亭台樓閣中，又多了一個風波亭。與意境空闊的黃鶴樓或凝重貞靜的嶽陽樓相比，這座位于臨安國家最高監獄内的小亭子，從它聲名鵲起的那一刻開始，就沾染上了永遠也難以洗刷的戾氣。這似乎也注定了它無法以實物方式永遠留存，許多年過去了，它雖始終保持着一種堅硬的存在感，但卻隻限于言語或者文字中。

　　紹興十二年，年輕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禮。

　　但這一年，世間已無嶽少保。

　　一

　　嶽家軍空曠的校場裏。

　　一位臉上滿布恐懼的中年人的雙手被人牢牢地摁在背後的牆柱上，半點兒也動彈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長七尺的彪形大漢，他手裏拿着一把牛耳狀的利刃—那是一把随身佩刀。

　　大漢的眼睛裏充滿怒火，把瑟瑟發抖的中年人從頭到腳掃視了一遍，接着一把扯開他胸前的衣服，将手中的利刃徐徐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開一條裂縫。然後，大漢把手伸進那正冒着熱氣的胸腔裏，左右搗騰，拽出了一顆尚在跳動的、血淋淋的心髒。最後，大漢蹲下來，把心髒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爲止。

　　這段血腥的場景出自宋代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那位慘遭剖心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經不可考，史書隻是簡單地稱之爲“姚某”。而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漢，則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嶽飛。

　　姚某，是嶽飛的親舅父。

　　事情源于有百姓到嶽飛處狀告他的舅父姚某，但事情可能并不大，所以嶽飛隻是讓自己的母親将舅父責備了一番。不久後的一天，嶽飛與舅父一起騎馬出行，舅父突然催馬超越嶽飛，然後回頭射了他一箭，卻隻射中了馬鞍。嶽飛挺槍驅馬趕上去，把舅父擒住，随後就有了上面血腥的一幕。

　　當嶽太夫人趕到的時候，姚某胸腔裏的溫度已經散失殆盡。

　　嶽太夫人渾身發抖，責問嶽飛：“何遽若此！”

　　嶽飛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爲舅所害。”

　　二

　　又過了許多年。

　　在臨安府的國家最高監獄裏，蒙冤的嶽飛已經絕食多日。獄卒路人甲頗有些同情心，偶爾會和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将軍聊幾句家常。

　　一個冬日，一個獄卒突然長歎了一口氣，對嶽飛說：“我平生一直認爲你是個忠臣，所以恭謹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來，卻是個逆臣。”

　　嶽飛瞠目，問：“爲什麽？”

　　獄卒回答說：“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則容易出亂子。君主一旦懷疑臣子，就會把臣子誅殺；臣子一旦懷疑君主，就會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懷疑，卻沒有背叛，最終仍難免繼續被君主懷疑而誅殺；如果君主懷疑臣子，卻沒有誅殺他，臣子也難免繼續懷疑君主對自己的信任，而最終選擇背叛。如今皇上懷疑你了，所以把你送進監獄裏，你怎麽可能還會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若你不死，出獄後君臣繼續彼此猜疑，怎麽會不反！既然最終會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這段對話同樣出自《三朝北盟會編》。獄卒的話貌似很有哲理，其實隻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皇帝已經把你嶽飛下了大獄，也就意味着你們的君臣關系已經徹底破裂了，皇帝不會再讓你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換成“嶽式語錄”的句式，這段話可以總結爲：“（在皇上看來）今日不殺嶽飛，他日必爲嶽飛所殺。”

　　獄卒對嶽飛說的話，和當日嶽飛對母親說的話，何其相似，猶如谶言。

　　當然，這不是谶言，而是命運的伏筆。

　　三

　　任何人，在達到一個道德高度之後，個人形象總難免從立體退化到平面，從錯綜複雜的多維退化到高、大、全的單維。嶽飛也是如此。忠君愛國、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蓋了他性格中的許多缺陷，譬如極不寬恕。

　　對舅父的殘忍，隻是嶽飛缺乏寬恕的一個較爲極端的例子。嶽飛的第一任妻子劉氏，同樣也遭遇到了嶽飛的不寬恕。

　　劉氏在戰亂中與嶽飛失散，爲生計不得不兩次改嫁。嶽飛功成名就之後，韓世忠在自己軍中偶然發現了劉氏，隻不過此時她已嫁給了一個小吏爲妻。

　　韓世忠寫信給嶽飛，讓他“差人來取”劉氏，嶽飛沒有回音。韓世忠無奈，将此事上報給高宗，嶽飛這才不得不上奏解釋：“臣我當日履冰渡河，留下劉氏侍奉老母，沒成想她竟兩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現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

