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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國民黨遺忘的張國焘輾轉至香港
1948年底，蔣氏政權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焘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
張國焘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
張國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旅遊局提供
晚年張國焘
張國焘與夫人楊子烈的墓地
張國焘與夫人楊子烈的墓地
張國焘與毛澤東當年在陝北
年輕時的張國焘
張國焘想繼續爲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卻似乎将他遺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潦倒的張國焘深知“胳膊擰不過大腿”，隻好于遷移台灣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着全家遷移了。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張國焘帶着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來到了香港。
1950年朝鮮戰争爆發時，張國焘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麽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争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随着戰争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于是他以全部家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
不出張國焘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焘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
禍不單行，張國焘的妻子楊子烈一天上街買菜時，不幸跌倒，摔斷了臀盤骨，成了跛子，行動很不便。接連的打擊，使張國焘處境極爲困窘，經濟與精神上的壓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在香港，張國焘爲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與國、共兩黨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專與中間派人士來往。張國焘與同在港的原國民黨桂系要人程思遠來往密切，似乎對自己的過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黨領導人謝澄平與程思遠幾經交換意見，決定組織一個定期座談會。不久，原國民黨要人張發奎、顧孟餘邀張國焘出任新創辦的反蔣刊物《中國之聲》的社長，張國焘也發表過反蔣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張發奎、顧孟餘積極籌備的“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長，“戰盟”成立不久即發生分裂，張國焘的《中國之聲》社長一職也被張發奎派其親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積蓄日漸減少，張國焘夫婦很是焦慮。
張國焘流露出回大陸的意願
當張國焘在生活上處處不如意的時候，新中國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卻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看看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張國焘萌發了回歸大陸的念頭。
1953年春的一天，當時正在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新聞工作的金堯如接到一個姓陳的打來的電話。陳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據說是陳獨秀的兒子。
在雙方約見時，陳先生慎重而認真地說：“張國焘伯伯最近幾次同我談起，說他看到中國共産黨解放了祖國大陸，心裏也很振奮。他現在閑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爲黨和人民做一點建設工作。我告訴他，我認識新華社的金先生，他很高興，要我請教請教你，有沒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他的願望。”
金堯如回到分社後，向社長黃作梅如實彙報。黃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張國焘連夜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信是開口的，以示轉信人也可啓看。取出信來一看，擡頭寫的是“毛澤東主席并劉少奇書記、周恩來總理”。信寫得不長，大意是：在你們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共産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勝利，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經過這兩三年的思考，我決心回到黨的身邊，在你們的領導下，爲黨和人民事業盡我一點綿薄之力，鞠躬盡瘁……
兩三個星期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焘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讨他在曆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線，提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決心。
金堯如當即電約陳先生，如實轉告劉少奇的話。第二天，陳先生打電話給金堯如說：“張伯伯這幾天身體不太好，他說這件事且擱一擱，慢慢再說吧。他要我謝謝你們。”
窮困潦倒四處乞求救濟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爲生計發愁的張國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系，以至未來的内外政策。張國焘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無法了解的情況。
雖然張國焘脫離共産黨之後，已經過去了15年，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他們希望通過了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借以推測出這些人的現在和未來。美國人并未費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張國焘的配合。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負責人，先後20多次拜訪張國焘，希望了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于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焘總是盡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這樣，張國焘從美國人那裏也讨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焘注意到國内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又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産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國大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香港的張國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發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系的打算。當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願爲中國政府做點事，并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此要求作爲内部情況簡報，以《關于張國焘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毛澤東後，毛澤東在上面批道：“應勸張國焘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系。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但從事情發展的結果看，張國焘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
