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來稿︰1989年由學生運動引發的大規模街頭抗爭和六四悲劇的發生到今年已是二十周年。跟往年一樣，臨近六四前夕，各方人士又從不同的角度開始討論二十年前那場街頭抗爭的意義和缺失。但是，跟往年一樣，絕大部份的文章仍然集中在政府開槍鎮壓是否有法律依據和廣場上的學生是否具有理性這兩個基本問題上。在筆者看來，這純粹是兩個無意義的命題。事發二十年後還集中在這兩個幼稚的問題上，對今天的中國社會發展毫無意義。

從對政府一方的評判看，到了六四前夕，軍事戒嚴的命令在頒布兩個星期後無法執行，中央政府的公權力已經處于一種危機之中。當時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事實上已經不知所措而處于一種對中央政府的觀望狀態。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果斷措施而強行恢復秩序，中國政府將會因社會失控而崩潰，全國將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中國政府在六月四日所采取的行動是任何一個不願意自我崩潰的政府都會采取的。開槍本來就是軍事戒嚴的應有之義，世界各國都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六四是否應該開槍是沒有意義的。

從學生一方來看，所有批評廣場上的學生缺乏理性，學生領袖無法控制普通學生的說法也是毫無意義。發生在1989年的街頭抗爭運動從割據天安門廣場開始就已經成為一種突破了現有法律的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在本質上是受口號和激情驅馳，而不是听從于理性的意見。無論是誰發動的群眾運動都具有失控的特點。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提供很好的例證。由于群眾運動本身具有的非理性特點，討論學生有沒有理性，學生領袖有沒有權威也是毫無意義的。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宏觀發展視野看，討論這場二十年前悲劇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一場學生的街頭示威游行最後會釀成流血悲劇？為什麼中國政府會讓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場悲劇中，誰應該負政治上的責任？弄清這些問題，才能在將來避免類似悲劇的發生。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二十年前的悲劇，有兩個人應該對這場悲劇負主要責任。這兩個人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趙紫陽。前者優柔寡斷，坐失迅速控制事態的時機。後者個人利益燻心，希望通過體制外的力量來保住自己的權力。前者是一個對事態的判斷問題，後者是一個道德品質問題。

作為一個政治家，鄧小平應該是有政治經驗的。從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看，鄧小平還是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意識到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政治風暴。但是，鄧小平對改革十年後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卻認識不清，而對如何對應改革帶來的社會沖突並無細致的想法和措施。用軍隊來解決社會動蕩是他的一個基本思想。在此之前，鄧小平在談到所謂自由化問題時，不止一次地談到中國共產黨還有幾百萬軍隊，也不止一次地談到軍事戒嚴。這反映出鄧小平在治國上的一個重大缺陷，這就是過于輕率和粗疏。國家機器對社會的統治主要不是靠軍隊，而是靠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執法機構。

鄧小平的這個思路反映出他本人對共產黨的統治方式比他同時代的領導人如陳雲等要差很多。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國家來看，軍隊鎮壓從來不是共產黨壓制反對意見的特長。相比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極少運用軍警力量鎮壓民眾，而軍警鎮壓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倒是家常便飯。從社會結構上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主要是靠組織控制和輿論宣傳。從1949年到1979年，除了文革末期因黨組織渙散在1976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外，中國在幾十年間極少發生用軍警進行社會鎮壓的事件。

也許是鄧小平自恃有軍隊可以進行鎮壓的思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曾多次談到軍事戒嚴可以解決問題，但卻很少從組織上和政府職能上去建立防止社會沖突的有效機制。當學生在1989年四月下旬走上街頭抗爭後，鄧小平實際上一直在觀望和軍事戒嚴之間徘徊，而沒有采取果斷措施，結果坐失了不流血解決問題的時間和機會。如果鄧小平在學生沖擊中南海或佔據天安門廣場的二十四小時內通過北京市的軍警力量采取果斷的強硬措施，後來也就不會發生開槍和流血事件。結果，鄧小平的優柔寡斷和觀望心態導致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態發展到不可和平解決的地步。當鄧小平5月17日在家里跟其他元老一起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時，在時間上已經太晚了，民眾的燎原之火已經是發展到不開槍就不能平息的程度。

如果說鄧小平在1989年表現出來的是判斷失誤和錯失解決問題的時機，那麼趙紫陽則是有意利用學生運動來保住自己在共產黨內的權力和地位。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一開始就把自己權力地位的得失看得比學生運動本身的訴求和這場運動的結果更重要。1989年中國政府和學生的對峙在很多國家都有類似情況發生，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降低雙方對峙的敵意，如何平和地解決問題。但是趙紫陽卻有意把一場單純的學生運動和黨內斗爭攪和在一起，故意把他在黨內和其他人的矛盾公開化。結果從五月中旬起，廣場上的學生和中共黨內的總書記成了一條戰線。而趙紫陽的一些智囊們也紛紛介入其中。學生們天真地以為有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的支持，廣場運動將會改寫中國歷史，而沒有意識到趙紫陽已經把學生們綁上了黨內斗爭的戰車。

有人說，趙紫陽在1989年是為了保護學生而不惜辭掉總書記的職務，怎麼談得上是要利用學生來保自己的烏紗帽呢？這不是對趙紫陽的污蔑嗎？當然，如果只看趙紫陽本人和他的智囊們的說辭，這種說法似乎是有理。可惜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推敲。

到了1989年5月中旬，怎樣才算是保護學生？當時的危險形勢連柴玲這麼年輕的學生都知道，在廣場呆下去的結果一定是流血。趙紫陽作為一個在共產黨內工作了幾十年的政治家，在廣東土改中殺了不少人的革命家，不可能不知道學生在廣場繼續割據下去的危險後果。如果真正為了保護學生的年輕生命，所能做的就是讓學生撤離廣場。但是，趙紫陽五月中旬在公眾面前表露出來的信息則完全是在鼓勵學生繼續割據廣場。這個鼓勵就是有意地把中共黨內的分歧和斗爭暴露在公眾面前。在一場群眾和政府的對峙中，政府的任何分裂都將起到鼓舞群眾斗志的作用。無論是趙紫陽在跟戈爾巴喬夫講話時有意透露中國的大政方針是由鄧小平負責，還是他本人在廣場上有意表露出同情學生但又無能為力的樣子，在客觀上都起著鼓勵學生繼續留在廣場的作用。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明白，當年青單純的學生們看到同情學生運動的總書記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還不會熱血沸騰地留在廣場斗爭嗎？從事了幾十年政治斗爭的趙紫陽難道會不懂得這個道理？在趙紫陽心中，北京的街頭抗爭運動已經成了他保住權力的最後一個力量。趙紫陽自己很清楚，無論他辭職還是不辭職，只要學生堅守在廣場而政府退讓，他都將成為中共黨內真正的權力中心。趙紫陽把他的政治賭博押到了學生身上。

二十年後當我們再來看中國政府對街頭抗爭運動的處理方式，鄧小平對共產黨轉型為執政黨後，如何運用現代國家機器處理社會沖突和街頭抗爭缺乏經驗。鄧小平在關鍵的時刻舉棋不定，坐失解決問題的機會。而趙紫陽把個人權力和黨內斗爭中的個人恩怨置于國家利益和學生生命之上更是最大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鄧趙二人對1989年的流血事件都負有政治責任。