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若耶非耶   

 
　　理學下的文化，成為人性的屠宰場。理學借助“天理”給了“上級”為“下級”制定行為規範的特權。這就是人治，而且是恐怖的人治。 朱熹生活的年代（1130－1200），正是南宋王朝龜縮在錢塘江邊勃而不舉的時期。按儒家的理想，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平天下，但被譽為一代大儒的朱熹不僅沒有恢復中原、振興大宋的表現，反而一頭扎進故紙堆搞那勞什子既不能救國，也不能濟世的儒學，把營養不良的理學硬是搞得枝繁葉茂，貽害後世。

理學，是從干枯的儒學之樹開放的一朵毒花。

一

 
漢武帝為強化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專制體制，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術”成為維護“大一統”專制體制的意識形態，百家爭鳴的局面從此結束。我們知道，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在人品低劣的李斯等人的建議下統一了文字、度量衡、貨幣，但卻沒有統一思想，而“獨尊儒術”在本質上就是統一思想，這說明李斯比董仲舒要厚道，董仲舒比李斯還要厚黑。董仲舒還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繹成維護專制制度的“三綱五常”學說，其核心就是絕對的服從，甘為奴隸。

孔子的“克己復禮”，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都是壓抑和消除人的自我意識，使社會的言行符合統治階級的規範。儒家學說不僅抹殺自我、還鑄造病態的依附人格。正是儒家學說的溫床，培養了國人的奴性。所以魯迅先生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循環。

儒學發展到北宋已是苟延殘喘，並隨著老皇帝的被俘，皇親國戚的南逃而搖搖欲墜。這時，朱熹應世而生，使窮途末路的儒學換了一張更漂亮的臉孔繼續害人。

二

朱熹的著述雖多，但他的學問並不像他的徒子徒孫所吹捧的那樣博大精深。相反，屬于他自己獨創的東西並沒有多少。他的同時代人林栗就說︰“朱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余緒，謂之道學。”他詆毀左丘明，責難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把別人都罵成修正主義，處處以孔儒謫傳自據。他繼承了孔子“克己復禮”，繼承了董仲舒“三綱五常”，繼承了二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欲”這些消滅自我、逆來順受的反人性思想。朱熹說︰“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革盡人欲，復盡天理。”天理，就是對統治階級不需要理由的絕對忠誠和擁護，朱熹將孔子以來的一些儒家思想按自己設計的框架拼湊了一個系統，使周敦頤等人開創的“理學”結成正果。在這樣的理學氛圍中，沒有獨立思想的臣、民，只能是無心無腦的愚臣、愚民。

朱熹的這套學說，恰恰迎合了無能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宋理宗的需要。理宗雖然在政治上昏庸無能，但他在女人肚皮上卻是不敗之將。理宗下詔將《四書集注》等朱熹著述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這“一詔”，無異于全民洗腦，不僅使朱熹一下子如日中天，而且還使這一套學說成為至高無尚的真理，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對理學不可動搖、無條件的、任何東西也無法摧毀的獻身精神，至今仍是不少人的堅定信仰。知識分子被御用，成為“犬儒”。那些不願淪為“犬儒”的反抗者，要麼非正常死亡，要麼瘋狂。

理學，給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去了“勢”，使中國主流文化喪失了創新能力。只需回頭張望一下那些企圖弘揚儒學或理學的學者，無不是一代比一代膚淺，一輩比一輩迂腐。曾有學者狂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就是儒學發揮作用的結果。這種連“四小龍”自己的學者們都不贊同的說法，與手淫式的自我陶醉又有多少區別呢？一句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更是讓無數中國人自我高潮到血脈膨脹、面紅耳赤、心潮澎湃。

從《周易》“與時俱遷”、《莊子》“與時俱往”、《老子》“與時俱化”，到孔融“與時俱止”，強調的是要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性來改革人的思想。朱熹雖然也說“與時俱進，經國濟世”，但朱熹所要強調的與時俱進並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自我革命，而是要求統治者順應歷史的潮流不斷調整其人治的策略和政策。由于理學違反歷史規律，注定了它既不能“經國”，也不能“濟世”，否則，南宋也就不會在朱熹理學的燦爛光輝中徹底滅亡。