1961年前後，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焘，希望他能寫寫回憶錄。從此，他積極投入回憶錄的寫作之中。在花費了4年時間後，終于寫成了《我的回憶》共三冊，約100萬字。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給他2000港币作爲研究費用，所得到的卻是他用心血寫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權。這樣，實際上等到張國焘交稿時，全部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直到香港《明報》月刊取得該書的中文版權後，他才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
遠走加拿大 曾獲蔣經國資助
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這使張國焘甚爲驚慌，爲了保險起見，他決定和妻子遠走高飛，去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投奔大兒子海威。
張國焘、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國焘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焘夫婦到達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家同住。但到多倫多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難，便搬出了兒子家，住進免費的養老院。加拿大法律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濟。這樣他們每月領到的養老金足夠生活，有時還可到中國餐館小酌一頓。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焘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焘。張國焘隻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處多倫多郊區，因爲是官辦的慈善機構，所以條件很差。
中風後張國焘行動不便，說話困難，發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麽管用，每日隻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内活動。張國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張國焘後來病重，便與楊子烈商量解決貧病交加的辦法。楊子烈想起了一個人，便提醒說他當年到武漢向國民黨政府投降時，熱情接待他的是萍鄉同鄉、時任武漢市警察局局長的蔡孟堅。張國焘與蔡孟堅交往多年，頗爲投緣。蔡孟堅現在就在美國，楊子烈認爲可以請他幫忙。張國焘認爲妻子的話有道理，就囑咐她和蔡孟堅聯系。
蔡孟堅見到楊子烈後，問張國焘認識當今哪位台灣政要。楊子烈說當年在香港時，台灣當局曾派擔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赴港訪問張國焘。蔡孟堅說：張國焘任中共駐莫斯科首席代表時，王明曾将蔣經國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張國焘向俄共極力交涉，才改爲準許蔣經國到列甯格勒軍事學院旁聽，後又争取蔣經國去工廠做工，使蔣經國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慶時，蔣經國曾與蔡孟堅一道探望過張國焘，二人無話不談。張國焘對蔣經國有舊恩，此時應當求助于他。楊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堅遂緻電台灣的黃少谷，告知張國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說張國焘若病死、餓死在加拿大，則對張國焘本人及台灣均爲一大諷刺。蔡孟堅請黃少谷将此情轉告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蔣經國聞訊後想起張國焘的舊恩，唏噓不已，請蔡孟堅捎錢給張國焘。不久，黃少谷的女婿、台灣駐紐約“總領事”夏功權便告知蔡孟堅，請他把蔣經國的1萬美金支票轉交給張國焘作醫藥費。蔡孟堅立即飛赴加拿大，将支票交與楊子烈。
貧病交加凍死在異國他鄉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焘的82歲生日。三個兒子将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家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焘的心情好轉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裏？三個兒子都是勉強度日，再養活張國焘就更拮據，張國焘隻能再回到他不願去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焘離開家時，楊子烈爲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以抵擋嚴寒的侵襲。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焘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3日淩晨5時，張國焘已處于彌留之際。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焘已去世多時。
當處于事業巅峰時期的張國焘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将士轉戰川陝，觑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焘三個兒子都有家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隻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谷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彙蔡孟堅3500美元，用于處理張國焘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焘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
真相原來是這樣的： 在曆史大背景下的張志新案 烏有之鄉 蘇鐵山
2009年3月
1976年9月，偉大的人民領袖，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曆史巨人毛澤東主席告别了他深愛着的人民。毛澤東逝世後，在中華的大地上，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曆史逆流，便開始了它的瘋狂。 1979年6月5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份血寫的報告》所歪曲的“張志新案”以及其後一系列歪曲“張志新案”的文字，就是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登場的。
兩個案子的對比
“張志新案”是1979年轟動全國的大案，陳禹山們通過他們1979年6月5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份血寫的報告》，将張志新描寫成因反對江青、林彪；因非議“文化大革命”；因主張爲彭德懷平反；因反對整老幹部而在1975年被冤殺的“英雄”。在陳禹山的筆下，張志新成爲了“聖女”——美麗、善良、勇敢、正義、多才多藝。
現将陳禹山們在《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寫到的張志新的主要言論抄錄如下：
張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獄的。被捕前，在盤錦五七幹校早已被列爲“專政對象”，在數不清的批鬥會上，她這樣反複申明自己的觀點：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體領導還是江青在那（裏）自己說了算？江青曆史上到底是幹什麽的？”……把很多電影、戲劇都批了，現在就剩下了幾個樣闆戲，唱唱語錄歌，這樣搞下去祖國的文化藝術不是越來越枯竭單調了嗎？因此，我對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說，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種局面不會維持長久了，這樣下去，局面是不堪設想的。”“（我）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的論斷，很反感，頂峰不是到頭了嗎？”“林彪是促進（黨内）‘左傾’路線發展的主要成員，是影響‘左傾’ 錯誤不能及時糾正的主要阻力。”“我對林×××沒有什麽信賴。”
“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對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要當敵人來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幹部總是給黨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對彭德懷同志上書言事被定爲“反黨”，她認爲應當平反；關于所謂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案件的處理，她指出這是不公正的；……
她在爲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有人問她：“你擔憂什麽？”張志新坦率地說：“現在毛主席身邊那幾個人可靠嗎？江青、葉群這些人……”。
