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铉：死于“道德”
在世界政治史上，領導人面對貪污醜聞的調查，不堪困擾而自尋短見的，盧武铉算是第一人。
去年2月，卸任後的他在家鄉峰下村曾這樣對支持者們說：“盧武铉這個政治家，如果了解了就會知道他還算是個不錯的種子。希望大家好好愛護，不要讓這顆種子幹枯。”
沒想到，僅僅15個月後，“這顆種子”就以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以死明志”。
盧武铉和其家族涉嫌貪污的兩項控狀，涉及款項加起來共600萬美元。這一數目，與韓國在80年代軍政時期大财閥動辄數億美元的政治獻金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爲了區區數百萬美元，62歲的盧武铉犯得上“畏罪”自殺嗎？
縱觀韓國政治現實，這一事件背後的确盤根錯節。“左”和“右”的政治角力，改革與保守之間的明争暗鬥，加之情緒激昂的群衆政治，使得韓國民主政治體系始終難有機會平心靜氣、深入徹底地解決自身問題。
悲情盧武铉
與深陷政商勾結漩渦的右派政治家不同，農家出身的盧武铉經曆了“艱難跋涉、百折不撓”，在戲劇性的成功和失敗的反反複複中，最終依靠清明的政治作風赢得總統選舉。
執政5年期間，他大力反腐倡廉，并爲韓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親自主導這一變化，成爲多個争論漩渦中的中流砥柱。但是同時，這些争論也導緻了韓國社會的嚴重對立。他的政績，可用“毀譽參半”來形容。
他卸任後要開創離任總統的全新模式，回到家鄉務農種田。沒想到命運弄人，一生傾力反腐的他卻不幸碰上“賄賂門”。他用半生建立起來的政治道德被徹底擊垮，人格尊嚴、案件調查、政治道德的多重壓力終于成爲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于是，強調“道德”并試圖以此區别于黑金政治的盧武铉，在自己的道德有可能毀于一旦的“真實之門”前痛苦徘徊，最終在2009年5月23日晨間選擇了極端之路。(蘇慶先)
對腐敗夢魇的盧武铉式幻想
盧武铉自殺事件引起中國民衆的廣泛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盧武铉卷入了腐敗案，而是他的自殺體現出的恥感文化。顯示了民衆對官員道德壓力的缺失深感擔憂
撰稿·季天琴(記者)
5月23日清晨，韓國前總統盧武铉在登山時避開警衛視線跳崖自殺。因涉嫌受賄而接受調查，盧武铉堅定地縱身一躍，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政治家的勇氣。
對于兄長的問題，他認爲自己不可能什麽都管。在妻子的問題上，他說“是夫人幹的，我不知道”。
這位“庶民政治家”曾被譽爲“廉潔先生”，當他的政治理想主義随着總統任期的終結而消散殆盡的時候，金錢方面的清清白白幾乎成了他最堪回味的東西。盧武铉的個人羞恥感，讓他用生命爲代價選擇了擔當。
個人的清白很難代表一種真正的清白。如果身邊人受賄的問題屬實，即便到了“遙遠的未來”，曆史仍然無法抹去盧武铉身上的污點。
不過，人們同情盧武铉并非是要原諒腐敗，而是要認可和鼓勵一種官員應有的道德感。在中國，盧武铉事件熱度驚人，隐喻了公衆對腐敗分子的盧武铉式幻想——腐敗分子最好都學習盧氏好榜樣。
但是政治僅僅是基于道德嗎？從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的身陷囹圄到韓國前總統盧武铉的突然自殺，亞洲地區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腐敗問題，再次深刻暴露了出來。
對盧武铉悲劇及其發生機制的檢讨，則将作爲沉重的一課，在未來民主政治的操練中，被長久地談論。
黑金政治撞了民主的腰
如果将目光擴大到民主化轉型中的亞洲，類似的現象比比皆是，這是人類無法醫治的痼疾，還是經濟起飛與政治改革脫節而新産生的癌症？
在台灣，蔣經國早期扶助民間經濟，一批家族湧現，創造了“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奇迹。此時，政界與民間商賈之間更多是互助共建的關系。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璇三位高官被譽爲“經濟發展三傑”，是台灣經濟騰飛的奠基人，卸職後的生活可以說是窮困潦倒。
到蔣經國後期，商界大佬紛紛從政，王又曾等巨賈更是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等要職，政商開始出現合流的趨勢。到了李登輝時代，政商密切勾結合流。黑金政治正式登台。而這與民主選舉時代的到來竟莫不相關。
台灣地區黨禁、報禁解除後，長期一黨獨大曾讓國民黨形象敗壞，在民主選舉中優勢不斷減少，爲了赢得選舉，國民黨開始扶持有黑道背景的商界大佬，而商界大佬則通過捐政治獻金、賄賂的方式報答國民黨。在李登輝任内，“黑金政治”達到了極緻。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百年老店”國民黨失去政權，除了因黨内分裂外，“黑金政治”導緻形象崩壞也是重要原因。而獲得選舉勝利的正是長期以追打“黑金政治”聞名的陳水扁。
和陳水扁一樣，盧武铉正是正确把握了“反腐敗”的民心脈動和群體訴求，營造了“同過去的腐敗一刀兩斷”的政治幻想，才走到了政治最高位，人生的最颠峰。
作爲韓國民主轉型後由民選産生的第三任總統，盧武铉曾以“平民政治家”的當選改寫了韓國的現代政治史。
當初盧武铉跻身政壇，其最吸引人的特點便是“與腐敗無緣”。2002年舉行總統選舉時，候選人盧武铉給競争對手貼上了“腐敗”的标簽，并說自己是依靠“小豬存錢罐”參加選舉。
盧武铉草根出身的背景，更讓人們對此充滿了希望。人們希望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盧武铉，能夠使政府擺脫與利益集團的聯姻。
在此之前，韓國離任總統似乎都擺脫不了貪腐指控的困擾。韓國正是在樸正熙時代實現了經濟起飛，而國家權力與大企業的結合，恰是韓國經濟起飛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社會轉型後，如何從制度上抑制由此而産生的裙帶之風、金錢政治、政商勾結、黑箱操作，便成爲韓國政治生活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不過，無論是陳水扁還是盧武铉，都讓自己的支持者失望了。給對手貼上“腐敗”标簽的盧武铉，不得不在卸任後，爲說明“是自己直接收受還是家人和親信瞞着自己收受”的問題走向檢察機關大樓；而給對手貼上“黑金政治”标簽的陳水扁呢，自己則成了“黑金政治”的最大代表。
這真是亞洲民主的多事之秋——印度正在舉行最大規模的民主選舉，但是看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近日發表《印度民主醜陋的一面》一文：
“上屆印度議會的543名成員中，有128人曾面臨刑事指控或調查，其中83人涉及謀殺。在一個貧困社會，黑幫分子能夠憑借武力和金錢進入議會，而他們也的确這樣做了。”
對經濟人而言，“無利不起早”是個永恒的定律。亞洲不少地區的新富階層也開始走上政治前台，爲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有的新階層人物便會去尋租權力或進行賄選——于是就有了腐敗，紅色民主被“黑金政治”撞腰現象時有發生。