　　《建炎系年要錄》中的記載與嶽飛的申辯略有差異：“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适。”劉氏并沒有主動抛棄嶽太夫人，而是在嶽太夫人渡黃河南下之後，在戰亂中因爲無依無靠才改嫁。“甯爲太平犬，不做亂離人。”劉氏隻不過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走投無路的亂離人中的一個罷了。

　　嶽飛的人格魅力一直被神化，其實真實的嶽飛毛病很多，譬如嗜酒、喜歡鞭撻同僚等。

　　紹興元年（1131年），趙秉淵在洪州任職，恰好嶽飛當時也駐紮在洪州。有一次嶽飛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将趙秉淵打了個半死。紹興三年，當朝廷準備把趙秉淵調撥給嶽飛時，趙秉淵激動地表示甯死也不做嶽飛的下屬，最後利用關系，改調到了舊交劉光世的麾下。嶽飛嗜酒辱人的影響很惡劣，最後竟傳到了高宗的耳朵裏，高宗隻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誡他不許再酗酒。

　　追究嶽飛的真實性格，是解讀嶽飛命運最重要的兩把鑰匙之一，另一把鑰匙則是南宋王朝那場必然到來的成人禮。當這兩把鑰匙合在一起，也就等于開啓了通往紹興十一年那個冬天的風波亭的大門。

　　四

　　每個皇權國家的成人禮，通常都需要達成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軍隊的國家化，也就是将主要軍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另一個是财政的國家化，中央政府必須能夠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

　　北宋的主力部隊—禁軍，早已在開封城下化爲烏有；江南地區的财政也無從指望，宋高宗賞賜大臣時，竟然連一匹完整的馬都拿不出來，最後隻好折算成錢，賞賜“半匹”。所以，當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倉皇誕生時，這兩個條件它都難以具備。因此，從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綱開始，努力完成這個成人禮就一直是執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務。

　　在軍隊國家化這個問題上，李綱的政策是恢複唐代的藩鎮體制。他建議在宋、金前線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設立一些允許世襲的軍事藩鎮，給予藩鎮将帥們自主收取租賦的特權，讓他們彼此協助，共同抵禦金人的進攻。

　　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因爲當時宋高宗手裏連一支像樣的軍隊都沒有，更沒有财政收入能夠支持他組建軍隊。所以，李綱隻能寄希望于将民間的抗金武裝以及流落在外成爲盜匪的殘餘北宋部隊收編起來組成國家的基本軍事力量；選擇恢複藩鎮體制也是無奈之舉，朝廷沒有錢可以支持軍饷，隻好任由軍閥們成立藩鎮，自給自足。

　　可惜，李綱的建議與高宗發生了理念上的巨大沖突。高宗始終堅持恢複北宋的禁軍體制，要求主要軍事力量必須直接控制在皇帝手裏，絕對不能容許藩鎮的出現。所以，這個政策流産了，李綱本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無名小輩嶽飛，在這期間第一次上書給皇帝，對朝政大肆批評。他洋洋灑灑地寫了一份《上皇帝書》，但奏章的主旨一團亂麻，對朝廷的政治風向也是兩眼一抹黑，雖極力想要說服高宗以武力恢複故土，但卻連誰是政敵，誰是同盟也分不清，他竟指着當時南宋政權内最大牌的主戰派李綱好一頓痛罵。

　　稍後于嶽飛的著名史學家李心傳對《上皇帝書》評論說：“不知所論何事。”然而，史學家們很輕易地原諒了嶽飛，說他“作爲一個偏禆，不了解朝廷争議内幕”（王曾瑜《嶽飛新傳》）。雖然這種開脫并沒有錯，但也不見得客觀。一個小小的偏将，對朝政一知半解，卻敢于寫好幾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書》，勇氣固然可嘉，但這樣浮躁、輕脫的性格，卻絕非個人之福。

　　五

　　接替李綱，繼續促成這場成人禮的，是黃潛善和汪伯彥這兩個日後遭人唾罵的“奸臣”。

　　黃、汪二人采取的措施與李綱完全不同。他們和宋高宗一樣對藩鎮體制有着深深的恐懼，所以極力主張建立直屬于皇帝的中央軍。他們決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間軍隊，也不再招降盜賊，而是從這些民間軍隊和盜賊軍團當中挑選出優秀的士兵，來組建由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軍，即所謂的“禦營軍”（在禦營軍之前，南宋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有兩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陝西軍，後演變成四川軍團；另一支是老将宗澤統帥的開封軍團）。