陳禹山們在《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告訴人們，張志新就是因爲上述的一些言論而被“‘王張江姚’及其在遼甯的死黨”冤殺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機緣巧合，曆史還安排了另一個人的平反，這個被平反的人是蘇鐵山。
在這裏，我将2005年3月交給本人所在的黨支部，全國工商聯機關黨委和全國工商聯黨組并在支部會上全文照讀的《真實人生——我的黨性自我分析》（保持共産黨員先進性活動中，要求黨員寫“黨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錄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輿論準備時期和發動初期，整個中國社會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斷，對毛澤東思想的歌頌和評價也越來越高。開始出現了“頂峰論”等不符合實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不适當“拔高”的說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讓讀其它書的不适當做法。在當時，盡管自己對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認真，但由于自己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基礎知識，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過分的“拔高”的說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間，自己廣泛閱讀的作法在部隊受到了基層領導和同志們多次不點名的批評和當面的勸說，基本意思均爲應專心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書。盡管自己當時對毛主席很尊敬，但爲了維護自己廣泛讀書的權利，曾多次說過：“毛澤東思想很光輝，但毛澤東思想不是人類文明的全部，在人類曆史上還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他們也創造了很多光輝的思想，我們也應該将這些光輝的思想繼承下來”；“毛主席很偉大，但也和曆史上所有的偉人一樣，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當有的同志談到：“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時，自己說：“頂峰？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當有的同志談到：“毛澤東思想是唯一正确的” 時，自己說：“唯一？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當有的同志談到：“毛澤東思想是一把金鑰匙，你的所有問題都可以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時，自己則說：“毛澤東思想很光輝，但自己的問題很多，毛澤東思想隻是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金鑰匙上的關鍵的一個齒，這把金鑰匙上的其它的齒是由人類所創造的其它光輝思想構成的 ”……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論在1966年曾被由兵種、學院和基層部隊所組成的三級工作組整理成“蘇鐵山反動言論的綜合材料”，并據此将我定爲“思想反動份子”，于1966年10月（20歲）關入陝西馬蘭監獄。在1966年處理我的前後，我從未認錯，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完全不符合“認罪服法”、“認錯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國内政治形勢迅速變化。1975年（29歲）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後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78年組織上重新修改了對我的平反結論，肯定了我1966年前後的那些言論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并說我當時年齡很輕，敢于提出并一直堅持那些正确的觀點是十分可貴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準備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論，并引用《一份血寫的報告》中記述的張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論，是想說明我當年的言論和張志新的言論從“質量”和“嚴重程度”上看應該說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運”和張志新的“命運”卻截然不同。盡管我和張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論”被關入監獄，但我卻在1975年被解放軍的“軍兵種”領導機關宣布平反，而張志新卻在1975年被遼甯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經省委常委會議一緻通過同意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了死刑。
如此陰陽兩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樣發生在1975年；同樣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樣的“政治氣候”和“輿論氛圍”；同樣都是“大機關”、“大單位”層層經手幾十人的處理過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遠”可以任意胡來的可能，怎麽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對于如此的“矛盾”，我們認爲隻存在兩種可能。一個是本該被判“重刑”的蘇鐵山卻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個是陳禹山們所描寫的“張志新案”有意掩蓋了導緻張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有人說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曆史是勝利者寫的。有人說勝者爲王敗者賊。
然而曆史的波濤，時間的潮水，同樣能夠沖掉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塵。将真實的曆史展現在天地之間。
張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們在對“張志新案”進行重新了解時，發現陳禹山們在編寫《一份血寫的報告》時有意掩蓋了如下重要的事實：
⒈張志新在公開場合多次書寫張貼大量直接針對毛澤東主席的反動标語，包括“打到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等。
⒉張志新在公開場合及開會時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⒊張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選四卷”上書寫了大量的攻擊、漫罵毛澤東主席的言論。
⒋張志新還有攻擊、漫罵周恩來總理的言論。
⒌1973年11月16日張志新與其他犯人參加“批林批孔”大會，當報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極右路線”時，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等口号。
⒍1975年第二次判處張志新死刑時，是否符合當時的法律規定？據查，當時判處張志新死刑的依據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公安工作六條》。 《公安工作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标語，喊反動口号，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