什麽才能靠得住？
面對權力的誘惑時，領導人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個健全的社會，首先就是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說起陳水扁，他與盧武铉有不少相似之處。兩人都出身貧寒，都是從基層逐級進入最高層的，都曾暴得大名。
盧武铉以“人權律師”起家，在競選中高舉“實現新舊交替，打破舊政治和特權政治”的大旗，上台之初标榜清廉 。而陳水扁由“三級貧民”家庭走進台灣大學法律系，由律師步入政壇，在“美麗島事件”中嶄露頭角，“反黑金”的口号所向披靡，年輕人視陳水扁爲偶像。
如果再将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作一比較，不難看到盧、陳兩人所處的曆史背景也頗相同——都是“東亞四小龍”，在獨裁統治中實現經濟起飛，政商勾結，錢權交易盛行。盡管都擺脫了獨裁，政黨紛争卻從未停息，政治領袖也走不出盛極而衰的輪回。
盧、陳都是從他們的下屬或親友的案子打開缺口，才逼近他們本人——從這一現象中，我們也能看到東亞的血緣傳統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似乎一涉及到親人的利益，領導人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就崩潰了。
都是通過選舉上台的，他們執政的每一天都面對着反對黨和充分享受新聞自由的媒體——對盧、陳的争議和指控都開始于他們在任時，但都是在他們卸任後才受到查處。
那麽，說到底，問題的症結之處， 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爲什麽監督在亞洲地區就難以實行？
這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民主觀點——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現代民主的過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一旦公權力實現比較開放的競争之後，對權力自身實行有效的監督，往往就成了最爲棘手的問題。
客觀地說，盧武铉的自殺在揭示了韓國民主有待完善的某些軟肋外，同時也昭示了民主的益處——假設韓國依然繼續全鬥煥時代的集權方式，經濟依然發展，那麽，從全鬥煥、盧泰愚到盧武铉的黑金腐敗會暴露嗎？應該不會暴露在司法調查下，最多暴露在民衆的嘴巴上。
“盧武铉門”所涉嫌的問題金額，充其量是600萬美元，且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制鞋商所賄，與過去那種源于大财閥、動辄數億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但縱然如此，仍難逃輿論和法律的追究。
盧武铉自殺後，一些中國媒體在評論中談到了道德壓力，不少公衆贊賞盧武铉表現出的知恥意識。看來這一事件引起中國民衆的廣泛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盧武铉卷入了腐敗案，而是他的自殺體現出的恥感文化。
更多的是，民衆對官員道德壓力的缺失深感擔憂——盧武铉的個人羞恥感，讓他爲自己的行爲付出了最高的代價，但是，當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甚至掌握權力的階層，都缺失羞恥感的時候，僅僅是個别人的羞恥感有用嗎？
韓國司法部門在盧自殺後又突然宣布停止調查——其人已逝，罪與非罪的法律之辯，或“保守”與“改革”之争，接下來也許會先讓位于東方民族的義禮人情。
這似乎代表自殺可以換得尊嚴和寬恕。台灣地區的《中國時報》刊發了一篇評論稱，肯定盧武铉自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負面教育，我們探讨腐敗的時候，應該集中關注于“如何透過公正的司法體制，将相關弊案厘清并予正确判決，讓犯罪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給人民一清楚的交待，還給人民公道”。
寄希望腐敗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良心不安，實在是一種無力的一廂情願。治療腐敗的最好方劑還是法律和公開透明，這也是形成道德壓力的最重要的基礎。事實表明，僅僅靠道德壓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的。■
盧武铉留給韓國的“背影”
盧武铉事件的發生，将會進一步造成韓國民衆的分裂與對立。
盧武铉的悲壯身死，對韓國政治現狀造成了極大沖擊，未來也會對韓國政治生态産生重要影響。近日，《新民周刊》就盧氏之死對韓國政壇的沖擊，專訪了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韓國研究中心鄭繼永博士。以下是采訪摘要。
“非黑即白”的政治文化難辭其咎
《新民周刊》：有分析認爲，盧武铉自殺是權威政治使然，也有個人性格的因素。在你看來，導緻盧武铉自殺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鄭繼永：首先，是韓國的政治文化使然，韓國“非黑即白” 的政治文化難辭其咎。正如前韓國國會議長金守漢所言，“在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國家中，韓國的政治文化最差……盧武铉事件應成爲韓國政治大變革、民衆大覺醒的契機”。在野即無條件反對，上台即不擇手段報複，這是韓國政治的重要特征，武斷改變前任不同理念政府的政策和政治打擊幾乎成爲慣例。
據韓媒報道，在盧武铉事件中，“樸淵次門”調查無疑有着對盧武铉系政治勢力政治報複的成分，檢察機關不僅将前青瓦台高級幕僚幾乎一網打盡，更有意将這一事件的矛頭指向以盧武铉爲代表的進步勢力，意在政治上通過對盧武铉的調查來打擊在野的政治勢力。
其次，韓國政治中政經勾結的政治社會現實也是不幸的根本源泉。韓國政治中有一句名言：“從政是發财和破産的捷徑”，政客與金主從來都是一枚硬币的兩面。由于依照韓國憲法規定，總統有着“帝王”般不受制約的權力，出現總統本人、子女、配偶、親屬的貪腐現象不足爲奇。相反，一旦總統卸任，由于失去了權力保護，各種貪渎案也随之暴露，因此在職貪污、卸任追究的方式就成爲韓國的政治現實。
再次，個人性格也是這一悲劇的成因之一。從韓國曆屆總統的個人史來看，大都經過多年的政治積澱才得以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如金鍾泌、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都在韓國政治的漩渦中浸淫多年，被排擠、驅逐多次，曾經先後依附過不同的政治家，最後才開創了把持韓國政壇多年的“三金政治”。