　　結果禦營軍沒有組建成功，其編制經過頻繁變動，到建炎三年（1129年）終于徹底分裂爲三股力量：一是劉光世的禦營副使軍，二是韓世忠的禦前左軍，三是張俊的禦前右軍。這三股力量脫離出去之後，禦營軍雖然繼續存在，但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劉光世、韓世忠和張俊所統領的這三支軍隊，後來都發展成了南宋的主力軍團，三人也和嶽飛一起被視作南宋的“中興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張、韓、劉、嶽這四支軍團中，唯有嶽家軍不是從宋高宗的禦營軍中演變而來的。嶽飛軍團的前身，是宗澤開封軍團瓦解後的殘餘小部隊。這種獨樹一幟的出身，與嶽飛日後的命運也難免有些關系。

　　在嶽飛部隊獨立成軍的過程中，也不難見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諧因子。

　　建炎元年，嶽飛隸屬于著名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王彥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黃河北進，嶽飛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後，王彥軍迅速攻占了新鄉城，金軍誤以爲是宋軍主力來犯，遂調集重兵圍截王彥軍，王彥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嶽飛與主帥王彥在作戰方針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嶽飛一氣之下竟脫離主帥，獨自率軍離去。

　　《宋史·嶽飛傳》将這件不怎麽光彩的事情嚴重歪曲：“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争奮，遂拔新鄉。”這不僅把攻取新鄉的功勞一股腦兒全算在了嶽飛的頭上，還把大名鼎鼎的王彥貶低成了一個畏首畏尾的懦夫。但這種篡改并不徹底，在《高宗紀》、《王彥傳》等地方都露出了馬腳，《三朝北盟會編》、《系年要錄》等書更是詳細記載了此事的原始本末。

　　離軍出走的嶽飛最後又回到了老上級宗澤的麾下。按軍法，“背軍走者，斬”，但宗澤覺得嶽飛乃一員将才，于是便留之不殺，督促他戴罪立功。

　　嶽飛的沖動以及強烈的領導欲，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很充分，日後還将在許多事情上一次次地浮現出來，并伴随他的一生。

　　六

　　宋高宗一直孜孜于編組出一支由自己全權指揮的中央軍，但卻始終未能如願。相反，跋扈的軍閥們卻提前給了他當頭一棒。

　　建炎三年正月，金軍大舉南侵，宋高宗倉皇走上逃亡之路，“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事實上，此時的護衛部隊早已是人心浮動。三月份，杭州唯一的護駕軍隊發生了叛亂，叛軍首領苗傅、劉正彥逼迫宋高宗退位，并傳位給三歲的皇太子，又請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後垂簾聽政，并一緻決定把宋高宗交給金人。這場叛亂，史稱“苗劉之變”。

　　沒有值得信任的軍隊，依然是這個國家未能成年的最大瓶頸。

　　宋高宗很快得以複辟，新宰相範宗尹也很快提出了新的整頓軍事的建議。這位33歲、自漢唐以來少有的年輕宰相，建議皇帝再次考慮實行藩鎮體制。既然滿地都是割據一方的匪盜，朝廷又無力征讨他們，倒不如順水推舟，給予他們藩鎮的資格，說白了也就是招安。

　　和李綱的藩鎮政策有所不同，範宗尹所提出來的隻是一種權宜之計。南宋政府的長遠目标，仍然是重建一支直屬皇帝的龐大的中央軍。

　　範宗尹招安匪盜的政策出台的同時，嶽飛卻正面臨着成爲匪盜的危險。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軍團首領杜充突然投降，隸屬于杜充的嶽飛無家可歸，開始向南流亡。嶽飛的許多同僚紛紛就地轉化爲盜賊，前來邀請嶽飛入夥者也絡繹不絕。

　　嶽飛的這段流亡經曆，對“嶽家軍”的成型至關重要。在此之前，嶽飛一直是國家體制内的一名士兵或将官，不具備獨立性，而杜充的投降則将嶽飛從國家體制内剔除了出去。當嶽飛結束這段流亡生涯，再次回到體制内的時候，他所率領的部隊已徹底變成了“嶽家軍”，具有強烈的個人私産的味道。

　　建炎四年（1130年），趁金軍主力在建康府江面與韓世忠水師激戰之際，嶽家軍在清水亭、牛頭山等地接連戰勝金軍餘部，收複建康府。此役之後，嶽飛受到朝野的矚目，終于由一名默默無聞、無所歸屬的“遊軍”将領，重新回到了體制内，并有幸得到了宋高宗的接見。