⒎1975年判張志新死刑的報批過程是否符合當時的“法律程序”。據查，當時判死刑的審批程序爲，基層法院判死刑須層層上報至遼甯省高級法院，遼甯省高院判死刑，須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上報最高法院前，按當時的規定必須經省委常委讨論同意，然後以遼甯省革命委員會的名義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據了解，1975年判張志新死刑的審批過程符合當時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張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爲她反對林彪、“王張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遼甯省在文革中沒有因反對“王張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爲《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引用的張志新的那些言論（請對照我當年的言論），也不是因爲張志新堅持《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觀點（本人也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而是因爲《一份血寫的報告》有意遺漏的，張志新用謾罵的語言“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因此觸犯了《公安工作六條》，這才是判張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當時對張志新的判決是否有效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第十二條規定：“……本法實施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做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爲什麽當年判處張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願給張志新“平反”；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爲什麽三十多年過去了，據我們所知，當年參與判處張志新死刑的至少幾十個人，卻沒有發現一個人出來表示“忏悔”。
所以，我們認爲《一份血寫的報告》不是一份認真、嚴肅的按照時間順序、邏輯過程、因果關系、事實真相形成的“案情報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藝作品”。
誰該對“張志新案”負責
在陳禹山們的筆下，“張志新是被冤殺的”，而“冤殺張志新”的，則是毛澤東主席的侄子，毛澤民烈士的兒子，當時遼甯省委的副書記毛遠新。三十年來，這種“說法”經過“傳媒”傳來傳去，似乎已成爲真實的曆史。
然而，這恰恰是被歪曲的曆史。三十年了，應該将曆史的真相還原了。
關于誰該對“張志新案”負責，陳禹山們1979年6月5日在《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寫了五段話：
第一段話： “她，叫張志新，是中共遼甯省委宣傳部幹事，因爲堅持真理，被林彪‘四人幫’及其在遼甯的死黨一夥投入監獄。”
第二段話：“‘四人幫’在遼甯的那個死黨，看了這份材料暴跳如雷，吼叫‘這樣的人得整起來’！”
第三段話：“審訊就這樣結束了。面對這樣一位‘犯人’，林彪‘四人幫’便祭起他們那套法西斯‘法寶’來。他們給張志新同時加上腳鐐手铐，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折磨她……。”
第四段話：“1970年8月24日，張志新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被拉到公判處決大會上陪鬥，并被用海綿堵住嘴巴，同兩個要被處決的犯人一起綁赴刑場陪斬。”
第五段話： “盡管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張志新毫不動搖，堅持真理，堅持鬥争。‘四人幫’在遼甯的那個死黨咬牙切齒地說：‘判無期（徒刑）以後一直相當反動，看來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間還這麽嚣張，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
經過了解，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說，前四段話所涉及的事情（均發生在1975年2月26日前）與毛遠新完全無關。因爲毛遠新最初知道“張志新案”的時間是在1975年2月26日遼甯省委常委會議聽取、研究“張志新案”時。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審理“毛遠新案”時，當時有關部門指定給毛遠新的辯護律師張海妮曾經明确辯稱，1975年2月26日前毛遠新根本不知道有“張志新案”。正直的張海妮律師是公正的，因爲她知道，1970年6月前，遼甯省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研究“張志新案”時，毛遠新因車禍受傷而未參加會，因此不知道有 “張志新案”；因爲她知道，按照當時的死刑報批程序，隻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會上報遼甯省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罰，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關部門按照當時的法律辦理，無須報遼甯省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批準。
既然前四段話所涉及的事情與毛遠新無關，請問陳禹山們，前四段話所指具體是誰？請陳禹山們本着對曆史，對人民負責的态度逐條認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們可以認爲陳禹山們編造事實，并故意用模糊的表達方式，實現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話，這段話根據陳禹山後來的講法，實際所指是毛遠新，這段話根據我們的認真了解，發生時間在1975年2月26日遼甯省委常委會議研究“張志新案”時，而這段話的内容則完全是陳禹山們編造、拼接起來的，根本不是毛遠新所說。其中有當時遼甯省委的副書記毛遠新所說的話，也有根本不是毛遠新所說的話，其中特别關鍵的“以後一直相當反動，看來是死心塌地”，“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這些話就根本不是毛遠新所說。事實是，當時毛遠新除了對省高院改判張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僅說了一句話：“判了無期還這樣嚣張”。——這一切已被當日常委會議的現場情況、原始記錄、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審理“毛遠新案”時的相關情況定格在曆史中。
《光明日報》1979年7月17日刊載《人民的法律爲何保護不了張志新同志》，作者馬榮傑。該文說：“‘四人幫’在遼甯的那個死黨下令判處張志新死刑，不許上訴，立即執行。”
這段話，要請馬榮傑先生明說究竟是誰“下令判處張志新死刑，不許上訴，立即執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馬先生拿不出證據，無法自圓其說。
《南方周末》1998年6月7日刊載《張志新案還有秘密》，作者朱建國根據1998年7月21日采訪陳禹山的錄音，在該文中說：“張志新……後來因爲堅決不認罪，堅持認爲不僅林彪、‘四人幫’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錯誤’，于是在毛遠新主持的遼甯省革委常委會上，由無期徒刑改爲死刑。毛遠新說：判了無期徒刑還這樣嚣張，殺！……”
這段話也爲陳禹山所言，但與上述第五段話就有明顯不同，這兩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話。再有，明明開的是遼甯省委常委會議研究“張志新案”，怎麽又變成了遼甯省革委常委會了。況且，遼甯省革委常委會從未研究過張志新案，毛遠新從未主持過遼甯省革委常委會研究過“ 張志新案”。就是1975年2月26日遼甯省委常委會研究“張志新案”的那一次會議，也是由黃歐東書記主持，毛遠新作爲副書記，根本“不夠資格”主持這次會議。對于這樣人命關天的重大責任問題，怎麽能信口胡說呢！
鳳凰衛視“口述曆史”欄目2008年2月采訪任仲夷當年的秘書張嶽琦，張嶽琦談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遼甯省委工作時克服阻力平反張志新案。張嶽琦特别談到殺張志新的是毛遠新。鳳凰衛視将張嶽琦的原話打出字幕“後來毛遠新批示說殺了算了。”
這段話要請張嶽琦先生說明，毛遠新在什麽時間，什麽地方“批示說殺了算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毛遠新從未批示過這樣的話，張先生也拿不出證據，也無法自圓其說。
“曆史風雲網”載《曆史解密：張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一文，作者陳少京記下了陳禹山采訪手記中的一段話：“3月9日，遼甯省委召開了常委會，專門聽取了對張志新案件的複查彙報，這次會議确定，省委要做決定，發文，召開平反昭雪大會和追悼會，……在會上，任仲夷最後說，張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慘的。……她最後死在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毛遠新的屠刀之下。”
任仲夷已去世，但任的話也是“欲加之罪”。
那末，究竟誰該對“張志新案”負責呢？
我們認爲應該對“張志新案”負責的是一個組織系統（這裏不涉及“張志新案”處理的對錯問題）：
⒈張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遼甯盤錦“省五七幹校”。12月張被同幹校的女幹部告發“現行”問題，被送到幹校沒有行動自由的“學習班”。此間張的“ 婚外情”問題被大字報揭發。此後張口頭、書面發表了一系列的言論，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張寫下遺書，被發現後嚴加監管。此後，張繼續口頭、書面多次發表“現行”言論，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張志新被逮捕。
⒉1970年5月張志新被第一次判處死刑。這次死刑報到遼甯省黨的核心領導小組（1970年6月前），當時遼甯省的最高負責人陳錫聯發話：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爲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遼甯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張志新無期徒刑。
