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周作人之死：
封房毒打露宿無食 請公安賜死(圖)
周作人曾兩次交給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産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鄙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
50 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關系，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頻繁的聯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翻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荪二位翻譯别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制外的特約譯者。
從1949年到“文革”爲止的17年間，周作人的生活雖單調平淡卻是穩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譯，唯一的樂趣是偶爾和寥寥無幾并同他一樣潦倒的來訪的友人閑扯一通。其中，過從較密的就是頭上也戴了文化帽子的錢稻荪。
抗日戰争結束後，周作人被帶進法庭
周作人總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當時，出版社按月預付給他稿費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從9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又從400元減爲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周作人哪裏知道，這次的減半，其實就是風暴的預兆。
1966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陷于癱瘓。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預支稿酬。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
8 月22日，一群紅衛兵沖進八道灣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周家的後罩房正對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占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隻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下，就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給他們做了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
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大兒媳張菼芳便硬着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這樣，周作人才被允許睡在自家的澡堂裏。不久，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作爲“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實在不忍，就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爲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闆床，讓他卧在上面。
紅衛兵爲周家規定了生活标準：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隻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隻能就着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由于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
九、十月間，周作人曾兩次交給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産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隻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準鄙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也許他在萬念俱灰中，還存着僥幸心理：希望駐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問題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請準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爲他準備了一瓶開水，就上班去了。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鍾，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鄰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裏看了看。隻見老人趴在鋪闆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82歲的公公渾身早已冰涼。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隻好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了事，連骨灰匣都沒敢拿回來。
摘自：《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 河南大學出版社
賣國賊有些有文采 漢奸汪精衛、周作人都很有才
來源：文彙讀書周報
在中國曆史上，有些賣國賊确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因此有人主張，賣國賊其人其文應當分開，人歸人，文歸文，以示對文化的尊重。對于這種主張，某不敏，遲遲以爲不可。遠的不說，就拿抗日戰争中兩個著名的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和周作人爲例來說吧。