　　七

　　時間的流逝和身份的變更，總是很容易讓人發生一些不自覺的變化。

　　在那段流亡生涯裏，嶽飛和軍中将領們建立起了同胞手足般密切的關系，如在收複建康府一戰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猛将傅慶，就經常不當嶽飛是上級，而視之爲平輩，交往甚密。缺錢花的時候，傅慶總是大剌剌地找到嶽飛說：“嶽丈，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幹，錢若幹。”嶽飛也“全然不以爲意”。但這一切在嶽飛回到體制内，并成爲鎮守一方的将帥（通、泰鎮撫使）之後，發生了改變。

　　《三朝北盟會編》如此記載：“及飛爲鎮撫使，恃法嚴肅，尤不可犯，而（傅）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嶽飛對傅慶的态度發生了不友好的改變，傅慶爲此很不高興。恰逢劉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郵抵擋金軍，嶽飛也派了傅慶前去支援。傅慶以前曾是劉光世的部下，便在軍前對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劉光世麾下的願望。嶽飛的心腹張憲探聽到這個事情，密告給了嶽飛，嶽飛則叮囑他不要漏言。

　　随後，嶽飛開始部署處理傅慶的計劃。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統制官，讓他們比試弓箭的射程。傅慶連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統制官都不過150步而已。在賞賜的時候，嶽飛卻故意把戰袍、金帶賞賜給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貴。

　　《三朝北盟會編》中詳細記載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傅慶抗議：“當賞有功者！”

　　嶽飛問道：“有功者爲誰？”

　　傅慶回答：“傅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傅慶！”

　　嶽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褪毀其金帶”，并向衆人宣布：“不斬傅慶，何以示衆！”

　　傅慶的死是一樁冤案。當年嶽飛擅自脫離王彥，按軍法當斬，最後宗澤憐惜他是一員将才，留而不殺；傅慶不過發了一番想離嶽飛而去的牢騷，并沒有真的擅自脫離編制，嶽飛卻容不下這位立下諸多汗馬功勞的猛将，一定要設計将其殺掉。嶽飛的狹隘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嶽飛殺傅慶最重要的原因，其實緣于當時南宋各軍團之間強烈的排外情緒。韓世忠的“韓家軍”、張俊的“張家軍”、劉光世的“劉家軍”、嶽飛的“嶽家軍”之間，用當時宰相趙鼎的話來說，是“相視如仇雠，相防如盜賊”，軍隊私人化的程度相當嚴重。傅慶的跳槽言論，理所當然不爲嶽飛原諒。

　　凡事對比之後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紹興四年十一月，嶽飛的幕僚劉康年假冒嶽飛的名義，向朝廷請求對其家人加恩賞賜，後來嶽母受封爲“國夫人”。事後，嶽飛極力向朝廷辨明此事，并力求朝廷收回成命。但爲了安撫嶽飛，朝廷還是決定另外加封嶽母爲“福國太夫人”，而且由高宗禦筆書寫這五個字，并親自頒賜。

　　幕僚冒充主帥與傅慶那番并未兌現的牢騷，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嶽飛對劉康年的處分，是抽了他500鞭子，盡管也很重，但比起将傅慶直接殺掉就輕很多了。

　　類似的事件并不是特例。紹興元年十二月，嶽飛的外甥女婿高澤民同樣假冒嶽飛的名義向樞密院投狀，要求獲得都統制或者總管一類的任命。朝廷答應了他的要求，升遷嶽飛爲都統制。

　　這兩件事情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嶽飛事後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并嚴懲高澤民。高宗則回複說，“嶽飛勇于戰鬥，馭衆有方”，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讓嶽飛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工作。并且下令，要爲嶽飛鑄造一款特别的官印。

　　若嚴格按照軍法，劉康年和高澤民的舉動都應該處斬。嶽飛不斬他們，卻設計斬掉了傅慶，其中那種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區别對待的況味，很值得咀嚼。

　　八

　　家軍體制的形成，不是嶽飛個人的罪過，甚至連罪過都算不上—雖然朝廷一直對此很不高興。

　　在朝廷無力供養、更無力制約軍隊的時候，若想讓一支軍隊具備凝聚力和戰鬥力，家軍體制自然是不錯的選擇。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級的軍隊，以淮東楚州爲大本營的韓世忠軍，以池州和廬州爲大本營的劉光世軍，以建康府爲大本營的張俊軍，以鄂州爲大本營的嶽飛軍，以及遠在四川的吳玠軍，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組建家軍，個中原因，有着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烙印。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嶽飛對傅慶的極端懲罰，似乎也可以諒解。畢竟，在中央政府有名無實的形勢下，維持家軍體制的穩定性與維持部隊的戰鬥力，基本上是一個同義詞。