⒊1974年至1975年初，沈陽大北監獄将張志新作爲從嚴處理的典型（因張新的“現行”言行）上報至沈陽市大東區法院，沈陽市大東區法院又将張案上報至沈陽市法院，沈陽市法院建議改判張志新死刑上報至沈陽市委常委會議研究，沈陽市法院院長張鐵漢在沈陽市委常委會上彙報了張志新案，沈陽市委常委會同意改判張志新死刑，市委副書記宋光代表市委簽字确認，張案又上報至遼甯省高級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長陳一光代表省高院簽字同意改判張志新死刑。
⒋1975年2月26日遼甯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遼甯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張志新死刑的報告，黃歐東主持了會議。黃歐東當時是排列在曾紹山之後的遼甯省委書記。當時曾紹山因事未主持這次常委會議。這次省委常委會議共研究了省高院上報的十幾個死刑判決建議，“張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體常委一緻同意省高院改判張志新死刑的建議。最後是由主持人黃歐東代表省委常委簽字确認同意遼甯省高院改判張志新死刑的建議。這次省委常委會議後，按照當時的“法律程序”以遼甯省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将“張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報給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這裏，必須說明，遼甯省委常委會議對省高院的死刑判決建議隻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權力，并無判死刑的權力。
⒌最高人民法院經過一個多月的認真複審，最後于1975年4月3日以江華院長的名義，核準了張志新的死刑。
⒍毛遠新是當時遼甯省委的副書記，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參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會議，也同意改判張志新死刑，因此，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公正的說，在當時參加會議的省委常委中，毛遠新應在黃歐東之後承擔責任。這是因爲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但不兼任遼甯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遼甯到北京參加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的是陳錫聯、曾紹山、毛遠新。會後，周恩來總理明确指出，在陳錫聯調離後由曾紹山臨時代遼甯省委第一書記，由毛遠新臨時主持遼甯省委的日常工作。周總理還說，這個事情要經過政治局讨論報毛主席批準後才能決定。但周總理的這個指示以後一直沒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當時遼甯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紹山代理第一書記，黃歐東其次，李伯秋第三，楊春圃第四，毛遠新是副書記位居第五位。按照黨内慣例，凡事以文件爲準。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會議，在曾紹山因事不在時，是由黃歐東主持。若黃歐東不在，則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當時作爲省委副書記的毛遠新“距離”主持遼甯省委常委會還“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遠新是周恩來總理口頭指定臨時負責遼甯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參加遼甯省委會議的常委中，毛遠新應在黃歐東之後承擔相應的責任。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審理“毛遠新案”時，張海妮律師曾針對起訴書中提出的毛遠新應對“張志新案”負“主要責任”，明确表示“張志新案”是“集體決定”，最後法庭改爲毛遠新應承擔“重要責任”。我們認爲張海妮律師所言，是有道理的。
關于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問題”
關于張志新在1975年4月4日執行死刑前被割斷喉管的說法，是整個“張志新案”中最駭人聽聞的情節，也是讓無數善良的人們最爲震驚、最爲憤慨、最無法容忍、感情上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殘酷行爲。
關于“張志新被割斷喉管”，陳禹山們在1979年6月5日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中沒有明說：“第二天臨刑前，張志新被秘密地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接着來了幾個人，把她按到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然後拉到全監獄犯人面前宣判。黨的好女兒張志新臉不變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視。”
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中央樂團張志勤《姐姐，我爲你訴說》文，文中訴說：“1979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處死刑……。淩晨，姐姐被秘密帶到一個辦公室，來了四條大漢，把姐姐按倒在地，頭下墊一塊磚，慘絕人寰地割斷了她的喉管……。”
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報》發表北京師範學院政治教育系教師、共産黨員許俊基《伸張正義 維護法紀》文， 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郭羅基《誰之罪》文， 1979年7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陳禹山《走向永生的足迹》文，上述三篇文章均說張志新被割斷了氣管或喉管。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爲真理而鬥争——優秀共産黨員張志新的英雄事迹》，該文編者按：“下面這個材料是根據張志新烈士獄中的難友和當時的管教人員提供的情況整理的，是對本報6月5日刊載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一文的進一步補充……。”該文記述：“據管教人員回憶……接着，就把張志新押解到四大隊二樓一間辦公室割她的氣管……，但是，張志新站了起來，仍然昂首挺胸……”。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發表朱建國《張志新冤案還有秘密》文，該文根據1998年7月21日采訪陳禹山的錄音寫道：“當年陳禹山在采訪時發現，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甯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甯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來的。有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習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爲影響極壞，割喉管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甯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該段文字的小标題爲“張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關于“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問題，以上引用了報紙上正式發表的七篇文章中的相關描寫。
首先，經過調查了解，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曆史的事實是毛遠新從未同意過“對行刑犯人割喉管”也從來沒有任何人向毛遠新請示過“對行刑犯人割喉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審理“毛遠新案”的過程中，所謂毛遠新“同意”、“指使”、“批準”對張志新“割喉管”的事情，從未作爲一個審訊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爲這件事與毛遠新無關。
但是，張志新是否“被割斷喉管”呢？
⒈以上引用的七篇文章中，張志勤文、許俊基文、郭羅基文、 陳禹山文四篇文章均明确說張志新被割斷喉管”，使用的詞均爲“割斷”。
對此，我們反複找知情人進行了認真的了解。答複非常明确，所謂“割斷張志新喉管”或“割斷張志新氣管”的說法都不是事實。事實是，當時爲防止張志新呼喊反動口号，經沈陽市法院院長張鐵漢的決定，在宣判死刑大會前，由沈陽市公安局衛生所的醫生對張志新做了割破聲帶的手術。（經了解，此種手術，對其他死刑犯也曾做過）
張志新從未被割斷氣管或喉管，實際上被《光明日報》自己發表的文章所證實。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爲真理而鬥争—優秀共産黨員張志新的英雄事迹》，該文編者按：“下面這個材料是根據張志新烈士獄中的難友和當時的管教人員提供的情況整理的，是對本報 6月5日刊載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一文的進一步的補充……”。該文記述：“據一位難友回憶，大會宣布把犯人押上來，張志新戴着手铐腳鐐，身上綁着繩子，胸前濕了一大片，沒有人押着，仍然昂首挺胸，邁着堅定的步伐”。——請注意，該難友沒有看見張志新被割斷了氣管或喉管，也沒有看見胸前的“血”濕了一大片。