中國的歷史證明，凡是理學最興盛的時候，也是國力最弱，政治和社會最黑暗的時候。

三

理學下的政治，成為“權術”的舞台。統一思想，就是思想的專制。思想的專制，必然導致權力的專制。專制的權力之下，吏治必然腐敗，人民必然跪地而生。理學把政治倫理化，把倫理政治化，使權力通吃，無孔不入。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中，基本具備做人品質和官德的清官便在人民的期盼中粉墨登場，滿足著人民對政治清明的渴望和夢想。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中，你可以反貪官污吏，但你不能反皇帝，不能挑戰專制體制的權威，這是底線。梁山好漢替天行道，只反貪官，所以才有他們的生存空間。他們所替的“天”，就是皇帝。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洋務運動，也只能高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幟，艱難爬行，但最終還是落得一個失敗的下場。在理學的統治下，人們只有在霸道（殘暴的專制）和王道（溫和的專制）下輪回。

理學下的文化，成為人性的屠宰場。理學借助“天理”給了“上級”為“下級”制定行為規範的特權。這就是人治，而且是恐怖的人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當官，雞犬升天就是其典型的表象。理學讓人們躲在所謂“國粹”的故紙堆里妄自尊大，保守、僵化、教條，總為以自己代表了人類文化前進的方向。慈禧太後夜郎自大的心態，至今仍在我們文化的血液中奔流不息。吹牛拍馬，討好上司等厚黑內容，成為文化的精髓。當霸道偶然一次陽萎，王道露出一點亮光，文化就光彩燦爛一點。張揚人欲的李贄、王陽明、湯顯祖等人對理學稍作抨擊，就出現了曇花一現的文化繁榮。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理學滅人欲，否定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夸大了德治的作用。理學，養成了人們說一套做一套的惡習，“三綱五常”、“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男女授受不親與納妾、逛青樓並行不悖的現象，說明理學徹頭徹尾的無用，是一張麻痹人民的膏藥。看看地方志、筆記、野史中那些貞婦烈女的冤魂，有幾個不是弱勢群體！王小波說︰“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就越虛偽。”所以張伯芩就說︰“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

朱熹的成功，在于他眾多徒子徒孫天女散花般地宣傳和炒作。

理學下的社會，是一個畸形的社會。人，僅僅是沒有思想的資源。主人，成為失去身份的“老百姓”。理學對統治者沒有任何約束，而對被統治者處處都有“規章制度”，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老百姓”只能安分守己。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法制”社會，即統治階級總是針對被統治者不停地制定這樣那樣的政策實施統治。

理學宣揚皇權天授，所以，不管皇帝有能無能，都是合法的，是上天的決定，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這樣的意識形態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推廣，那皇帝絕對就是白痴。所以，清康熙皇帝說，朱熹一字一句都是真理！

宋理宗盡管無能透頂，但他死後卻得到了“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的謚號。由于他在確立理學為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杰出貢獻”，得到了理宗的廟號。這些贊美，不知是對他的真正贊美，還是一種絕妙的諷刺。

四

文化落到了朱熹手里，就如同男人落到了操閹刀的閹師手里。“進去”的原料是男人，出來的產品是太監。

柏楊說︰ “三流聖人朱熹先生，此公‘聖’到什麼程度，用不著多說，十九世紀之前出生的中國人，恐怕都吃過他的苦頭。年輕朋友不信，不妨去買一本他閣下注解的詩經看看，其奴性和無天良，即令不把你氣死，也能把你氣瘋。”（《君子和小人》）

端木賜香說，美國為了生活不斷改造思想，而中國卻是為了思想不斷改造生活。這就是理學的惡果。

當理學被拋棄之後，中國才有希望，才能能真正崛起！（網易麻辣社區。原題︰有此一說︰朱熹是閹割文化的快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