　　從遍地狼煙到經過一連串的洗牌後隻剩下主要的五大家軍，南宋的軍事力量邁上了一個大大的台階。五大家軍正式成型之後，對金的防禦可以說已綽綽有餘，但弊端也很嚴重。家軍之間嚴格劃分界限，彼此猜忌，聯合作戰時常常互拖後腿，正所謂“相視如仇雠，相防如盜賊”；而以朝廷之力，也無法自由地指揮五大家軍。

　　紹興六年，宋軍與金軍支持下的僞齊軍隊在淮南會戰。主戰派宰相張浚的作戰計劃是讓張家軍、劉家軍和禦營楊沂中軍三軍聯合出擊，但劉光世卻以沒有糧草爲借口，拒不合作。張浚從大局着想，以最快的速度給他送去了糧草。可是，當楊沂中的軍隊抵達指定位置時，劉光世卻早就從前線撤了下來，而且還準備向南渡過長江。所謂三軍聯合作戰，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談。

　　嶽飛同樣也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認爲不願意與朝廷合作。《三朝北盟會編》中載，紹興六、七年間，張浚曾打算征讨僞齊，因此與四大将—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嶽飛，在龜山舉行最高軍事會議。其間，家軍大将們的态度各不相同，劉光世主張防守，韓世忠則極力建議進兵，資格最老的張俊态度模棱兩可，對張浚說：“都督你說要打，咱就打；你說要守，那咱就守。”

　　張浚最後求助于家軍當中兵力最強盛的嶽飛。結果，“惟嶽飛獨以爲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嶽飛的态度讓張浚非常意外。所以，張浚對嶽飛的看法大變，認爲他是在“養寇自重”。嶽飛是不是真的養寇自重先棄而不論，但至少他的态度已經引發了南宋朝廷對他的極大猜忌。

　　這次會議的最終結果是，除了韓世忠之外，沒有一支家軍願意與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張浚合作。而韓世忠之所以願意合作，恐怕也和張浚一直以來都希望把韓家軍打造成北伐的絕對主力有關。

　　九

　　龜山的最高軍事會議，可看作是南宋政府對家軍集團态度的分水嶺。

　　紹興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慮良久之後，終于決定對家軍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張浚達成一緻意見，決定罷免劉光世的兵權，解體劉家軍。

　　在“中興四大将”中，劉光世是真正的戰争厭惡者。這位将門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轉移到了房宇田産和珍寶古玩上面，高宗賞賜的古玩，他可以從早晨開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現戰事，他也從不親臨前線，隻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劉光世的兵權，很輕易就獲得了朝廷上下的一緻同意。

　　問題是：誰來接管劉光世這支軍隊？

　　在這個問題上宋高宗和張浚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一個月前，金國派來使者，向南宋通報了宋徽宗的死訊。父親的去世極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時，他又一次召見了嶽飛。嶽飛希望高宗能夠給自己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軍隊，去直搗黃龍府。沉浸在喪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嶽飛升職爲太尉、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此，嶽飛的官爵正式與韓、張、劉三大将平行。

　　三月，宋高宗移駕建康府。韓世忠此時正率自己的貼身親兵在建康護駕，但高宗卻撇開他，在寝宮裏再次單獨召見了嶽飛。

　　在這次交心中，高宗給了嶽飛一個天大的許諾：“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并受卿節制。”（《金佗續編》）“節制”的意思是暫時指揮或間接指揮。也就是說，高宗不但把劉光世的5萬多部隊交給了嶽飛，還把川陝的6萬多吳家軍以及其他一些小軍團，總計約17萬之多的軍隊一并交給了嶽飛指揮。再加上10多萬嶽家軍，歸入嶽飛指揮的部隊總計達到了近30萬，而不受嶽飛指揮的韓家軍和張家軍加起來也不過10萬左右。

　　爲了使嶽飛能夠順利接收劉家軍，高宗還給劉光世的部将們寫了親筆手诏，讓嶽飛帶給他們。手诏中說：“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今委嶽飛盡護卿等……聽飛号令，如朕親行，倘違斯言，邦有常憲！”（《金佗續編·高宗手诏》）