該文記述：“據管教人員回憶，……張志新跳下刑車，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莊重地向行刑地點走去。”“到了行刑地點，張志新仍然昂首挺胸，凝視遠方，俨如冬梅傲雪，酷似秋菊淩霜……”。——請注意，管教人員也沒看見張志新被割斷了氣管或喉管。
其實，人們依靠常識，也可以判斷出，一個被割斷氣管或喉管的人很快就會死亡，不可能參加宣判大會、上車押赴刑場、下車走到行刑地點。
⒉陳禹山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說：“1975年4月4日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倒在地上割斷了氣管，她呼喊、掙紮，她痛苦至極，咬斷舌頭”。請問，“割斷了氣管”如何“呼喊”？
⒊以上引用的第一、二篇文章中共有三處使用“秘密”的描寫。一處說張志新“被秘密加處死刑”，另外兩處說“張志新被秘密地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在那裏“割斷了她的喉管”。
張志新被“加處死刑”，經層層法院報批，經省委常委會議研究，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經監獄全體犯人大會宣判，經大佈告張貼，何來“秘密 ”。
“張志新被割斷喉管”，又有“意旨”，又有“同意”，何須“秘密”？
“張志新被割斷喉管”，“拉到全監獄犯人面前宣判”，何來“秘密”？
但陳禹山們爲什麽非要“秘密”呢？因爲這個假話說的太大了。陳禹山們要留退路。如果有人堅決不相信，“張志新被割斷喉管”，一定要找出“執行人”、“證明人”，對不起，因爲是“秘密”執行的，所以找不到人。如果有人要将這個“罪惡”落到實處，也一定要找出“執行人”、“證明人”，還是對不起，因爲是“秘密”執行的，所以還是找不到人。
寫到這裏，1979年有關“張志新案”的一個情況是不能遺忘的。
1979年，從6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陳禹山的《一份血寫的報告》開始到9月12日《光明日報》發表《論張志新這個典型的時代意義》止，三個多月的時間裏，以《光明日報》爲中心的許多報刊将“張志新案”的宣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無數善良的人們，熱血沸騰，群情激昂，強烈要求追查嚴懲割斷張志新喉管的兇手。直至發出了 “‘誰之罪’的全民天問”。在一切進行的“如火如荼”時，突然之間“張志新案”的宣傳停止了。這是爲什麽？難道怕否定“毛澤東時代”，怕否定毛澤東本人嗎？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非毛化運動”何時停止過，連“毛澤東餓死了三千萬人”這樣的天大謠言都敢造，而且至今還未停止，怎麽可能是怕否定“毛澤東時代”，怕否定毛澤東本人呢？這樣就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張志新案”的“故事”宣傳的太離奇了，群衆要求追查嚴懲割斷張志新喉管、殺害張志新的兇手這個要求其勢洶洶，已經無法落實，無法交代了。所以隻能“奉命”停止了。但是，無數善良的人們的正當要求怎麽回答呢？于是，就有了1979年9 月12日《光明日報》發表的《論張志新這個典型的時代意義》文。該文說：“殺害張志新的儈子手當然是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像張志新這樣的冤案，我們一般的不主張追究兇手、追查個人責任。因爲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麽多的冤案的罪責不應當由那些有關的人來負。而應當由林彪‘四人幫’和他們制造的現代迷信來負”。——然而，這樣的解釋能令人信服嗎？
“文化大革命”後，除“兩案”（“林彪案”、“王張江姚案”）外，法院還判決了很多“造反派”、“三種人”。所以“張志新案”的“有關”責任人未被處理，不是“不主張追究兇手，追查個人責任”，而是找不到割斷張志新喉管的責任人。而找不到責任人，又是因爲沒有“割斷張志新喉管”這件事。
如果陳禹山們堅持說“張志新被割斷喉管”确有其事，那就請陳禹山們将“割斷張志新喉管”的相關人員，包括“提議人”、“請示人”、“批準人”、“執行人”、“證明人”等全部揭露出來。同時包括那三十多例被割喉管人的相關情況也全部揭露出來。
中國有句老話：謊話說不圓，行家們的經驗之談是謊話的内容越豐富，細節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将割破聲帶的手術有意歪曲，編造成聳人聽聞的血淋淋的“割斷喉管”，連同本文上述憑空編造“殺了算了”，并将這兩個責任栽贓陷害大造輿論，強加在毛遠新的頭上。而毛遠新又是毛澤民烈士的兒子，毛澤東撫育長大的親侄兒。連毛主席的親人，連毛主席本人都敢誣陷，在中國誰不在他們誣陷的恐怖之中！？
張志新刑前是否被逼瘋
1998年8月7 日，《南方周末》發表朱建國《張志新案還有秘密》一文。朱建國根據1998年7月21日采訪陳禹山的錄音在該文中說：“張志新開始和其他犯人合關在可以有地鋪睡覺的普通牢房裏，後來因爲堅決不認罪……，于是被改押在隻能一人坐的‘小号’裏。經過多日的‘小号折磨’，張終被逼瘋……在床上大小便。”（請注意，“隻能一人坐的‘小号’裏”怎麽能“在床上大小便”）。該段的小标題爲“張志新刑前已被逼瘋。”
然而，同是這個陳禹山在1979年6 月5日發表的《一份血寫的報告》中寫道：“1975年4月3日，張志新被加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天下午6時，辦案人員到監獄向張志新宣讀死刑判決書。張志新鎮靜如常。……我的觀點不變！’第二天臨刑前，張志新被秘密地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辦公室……，然後拉到全監獄犯人面前宣判。黨的好女兒張志新臉不變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視…… ”。
還是這個陳禹山，在1979年7月11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走向永生的足迹》中說：“臨刑前，在沈陽東陵區大窪刑場上，她昂首挺胸、怒目蒼天、視死如歸、穩步向前……”。
所以，陳禹山們又說張志新沒有瘋，而且是昂首挺胸、視死如歸。
陳禹山們一會兒說張志新瘋了，一會兒又說張志新沒有瘋。這是怎麽回事？
關于張志新死刑前的精神狀态，據知情者說，張志新得知她将被判死刑，曾寫了一個條，大意是：“我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請求痛改前非，争取從寬處理”。張志新的要求報到某某（暫不點名）處，某某說，省委常委已經研究過了，變不了。
寫給幾位作者
文章寫到這裏，我想對本文引用的幾篇文章的作者張志勤、許俊基、郭羅基、朱建國、張嶽琦、陳少京等說幾句心裏話。我估計，各位很可能并不真正掌握“張志新案”的真實情況，可能不自覺的成爲了“傳聲筒”，将不是事實的内容寫在了你們的文章中，或說在“專欄”的節目中。各位很可能也是“受騙者”，像我自己過去一樣，。我在文章中請各位回答的問題，估計各位很難回答。我的目的在于說明真相，揭露騙局，并不想爲難各位，請理解。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如果各位意識到自己已經不自覺的成爲了被利用的對象，本人建議各位堅決的與陳禹山們劃清界限，回到實事求是的立場上來。本人向各位緻禮！
寫在結尾的話
我們在調查了解“張志新案”的過程中，翻看查閱了大量的文字資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牽扯到毛遠新的議論、說法和傳言。深切地感到高調“宣傳張志新案”的主要政治目标并不是林彪、“王張江姚”,也不是當時年僅三十多歲深得毛澤東喜愛和信任的侄子毛遠新，而是通過林彪、“王張江姚”和毛遠新的“傳遞”，将目标最終鎖定在“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本人的身上。而這一切都是在不言之中的。當然，暗示也是明顯的。比如“誰之罪的全民天問”，比如“一定要譴責、懲罰真正的曆史罪人”，比如朱建國的《張志新冤案還有秘密》的文字“……割斷喉管’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甯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
近年來有關“張志新案”的真相已有一些披露，比如張志新與原在東北的某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殊關系，比如張志新一些言論的來源，比如張志新的婚姻狀況，比如張志新多次惡毒攻擊毛主席是自我毀滅的說法，比如張志新在獄中的表現……等等。在遼甯，在沈陽還有很多人了解張志新，也了解“張志新案”。總之，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永遠被遮蔽的。
客觀的說，“張志新案”在那個年代（1969～1975）是一個正常處理的案件，然而到了1979年卻被别有用心的人 挖掘了出來，歪曲、篡改、編造，改寫成否定“毛澤東時代”，否定“毛澤東”的“陰謀史學”故事。“張志新案”成爲了他們抹黑毛澤東時代的工具。
近幾年來，我參與揭穿的“陰謀史學”故事至少有兩件。一件是所謂“田家英死亡真相”的故事。該故事編造、暗示田家英是被毛澤東派人秘密殺掉的，根本不是自殺。黃紀蘇2006年在香港《鳳凰周刊》上寫文章揭穿了這個謊言，并創造了“陰謀史學”這個概念。第二件是所謂“鄧穎超日記”。編造者們憑空編造所謂“ 鄧穎超日記”，其内容是用編造的故事诋毀毛澤東，編造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矛盾。