相對于這些老牌政治家，盧武铉投身政治運動的過程相對簡單，在多年的律師生涯中常常代表着正義與道德。而在投身政治生涯之後，盧武铉也表現出了不同于老牌政治人的性格，不斷強調其政治道德感以區别于韓國政界的現狀，并曾先後拒絕了金泳三與金大中等政治明星的邀請。因此，在出現“樸淵次門”後，盧武铉不止一次向民衆道歉。尤其是在檢察機關于4月30日傳訊盧武铉後，5月12日媒體報道稱将調查其女盧靜妍購買美國豪宅一事，檢察機關還計劃在5月23日傳訊其妻權良淑。至此，盧武铉建立起來的政治道德徹底被擊垮，人格尊嚴、案件調查、政治道德的多重壓力終于成爲盧武铉不堪重負的最後一根稻草。
以死明志引民衆同情
《新民周刊》：對于盧武铉之死，韓國民衆、尤其是親盧派反應強烈，指責李明博政府将其逼上絕路。爲什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鄭繼永：從韓國的民族性上看，韓民族是崇尚善和美的典型的東方民族，尊重老人是韓國最基本的禮儀。尤其是在盧武铉離職後，回到鄉村賦閑後更作爲一個普通老者出現在民衆眼前，在民衆中有較高聲望。盧武铉涉案嫌疑金額僅600萬美元，與前任總統的案情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這種情況下，盧武铉以死明志自然會引起廣大民衆的震驚與同情，未免會聯想到政府過于小題大做。
而在“樸淵次門”的調查過程中，韓國媒體連篇累牍、一邊倒地報道盧武铉的動向與案情發展也是重要原因。民衆普遍認爲，如果沒有檢察機關故意洩露案情，媒體不可能如此追風随影，自然會認爲這是李明博政府對上屆政府的政治報複。
《新民周刊》：這會不會成爲韓國民衆對立與分裂激化的導火索？執政黨和在野黨将出現怎樣的角力？
鄭繼永：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政治就出現了嚴重的左右對立，這種政治對立與分裂已經影響到民衆的社會生活，并形成了韓國政治中有着鮮明特征的地區主義，成爲左右韓國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
韓國選民最具特征的投票行爲，就是基于政黨領袖或候選人的地緣因素采取的集體投票行爲。從韓國的政黨史來看，韓國曆任總統中的樸正熙、全鬥煥、盧泰愚、金泳三等人皆出身于嶺南地區，嶺南地區在地區發展和人員任用方面都遠遠超過湖南地區，因而造成了兩地的極端對立情緒。(嶺南是釜山廣域市、大邱廣域市、蔚山廣域市、慶尚北道、慶尚南道的總稱，而湖南則是光州廣域市、全羅北道、全羅南道的總稱。)這種地區主義的分裂一直延續到現在，保守與進步勢力的政黨在不同的地區都形成了支持自己的票倉。這是長期的曆史糾結，尤其是在1980年代全鬥煥政府時期“ 光州事件”後，這種對立更加明顯。同樣，在各種選舉中，韓國的政治人也有意利用這種地區主義來奪取選票，更有意識地強化這種地區主義。
盧武铉事件的發生，将會進一步造成韓國民衆的分裂與對立。事實上，這種政治對立已經出現了些許苗頭。在“盧風”的發源地和進步勢力的根據地光州及全羅南道等地，擁戴盧武铉的“愛盧會”等組織紛紛指責現政府将盧武铉逼上了死路。
而大國家黨籍議員田麗玉博客出現“盧武铉的屍體應運回北韓”的帖子後，更引發了網民對田本人和大國家黨的聲讨浪潮，大國家黨随即做出反應稱是有人惡意而爲，而非田麗玉所爲。同樣，在自由先進黨總裁李會昌前去吊唁時遭到了親盧民衆的雞蛋阻擊而未能進入靈堂，而現任總理去吊唁時也被斥罵，樸槿惠、金炯旿等保守派政治領袖的吊唁也被拒絕。左右對峙的局面已現端倪。
腐敗政治尚難根除
《新民周刊》：政經勾結是韓國政治根深蒂固的現象，韓曆屆政府在反腐上作了哪些努力？主要有哪些困難？
鄭繼永：韓國的總統可謂命運多舛，多位總統未能安享晚年。
首任總統李承晚因政治腐敗和專權在“四一九”革命風浪中下台，客死海外；樸正熙遇刺身亡，全鬥煥、盧泰愚因收受非法錢财锒铛入獄，金泳三也因其子的經濟問題而遭受調查，剛剛離任的盧武铉則成爲“韓國政治史上首位自殺的前總統”。離任高官被調查、被追究、被判刑已經成爲韓國政治難解的“政治魔咒”。從根本上講，這一“政治魔咒”源于韓國的政經勾結現象。
作爲一個典型的轉型國家，韓國自建國之始就面臨着嚴重的腐敗問題的困擾。到目前爲止，韓國雖然經曆了由威權到軍人幹政和民主化轉型，而每屆政府也都标榜自治腐敗是其最大政策目标。但不幸的是，韓國政壇中的腐敗現象卻如影随形，已經成爲韓國政治社會的頑疾，先後有包括多位總統在内的大批高官因此身陷囹圄，韓國曾經因此背上了“腐敗共和國”的惡名。
據2004年10月國際透明性機構(TI)公布的數據表示，韓國的腐敗認識指數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47位。尤其是在1997年末金融危機之時，政經不分更被視爲經濟危機的重要起因之一，腐敗問題已經成爲韓國嚴重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
爲徹底根治腐敗，韓國各屆政府都試圖以各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強制公職人員公開财産情況就是措施之一。1981年12月，韓國頒布《公職人員倫理法》，首次提出公職人員應登記财産狀況，并于1982年12月31日修訂後于1983年1月1日實施。之後，韓國又對登記對象與範圍做出了一系列的細化與修補。在實施的20餘年中，财産申報制度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堵漏腐敗現象的作用，不少高官和政治人紛紛落馬，在源頭上遏制和杜絕了不當蓄财的蔓延，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公平與進步。
從根本上講，韓國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東方社會，兩者的結合使得參與政治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這就構成了當時韓國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一方面有着對傳統清明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卻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這種政治與經濟結合産生的政治自然對韓國政治産生了莫大的影響，政經勾結成爲韓國最嚴重的“政治病”，并引發了韓國民衆對于政黨與政治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種政治社會背景下，催生了韓國的官員财産申報制度。
從1982年醞釀制定以來，随着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變化與發展，韓國官員财産申報制度的内容與形式也經過了不斷的完善與發展過程。這些發展與變化不僅僅體現在對具體内容的增減上，也表現在其政治約束力和執行力上。從1983年到1993年的十年間被稱爲韓國官員财産申報制度“失去的十年”，1993年金泳三自行申報的舉動成爲結束這種情形的決定性措施，可以說，最高統治者的帶頭作用爲韓國官員财産申報制度實質性作用的發揮産生了革命性影響，也是這一制度出現劃時代變化的轉型期。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韓國官員申報制度在内容上更爲完備，不僅局限于官員本人，也涵蓋了官員的直系親屬等，制度層面更爲完善。