　　将全國四分之三的軍隊交付給嶽飛一個人指揮，有宋數百年還從沒有過這樣的先例。嶽飛被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擊中，欣喜若狂，兩天之後他就給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計劃。

　　随後，高宗又發給嶽飛三個省劄和都督府劄，其中都督府劄中開列的是劉光世部隊的人馬清單。因此時罷免劉光世的命令還沒有對外宣布，高宗囑咐嶽飛将劄子“密切收掌”，不要洩露國家機密。

　　高宗太沖動了。他忽略了兩件緻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内部雖然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這個問題上卻是完全一緻的；其二，宰相張浚還兼着都督一職，名義上具有節制所有家軍的權力，但此前卻一直都差遣不動這些家軍領袖們。所以，張浚一直很希望能夠擁有一支能夠直接指揮的軍隊，而不再做空頭都督。

　　張浚一心想将劉光世的部隊變成自己的直屬部隊，可皇帝卻決定把它交給嶽飛，這自然讓他很不高興。更嚴重的是，高宗還将全國四分之三的部隊都劃撥給嶽飛指揮，這就等同于連他那個空頭都督也同時被取消了。

　　不過，說服高宗改變主意是很容易的事情。隻要擺出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讓他仔細想清楚把四分之三的部隊交給嶽飛的潛在風險有多大，再讓他看看反對者的浩大聲勢，高宗必将幡然悔悟。

　　幡然悔悟的高宗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經把對嶽飛的信任和器重推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巅峰，如今卻又要親手把嶽飛從幸福的巅峰推下來。無疑，這是對彼此君臣關系的巨大考驗。

　　高宗沒辦法直接告訴嶽飛說自己反悔了，他接連給嶽飛去了三道诏書，第一道诏書繼續欺騙嶽飛說“前議已定”；第二道诏書大大贊揚了一番嶽飛的忠勇，然後提醒他自己有些重要的消息讓張浚代傳，并要嶽飛在聽到這些消息之後，一定要做到“委曲協濟”，千萬不要鬧脾氣；第三道诏書，高宗估計張浚已經把事情對嶽飛說了，所以隻是讓嶽飛把以前那些相關手诏等交還回來。

　　高宗希望張浚能夠好好安撫一下嶽飛，結果張浚卻把事情搞砸了。他把嶽飛召到都督府，裝作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讓嶽飛接收劉家軍的事情，意味深長地問嶽飛：“王德是淮西（劉家軍）的宿将，淮西軍一向信服他。我想讓他做淮西軍的都統制，再讓呂祉以都督府參謀的身份接管淮西軍，你覺得怎麽樣？”

　　張浚這番話，有兩層意思：一是告訴嶽飛，讓你接管劉家軍的命令取消了；二是告訴嶽飛，自己要把劉家軍接收過來，并已内定參謀呂祉去替自己掌管這支軍隊。

　　接下來嶽飛如何表态，其實已經關系到了他最終的命運。

　　十

　　這時候，嶽飛性格中的不寬恕、少容忍以及輕脫、浮躁，統統都在盛怒中沖上了腦門。

　　如果他足夠成熟冷靜就應該知道，高宗的三道诏書，還有今天張浚找他談話，都已經清楚地意味着，那次寝宮裏的許諾已經不算數了，并且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這個時候他最應該做的，是立刻對張浚的提議表示贊同，那樣，包括高宗在内的整個朝廷都會大大地松一口氣，嶽飛的命運也能夠大大地松一口氣。

　　隻可惜，嶽飛并沒有說那句大家都希望聽到的話。

　　他告訴張浚，他不同意讓呂祉和王德去接收劉家軍。因爲王德和其他劉家軍将領素來不和，别人不會服從他；而呂祉隻會紙上談兵。他們去接收，一定會出亂子，所以，“必擇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

　　接下來的談話越來越僵。

　　張浚問：“那麽張宣撫（張俊）如何？”

　　嶽飛說：“張宣撫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領導，但爲人暴而寡謀，不能讓劉家軍的将領們信服，恐怕不行。”

　　張浚再問：“楊沂中應該可以吧？”

　　嶽飛說：“楊沂中與王德是一個檔次的，怎麽統帥得了一支大軍！”

　　因爲上一次的軍事會議，張浚對嶽飛本來就沒多少好感。話談到這裏，他的火氣也上來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嶽飛也不示弱，憤然回擊道：“都督既然詢問我，我就不敢不說實話、盡愚忠。我豈是爲了得到淮西的軍隊！”