三十年來，“陰謀史學”大行其道，單單針對毛澤東的“陰謀史學”故事，就已經從建國後擴展到了建國前，幾乎涵蓋所有的曆史時期。當然，“陰謀史學”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等關鍵問題上。多少僞造的曆史、歪曲的曆史卻以真實曆史的面目出現，欺騙了很多的人。
我深信，今天“非議”毛澤東的絕大多數人是被惡意編造和歪曲的曆史所誤導、所欺騙的，隻有極少數人是因爲偏見，自覺的“非議”毛澤東的。
我強烈的感覺到。在“陰謀史學”的故事背後，是尖銳的階級對立。是立場、感情、世界觀、人生觀的尖銳對立。
我堅信：
曆史在前行，曆史的真相終歸會大白于天下的。
對曆史真相的深入發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一個新的曆史時代的到來是不可阻擋的！ 毛远新双手沾满张志新烈士的鲜血
(北京时间2009年6月08日 转载)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之子。即使是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也难以相信：一个烈士之子长大后会成为下令杀害同党另一个烈士的刽子手。
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他的父亲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出狱后带着毛远新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四岁多。毛泽东对毛远新格外钟爱。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毛泽东当即让毛远新到育英小学读书，和李讷同在一个学校。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对毛远新的栽培用心良苦。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又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毛远新又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头头。依仗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1968年5月，年仅27岁的毛远新就当上了辽宁省革委会主任。不久，他又被提升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１９７５年９月27日，毛远新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活动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窜升起来的，在思想上很自然地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致。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那是要他全力协助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志，把文革搞到底。
毛远新自从被委任为联络员之后，非常跋扈，不仅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忍气吞声，连一贯横行无忌的王洪文都大为不满，他向张春桥等人表示：“他（毛远新）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我怎么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呢，我当年在工总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张春桥竟然三缄其口，不敢表态。由此可见，就是在四人帮的阵营中，毛远新也是树敌颇多。这位被毛泽东生前多次夸奖的联络员即使不被华国锋等人抓捕，他最后的政治结局也未必是善终。
毛远新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更是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尽力设置障碍，时时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特别是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远新的话对推动倒邓起了很大作用。1976年4月 “四五事件”出来之后，毛远新、陈锡联指挥辽宁，一次逮捕群众680 多人，而整个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总人数也不过是2145人，其中辽宁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于叶剑英说：“天安门还是在北京吧？”毛泽东死后，江青要求政治局考虑毛远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和政治局列席会议的资格，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回击了江青。此前，华国锋不管是在谁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对抗来自江青的意见，更不要说是针对联络员毛远新了。
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毛远新与“四人帮”同时被捕，后被判处17年徒刑。
1993年10月刑满释放后，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
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养老金，并享受
烈属待遇。如今，已六十多岁的毛远新与妻子、女儿在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毛远新短短的政治生涯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辽宁任职期间，直接指挥了对张志新烈士的迫害与虐杀。
1969年9月18 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时年38岁。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 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振忠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能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高副处长执行不力，決定換人，換上了周××。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哪有什么法律可言。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 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 “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 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经几年监狱折磨成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中共极左 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張志新因此被認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向辽宁省革委提出了死刑报告，拟判处死刑，立即執行。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毛遠新、魏××、蘇×等17人（毛遠新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会议由毛远新主持，他最后拍板说：“判了无期 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一个年轻生命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这份会议记录可以在辽宁省档案馆中查到。
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是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监方怕她死前呼喊“反动口号”，行刑前在狱中惨无人道地强行割断了她的喉管。
毛遠新一锤定音，张志新就这样惨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看到捧毛族们至今还在为这个双手沾满张志新烈士鲜血的人脸上贴金，人们不禁要问：天理何在！？/博讯 从同学聚会看国人对于政治的态度作者: 东方邪 中国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 说到能忍,非常能忍,说到爆发.爆发的也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是个对政治不理性的民族. 所以,我们有世界历史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而且, 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灵活性也很了得, 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世界上要灭绝的话,最后灭绝的,一定是中国人.