實施近30年來，韓國官員财産申報制度對于韓國的廉政建設發揮着一定的影響，已經形成了“震懾”、“糾錯”與“處罰”的良性循環機制，包括總統在内的許多高官和政治人因此受到處罰。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對社會的震懾作用。但是，官員财産申報制度并非包治百病的“萬能藥”，仍然存在着不足之處，依然存在着諸多需要改進和完善的地方。
盧武铉身後的政治變局
《新民周刊》：盧武铉的自殺将如何改變韓國的政治生态？是否會成爲一個分水嶺标志？
鄭繼永：盧武铉之死無疑是韓國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是對韓國政治現狀的極大沖擊，也會對韓國的政治生态産生重要影響。因調查而“逼死”前總統是韓國史無前例的事情，盧武铉之死無疑是李明博政府的政治軟肋，也是進步勢力得分的良機。
就目前情況而言，朝野各黨正在對盧武铉自殺事件進行進一步的評估，各方的反應也隻是反映在情緒上，沒有過多地對該事件進行進一步的政治操作。一旦準備就緒，各黨派無疑均不會放過這一良機。由此可見，韓國的政壇将迎來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暴。由此，韓國的政治生态也将出現新的變化。
對于李明博政府而言，國際、國内形勢實在不佳。靠拼經濟上台的李明博上台伊始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經濟境況不盡如人意，其标榜推行的“新亞洲外交” 反應寥寥；在野黨的攻讦、大國家黨内的派系鬥争以及南北關系的窘境也使其苦惱不已。盧武铉之死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在野黨的借題發揮與政治運作如果與韓國民衆的情緒合流，将可能成爲李明博政府的重大政治考驗。
盧武铉事件将成爲政治生态變化的分水嶺，保守勢力和進步勢力各方都在爲左右對立可能導緻的後續變化布局。
對于進步勢力而言，盧武铉事件無疑是一次政治得分的良機。在盧武铉下台後，諸多高層人士或出走或反水，盧武铉所在的黨幾盡分崩離析，其他進步勢力也處于低潮期。2008年國會選舉中柳時敏等人的落敗使勢力不斷萎縮，最終以丁世均爲中心逐漸穩定下來，正計劃籌建一個以嶺南勢力爲核心的親盧政黨。但随着韓國檢察機關對“樸淵次門”調查的深入，大批原總統府高官與幕僚被納入調查範圍，樸淵次等盧武铉背後的金主也成爲調查對象，親盧勢力幾近被斬草除根。盧武铉之死一方面令親盧系失去了重心，另一方面無疑是親盧勢力加強團結的良好機遇，如能利用好這一事件的政治效應，将可能成爲親盧勢力東山再起的重要因素。■
讓人愛憎交織的“傻瓜”
盧武铉的傻勁曾助其登峰造極，也正是這股傻勁，使其獲得了一個愛憎交織的稱呼——“傻瓜盧武铉”。
5月23日清晨，韓國前總統盧武铉在老家金海市峰河村後山的烽火山上跳下了山崖，令人遺憾地結束了傳奇的一生。此時，離盧武铉回歸故裏僅15個月，韓國民衆正在期待他能成爲卸任總統的典範。
盧武铉走了，韓國國民不僅抱怨自己未能守護這位平易近人的老人，而且覺得盧武铉選擇這條路實在太傻。實際上，正是盧武铉的這股傻勁曾助其登峰造極，也正是這股傻勁，使其獲得了一個愛憎交織的稱呼——“傻瓜盧武铉”。
從商業高中生到律師
1946年8月6日，盧武铉出生于慶南金海市進永邑峰河村，是一戶平凡農家中3男2女中的老幺。
盧武铉的一個哥哥叫盧建平，今年5月14日因受賄罪被判處4年有期徒刑，這給盧武铉帶來了極大的傷痛。盧武铉曾在他去世前的最後一篇博客一開頭就寫道：第一次聽到哥哥的事時，總覺得“不會吧”。但是“不會吧”的想法被否定以後，我想用“真是可恥的事，請大家恕罪”這樣的詞句表示道歉的，但是沒有找到合适的機會。當時在自己心裏說：“不可能把哥哥的種種大小事情都監督好吧？我也是沒辦法呀。”
據說，盧武铉從小就聰明伶俐，但因家境貧困早早就打斷了升入大學的念頭，而是進入釜山商業高中學習。盡管未能讀大學，但盧武铉并未放棄自己的理想，而是憑着一股傻勁努力自學。畢業後，他在一家中小企業找到工作，但幹了一個半月就辭職，在蔚山暫時幹一些力氣活。然後回到家鄉蓋土坯房，在那裏準備應司法考試。 1968年到1971年，他在江原道前方師團作爲步槍手服兵役。退伍後，盧武铉繼續自習準備應司法考試。最終在30歲時，他艱難地通過了國家司法資格考試。有了這個資格證，盧武铉的人生就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點。
兩年半之後的1977年9月，盧武铉榮耀地成了韓國大田市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從此擺脫了窮困潦倒的生活。
就在4年半以前，盧武铉已經與權良淑女士結婚，并且膝下有一男一女。不過，盧武铉稱，法官職業與他的個性不符，于是在短短7個月之後便果斷提交了辭呈，轉行開了個律師事務所。盧武铉抛棄平生可以享受的安逸生活做了律師。
從律師到平民政治家
他接辦的案子多爲有關稅務訴訟案，而且以很高的勝訴率在該地區獲得了名聲。1981年，他擔任了“釜林事件”的辯論律師，借此機會踏上了充滿荊棘的人權律師之路。
所謂的釜林事件，是指“釜山的學林事件”。1981年9月，政府當局以學習有利于敵人的宣傳物爲由逮捕了釜山地區22名學生和在野的政治人士。從此之後，這起事件成爲了盧武铉的人生轉折點。盧武铉也曾回憶說：“‘釜林事件’成爲了我的人生中的一大轉折點。”
此後，盧武铉與民運人士、學生以及在野人士開始交往。他在釜山開辦了勞動法律咨詢所，同當時的全鬥煥軍事政權對抗，并爲受壓迫的勞動者和青年學生們争取權益。1987年9月，盧武铉在“李錫奎事件”中爲公衆所知。李錫奎是遭到催淚彈撞擊而死亡的大宇造船廠的普通工人。當時，盧武铉爲澄清事件真相而四處奔波，但卻因“第三者介入”嫌疑而遭到拘捕，關了21天才被釋放。他由此變成了一名“街道律師 ”。當時，他在工潮現場面對工人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講，給勞工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爲民權律師的盧武铉出名後，當時也一直站在民主鬥争第一線的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推薦其競選第13屆國會議員，選區是韓國第二大城市的釜山市東區。1988年4月，盧武铉竟然奇迹般地擊敗了當時的實權派人物許三守，正式開始了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涯。
盧武铉入主國會後，成爲“第五共和國(1981-1988年的全鬥煥政府)腐敗問題調查特别委員會”委員。
作爲第一次當選的國會議員，盧武铉在國會聽證會上面對現代集團董事長鄭周永等實力派證人，提問井然有序且尖銳，并通過電視熒屏深入到普通市民家中。正是通過國會聽證會，盧武铉的雄辯才華得以充分展示，他這個默默無名的政治新手，也在一夜之間成了韓國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1991 年9月起，盧武铉擔任談判代表，負責新民和民主兩黨合并一事，後來又擔任合并後的民主黨的發言人。1993年3月，盧武铉擔任民主黨最高委員。1997年 11月，盧武铉擔任金大中創建的新政治國民會議副總裁。在1998年國會議員補選中，盧武铉作爲金大中陣營中的一員再次當選國會議員。2000年8月，時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将其任命爲海洋水産部長官(2000年8月至2001年3 月)。