　　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擔心的方向發展。

　　在嶽飛的一生裏，很容易看到許多彼此呼應的事情，如他誅殺舅父時的那句“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爲舅所害”，和日後臨安監獄裏獄卒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獄，則複疑于君，安得不反！”

　　許多年以前，無名小輩嶽飛因不贊同大名鼎鼎的“八字軍”領袖王彥的戰術方針，而置軍法于不顧，怒而脫離部隊，以至于王彥終生不願再和他共事。

　　許多年以後，聲威赫赫的嶽太尉再次将類似的沖動複制了一遍。從張浚的都督府出來，他立即給高宗寫了一封辭官的奏折，沒等高宗批準就冒着“擅離職守者斬”的風險，連駐地都沒回，就跑到江州廬山的東林寺，爲老母“持餘服”，掃墓守孝去了。

　　沖突繼續升級。張浚得知嶽飛根本沒回駐地，怒不可遏，接二連三地上奏宋高宗，說“嶽飛積慮，專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簡直是赤裸裸地要挾朝廷，建議朝廷幹脆将嶽飛的兵權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惱，屢次對着大臣嚴厲指責嶽飛驕橫跋扈。

　　盡管高宗最終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嶽飛複出，但他心裏那扇一度對嶽飛敞開到了極限的大門，卻從此悄無聲息地完全關上了。當嶽飛終于被勸下廬山，前往建康府請罪時，高宗說了一番似軟實硬的話：“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折很輕率，但朕并不惱怒。若是惱怒了，怎麽會沒有譴責卿家呢？太祖皇帝說過，誰犯了我的法度，我用來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劍。如今讓卿家繼續執掌軍隊，寄托恢複的重任，可見朕确實沒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爲止，君臣彼此都把這層隔膜深深地埋在心裏，彼此都不再折騰，也許最後的結局還不會那麽壞。可是，嶽飛性格中的狹隘像一條毒蛇般糾纏着他的命運。回到鄂州後，他馬上又給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仍舊不依不饒地在折子裏說什麽“陛下比者寝閤之命，聖斷已堅；鹹謂恢複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所謂的“寝閤之命”，就是他們君臣當日在寝宮裏的那番賞識與承諾。

　　嶽飛不斷地提醒着高宗曾有過的那個“寝閤之命”，其實就等同于在不斷地提醒高宗，他從未釋懷這件事情，也将自己脖子上命運的吊索越拉越緊。

　　十一

　　劉家軍的命運，果然和嶽飛所預料的絲毫不差。王德鎮不住其他的将領，呂祉也确實隻會紙上談兵。最終的結局是：劉家軍大将郦瓊發動兵變，殺死呂祉，率軍四萬餘人北投；王德隻能守着本部的幾千人，眼睜睜地看着郦瓊揚長而去。劉家軍從此不複存在，淮上前線的防禦也頓時全線崩潰。

　　張浚成了導緻這場叛亂的罪人。繼張浚出任宰相的趙鼎，從郦瓊的叛變中再次體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軍隊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将自己的住處從靠近前線的建康，悄悄地轉移到了後方的杭州。剛撤掉劉光世，這支5萬多人的大軍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國，皇帝對家軍的忠誠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們再度達成共識：整頓出一支完全隸屬于皇帝的強大中央軍，仍然是目前最亟須完成的政治作業。

　　鑒于直接摘掉家軍領袖的教訓，趙鼎采取了更爲隐蔽的手段：獎掖家軍當中的偏将們，以方便他們從家軍中獨立出來，進而使整個家軍解體。

　　老練的大将張俊看透了朝廷的圖謀，并及時采取了應對措施，使朝廷“終不能得其柄”，但嶽飛卻沒能看清這場政治的濃霧。紹興八年，他還在向高宗請求增兵，結果自然是被拒絕。高宗的意思是，現有的部隊已經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也拆分不了，所以，與其讓他們繼續增加兵力，還不如另外設立新部隊，而這些新部隊，自然都要直接服從皇帝的指揮。

　　高宗已經對依靠家軍們取得戰事的勝利失去了信心，他曾這樣對心腹謀臣王庶說：“今之諸将不能恢複疆宇，他日須朕親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屬于自己的中央軍，來取代這些家軍。

　　十二

　　與整頓家軍的工作同時進行的，是與金人的和談。許多個世紀過去了，主流史學家不斷強調達成和談正是南宋政府整頓嶽家軍的目的所在。據此進而推論，嶽飛的命運也是這場和談的結果—爲了成功向金人妥協，他們殺害了堅決抗金的将領嶽飛。