先說周作人。周作人是“五四”後的文學之士，以散文名。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爲自己鷹犬的(也曾輾轉遊說南走的郁達夫，被拒絕)。據《周作人年譜》第536頁記載:約七七事變前後，鄭振铎離開北平前，曾和周談過一次話，鄭勸他，有可能時，應當離開北平，周不以爲然，他說，和日本人作戰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鄭說，不是我們去侵略日本，如果他們一步步逼過來，難道我們一點也不抵抗嗎？周沒有答話。周作人所持的是“必敗論”，這正是他後來投敵附逆的思想緣由之一。周作人這個“必敗論”和汪精衛、周佛海等的“ 低調俱樂部”論是完全一緻的。
國民黨方面，葉公超也曾專赴北平，苦勸周作人離開北平，無功而返。
周建人的兒子(即周作人之侄)當時寄寓周宅，以死相谏(後來果然自殺了)，周亦不爲所動。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敵附逆的，爲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漢奸地位雖不及汪精衛，但他是日僞文化界的一面旗幟，這個作用無人能及。周作人除了總督包括北平在内的日占華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以外，還是以汪精衛爲首的南京僞政權的所謂“和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而“和平運動”是汪精衛的主要賣國口号。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衛一道前往僞滿州國進行朝訪，并曾單獨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參與汪精衛的活動。尤其是周作人曾幾次扮演一種角色，即對日本派赴解放區執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的掃蕩部隊進行動員訓話，這時他身着日本戎裝，挂少将頭銜，挎日本戰刀，俨然是威風十足的日軍指揮官。有人要求将漢奸的“爲人”和“爲文”分開，“人歸人，文歸文”，而他卻竟然進一步集“文”“武”于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揮”殺人放火的武将！這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嗎？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之歎。這裏是說周作人自己将“佳人”和“賣國賊”即将“文”和“人”緊密地連在一起。對此，凡有民族良知者應作出何等評價？
再說汪精衛。汪精衛是國民黨黨國元老，他在國民黨中亦以文才名。那位遊走于港台之間的李歐梵教授曾說過:“汪精衛這位近代史中極具争議的政治人物，卻毫無疑義地具有少見的文學才華，文采絕對超過蔣介石，甚至不亞于毛澤東。”
說汪精衛是“近代史中極具争議的政治人物”，不知何所雲，汪精衛不是中國近代史中毫無疑義的賣國賊嗎？他的賣國罪行即使在幾千年中國曆史中也是極少見的，石敬塘輩不能與之相比。至于汪精衛究竟有什麽文集問世，我則未曾見，我隻見過他的一本《雙照樓詩詞稿》，是他在當漢奸的晚年手訂出版的，收集了他的全部詩作，印行者香港國粹學社(按:汪精衛的詩早在南社時期就由南社中人集印過，未流傳)。上世紀末我旅居香港，曾在一位友人處得見三個漢奸賣國賊的詩集:一是僞滿洲國的國務院總理鄭孝胥的《海藏樓詩集》，一是黃秋嶽的《花随人聖庵摭憶》(黃在抗日初起時，因通敵，父子倆人同被槍決)，第三就是汪精衛的詩集了。就詩論詩，三個人比較起來，汪精衛的詩才遠在鄭孝胥和黃秋嶽之下。《雙照樓詩詞稿》收入他辛亥前刺攝政王入獄所做的四首五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就是其中之一。這首五絕曾被傳誦，但許多人隻知其詩而不知其爲人。汪精衛入獄不久即被袁世凱命人保釋，并贈以巨款，還與袁子袁克定結爲至交，即投入了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的門下。他何曾講什麽氣節？一個時期，他在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采取騎牆的态度。
《雙照樓詩詞稿》收入汪精衛最後幾年所寫的三十五首詩詞，李歐梵教授極贊題爲《不寐》的那首詩，說“ 這是一首令人蕩氣回腸的詩”。其詩寫道:“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憐。”“酖毒山川”原是張之洞的詩，指建康。這首詩當是汪精衛到南京建立漢奸賣國政權時所作，其中頗有打開漢奸心境的密碼。李教授指這首詩令他“蕩氣回腸”，不知道是蕩的什麽氣，回的什麽腸？
汪精衛這名頭号賣國賊于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11月病逝于日本。據說，他在臨死前囑咐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上“詩人汪精衛”五個字，這也是企圖把自己歸屬“文”的方面，真是異想天開。陳公博、褚民誼在蘇州高等法院受審後被槍斃。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
周作人的處境較爲不同，确實因爲他是文化人身份，其漢奸“功業”與汪精衛、陳公博等有所不同。國民黨審判當局把他關入南京老虎橋監獄。周作人在法庭上毫無悔改之意，反而自誇在保護北平教育方面有功。國民黨中也有人爲之說項。他被判徒刑數年。周作人釋放後仍動作頻頻，千方百計爲自己改裝打扮，引人同情。也有人仍把他視爲當年的“美人”而追随之，歌詠之。何以緻此，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些賣國賊雖已得到應有的下場，但爲他們鳴不平，對他們的詩文“蕩氣回腸”，甚至企圖爲之翻案者，仍大有人在。例如香港有一位何姓先生爲紀念其漢奸父親，曾在《明報》撰文，聲稱一千年以後也會爲汪精衛賣國罪行平反；另有一位宋先生居然用“可能”兩個字把汪精衛投敵說成是蔣介石所授意；在我們這裏，也有人用“如果”兩個字使人設想周作人投敵或是經共産黨人“默許”。所有這些，無疑是爲汪精衛、周作人等漢奸賣國罪行平反埋下了伏筆。正因如此，所以，對于漢奸賣國賊其人其文的“分歧”認識，想來也會長期存在。
其實，無論汪精衛也好，周作人也好，雖有文才，但身爲漢奸賣國賊，負千秋罵名，豈有将其人其文截然分開之理？中國文化決不會因爲沒有周作人這位文學之士而失色，但周作人這位文學之士畢竟是客觀存在，在文學史上有過一定地位，所以有人願意編印周作人的文集是可以的，也應當允許有這種自由。但依愚見，爲中華民族的尊嚴計，且不緻蒙蔽後人，編者首先應當有一篇全面說明周作人其人其文的編輯前言。此外，如果可能的話，還應當盡可能搜集他在作漢奸時的有代表性的文字或講話(例如他動員日寇掃蕩的講話，或許其中仍能見出他的文才)附錄于後，以便讓人清晰認識他的面目。(吳江)