一生百折不撓
盧武铉傳奇般的政治人生中也多次遭遇重大挫折。1990年1月，盧武铉推開時任統一民主黨總裁金泳三之手，走上了與地區主義(即選民支援出自本地區的候選人偏好)相抗衡的政治旅途。盧武铉曾在回顧當時情況時說：“我對錯誤的政治作風并沒有妥協，深感自豪。”
但是，1992年3月，當他非常自信地以民主黨候選人的身份再次參加釜山東區的第14屆國會議員選舉，卻意外地落選了。深受打擊的他并未放棄，并于1995年6月宣布參加釜山市長競選，不過同樣名落孫山。
1996年4月，不屈不撓的盧武铉繼續宣布參加第15屆國會議員選舉，但同樣落選。在2000年的國會議員選舉中，盧武铉又一次高舉克服地區保護主義的旗幟南下釜山參與競選，最終敗給了大國家黨的許泰烈。
實際上，早在盧武铉出馬競選釜山市長之前，韓國民衆就将盧武铉的這種做法視爲“傻瓜行爲”，而“傻瓜盧武铉”的稱呼一時間在大街小巷也傳開了。
盡管盧武铉接連失敗，但這些敗績反而成了打造“盧武铉總統”的寶貴經驗。“傻瓜盧武铉”不僅成了對盧武铉不屈不撓精神的美譽，而且開始在興起不久的互聯網上迅速傳播。
盧武铉曾說過“農民不會埋怨土地”，支持他這種“百折不撓精神”的人們，在盧武铉的故鄉和民主運動的搖籃慶尚道與全羅道，組織了大規模的“愛戴盧武铉聯合會(簡稱愛盧會)”，這成了2002年總統選舉中掀起強勁“盧風”的催化劑。
2001年9月，盧武铉再次勇敢地宣布參加韓國總統競選，并成功入主青瓦台，創造了其“不屈不撓”的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草根總統”的是非功過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盧武铉在總統任内的政績，那就是“毀譽參半”。
5 月23日清晨，韓國退任總統盧武铉先生不堪事涉貪腐問題的調查，于身心交瘁之際，縱身一跳，命喪懸崖，震動了整個世界。筆者作爲多年來研究韓國問題的學者，拟借點評2003-2008年盧氏執政期間内政外交的主要事件，以緬懷這位受到保守派憎恨、進步派贊賞、毀譽參半的“平民草根總統”。
内政頻頻受挫
盧武铉出身貧寒，沒上過大學，憑自修考取律師資格證書。在韓國政治民主化以前的軍政府時代，以支持同情勞工運動、學生運動而聞名，據說“爲五一八光州暴動被捕學生做過辯護律師、爲因罷工而入獄的工會領袖探過監”。其政治形象，類似我國“二七”大罷工時的施洋大律師。
因此，盧武铉這個名字對韓國國民來說，就意味着“進步、改革、清廉、正義 ”。2002年總統競選時，他依靠中下收入階層、40歲以下年輕選民支持，擊敗代表保守勢力大國家黨的資深政治人物李會昌，當選爲第16屆韓國總統。
2003年，他上台後推行的是标榜與舊的權威政治截然不同的新政治路線，即均衡發展路線，如地區均衡、教育均衡、收入均衡、企業均衡等。在增長與分配(類似于我國的公平與效率之争)政策之間，他主張分配優先。
他認爲，全國政治經濟資源過于集中在首都，競選時就提出要建立新的行政首都，将首都從偏北的首爾遷往中部地區，借遷都帶動全國各地區均衡發展。
韓國長期以來存在首都圈(指首爾市及周圍的仁川廣域市、京畿道)過密和全國地區發展不均衡問題。首都圈集中了全國40%的人口，近一半的制造業，70%的 GDP。其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與首都圈有相當差距。所以，要根治首都圈過于嚴重的“人口爆炸、交通擁擠、環境污染重、房地産價格過高”等大城市病，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盧政府上台後，先是推進了聲勢浩大的遷都運動，然而遭到強烈反對，最後由憲法法院判定遷都方案違憲而告吹。
然而，遷都計劃受挫并未動搖盧政府保持地區均衡發展的理念。
2005 年，韓國建設交通部及國家均衡發展委員會公布了《公共機關遷移案》，其初衷就是“推動首都地區與和地方的均衡發展，提高國家競争力”，要将韓國首都圈的 346個公共機關(即提供公共産品的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中的176個，遷往地方上的 12個道或廣域市。在12個道、市分别選址，爲176個搬遷機關集中建立約20處“革新城市”；2007年全面搬遷，2012年完成遷移工作。這個涉及面龐大的計劃同樣由于各方面反對而難以推行，等到李明博上台後，幹脆無疾而終了。
保守派認爲，盧政府的所謂“地區均衡”發展戰略實際上是嚴重的“平均分配主義”政策。限制企業在首都圈發展如此，流産的遷都計劃如此，《公共機關遷移案》亦如此。這是打着公平的幌子，不顧效率，實際上是浪費資源的低效率行爲。
在盧任期内，韓國房價飛漲，反對派認爲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盧的遷都計劃和公共機關遷移政策導緻的“房地産投機風”造成的。
盧政府認爲，韓國社會的貧富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不均造成的。有錢人住在富人區，能上好學校(主要是指重點高中)，然後進入名牌大學。盧政府時期取消中小學的重點學校、重點班，學生升學一律就近入學，有點類似我國大城市的電腦派位。但結果是，家長在公立學校放學後又紛紛将孩子送入課外輔導班補課，爲此要付出昂貴的私教育費(課外輔導費)，還加重了學生的學業負擔。家貧的孩子上不起輔導班，更加大了貧富學生學習成績上的差距。
當然，盧政府任内的經濟業績也是拿得出手的。經濟年均增長4%至5%，這與“漢江奇迹”時期的7%至8%相比的确有差距，但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中還算出色，與同爲“亞洲四小龍”的中國台灣同期經濟成績相比也不遜色。在盧的任期結束時，韓國也實現了 5年内人均GDP由1萬美元增長爲2萬美元的目标。
盧的死涉及貪腐，但在廢除政治獻金、根治選舉腐敗方面，盧政府的成效也是卓著的。李明博在與盧武铉進行新舊總統交接時曾說，多虧盧總統的肅貪反腐國策，現在韓國的政治确實幹淨多了，使得總統競選省去了許多募集政治選舉金的麻煩。在李明博參與的第 17屆總統選舉，全國花在大選上的資金大幅下降了。
外交可圈可點
作爲一個東北亞小國，盧武铉政府試圖與周邊中、美、日、俄四大國謹慎地保持着等距離外交。盧提出韓國要扮演東北亞地區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兩大國之間的“勢力均衡者”角色，意欲發揮關鍵的“第三方”，起到“杠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這也被周邊各大國甚至韓國内政客嘲笑爲自不量力。事實上是，韓國越來越成爲了夾在中、日之間的“三明治”。然而，盧任内外交政策仍然不乏可圈可點之處。
首先，朝韓關系大爲改善。
在朝韓關系方面，盧武铉繼承了金大中時期民族和解的“陽光政策”，放棄了将朝鮮作爲“主敵” 的概念；頂住美國和韓國國内保守勢力的壓力，一再拒絕了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朝鮮；他也大力敦促朝鮮棄核，但對朝鮮發展核武器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此言論曾被國内保守勢力視爲冒天下之大不韪。盧還不贊成将對朝經濟援助與朝鮮的棄核挂鈎。