　　這是典型的以道德強奸真相。紹興八年，具體負責整頓家軍的樞密副使王庶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說，和談不是整頓軍隊的目的，相反，整頓軍隊才是和談的目的。王夫之日後在《宋論》裏評價這段曆史時也說得很明白：收兵權是目的，和議隻是手段。

　　因顧及可能對家軍大将們産生刺激，朝廷并不能把這一真實意圖對外宣布。和談是整頓家軍的前提，隻有來自外界的軍事壓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騰出手來整頓家軍。這一秘密的目的隻流傳在幾個最高決策核心中間，包括高宗、趙鼎、秦桧以及王庶。對外，朝廷則是另一套說辭。紹興八年和紹興十一年的兩次和議，高宗始終都在不斷強調自己的“孝道”，他當着整個國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議，需要從冰天雪地的五國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來。

　　從紹興八年到紹興十一年，決策核心發生了許多人事變動，宰相趙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過和議來爲整頓家軍開路這一基本路線，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高宗已經狠下心來，一定要徹底解散家軍，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龐大中央軍。這一點，被視爲是南宋政權走向成年的最重要的必要條件。

　　所以，在此期間，嶽飛們在軍事上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其實都是在挖自己命運的牆腳。他們對金人的軍事壓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議，他們自己最終的命運也就來得越快，這可以從兩次和議的對比中看到。紹興八年的和議，朝廷中的士大夫們分裂爲贊同和反對兩大派，彼此對抗；而到了紹興十一年，卻幾乎沒有士大夫出來反對。南宋學者呂中後來感慨地說：“向者之和，賢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則無一人言之。”會變成這樣，呂中認爲是“諸将奏捷”的緣故—确實如此，紹興八年朝廷還沒有從淮西兵變中恢複過來，而紹興十一年的拓臯之戰，卻已經徹底打消了金軍渡過長江的念頭。

　　所以，當嶽飛在郾城大捷後極力請求繼續擴大戰果時，高宗卻用十多道金牌把他召了回來。這裏面起着決定性因素的，不是什麽“投降派”之類的道德命題，而是南宋政府終于到了可以舉行成人禮的時候了。

　　随後發生的事情耳熟能詳。朝廷再次“杯酒釋兵權”，用中央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的空頭銜取消了張俊、韓世忠和嶽飛的統軍大權。

　　當張俊和韓世忠廣置田宅，開始他們後半生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涯時，嶽飛卻被投進了臨安府的國家最高監獄。這個結局其實早在紹興七年就已經注定了。高宗一手将嶽飛推上信任與權力的巅峰，又一手把他從這個巅峰踹了下來，嶽飛因爲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從來都沒有表示過對高宗的諒解……一切就都已經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至于什麽與奸賊秦桧、萬俟卨的過節，什麽“莫須有”，什麽“必殺嶽飛，然後可和”……都已隻是無足輕重的細節。數百年來，嶽飛的死都被牢牢地拴系在“主戰派 ”和“投降派”的标杆上面，無疑等同于揮動着道德的大旗，肆無忌憚地将曆史從多元的立體，強奸成了蒼白的平面。太多的人熱衷于去追究所謂“殺害嶽飛的真兇 ”，卻始終隻能來來回回在高宗與秦桧之間做道德鞭撻，同樣也屬于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紹興十二年，世間已無嶽少保。

　　高宗對大臣們興奮地說：“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将帥，承命、奉行，與差文官無異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場成人禮，終于完成了。

　　還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的事情。在解體了家軍之後，朝廷的國庫也同時接收了家軍所經營的各項财源—家軍長期盤踞地方，形成了就地養軍的體制。從韓家軍的财庫裏，國庫接收到現錢100多萬貫、米90多萬石，鎮江、揚州等地大酒庫15處；嶽家軍的财庫則有每年可以收160多萬貫錢的14個酒庫，每年可收錢41萬多貫的博易場，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萬石的田産。在高宗統治早期，每年的财政收入還不到1000萬貫，而到了統治末年，财政收入急驟膨脹，達到了6400 多萬貫。其中最主要的兩筆收入，一是秦桧的“開源”，另一個就是對家軍财政的接收。

　　也就是說，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禮的兩個必要條件—軍隊和财政，都必須在解體家軍之後才能達成，嶽飛的命運則在這種曆史的必然裏随波逐流。如果沒有紹興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韓世忠們一起終老于燈紅酒綠；而有了那場曲折，他人生的終點，就隻能是那造型古闆的風波亭。

　　編 輯/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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