盜金佛下蒙汗藥：
爲革命籌款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圖)
革命曆來是一群非常之人行的非常之事。近代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國。而成功促成此事的革命者在從事革命生涯時，所遭遇困難非常之大，也因此多有非常之事。重檢辛亥前革命史，種種異常之事，俯拾皆是。
徐錫麟
籌款，即爲革命活動籌集經費，是辛亥革命前政治上反對力量面臨的最大困難。當時，康有爲的保皇派與孫中山的革命黨在海外争奪華僑資源時甚至到了斯文掃地、大打出手的地步。國内的同志，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大通師範學堂和籌款
大通師範學堂和秋瑾，是一段我們都耳熟能詳的革命曆史。事實上，創辦大通師範學堂的是徐錫麟、陶成章等人，最開始也不叫師範學堂，而是大通武備學堂；徐錫麟創辦武備學堂的目的，最初卻是爲籌款作掩護的，其後才慢慢發展成一個爲起事作準備的準軍事訓練基地。
我們都知道，光複會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做了會長，不過蔡元培這個會長對于會黨組織能力不算很好，而且醉心于學問，不耐煩人事，所以光複會在經費上一直很緊張。而徐錫麟野心大，能力強，在草根的威望也很高，于是，蔡元培就派了他的從弟蔡元康到紹興找徐錫麟，商量經費的事情。這兩人最後商量出了一個搶銀行（錢莊）的方法來。
搶銀行需要人和槍，這槍是當時徐錫麟的一個學生許克丞出錢買了，但還需要訓練行動人員的開槍技術。這就要有個掩護。于是籌劃設立武備學堂的想法就出來了。在武備學堂的名義下，可以用體育訓練的名義把各地素有反志的會黨招來訓練。而且将來搶了銀行，錢财也有地方放。
不過，這個計劃最後并沒有實施，原因是當時掌握射擊技術的人太少，而且也沒有通駕駛技術的人才，準備的難度太高。嗣後，徐錫麟等的念頭又從搶銀行轉到了武裝舉事上，徐錫麟還曾設想過一網打盡的做法，就是在武備學堂成立大會上把紹興當地官員都找來，然後一舉殲滅；這個念頭被陶成章打消了，陶成章認爲浙江不是戰略要地，舉事沒有意義，非得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應才行。而要實現皖浙大起義，就必須在人員、軍事技術上作大量準備方可。
在陶的建議下，這個原來爲搶銀行準備的武備學堂終于變成了爲起義準備的大通師範學堂。當時大通的人氣相當旺：原來浙江的會黨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興敖佳熊創辦的溫台處會館，正好此時溫台處會館遭遇困難、無形解散，于是這些會黨積極分子轉而聚在大通之下。大通學校以體育專修科爲主。一時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齊集，聲勢浩大。後來，徐錫麟爲了從内部攻破清廷，離開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裝力量裏，而秋瑾則接手大通并和一衆同志繼續培養武裝力量，最終，爆發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安慶舉事和浙江起義。
盜金佛和蒙汗藥
革命黨的籌款行動，除了徐錫麟的搶銀行外，還有同盟會湖北分支的盜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領導人有焦達峰、居正等。他們在武漢活動，最後鬧得“ 坐食山崩，資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啓發下，焦達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帶一個香火很旺的達城廟踩點，計劃将廟裏的金菩薩偷走，把金熔化了賣錢。開始踩了兩次點都沒有機會下手，最後一次終于下手了，還帶了幾個大力士和一應工具，兵分兩路向達城廟進發；焦達峰那一路隻有三人，先到了目标地，因爲等不來另一隊（當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廟的後面打了一個洞，進去以後把金菩薩扳倒了，結果由于人手不夠和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隊，這三人弄了一個晚上，隻把金菩薩的一隻胳膊卸了下來，天亮之後，挾着金菩薩就想開溜，可惜廟附近的農戶（也是廟的信衆）起得太早，沒有機會了，隻好把金菩薩扔到了水塘裏，然後狼狽逃竄。路上停下喝水時隊伍裏的一個大漢還被聞風而至的糧差抓了，不過又被大漢借機逃脫了。至于焦達峰他們這支特殊的籌款隊伍最後得以從糧差手裏脫身，還則有賴于他們隊伍裏有人知曉會堂行話，和糧差能有另一層面的特殊溝通。
比盜金佛還要更離奇的，那就是下蒙汗藥。當時有個湖南人叫鄒永成的，剛從日本回來，去武漢看望革命同志孫武，見焦達峰歎息經費之事，于是提供情報說他的嬸子有很多值錢的首飾。這群爲了偉大事業獻身的革命者，開始把眼睛盯到了這些首飾上。他們設法從新軍裏弄來了一些麻醉品，放到這位嬸子的早飯裏，想把她麻倒之後再從容取其首飾貢獻于革命。結果，等到孫武、焦達峰一幹人馬按時行動時卻發現這位嬸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當然行動也就又一次宣告失敗。
造反文化的傳統
像這樣的故事，常常使我們回想起水浒裏的故事。即使水浒裏的母夜叉孫二娘和菜園子張青在孟州賣的是人肉包子，即使它是無論哪種文明都無法容忍的殘忍，他們依然成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漢。這其實是我們國家一種悠遠長久的造反文化：當天下被無道的昏君蹂躏備至的時候，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看來總是具有無比的合理性。
這種造反文化裏的一個突出特征是：目的高于手段。隻要目的合理，手段可以不論。革命造成的混亂、紛争甚至殘酷，是通往美好社會的必需代價。對此發出哀歎的是婦人之仁，革命當然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麽溫良恭儉讓，革命制造的各種犧牲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如此的堂堂正正，以緻革命的曆史學家會不厭其煩、事無巨細地一一記錄，以供後世瞻仰。
造反文化對吾國吾民的浸染，實在深遠。無論王朝時代，還是近一百年來，賣人肉包子出身的梁山泊好漢比比皆是。我們常常說，我們的曆史和傳統被毀掉了；其實，當我們湊近看這些曆史時，我們會發現，我們離傳統實在近得很呐。
20年前關于89事件的紀錄片：
飄揚，共和國的旗幟(視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