在盧武铉任内的2003年、2005年和2007年，中斷了半個世紀的南北公路、海路和鐵路實現了對接。雙方實現了南北将軍級對話，停止了南北軍事分界線附近的敵對宣傳，開通了海上軍事熱線。
在金大中政府的基礎上，盧政府順利地運轉了金剛山旅遊和開城工業園區這兩個朝韓經濟合作項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盧卸任前的半年，他毅然跨過三八線，與金正日舉行了第二次南北首腦會談，簽署了《南北關系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簡稱爲《10·4宣言》)，盧發表了著名的主旨爲“以經濟促和平”的講話。
以上都是盧任内南北關系實實在在的成績，與過去隻停留在口頭、紙面上的南北協議完全不同。前總統金大中先生曾評價說：“南北間緊張局勢大爲緩和，現在再不會發生一有風吹草動，國民就做好避難準備的事情。”
盧的南北政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韓國内保守勢力的攻擊，他們認爲盧提出的經濟援助方案是慷國家之慨去填補朝鮮的無底洞，甚至拿第二次會談仍在平壤舉行說事，認爲這是北方對南方的羞辱，盧武铉爲了一己或一黨私利去“拜見”金正日，是“叩頭”、“行乞”。
李明博上台後提出了與盧政府針鋒相對的“棄核、開放、3000美元”的南北政策，其核心就是韓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必須與朝鮮的棄核挂鈎。李上台一年多來，南北關系又倒退到了10年前。
更爲要命的是，最近幾個月，韓國一再受到朝鮮的戰争威脅，後者多次恐吓：“不要忘了，首爾距離軍事分界線隻有50公裏遠”。朝鮮在軍事分界線部署了1000 多門射程能覆蓋首爾地區的大炮，其實并不需什麽核武器，僅憑這些大炮就足以讓“首爾變成一片火海”，這成了韓國民衆心頭的“夢魇”。
其次，韓美關系有所冷卻。
在盧武铉與李會昌競選總統的關鍵時刻，發生了駐首爾美軍基地裝甲車輾死兩名韓國女中學生事件，這幫了以反美或疏美爲競選主軸的盧武铉的大忙。盧上台後，在外交與國防方面提出“自主外交”與“自主國防”方針，主要是想盡量降低美對韓的過多、過深影響。
韓國曾是冷戰時期美國最大的海外軍事基地，駐有 37000名美軍，由于韓美關系的冷卻，在盧上台一年後美國就撤走了近萬名軍力，現隻有28000名駐軍。
盧任内毅然向美國提出收回對韓國軍隊的戰時指揮權，緻使韓國内的親美派痛心疾首。
面對在朝鮮問題上美國的施壓，盧重要的幕僚曾經回答：“美國是同盟，朝鮮是同胞。”
由于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韓國與美國的若即若離，美國國務卿賴斯竟發出過“是否要考慮和韓國離婚”的抱怨。
當然，形勢比人強，在盧任内，盧武铉政府盡管一再拖延，最後還是在美國壓力下，向伊拉克戰場派去3000名韓國軍人。
盧任内頂着主要來自三農方面(農業、農村、農民)的壓力，力推并完成了韓國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協議(FTA)的談判，這是連保守右派都頗感驚訝的舉措。他們認爲這是盧武铉在改善韓美關系上主動做的唯一令人稱道的事。不過談判完成了兩年，兩國國會都還沒批準，何時能付諸實現還遙遙無期。
李明博上台後，緻力于修複韓美關系，韓國右派媒體更毫不掩飾地提出韓國要“抱緊美國的大腿”。然而去年長達100多天因進口美國牛肉引發的蔓延整個韓國的燭光集會，卻抽了親美派一個重重的耳光。
韓國内輿論對盧的對美政策毀譽參半。進步派爲他的“自主外交”與“自主國防”政策叫好，認爲他在美國面前敢挺起腰杆。保守的親美勢力則指責盧身爲總統，卻從個人理念的好惡出發，沒有将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中韓關系獲得重視
在盧武铉任内，中韓關系突飛猛進。
冷戰時期，中韓分屬不同的意識形态陣營，兩國幾乎處于相互隔絕的狀态。1992年建交後，兩國關系發展很快，但在盧武铉執政期間，中韓關系發展得最快最好：
在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韓國高度評價了中國的地位和作用，認爲六方會談有所進展，作爲會談東道主的中國所起的和作用不亞于美國。中國則充分理解韓國作爲朝核問題的當事國地位，希望也鼓勵韓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更大作用。
另外，中韓兩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也互相諒解和幫助：如韓國是第一個雙邊貿易額超過1000億美元的國家中首個承認中國爲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也是承認開城工業園區産品原産地爲韓國的經濟大國。
韓方甚至提出發展與中國的軍事外交。2005年，韓國防部長訪問北京時，曾提出兩國軍方建立軍事熱線，至少要将“中韓軍事合作提升到韓日軍事合作的水平”。
盧武铉就任總統時，韓國一度出現過令美國驚恐的“親華疏美”現象。據韓國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東亞日報》2004年4月19日報道，該報與延世大學、亞洲财團以第17屆243名當選議員爲對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當問到“您認爲，在今後4年中，在國際社會中韓國應與哪個國家密切合作”時，138個初次當選的新議員中，55%回答是“中國”，45%回答是“美國”。
而且，普通韓國國民多數也主張今後不僅在經濟方面，在外交安全方面也要把中國放在美國之前。還是這家《東亞日報》，委托韓國研究中心(KRC)于2004年5月2日對全國 1024名成人進行調查。結果顯示，61.6%的接受調查者主張：“今後在經濟方面韓國最應重視的國家是中國。”主張美國、日本的人，分别占26.2%和 5.7%。而且在接受調查者中，48.3%的人主張“即使在外交安全方面，也應最重視中國”，從而與主張美國(38.1%)的主張相比高出10.2個百分點。
應該說，中韓建交16年來，發展得最快最好，也最穩定的是經貿關系。在盧任内，中國成爲韓國最大的經濟夥伴國：韓國商品出口最多的國家是中國；韓國企業對外投資最多的是中國；韓國國民出國旅遊人數最多的國家也是中國。
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分析指出，中國的國内生産總值每下降一個百分點，韓國對華出口增長率就會下跌2.5個百分點。韓國國内生産總值會随之下降0.15個百分點。韓國經濟界有人還形象地說：“中國市場打個噴嚏，韓國經濟就得感冒。”
不能不提及的是，盧武铉在其總統任内唯一的一次正式訪美。爲緩和韓美之間增大的裂痕，減輕美國對韓國“親華疏美”傾向的擔憂，盧氏竟當着布什總統的面說，他不會忘記，中國曆史上數千次“侵略”過朝鮮半島。人們驚異這位總統的此番言論到底有何根據。■
“韓國民主倒退30年”
在以《紐約時報》爲代表的西方媒體眼中，盧武铉的死正被解讀爲一場“權威主義”導演的韓式悲劇。
5月23日清晨，飽受貪腐指控困擾的盧武铉選擇了一種慘烈的方式，離開了這個同時給予他榮譽與恥辱的世界。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把我忘了吧。”