举个例子说, 评论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 有句话叫 "元杀汉, 留一半", 也就是说, 成吉思汗那帮野兽,把汉人的半数以上给灭绝了. 据说还要杀光中原五大姓氏,后来为耶律楚材所劝阻. 但是另外,元末大起义时, 汉杀元,全杀完. 进入中原腹地的那些蒙古老爷们,甚至包括色目人,估计都让汉人杀绝了. 了解了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和爆发, 对于了解今天国人的心态.大有帮助. 我对中国其实也有乐观的一面. 基于对人性的了解, 也基于陈胜吴广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
一般而言, 普通人, 即使对政治有看法,其实也是生存更重要. 明白是一回事,行为是另外一回事. 和初中同学聚会时, 我竟然没有想到, 即使是做普通工人的同学中, 也有那么激烈反共的人. 几乎三句话不忘骂共产党. 我回国聚会, 身份多少有点尴尬和不一样了, 在他们眼里属于老外了. 何况,谈政治,说情绪的话没有用,我即使谈,也无从说起. 听他说的时候,大家也就宽容的一笑.在国内任何朋友私下聚会的场合,你骂共产党,都不会有人反驳你,即使是共产党的高官在场.但是公开场合和网上,则是另外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党这个东西, 私下里不会有人为他辩护. 谁爱骂谁骂.
大多数的场合,是不谈政治的. 比如高中同学聚会,大学同学聚会. 但是研究生的同学当中,就比较有意思. 我有一个同学在政府做高官的,小范围同学聚会期间, 他倒是不无忧虑的说,共产党真的是要完了. 其他的同学,倒是很认真的听. 我这个人,私下场合,很少谈个人的政治观点, 因为说共产党黑暗,共产党完了之类的话,似乎太简单.
本科时的系友.考到北京的非常多,这个既属于校友圈子,也属于老乡圈子. 学历都不低, 最低的也是研究生吧. 有在中南海里面上班的,也有当年参加过高自联,现在当了大款的. 这些老乡,我都很熟.大家职业不一样,或许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不妨碍大家彼此的友谊.这倒是很有趣,很人性化. 这个朋友圈子里,都知道我的观点和行为曾经比较激进. 不过,我在劝酒的时候,半认真半调侃地说, 嗯,感谢共产党,给我们挣钱的机会.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聊政治, 我就这么一搅和,那个当年参加过高自联的校友说,嗨,这个可不象你啊.我哈哈大笑,说,我是真心的啊.
国人其实是很有趣的. 基本上不谈政治,那些在机关做官或有权的,要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帮助同学或者亲戚挣钱就业, 要么就优哉游哉的享受生活. 一个在垄断行业系统做官的的同学,年薪是20多万人民币. 我们两个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慢悠悠的摸着自己的大肚皮说, 我们同事都说,要多活几年,一年就是二十万呢. 我大笑. 另外一个同学,在共党喉舌机关,是不小的官, 我们两个关系一直很铁. 他聊到他到地方挂职当副市长的经历时说, 有一次, 他在一个酒场, 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不醉,结果是在整个城市的官僚系统,马上传为美谈.
我的所有这些同学, 基本上都和我是同时代的人,本科校友中有比我高几届的.当年, 也都曾是轰轰烈烈的参加过游行,反过官倒和腐败. 现在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也都明白中国的现实. 这倒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例证. 说话没用,利益和生存优先.但是也没有一个是纯粹真心的党的热爱者. 这个我敢肯定. 我要是想骂共产党,在任何一个聚会场合,大家也就宽容的一笑.
但是, 另外一方面, 中国万一将来真的有什么象八九年一样的群众运动,我同样敢说, 即使这帮得志,也受益于共产党政策的家伙们, 也鲜有人会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卖命. 这反应了我们民族,我们中国人实际的一面. 党是颗大树, 倒不倒先不管. 先享受再说.
倒是我那个身在政府, 忧虑共产党未来的同学, 他的话,倒令我印象深刻. 其他的. 我可以保证,无论他们多么顺风顺水. 我如果当面骂共产党不好的话,这帮家伙, 不会有一个反驳的,更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影响彼此的交情.
活在当下,享受生活,倒这是中国目前很多混的不错的人的想法. 没有人过多的谈主义,谈国家的未来.似乎这是个不相干的事. 这个算不算犬儒主义呢. 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比那些抛头露面的御用文人专家,象含泪劝告的大师, 象做鬼也幸福的诗人, 人格上要好一点. 写到最后了,真的觉得,在中国, 可不能轻易做大师和文人. 古人讲, 十丐九儒. 我倒觉得, 目前的中国,丐比儒更有品些吧. 文人没有了脊梁,大概就属于软体动物类了.不属于灵长类, 不属于两栖类,甚是算不上爬行类吧. /倍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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