然而，作爲一個出身草根階級卻登上總統寶座的政治明星，一個曾以建設廉潔政府爲己任的“親民總統”，盧武铉的突然辭世，不僅無法讓人忘記他以往的成就與錯誤，相反可能在韓國國内掀起另一輪政治風波。當普通韓國人紛紛前往位于首爾的臨時靈堂獻上白菊以寄哀思時，在以《紐約時報》爲代表的西方媒體眼中，盧武铉的死正被解讀爲一場“權威主義”導演的韓式悲劇。
“清算政治”受害者？
據《紐約時報》報道，許多前往靈堂悼念盧武铉的韓國民衆紛紛表示，盧武铉之所以選擇自殺，絕不僅僅因爲受到了“侮辱性”的受賄指控，他們将悲劇歸咎于檢察官與媒體。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盧武铉與其家人一直面對着不斷加重的貪腐指控和媒體記者的狂轟濫炸，貴爲前總統的盧武铉甚至一度抱怨：“自己的家已形同監獄，散步與獨處的自由也被剝奪。”
如今，許多韓國人認爲，針對盧武铉的調查正是韓國現任總統李明博一手策劃推動的。而另一些人則擔憂，韓國政壇源于獨裁時期的權威主義傳統，已經衍生出了現任總統主持“清算”前任總統的陋習，而盧武铉正是這種陋習的受害者。
韓國崇實大學政治系教授康元澤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韓國存在着現任總統通過處罰前任總統的方式獲取‘利益’的政治惡習。現在也該打破這種惡習了。”
《紐約時報》分析認爲，韓國政壇存在着這樣的“傳統”，繼任總統需要通過前任的徹底倒台樹立權威，而這種傳統則源自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的韓國擺脫了多年的獨裁統治，成爲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許多韓國人爲第一個民選政府興奮不已，也樂于看到由這個政府去懲罰那些“抗拒民主”的人。韓國前總統全鬥煥被指控軍事鎮壓民主示威，造成逾200人死傷，而他在下台後則被迫身着囚服遊街，這一場景足以證明整個韓國對于這種“複仇”的熱情。
然而，韓國的政治評論家，甚至許多普通韓國人都表示，韓國擺脫專制傳統的鬥争從未完成，針對盧武铉的調查至少暴露了韓國政治體制中依然殘存的兩大毒瘤：一個過分強大的總統和一個缺乏制衡的司法系統，特别是這個系統中的檢察官們。
民衆歸咎于李明博政府
在盧武铉戲劇性的自殺之後，針對盧武铉的調查已被擱置一邊。在一周前，盧武铉承認，有一名商界支持者在他的辦公室向他的妻子、兒子和外甥提供了600多萬美元，他當時在場。但盧武铉否認這是行賄。
盧武铉的一名高級助手透露，這筆錢已被用來支付盧武铉兒子在斯坦福大學的學費。在韓國，教育是提升個人社會地位的關鍵。盧武铉本人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據《紐約時報》報道，盡管盧武铉最終自學成才，成爲一名律師，繼而登上韓國權力的巅峰，但在韓國上流社會，盧武铉從來沒有赢過很多人的充分尊重。
目前，韓國民衆對于李明博政府憤憤不平，他們認爲青瓦台對于盧武铉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國大檢察廳正是在總統辦公室的授意下開始調查盧武铉的。《紐約時報》同時分析指出，在軍人執政時期，韓國的軍事獨裁者往往把檢察官作爲打擊政敵的“有力武器”。
《紐約時報》援引延世大學政治系教授文正仁的話指出：“檢察廳是今天韓國社會最全能的權力機構，獨裁時期的遺産依然存在。”
盧武铉曾在任内試圖遏制檢察官的權力，但成效并不明顯。2003年，上台才一年的盧武铉與 10名檢察官進行了公開辯論，引起了廣泛關注。在辯論中，他把檢察官辦公室稱爲一個“權力巨大的組織”，以至于司法部都“無法控制”。盧武铉曾任命專職人權律師爲法務部長官，以減少檢察官在調查中使用竊聽等手段的情況，但他試圖讓檢察官向警察分權的努力卻遭到了失敗。同時，盧武铉也沒能通過創建大陪審團來監督檢察官的調查。
盧武铉留下更多不平靜
卸任後的盧武铉在檢察官的圍追堵截下走上了絕路，這不免讓人唏噓命運弄人。盧武铉的死喚起了韓國民衆對他的無限同情。在臨時靈堂中，數以千計的悼念者表示，盧武铉已經爲他“小錯”付出了過于昂貴的代價。
據韓國NEWSIS通訊社報道，許多首爾市民表示，全鬥煥、盧泰愚兩位前總統因在任期收受數千億韓元賄賂被判罪，金泳三、金大中兩位前總統的兒子也因收取了大企業的數十億韓元被判有期徒刑。與這些前任相比，令盧武铉走投無路的600萬美元顯得“不值一提”。
今年31歲的李東俊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不能簡單地把盧武铉看成是又一個腐敗的總統，他是完全不同的。而李明博的做法和獨裁者并無二緻。韓國的民主已經倒退到了30年前。”
無論怎樣，盧武铉已經無法享受他計劃中平靜的退休生活了。與此同時，已經長眠的盧武铉也把更多的不平靜留給了他的繼任者。政治觀察家們預測，盧武铉的自殺有可能在韓國國内引發針對李明博和檢方的不滿風暴，國會也可能正式調查檢方向媒體洩露盧武铉案進程及未經證實的涉嫌内容等行爲。
目前，盧武铉的支持者們正聚集在盧武铉的家鄉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盧武铉的遺體現在也停放在那裏。在盧武铉自殺後的幾天裏，“愛盧會”的支持者們一直拒絕執政黨議員前往吊唁，他們甚至還使用暴力手段将後者窮追猛趕。
《紐約時報》援引文正仁教授的話報道說：“沒人知道政治性的報複行爲是否會在李明博總統任期屆滿的2012年終結。”同時，盧武铉的部分支持者表示，盧武铉的遭遇是韓國總統的宿命，李明博卸任後，也會遭到來自繼任總統的同樣的打擊。■
屈原的痛苦
深山兰
屈原（前340——前278）是楚国的政治家。他主要生活在楚怀王和楚顷襄王的时代。
在他的时代里，在中原和江淮大地上各诸侯国就像一群疯狗在互相撕咬，扭作一团。各国之间坐在一起为友，扭过脸就为敌。人性的丑恶发挥到了极致。各种无赖恶棍纷纷登场，甚至挂印为相，叱咤风云。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屈原在年青时就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为左徒，是仅低于令尹也就是宰相的官职。他负责制定法律。由于他善于辞令，又负责外交事务。
后来，他被楚怀王疏远了。至于其原因，《史记》仅提几句，说高官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没有良知的人对善良、公正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就是你不招惹他们，他们就对你恨之入骨。屈原心地善良，被恶人忌恨就不奇怪了。
问题的关键是怀王是一个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笨蛋加傻瓜。屈原的一生多数和他扯在一起。
在屈原的时代，中原各国经过互相厮杀，基本就剩下三个大国加围绕它们转的许多小国。大国就三个：秦、齐和楚。秦靠毗邻游牧民族并经常和他们作战，从游牧民族那里学习作战经验。加上所谓变法，秦就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式国家。齐在海边，靠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成为大国。楚对周围的蛮夷东征西伐，逐渐把触角伸到淮河以北的中原。
当秦把分晋的三个北方之国各个击败后，只有楚和齐才能和秦抗衡，所以二国结成联盟。秦派出一个张仪胡扯秦欲割给楚六百里的土地，换取楚和齐拆散联盟。对于当时咄咄逼人的秦国，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张仪想干什么。但那个昏头了的楚怀王，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竟答应了秦的要求。当张仪耍了个愚蠢到顶的小花招，不肯割地时，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明白自己被骗了，但不能再蠢了的怀王竟然认为秦认为他和齐绝交的程度不够，专门派人去羞辱齐王。当这一切都白费了后，被羞辱的怀王大怒，派军队攻击秦国。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那个怀王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只知道胡干。楚怀王就像他的名字熊槐那样，“又熊又坏”。
楚国的军队号称强悍，那只是对周围的蛮夷而言。善于在水上运动的军队，到了干燥的中原，和如狼似虎的秦军对阵，对秦军的战车和铁骑，基本全是步兵的楚军只有被杀的份。主将屈匄、副将逢侯丑等七十余将成立俘虏。八万人被杀，大概楚军是全军覆灭了。可怜的楚军，遇到个不能再傻的王，他们的统帅又叫“屈匄”就是“屈丐”：屈服、乞求和乞丐；“逢侯丑”：遇到侯爵就变丑了。一点都不假。
在此种惨败下，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会冷静地思考一下出了什么问题，但那个怀王，是要用更大的愚蠢来试图挽救他们自己已犯的愚蠢。一个鸡蛋碰了石头，他就搬出全部的鸡蛋，一起向那块石头砸去。他倾全国的兵力再次去攻击秦。结果是另一个惨败。汉中被秦夺取了。楚失去了与秦的战略缓冲地汉中，江淮平原向秦敞开了大门。韩魏又为虎作伥，趁机袭楚。
第二年，秦欲分汉中的一半给楚，换取楚的和平。一个山谷分一半给楚，无论是东西分还是南北分，估计都是为了钓那个愚蠢的怀王的鱼。这次，那个贪婪的怀王，不想要地了，只想要张仪的人头。怀王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政治也是一样的。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最后仅为了杀一个人来出气。这只是土匪级的眼光。
公平地说，和那个山寨土匪楚怀王相比，张仪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在此种情况下，他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自愿去楚。仇人一到，怀王立即囚禁了张仪。但张仪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怀王的宠臣靳尚、宠姬郑袖。怀王竟乖乖地放了张仪，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说怀王是土匪，我看那都是赞扬了他，他仅是个傻乎乎的童子罢了。
那时的屈原已不在其位，他仍出使齐国，大概试图修复被怀王破坏了的楚齐关系。待他回来后，听说怀王已放了张仪，说：“何不杀张仪？”老实说，就此点而论，屈原的话不够政治家的水平，也许他仅是为了怀王高兴，才那样说的。“怀王悔，追张仪，不及。”顽童在玩游戏呢。
后来各诸侯共击楚。落井下石，而不是互相帮助是各国被秦所灭的重要原因。
秦为了拉拢怀王，欲嫁一个黄土高原的小妞给怀王。那也是张仪鼓吹给怀王的鬼话。并且要怀王自己去。怀王就准备去。屈原实在憋不住了，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奈何绝秦王欢！”，怀王就去了秦。那知怀王一到秦，立即就成了俘虏，被要求割地。怀王不许，他自然回不去了。后来他趁机逃到赵国，赵早已被秦吓破了胆，不敢留他。可怜的怀王又被抓回秦国。最后死在那里。
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可曾受到如此侮辱吗？没有第二个。
上述一切的愚蠢行为的结果，屈原事先，不是事后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话完全不被理会，才导致这样的下场。他的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言状的。
怀王被俘后，长子顷襄王立。他以自己的弟弟子兰为令尹。在此情况下，屈原自然希望新王能有所作为。他去劝顷襄王。那个新王的糊涂比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屈原被放逐到更远的地方。
楚国的都城后来也被秦的虎狼之师攻破了。
不客气地说，楚怀王是严重地缺心眼，他生的儿子们都是些猪狗一类的东西。他是代表了楚皇室引入了坏基因的分支，而屈原代表了皇室引入好基因的分支。屈原必须和这样的家伙打交道。屈原的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
屈原被放逐后，在江边游荡，被鱼翁发现。渔翁问他何故致此。屈原回答说：“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翁劝他何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作《怀沙》来回答。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那是猜测，并无可靠的根据。我们姑且相信那是屈原的手笔。
他在文中悲愤地写到“变白而为黑兮，倒上而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这些灾难，他事先看得很清楚。如果他话起了作用，其中的大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他看得不太清楚，他就不痛苦了。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完全绝望了。
屈原的痛苦就像那滔滔不绝的江水，连绵不断。
他只有一死来和这个罪恶的世界绝断。
汨罗江成为了屈原最后的归宿。
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说：“（余）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怪屈原不该自杀。至于“何国不容”，那是个虚幻，完全不成立。让屈原去那个虎狼之国秦国游说吗？后来的韩非子的下场是个榜样。
其他国家都被虎狼之国所灭。
何况，司马迁本人的命运比屈原还惨几分。
何处是故乡？善良的人在疯狂的年代怎能有好命运？
楚国被灭后，它代表的南方文化不能说被斩断了，至少也是对中原的影响很小。汉代虽然仿楚辞写出许多辞赋，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屈原对楚国黯淡的前途完全绝望，是有几分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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